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廉。配第创立了政治经济学，敲响了重商主义的丧钟，使越来越多的人相信，国民财富的积累主要来源于生产而不是流通领域，对外贸易已不再是强国对弱国带有掠夺式的零和博弈。威廉。配第之后，英国的经济理论有了蓬勃的发展，出现了洛克、孟德维尔、坎蒂隆和休谟等一批卓有成效的经济学家，为亚当。斯密构建古典经济学体系大厦奠定了基础。
1.3.1孤独无助的洛克
洛克是第一个对“私有财产权”进行论证的哲学家，也是第一个对“政府有限参与”提供了有力说明的英国学者，如果这两点还不足以对古典政治经济学体系建设带来革命性影响的话，那么他对货币和利率问题的研究已足以使他毫不羞涩地以古典经济学先驱的身份永远留在经济思想史中，更不要说他在方法论和价值论上的贡献。
约翰。洛克（ John Locke，1632— 1704年）出生于英国一个富裕的乡村家庭里。
在清教徒父亲的严格教育下， 14岁的洛克就接受了传统的古典文学基础训练， 20岁便进入了牛津大学基督教学院，并在那里取得了学士和硕士学位。毕业后洛克留校任教，教授希腊语和修辞学。在这段时间里，他是否与比他早六年开始在这里任教的威廉。配第有一定的交往我们无从考证，更不要说他的经济思想有多少受到威廉。配第的启发，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当时让他着迷的不是政治经济学而是医学，也因为对医学的学习，使他有机会成了财政大臣阿什利勋爵的家庭医生，后又成为私人助理，而与财政大臣的接触，却使洛克有机会了解了那个时代的经济学前沿问题。 1682年阿什利勋爵因卷入一次失败的叛乱而逃往荷兰，洛克随行。勋爵在翌年去世，而洛克则在荷兰一直待到 1688年的光荣革命。在荷兰期间，洛克隐姓埋名，完成了包括《人类理解论》在内的多部重要著作。晚年的洛克大部分精力仍然投注在《人类理解论》上，虽然偶尔也与包括牛顿在内的几位科学家探讨问题。 1704年，这位伟大的哲学家、经验主义的开创人、政治经济学的先驱，带着让他为之奋斗一生的事业，溘然长逝，而且，与亚当。斯密一样，为了人类的幸福和进步，乃至我们无法洞察的原因，终生未娶。
洛克最大的贡献莫过于他对私有财产权的论证。当时的英国还笼罩在神学的统治之中，普遍认为地球乃上帝所赐，地球上的一切资源为人类所共有，“个人对私有财产的所有权”的观点难以接受。洛克认为“每个人生来就有对自己人身的所有权”，有了人身权“人们就应该对他的劳动成果有所有权”，接着洛克逐渐扩展到对土地、货币和资本所有权的论证。洛克认为私有权的现实意义在于当人们可以通过劳动不断积累财产时，他们将有更高的积极性。
洛克首次对政府在经济活动中的角色进行了分析。洛克将政府视为一个公司，将人民大众视为股东，人民愿意接受政府的管制，并由此得到政府对他们生活、自由和财产的保护，因此，政府的合理性就应体现在遵循自然法则，按照股东的意愿而不是随意地干扰经济活动。“政府的有限参与”的论证为亚当。斯密对政府职能的限定奠定了哲学基础。
在经济学领域，洛克对利率和货币理论的研究也做出了很大的贡献。洛克在《论降低利率和提高货币价值的后果》一文中，一开始就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
使用货币的价格（利率）是否能够由法律进行管理呢？他的答案是利率与其他价格一样都是由自然规律决定，绝非政治法律所能管制。这在重商主义者笃信经济管理非常重要的时代是很难得的。洛克在《对货币价值再思考》一文中对重铸硬币问题进行了重新思考，他认为，减少单位硬币中的贵金属含量（生产更多数量的硬币）会导致物价上涨，而这一论断使他成为了货币数量论的重要先驱之一。
