凡勃伦是名副其实的江湖浪子，也是能够将话讲得模糊得让人感觉不同凡响的讽刺艺术大师。作为一个缺乏品格的学者，他可以因不断重复出现的绯闻，从一个学校被赶到另一个学校，而作为一个有尊严的学者，他可以拒绝 225名经济学家联名推荐他为美国经济学会主席的荣耀。仅从他荒诞怪异的生活中，很难相信他就是美国经济学的巨匠、制度学派的鼻祖，更难相信他的思想被几代人关注，超过了 100年还能如此受到青睐。在本节中，我们首先对他荒诞怪异的生活给予蜻蜓点水般的介绍，然后，带你进入他的传世杰作——《有闲阶级论》，一同分享一下那些“有闲”的暴发户在“炫耀性消费”时的精彩表现，接下来，我们还会近距离观察一下这位“异教徒”对主流经济学的犀利批判。至于他对信用和经济周期问题有预见性的见解 、对工程师——社会技师可能会最终领导社会革命并经营工业的乌托邦式的设想，本书没有涉猎。
9.2.1放荡不羁的凡勃伦
托斯丹。邦德。凡勃伦（ Thorstein B Veblen，1857— 1929年）出生于美国威斯康星州的一个边缘乡村里。作为第一代挪威移民的第六个儿子，他一直生活在挪威语的环境里，直到十几岁才开始讲英语。在他 7岁的时候，他随全家迁移到了明尼苏达州，自然，他也是在那里接受了早期的教育。 1874年，凡勃伦在他雄心勃勃的哥哥的鼓励下，申请进入了附近的卡尔顿大学，在那里学习一些适合金钱世界的东西。对于凡勃伦来说，卡尔顿大学有两件让他终生难忘的事情。一件是卡尔顿大学图书馆馆长、著名的经济学大师克拉克（自然是指边际生产力分配的主要发现者老克拉克）引导他进入经济学殿堂。克拉克是唯一喜欢凡勃伦的老师，他认为凡勃伦是他的学生中思维最敏捷的一个。尽管克拉克对这位行为怪异的天才给予了更多的关照，但是，凡勃伦还是把最严厉的批判留给了这位美国新古典经济学的最权威代表，而且还将他聪明的儿子小克拉克引入了与他父亲对立的制度学派。另一件事情是，凡勃伦遇到了后来成为他第一任妻子的艾伦。洛尔芙（ Ellen Rolfe），她是卡尔顿大学校长的侄女，是中西部一个最富有家庭的女孩。 6年以后，凡勃伦进入约翰。霍普金斯大学读研究生，师从著名的哲学家、实用主义学派的创始人皮尔斯（ Cahrles Sanders Peirce）。其间，他还向制度学派的先驱伊利（Richard T。 Ely）学习政治经济学，这对他一生的思想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后来，他转到耶鲁大学，跟随美国一流的达尔文主义者萨姆纳（ William Graham Sumner）学习哲学，并于 1884年取得了哲学博士学位。这一段哲学学习经历，使凡勃伦成为“永恒”的达尔文主义者，尽管他阅读了大量的马克思的著作，而且一度被马克思的思想所感染，甚至对共产主义理想充满了向往，但是，还是拒绝了马克思的“用暴力革命推翻资本主义”的方法。
糟糕的哲学就业市场未能给这位未来的学术巨匠留下一点空间，他无奈之下回到了挪威移民的老家里，过了一段“阅读、闲逛，闲逛、阅读”的生活，这样的日子过了 7年，在确信无法找到哲学职位和再也不能这样过寄生性的生活之后，他不得不改行，进入了康奈尔大学学习他曾经喜欢的经济学，并于同年即 1891年发表了第一篇经济学论文《社会主义理论中的某些忽略之处》，随后又在《经济学季刊》陆续发表了一些文章。 1年以后，他与他的导师一起进入了新成立的芝加哥大学。 4年之后，凡勃仑被提升为讲师，并被任命为《政治经济学杂志》的总编辑。
