刘茂甫教授治学严谨，不耻下问，在向古贤学习的同时，不忘向现代名家请教，其在妇科方面尤为突出，现将其研究整理的三秦妇科名家史略刊载于下。
一、女科学术流派
陕西中医妇科历史悠久。建国前多为“大内科”(内、妇、儿)医师，但实际上还是各有所侧重，长于妇科者其人尚属不少。究其学术思想和临床经验也各有特长。建国后中医妇科医师在学术上比较统一，但由于师承相授，仍有不同见解。其学术观点大体上可分为补益派和调理派。补益派系根据“气为血帅”、“气行血行”的理论，因而认为气虚血亦虚，气滞血亦滞，脾气虚则统摄无权，肾气虚则伤冲任，遵张介宾所提出的月经三本，本于冲任，本于胃气，本于心脾。即所谓“盖冲脉为月经之本，胃为冲脉之本，心脾为生化统摄血脉之本也”的论述，并以徐灵胎“冲任脉皆起于胞中，上循背里，为经脉之海，血之所生，胎之所系”之说，因而认为临床常有气虚经水先期，血虚经水后期，血寒痛经、脾虚带下，肾虚不孕等症，故治疗主张健脾胃、补心肾，常用健脾宁心，行气养血、滋肾益阴以调冲任之法，如穆少卿、李继邺、朱鹏、张鹏举、傅仙坊、陆纪鹤等医家。
调理派系根据《素问·阴阳别论》“二阳之病发心脾，有不得隐曲，女子不月”的论述，从而认为妇女月经病的由来在于妇女不得申诉其隐曲而致肝气滞结，气滞则可导致血瘀。同时还认为“肝为血海”、“女子以肝为先天”“肝肾同源”等理论，因而认为临床上常有肝郁经行先期，血滞经行后期，肝肾亏损痛经，肝肾阴虚崩漏，肝经湿热带下，肝肾阴虚不孕等症，故在治疗上主张疏肝理气，活血化瘀，滋肾养肝等法，此学派有宋紫峰、刘芾？、朱有德、韩天佑、徐玉琳、周黎民等。
穆少卿(1900～1967)，名文焕，字粲章，回族，河南商水人。系中州名医旧中央国医馆名誉理事穆良弼之子。自幼随父习医，孜孜以求。初行医于商水、开封一带，后至汉口；1938年定居西安。曾举办国粹中医院和国粹中医学校。曾任西安市中医师公会理事长等职。建国后，先后参加组织了国粹中西医联合诊所、健康联合诊所，并担任西安市中医学会主任、副主任等职。擅长妇科，任西安市中医医院妇科主任。其妇科学术思想从李东垣“补脾”学说和张景岳的“温肾”思想，提出“补其后天，助其先天”的理论，并注重妇女气郁成病。在治疗妇女不孕症、产后水湿病方面颇有疗效。
李继邺，河南汜水县人。幼年就学于河南师范时即喜爱医学，执教开封并兼校医，开封沦陷时随学校来陕，即一面教书，一面诊病，继后即专业医务，擅长中医妇科及儿科，在西安太阳庙门应诊，曾先后担任西安秦岭中医学校妇科教师，西安中医门诊部妇科医师，西安市中医进修班任教务主任，西安市中医业余大学教务主任，陕西中医学院教师。
由于李氏对妇科临床经验丰富，因而他在妇科教学中概念明确，理论联系实际，深受学员欢迎。李氏学术思想多遵沈金鳌之《妇科玉尺》，常仿沈氏治脾虚用六君子汤，肾虚用内金鹿茸丸，心脾两虚用归脾汤等，临床常常获效，传技于张雪珊副主任医师。
朱鹏，浙江省杭州市人。在西安大差市路西开设诊所，擅长妇科，朱氏宗《妇人大全良方》“调养元气，益气补中”之说，对崩漏、带下、阴挺下脱(子宫脱垂)等症，常用补中益气汤加味而获效。遂撰写“中医治愈干血劳之又一证”一文，发表于西安《平民医药周报》(1949年6月3日第三版)。
张鹏举，陕西榆林县人。青年时嗜爱医学，对中药亦颇有研究，曾任榆林县中医师，后又担任榆林地区中医医院院长，曾被选为省中医学会副会长，全国中医学会理事，省中医妇科学会主任委员。张氏擅长妇科，如对子肿认为多系脾虚不运，加以胎阻气机，致清阳不升，浊气不降，水湿内停，选用补中益气汤，常常获效，不孕症宗《圣济总录》之旨，“妇女所以无子，由于冲任不足，肾气虚寒故也”。故常用温经汤、千金种玉汤、加味毓麟珠等。张征曾整理“张鹏举先生主治妊娠常见病的经验”及抗共存整理“张鹏举治疗不孕症的经验”发表于《长城医讯》1982年3～4期。
傅仙坊，在西安市东厅门街3号开设诊所，主治中医妇科病，在抗日战争时期名噪西安。傅氏遵《妇科经伦》之旨，“调经养血莫先于调气”和调气养心与实脾相结合。故他对月经不调的治疗，多以健脾养心辅以调气之品，而常获效，曾撰写“行经期之卫生”(《平民医药周报》1943年12月19日)，“医学常识”陆续发表于西安《平民医药周报》1944年。