1.3.2擅于说教的孟德维尔
孟德维尔是经济思想史上最具戏剧性的代表。他凭借一个“闹哄哄的蜂巢”的故事，在赢得了永垂的芳名同时，也落了个伤风败俗的千古罪名。据说，亚当。斯密的“看不见的手”思想就是来源于他的故事，而强调国家干预的现代宏观经济学创始人凯恩斯也把他列为为数不多的先驱之一，更有甚者，一向挑剔的经济学异教徒奥地利学派的代表人物哈耶克也对他毕恭毕敬。
伯纳德。孟德维尔（ Bernard Mandeville，1670— 1733年）出生于荷兰的鹿特丹，1691年获得莱顿大学医学博士学位，从此开始了行医生涯，据说以专治“歇斯底里病”而稍有名气，还为此发表过一篇论文。 1699年当他旅行到英国并邂逅意中人后，就开始了永久性的英国生活，直到 1733年在伦敦去世。
与很多人想象的不同，孟德维尔不是一位经济学家，虽然他的思想对 18世纪经济思想的形成和 20世纪凯恩斯思想的形成都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1705年当他以拙劣的诗句发表一本名为《是非之国：无赖变得诚实了》的小册子时并没有多少人理会，1714年该书以我们熟悉的名字《蜜蜂寓言，或个人劣行即公共利益》再版也未引起公众的关注，而 1723年该书的又一次再版才引起了轰动。
孟德维尔的《蜜蜂的寓言》是一部曾经被英国一个郡的地方法院判定为“扰乱社会秩序”的书，其讲述的故事是：一群活跃的蜜蜂变得“诚实”起来，决心建立一个“道德社会”，结果很快陷入了贫困，最后走向毁灭。《蜜蜂的寓言》核心是道出了西方思想史上著名的孟德维尔悖论：“私人恶德即公共利益。”从人是自私自利的这一基本认识出发，孟德维尔坚持认为美德与商业社会的动力之间存在着不可调和的紧张矛盾。
在《蜜蜂的寓言》中，他比同时代的其他人都更明确地阐述了古典经济学家用于建构其体系的若干基本假设和信念。他试图搭建一座“商业社会”的桥梁，一端搭在自利的经济人上，另一端搭在“社会福利”或“公共利益”上，并表明个人追求自身利益的行为可能会推进整个社会的福利。通过把自利观念、经验主义、劳动分工和人类发展的长期历史结合起来，孟德维尔得以解释了商业社会的运行和物质进步。
在孟德维尔看来，人生来就是一种自私、难以驾驭的动物，没有任何力量能够消灭人类的这种自利本性，而经济作为生存的主导永远站在第一的位置之上。他的《蜜蜂的寓言》已预告了宏伟的经济学大厦中的基石——理性经济人的诞生。
孟德维尔对社会的劳动分工进行了许多敏锐的考察，认为劳动分工是增加社会财富最有效的办法。他讲道：
如果一个人全身心地生产弓和箭，而另一个人提供食物，第三个人建造房子，第四个人做衣服，第五个人生产器具，那么，各行各业在同样的年数里会比五个人杂乱地进行生产有较大的提高。
最让人钦佩的是，他不仅以个人的私利即社会利益的悖论为“自由放任”摇旗呐喊，而且，也以个人的节俭即社会的衰退的悖论为促进充分就业的“国家干预”政策而伸出智慧的双手，使他成为不可多得但颇有争议的经济学先驱。
1.3.3神秘逝去的坎蒂隆
坎蒂隆（又译康替龙）是经济学帝国建造中为数不多死于非命的经济学家，也是为数不多出生和去世至今都没有被破解的唯一英国学者。然而，就是这位具有传奇色彩的人物，却写出了第一部真正意义上的经济学著作，他对“经济体系相互关系和运行”的阐述，不仅使试图在流通领域解开财富之谜的重商主义不敢比拟，而且也使他的“老师”威廉。配第黯然失色，甚至连他一脉相承的“学生”