1899年，就在众人皆不看好凡勃伦之时，他那写得有点像散文的《有闲阶级论》横空出世，立刻在单调乏味的学校和社会引起千层巨浪，以致“一夜之间”连大学校园里的语言也改变了。读过这部书的学生模仿着书中的腔调对社会乃至同学进行挖苦和讽刺，而没有读过这部书的同学，就赶紧躲在一个黑暗的角落里，如饥似渴地进行阅读。接着，凡勃伦进入了学术的多产期，在他主编的《政治经济学杂志》上发表了许多有分量的文章，还于 1904年发表了第二部有深远影响的著作，而且是他一生中唯一一部写作比较正规的著作——《企业论》。不过，令他感到困惑的是，在芝加哥大学工作的 14年中，他从未晋升到助理教授之上，工资待遇也从来没有达到远不如他聪明的系主任的 20%。当然，这并不是因为他的著作不够卓越，文章的学术分量不够，而是因为他留下了许多作为严肃学者不该留下的故事。诸如，他给所有的学生打分都是 C；他喜欢从窗户里跳进他的卧室；他的讲课与他的生活一样糟糕，以致听他的课的学生有时会只剩下 1个人；他从未感到有必要收拾一下自己接近发霉的身躯。最让人难忘的是，他的学生竟将从他那里学到的辛辣的嘲讽恰如其分地用在了他身上：“一抹冷笑在他的唇间萦绕，忧郁的魔鬼在他眼中乱跳。”尽管他与周围的人格格不入，但是自从发表了《有闲阶级论》之后，总是有些女人围绕在他周围，而且，他也非常喜欢女人，甚至还有流氓的恶习。由于他与教授们的妻子和许多学生的暧昧关系，他不仅没有得到重用，而且还被芝加哥大学开除了。不过，在芝加哥大学任教期间，他给以“经济循环论”而闻名的米切尔（ Wesley Clair Mitchell）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使他最终走向了制度学派的道路，成为制度学派三个奠基人之一。
1906年已近 50岁的凡勃伦凭借自己的名气进入了斯坦福大学，不过在不到 3年的时候，还是因为男女关系问题被开除了。除了旧有的放荡不羁外，他还与一位比他小 20岁的离婚女人保持了婚外情。如果仅仅这些，本没有什么新奇，新奇的是这位叫“宝宝”的情人还经常给他的妻子艾伦写信，认为自己更适合凡勃伦。颇具现代味道的第三者挑衅终于惹怒了艾伦这位富裕家庭的女儿，当她将这件事告到校长那里后，凡勃伦被学校解雇了，而她不仅没有留住花心的凡勃伦，还将他推向了第三者的怀抱。随后，凡勃伦直接带着他的“宝宝”流浪去了，几年后他与艾伦正式办理了离婚手续，并与这位“宝宝”结婚了。
1911年对凡勃伦来说是一个不同寻常的年份，他终于在他的学生和信徒的帮助下，又重新回到了工作岗位，只是这次既不是嘈杂得让他感到厌恶的芝加哥大学，也不是让他心寒的斯坦福大学，而是一个再也没有让这位几乎位居美国经济学家榜首的学者解雇的密苏里大学。在密苏里大学，他出版了第三部著作《劳作本能与工业技艺状态》（1914）和他的第四部著作《德意志帝国与工业革命》（1915）。
在 1918年退休后，凡勃伦从事了一些社会活动，有过在美国食品管理局的短暂工作经历，也曾在纽约《钟面》从事过编辑工作，不过，他的主要工作是整理他早期的思想和新近的发现，相继出版了《和平性质的考察》（1918）、《美国的高等教育》（1918）、《既得利益集团与普通大众》（1919）、《工程师和价格体系》
Skousen（2001）所著 The Making of Modern Economics第 246页。为了读起来符合我们（1921）等著作或论文集。 1923年，他发表了最后的著作《所有权缺位和最近的商业企业》，在对资本主义进行了最后一次犀利的攻击后，那充满“凡勃伦恨意”
的表演戛然谢幕。
在人生即将走完的几年里，凡勃伦的玩世不恭但充满真知灼见的著作征服了许多专业学者，以至于在 1925年， 225名经济学家联名要求美国经济学会提名凡勃伦为该学会的主席，这些学者中包括奈特（ Frank Knight）、汉森（ Alvin H。 Hansen）等世界著名经济学家。学会的最后决定是：凡勃伦可以被提名，但他必须同意做该学会的会员。凡勃伦在感到欣慰之余，还是拒绝了加入美国经济学会会员的要求，他平静地讲道：“在我需要这个东西的时候，他们并没有给我。 ”1927年凡勃伦回到了加利福尼亚，在那里穷困潦倒地度过了他生命中的最后两年。 1929年8月 3日，就在凡勃伦预言的大萧条来临之前，他的心脏病再度复发，他告别了充满争议、充满戏剧性的一生，那一年他 72岁。
9.2.2凡勃伦的《有闲阶级论》
