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沈从文家搬到北新桥大头条，一个很宽敞的四合院，这时候日子略略好过一点，侄子黄永玉也从香港到了北京，常常到大头条看他。身边多了一位亲人，他相当开心，孩子在学校读书，成绩不错，张兆和在一所中学里工作，也忙得不分昼夜。这段时间沈从文稍稍适应了新社会，偶尔也会开心笑起来，不过，还是要时时夹着尾巴做人——好像，随便什么人都可以对他呼来喝去。
一个年轻人，不知道叫什么名字，总戴一顶鸭舌帽子，没事就来沈从文家，似乎是来做他这个落后分子的思想工作，又好像不是，他可能只是从沈从文对他的谨小慎微不敢得罪的神情上体会到一种凌驾于他人之上的快乐。每次都是大模大样大摇大摆进来，往床上一躺，两手交叉垫在脑后，鞋也不脱，两只脚也交叉高高搁在椅背上，然后一脸不屑地等待沈从文的到来。沈从文不敢怠慢他，不管他有多忙，只要这个年轻人一来，他必定马上放下手头工作，搬起那把破藤椅子凑到鸭舌帽跟前，两个人开始了漫无边际的聊天，一会儿是思想改造，一会儿是文物考古，重复又重复，似乎永不厌倦。三四个小时后，那个鸭舌帽翻了翻眼睛，一骨碌爬起来，也不打招呼，转身就扬长而去。
黄永玉在边上看着眼睛直冒火，愤愤地说：“这种人跟他说什么呀？你不好说我来说他。”沈从文赶紧阻止：“不必不必，完全不必，他来看我就好，家教不好，千万莫怪，千万莫怪。 ”
黄永玉在北京，给沈从文带来很多欢乐，他们常常结伴外出，中山公园、北海、颐和园，北京好玩的地方都给玩了个遍。有一天在颐和园，沈从文玩得高兴，半老的人了，突然露了一手，在一棵横长的树干上“拿顶”，黄永玉看了连声叫好，说：“表叔，真想不到你还有这样的本事。”沈从文来了兴致，摘了一片叶子舐在舌头上学画眉叫，太逼真了，黄永玉听呆了。忽然叫声变得复杂起来，原来是两只画眉在打架。这一路他不停地学鸟叫，有七八种之多，比如喜鹊、布谷、杜鹃、黄鹂——特别是喜鹊，那沙哑的嗓子是用上腭抵住喉咙那口气做的，黄永玉学了一个月，将喉咙都抵肿了也没学会。
那次他们玩到很晚才回家，门前站着不少人在悄悄说着什么，有点兴奋，也有点胆怯。看到沈从文过来，大家也就散了。沈从文一进门，看到张兆和正在床上发呆，膝盖上摊着一件衬衣，沈从文的旧衬衣。沈从文坐下来，说：“有事吗？”张兆和摇摇头，沈从文又问了一句：“他们在门口神神秘秘的，说什么事啊？”张兆和走到门口看了看，就将门关上了，沈从文目光一直尾随着她，她仍旧坐沈从文和侄子黄永玉
到床边，侧身对着他，装作无意的样子说： “江青来了。”沈从文点了点头： “哦，是她啊，她来做什么？”张兆和说：“她就略略坐了一会。”沈从文说：
“她什么都没说吗？”张兆和说：“有什么好说的呢？哦，她倒是很热心，还量了你的尺寸，照这件衣服量的，说一定要为你织一件毛衣，她亲手织。”沈从文没说话，张兆和又说：“几十年也没听你说起过她，你教了她几年？”沈从文说：
“我教她时间不长，不过，我在私下是指点过她写小说什么的，她很有文学上的天赋，文章写得还不错。”张兆和说：“她来的时候，我很吃惊，从来没听你说过啊。”沈从文说：“有什么好说的呢？严格来讲，我也不算她的正式老师，她那时才 17岁，叫李云鹤，在青岛大学做图书管理员。她是旁听我的课，不过，她爱好写作，我就当她是我的正式学生，要求她每周交一篇稿子给我，我给她讲，给她改，后来她发表了一些作品，《谁之罪》、《催命符》都写得不错。她的一笔字也写得好。”张兆和只是愣愣地听着。
过了一段时间，江青的毛线衣一直没送来，上级却派人送来一个通知，要沈从文去人民大会堂参加为欢迎津巴布韦代表团而举行的国际诗歌朗诵会。沈从文一进入大会堂，就看到一个服务员，好像是专门在等待他，确定他就是沈从文后，马上领着他朝前面走。
岁月流逝，沈从文、张兆和都老了沈从文忽然感到这一切全是江青的安排，这个服务员就是为了安排沈从文入座而站在大厅里等他的，他突然不想坐到指定的位置，看着那个女服务员一直往前走，他放慢了脚步，眼睛左搜右寻，终于看到了角落里有一个座位是空的，便闪身过去，在这个座位上坐下来。服务员回头没看到沈从文跟上来，就一路找过来，终于找到他，伸手拉他：“沈老师，您坐到台上去，是领导特地安排的，您不去就是我的失职。”沈从文死活不答应，说：“好，好，这里就很好，保持一点距离最好。”服务员再三劝告没有用处，就去向领导汇报了，她刚一走，就看到江青被一群人簇拥着来到台上，左右扫了一眼，好像是在寻找沈从文。坐在角落里的沈从文赶紧低下了头。
沈从文居住过的地方——北京东堂子胡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