魁奈也不能说“经济表”的原创思想早于这位投机商人 ，以致因重新发现坎蒂隆贡献而名声大震的杰文斯不无夸张地讲道：“威廉。配第爵士的《政治算术》以及他的《赋税论》以它们自身的方式、在它们的时代堪称是精彩的著作。但是，同坎蒂隆的《概论》相比，它们只不过是一些零散暗示的集合。……同任何一部单独著作相比，坎蒂隆的著作都更有理由被看做是‘政治经济学的摇篮’。”而新奥地利学派领军人物罗斯巴德和其他经济史学家认为“他是真正的‘现代经济学之父’”。
理查德。坎蒂隆（ Richard Cantillion，1687？— 1734年？）大约在 1680—1690年出生于爱尔兰的一个基督教家庭， 1708年加入法国国籍。虽然我们对他早期的经历知之甚少，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他曾在约翰。劳银行体系破产时，靠投机在几天内就赚到了几百万利弗尔，而且在巴黎因频繁的外汇交易而常常处于法律纠纷之中。为了摆脱这些麻烦，他带着从投机中获得的巨额财富，离开巴黎前往英国，而这一去就再也没有回到这个美丽而又使他发财致富的地方。他的死亡比他的出生更扑朔迷离，那就是 1734年 5月 14日那场烧掉了他住所的大火。
有人说，这场大火是他的仆人蓄意谋划的；也有人说，这场大火是被他一周前解雇的厨师为谋财抢劫而放的；还有人说，他假借死亡来终结由他的财富所引起的法律纠纷。 据说，多年以后，在南美荷兰殖民地一带，曾发现他的手迹。在那场大火 20年之后，他唯一尚存的书稿《商业性质概率》才得以出版，而正是这部是否在他“死亡”后才写的著作使他成为永恒的人物。
坎蒂隆从财富之源的定义开始将读者引进了“包括了除税收外有关这个课题（即经济学）的一切内容”探讨之旅中，他讲道：
土地是所有财富由以产生的源泉或质料。人的劳动是生产它的形式：财富自身不是别的，只是维持生活，方便生活和使生活富裕的资料。
对于财富及其源泉探讨，引出了价值、工资、人口等实际问题，也引出了与这些相联系的社会阶级、商业循环、就业等问题，同时，他的研究也从实物经济进入货币经济，最后到当时普遍关注的贸易问题，建立了从抽象到具体、演绎和归纳相结合的理论体系，而这一体系是古典经济学体系“终结者”李嘉图和反对者历史学派不曾具有的。值得强调的是，在对这些问题的探讨中，体现出坎蒂隆的伟大，其在于他把经济看作是一个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体系，并试图揭开这一体系内部的面纱，找出经济运行的规律。
在价值分析中，坎蒂隆和威廉。配第一样陷入了被称之为“配第迷误”的价值双重来源的困惑之中，他也试图找到劳动价值和土地的产品价值之间的某种关系。然而，这一不归之路却变成了有意义的探讨，不仅变成了亚当。斯密不同工资差别理论和社会阶级划分的来源，而且也包含了马尔萨斯人口论的重要观点，同时，还成为了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的重要来源。
在经济运行体系的研究中，坎蒂隆注意到了市场供给和市场需求之间的关系，对需求决定供给这一被凯恩斯继承的法则做了深入分析，同时还对于这一循环过程中的“企业家”的经济作用给予了比前人更恰当的分析。
坎蒂隆是第一个认识到货币量增加会导致不同商品和要素价格涨幅程度不一致的经济学家，而且比较系统地阐述了货币在经济循环过程中的作用。他认为货币量的变化对实体经济的不同影响取决于货币介入经济的方式，以及谁是新增货币的持有者，现代经济学家把货币对经济不确定性影响称之为“坎蒂隆效应（Cantillon Effect）”。当然，坎蒂隆对于“国际硬币流动机制”的分析，不仅精妙，而且至今依然“光彩照人”，以致经济大师熊彼特高呼那是一项极大的成功，不无夸张地评价道：“铸币金属国际分配的自动机制，几乎被描述得完美无缺。”