陆纪鹤，在西安市开通巷51号开设诊所，主治中医妇科病，在抗战期间与傅仙坊同时著名于西安，陆氏遵景岳之说，对妇科病的治疗主张补脾胃、调冲任效果尚好。
宋紫峰，西安市人。曾在西安市西大街坐堂应诊多年，擅长妇科。宋氏遵《内》、《难》经旨，研究《千金》、丹溪等有关妇科之说，颇有成效，因而对妇科疾病学验俱丰。1948年曾任当时知名中医沈伯超创办的西安市秦岭中医学校妇科教师，著有《妇科学讲义》一书(32开石印本，共270页)，该书为宋氏一生对妇科病的治疗研究总结，很多论点确有独到之处，如他在产后病的治疗一节中说：“产后诸证不可概服补药，恐有瘀血凝滞也，非行血则邪不去。即诸虚证亦须血行其气乃复，但要行之有方，不可过峻……”，因而他对产后用药多为补中寓消、消中寓补，如他对生化汤的评价说：“生化汤因药性功用而得名也。产后血块当消，而新血亦当生也，然专消则新血不生，专生则旧血反滞，芎归桃仁三味，善去旧血，骤生新血，故以黑姜炙草引三味入于肺肝，生血中气，行中有补，且得气则血自流通，恶露自尽，故无后患，实产后之圣药也。”由此可见宋氏对妇科的治疗经验的一斑了。
刘芾？，河南许昌市人。幼年在河南高等师范学习时，在其父的影响下，又寄居开封当时名医朱瀚卿家中，课余即随朱氏研习医学，对仲景学术思想有较深入的研究，1920年毕业于河南国医传习所(学院)，留校任中医内科教师，后又返里执教及应诊，创办彤斋医室。1938年曾先后在汉口、郑州，继之西安行医，擅长内科、妇科，在西安全盛裕、福寿堂坐堂应诊。刘氏遵仲景法，并对《医宗金鉴》、《陈修园医书七十二种》有深入探讨，曾著有《彤斋医科纂要》等书，在内科方面对肝胃疾患有较好疗效，妇科方面对经闭、妊娠恶阻及不孕等证的治疗颇有经验。他对经闭的治疗多主张活血化瘀为主，如他说：“盖妇女经闭一证有血虚者，有寒凝者，有气滞者，有血瘀者，唯血瘀之证最为多见，治宜化瘀通经汤，无不见效者也”。他所创制的化瘀通经汤(桃仁、红花、刘寄奴等)治疗经闭，妇女小腹症块(卵巢囊肿)确有显著效果。
朱有德，陕西镇巴县人。幼年即习医，应诊五十余年，擅长内科、妇科，曾任镇巴县医院副院长，在汉中地区颇有影响。对妇女崩漏证、脏躁证有明显治疗效果，朱氏对崩漏的认识多为瘀血阻络，血不循经则易崩，因而他以归、芍、泽兰、蒲黄、灵脂等活血通络之品，以达引血归源之目的，继以归脾汤健脾益气类以补益气血之剂以善其后，发表有“朱有德老中医治疗产后水血经于血室验案”一文(《陕西中医》1985年第9期)，汉中地区曾编有《朱有德医案》一册。
韩天佑，河北省平县人。1939年在河南洛阳行医，1944年洛阳沦陷后来西安，复转兴平县行医。1949年参加该县县医院工作，1955年调至渭南地区中医进修班任教师，1956年调陕西省中医研究所任主治医师，1959年调陕西中医学院任妇科教师、妇科教研室主任，为该院妇科副教授。曾著有《妇科胎前、产后自疗法》一书，并曾总结“中医中药治疗月经病98例临床分析”等文，创制了归兰丸、乌药片等方药，多为调经养血，芳香化浊之品，效果显著。
徐玉琳，安徽省人。擅长妇科，建国前在西安市甜水井、大有巷开设诊所。建国后组织乐民联合诊所，五十年代后期参加西安市中医医院工作，任妇科医师、妇科主任，对月经不调妊娠恶阻等证的治疗，有较好效果。他根据妇女有余于气、不足于血的生理特点，创制了“坤灵饮”等方，效果显著，曾带有徒弟多人，其中西安市中医医院范守英即为其高徒。范守英曾撰写《先师徐玉琳妇科临床经验》一文，载于西安市中医医院《资料选编》(1985)。
周黎民，河南济源县人。青年时随父学医，1937年来陕西安康定居，1959年于陕西中医学院师资班毕业，后留校任教一年。1960年调回安康地区卫校任中医教研组组长，历任安康地区中医医院副院长，地区中医学会副会长，省中医学会理事，地区政协委员等职。周氏擅长妇科，曾撰写“逍遥散及其临床应用”，“生化汤的临床应用”，“盆腔炎的中医辨证治疗”等文。