在讲完了凡勃伦稀奇古怪的一生后，我们终于回到了他那部惊动美国的畅销书《有闲阶级论》，虽然一些专业学者对它不以为然，甚至会模仿他的风格来挖苦他：“我祝贺他并问他是否想把它翻译成英语。 ”但是，几乎没有人能抵御它的诱惑，毕竟他创造了许多 100年后还同样让人感觉新颖的日常用语，例如，“炫耀性消费”“歧视性对比”。对于凡勃伦的成就，制度学派的第二代传人比凡勃伦甚至更有名气的加尔布雷斯相当客观地评价道： “19世纪美国经济学家出版的著作只有两本仍有人在阅读：一本是亨利。乔治（ Henry George）的《进步与贫困》（Progress and Poverty）；另外一本就是凡勃伦的《有闲阶级论》。”
凡勃伦认为， 19世纪末 20世纪初的美国社会，最大的变化莫过于大机器工业的出现和托拉斯的崛起，同社会的这一变革紧密联系的人是产业工人和技术工程师，而有闲阶级对社会的变革并不敏感，他们往往在更大的程度上保持着以往的制度，从而构成了社会的守旧因素。对于为什么会存在有闲阶级，凡勃伦给出了与马克思的观点有些相似的答案：
有闲阶级制度是从原始的野蛮阶段到未开化阶段的转变中逐渐涌现的；或者说得再恰当些，是从和平的生活习惯到坚决好战的生活习惯的转变中逐渐成长起来的。要使这个制度能以明确的形态出现，显然必须具备的条件是：（1）部落必须具有以掠夺为目的的生活习惯，必须有战争或大规模狩猎活动，或者是两者具备，这就是说，在这样情况下构成初期有闲阶级的男子们，必须习惯于用武力或策略来从事于伤害行为；（2）生活资料的获得必须相当从容，从而有条件使部落成员中一个很大的部分可以脱离经常的辛勤劳动。
有闲阶级身为社会财富的主要占有者，忙于进行“金钱竞赛”，掠夺性地攫取对他们本身作用不大的产品，具有“明显浪费”的特点。有闲阶级的消费不是为消费而消费，而往往出于炫耀的心理，进行“炫耀性消费”，实现“歧视性对比”，因此，对于有闲阶级来说，购买与否不在于是否物有所值，而在于能否体现买主的实力和地位。物品的价格越高，购买的欲望反而越强烈，这就是著名的“凡勃伦效应”。有闲阶级的行为，不仅浪费自己的财富，其老派的行事方式以及金钱投机行为，甚至会破坏机械化大生产的顺利进行。为了显示优越和荣誉，甚至出现了不从事生产的主妇和门客、仆人的“代理有闲”和“代理消费”。对于“明显有闲”阶级的“明显消费”，凡勃伦做了大量的描述和分析，我们摘其一点，看看有闲阶级为什么要进行“炫耀性消费”。
对有闲的绅士说来，对贵重物品作用明显浪费是博取荣誉的一种手段。但单纯他独自努力消费积聚在他手里的财富，是不能充分证明他的富有的。于是有了乞助于朋友和他同类竞争者的必要，其方式是馈赠珍贵礼物，举行盛大的宴会和各种招待。
凡勃伦还非常重视在这一消费方式中女性在展示男人“有闲”和“有钱”所起的作用，因为被长长的指甲、笨重的发型和纤细的皮肤所拖累的女性，暗示了她们是由有钱的有闲阶级所供养的。有关服装对于金钱文化的重要性凡勃伦给出了自己独到的见解：
一双璨亮的漆皮鞋，一件洁白无瑕的衬衣，一顶精光耀眼的圆柱形的礼帽，再加上一根精致的手杖，为什么会有那样的魔力，可以衬托出一位绅士的派头，大大提高他原有的威严，大部分的原因是在于由此突出地表明了一件事实——有着这样穿戴的人是绝不可能插手于任何人类有用工作的。高雅的服装之所以能适应高雅的目的，不只是由于其代价高昂，还由于它是有闲的标志；它不但表明穿的人有（能）力从事于较高的消费，而且表明他是单管消费，不管生产的。
有闲阶级为了在“炫耀性消费”和“歧视性对比”中显示自己的优越性，他们必然会避免从事有用的、生产性工作。据说，法国一位国王由于要遵守礼节，不失尊严体统，拘泥过甚，竟因此丧失了生命。这位国王在烤火，虽然火势越来越旺了，而专管为他搬移座位的那个仆人刚巧不在身边，他就坚忍着坐在炉边，不移一步，终于被熏灼到不可收拾的地步。
除了对有闲阶级的“炫耀性消费”和“避免有用劳动的倾向”进行了深刻揭露和尽情讽刺之后，凡勃伦分析了有闲阶级作为保守阶级对社会进步的阻挠作用。他认为：