1.3.4 充满智慧的休谟
休谟是为数不多的在哲学、历史学和经济学上都作出贡献的学者之一。他的《人性论》为他身后赢得了与辛辣尖刻的马克思和装腔作势的萨特可以相提并论的哲学声望，他的六卷本《英格兰历史》在当时就获得了很高的评价，而他关于货币对经济影响的分析和国际贸易方面的研究使他成为最杰出的经济学创始人之一，以至于在他的亲密朋友亚当。斯密不朽的巨著中五次提到他的名字。
大卫。休谟（ David Hume，1711— 1776年）早于亚当。斯密 12年出生于苏格兰首府爱丁堡这样一个注定要出大师的地方。他的父亲在他孩提时就离他而去，他与亚当。斯密一样，由母亲抚养长大。所幸的是父亲去世时，给他留下了大笔遗产，使他有机会在爱丁堡大学接受好的教育，也为他日后隐居三年专心写作《人性论》而成为哲学大家奠定基础。在职业生涯中，他因怀疑论而两次遭到爱丁堡大学的拒绝，据说，亚当。斯密也因藏有他的《人性论》而险些被牛津大学开除。他因为在哲学研究上失意，才转向政治和经济问题，其经济学声望来自于他被聘为爱丁堡公立图书馆图书管理员的 1752年出版的《政治论丛》。后来，他曾受聘为英国驻法大使的秘书， 1767年成为外交部的副部长。 1776年 8月在他目睹了亚当。斯密的不朽巨著出版后告别了他那坎坷而又辉煌的一生。
大卫。休谟比他的前辈坎蒂隆更明确、更集中地对于“硬币流动机制”进行了分析，也是第一位将此理论公开发表的人，因此，一般把大卫。休谟看做是此理论创始人。
按照大卫。休谟的“硬币流动机制”理论，从长远看，货币供给的总体增加会促使价格上涨，而出口和就业不变。他利用“硬币流动机制”理论批驳了重商主义的货币多寡对一国财富来说至关重要的观点。他指出：
严格来说，货币并不是一个商业方面的问题，而只是人们约定用以便利商品交换的一种工具。它不是贸易机器上的齿轮，而是一种使齿轮的转动更加平滑自如的润滑油。如果单就一个国家自身来考察，那么货币量的多寡是无关紧要的，因为商品的价格总是与货币数量成比例的。
继而，大卫。休谟还利用“硬币流动机制”理论，解释了经济力量如何使得所有国家的国际贸易自动趋向平衡的。
假如英国全部货币的五分之四在一夜之间消失了，就货币量的情况来看，就同倒退到哈里王朝和爱德华王朝时期的水平一样，那么结果又会怎样呢？一切劳动和商品的价格不见得不会相应下降吧？各种商品的售价未必不会像在那两个王朝时期一样便宜吧？那时候还有哪个国家能在国外市场同我们争夺呢？……在这种情况下，弥补我们已失去的那些货币量并赶上所有毗邻的水平，准是用不了多久吧？一旦我们达到这些目标，我们马上就丧失廉价劳动和商品的有利条件，我们的殷实富足使货币的进一步流入停顿下来。
当然，大卫。休谟并不认为价格水平的调整会立即发生。他正确地认识到，最初的价格水平的变化滞后于货币量的变化，货币的一次性增加会促进消费、生产和就业，但最终，流入的货币将完全转化为价格水平的上涨。
此外，大卫。休谟在批驳重商主义获得更多贵金属将降低利率、促进繁荣的观点时，分析了高利息和低利息产生的原因，提出了“实际利率由储蓄和资本的供给决定”的古典观点，同时，作为自由贸易的竭力倡导者，大卫。休谟对摆脱重商主义影响，作出了很大贡献，而亚当。斯密正是在这位亲密朋友的影响下，构建了古典政治经济学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