二、中医妇科教育
中医妇科学教育，建国前均为师带徒，1948年后西安秦岭中医学校设有中医妇科课程，学制二年，中医妇科为80学时，解放后，60年代初，西安市中医学会主办的中医业余大学有中医妇科专科班，学制半年。此外，陕西中医学院、三原中医学校(后改为渭南中医学校)，宝鸡中医学校，均设有中医妇科课程，1984年7月陕西省中医学会举办的中医妇科进修班，向全省招生，全脱产，学制一年，学员45名。
三、妇科专业发展
建国前，陕西省中医妇科医师多由内科医师兼任，均为个体开业，负担着全省的妇科患者的治疗任务，多为门诊诊治。
建国后，由于党的中医政策的贯彻，许多个体开业的中医师，有的组织了联合诊所或医院，有的被聘请至公立医院工作，中医事业出现了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但是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中医医疗单位倍受挫折，老中医(包括妇科医师)被关入“牛棚”，中医事业受到了严重摧残。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医又开始兴旺起来，全省中医药人员仅1984年同1981年相比，由13622人发展到16447人，妇科医师人数约占医师总人数之1/12或1/13，中医机构由64所增加到81所，其中中医医院由57所增加到75所，中医床位由2394张发展到3006张，其中妇科床位约占220张左右。
在业务人员素质方面，较之建国初期也有明显提高，建国初期中医妇科不论在理论研究或临床总结方面的文章甚少，自1979年陕西省中医学会成立以来，中医妇科在省内外发表文章据不完全统计的约有69篇，从所发表文章来看有理论探讨，有临床总结，临床总结约占半数以上，其中总结50例以上的论文为数不少，从而说明了陕西省中医妇科医师的业务素质有着明显提高。
四、科研学术活动
陕西省中医妇科的科研工作，基本上有三个方面，即文献研究、基础理论研究和临床研究。
文献研究如对汉唐、明清各代中医妇科名家的学术思想探讨，对中医妇科的秘本、绝本的评注，如陕西省中医药研究院苏礼、洪文旭两医师的《法门寺妇科胎前产后良方评注》一书即属此一范畴。
基础理论研究如对天癸、子宫、任冲督带与妇女生理的关系等；临床研究包括妇科常见病治疗规律的探讨，其中不仅有慢性病的治疗研究，也有急性病的观察，例如对宫外孕的治疗观察等。贺升效、刘长天两医师合著的《女科临证集要》一书，约17万多字，已由神木县卫生局及神木中医学会铅印成册，内部发行。
此外，对中药剂型改革的研究也取得一定进展，如陕西省中医药研究院附院甄棣医师所研制的宁坤冲剂治疗妇女放置节育环后，月经量多，经期提前，腰酸，白带多等不良反应，观察296例，总有效率达9575%，并于1985年通过了专家教授的鉴定，投入部分生产。
1979年9月20日陕西省中医学会成立，并成立了中医妇科学会，自此，中医妇科学术报告会不断举行，1982年由省中医妇科学会主持评选了中医妇科优秀论文5篇，由省科协发了优秀论文证书及物质奖。1982年7月中华全国中医学会妇科学术交流会在太原召开，陕西省出席这次会议的正式代表6人，列席代表4人。1983年9月陕西省中医妇科学会在宝鸡召开了全省中医和中西医结合妇科学术交流会，在大会宣读和小组交流的论文近51篇。1984年11月中华全国中医学会中医妇科第二次交流会在天津召开，陕西省出席会议的代表共2人，刘茂甫教授参加大会，并担任大会执行主席。
建国前陕西省还谈不上什么中医妇科教育和科学研究，医疗条件也很差，即使有个别人写了三几百字一篇的短文，也不过是写的心得体会而已，在西安《平民医药周报》上发表。建国后陕西省中医妇科不论在教学、医疗和科学研究均取得了大幅度的发展，这是党的中医政策的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