在任何现代的、高度组织下的工业社会，有闲阶级对于那些经济的迫切要求下的压力，总是处于有所隐蔽的状态。……当形势要求在制度上作进一步发展，对改变了的工业局势作重新调整时，它的反应在社会各阶级中总是最迟钝的。有闲阶级是一个保守阶级。……当在社会进化过程中，有闲阶级的作用是对社会的动向从中阻挠，保持腐朽、落后的事物。
凡勃伦的《有闲阶级论》出版后，很少有富人能够自由挥霍浪费而不遭社会讽刺了，凡勃伦本人也因此博得巨大社会声誉，只是这种声名是以讽刺家而不是以经济学家著称。
9.2.3凡勃伦对新古典经济学的批判
凡勃伦认为，新古典经济学把注意力囿于一些狭窄的偶然现象，并且拒绝对经济活动发生在其间的广阔文化环境进行理论上的探究，试图通过理性、自利、最大化等行为来解释一切，但是实际上，这种非历史的和过分简单的观点，什么也解释不了。在凡勃伦看来，新古典经济学家的主要问题是，他们没有能够领会演化分析方法的精髓，错误地将经济看作是一个“静态”的“均衡”体系，没有给“变化”留下任何空间，全能的“无形之手”背后，其实是对真实世界的逃避。
在新古典经济学看来，人不过是快乐和痛苦的计算者而已，他们具有完全的理性，能够迅速而理智地做出选择，而这些模型在凡勃伦看来，是完全不现实的，也没有任何用途。他在《为什么经济学不是一个进化的科学》一文中，不无讽刺地评价道：
享乐主义把人看做是快乐和痛苦的迅速计算者，这些人就像是怀有幸福意愿的小球一样在能够使它移动的刺激力量推动下在幸福和痛苦之间摆动，而不是把它作为一个整体放在那里。他的前后没有别人，只有他这样一个孤立的、拥有人类一切特征的、处于均衡状态的人。
对于新古典经济学的财富和收入的分配方案，凡勃伦也给予了严厉的批评。
他认为，新古典经济学并不是任何真正的理论，只是使私人产权和财产合理化的一个辩护的假设而已。对于增长这样重要的问题，凡勃伦认为，新古典经济学更是无能为力，除非它把增长看做是大小、体积、质量、数目、频率方面的变化。因为对于凡勃伦来讲，“持续不断地发生的结构深化”才是经济学应该关注的重要事情。
对于凡勃伦的研究方法和新古典经济学理论的差异，也许凡勃伦的传记作者索厄尔的评价不无道理：“凡勃伦希望经济学所做的那种研究不同于在他之前的任何经济学研究，也不同于他之后的经济学研究。这种研究是要发现经济模式发展变化的广泛的社会和文化原因和结果，这种经济模式变化，如从渔猎社会发展到了农业社会，从手工业到工业大生产。很明显，无论古典经济学还是新古典经济学都没有做过这方面的努力。凡勃伦批评他们提出了种种错误的问题，而不是给出他们所提问题的错误回答。在这个过程中，他说了不少挖苦话，也提出了很多格言警句，这些后来都被其他人用于对经济学进行更彻底也更天真的攻击。”
§§10凯恩斯革命：开辟经济学新纪元
由亚当。斯密建立起来的经济自由主义体系，经过李嘉图、萨伊和约翰。穆勒综合和论证，边际革命的修正和挽救，奥地利学派和马歇尔的提炼和发展，克拉克、费雪和威克塞尔的补充和完善，到 20世纪 20年代，已经成为一个具有完全“话语权”的学说。尽管凡勃伦等异教徒的批判，有时也会在平静的水面上掀起一点涟漪，但是经济自由主义的权威地位丝毫没有动摇。然而 30年代的大萧条彻底粉碎了经济自由主义的梦想，使资本主义经济体系陷入了随时可能崩溃的边缘，而与美国竞赛的社会主义阵营的前苏联，却正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增长。正当无产阶级昂首前行要埋葬资本主义的时候，身高 1.92米的英国学者凯恩斯站了出来，他狂傲地宣称，他将发表一部将在未来 10年产生革命性影响的著作，彻底改变资本主义不能充分就业的现状。确实，事态的变化正如他预测的一样，经济学领域发生了一场以他名字命名的“革命”，而他也在目睹了这场将资本主义从危机中挽救的“革命”之后，在那部不朽的巨著发表 10周年之际悄然谢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