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上，太阳还没有出来，从阁楼虎耳窗望出去，一片低矮的屋顶，有红瓦黑瓦，有牛毛毡或者石棉瓦，可能太单薄，怕被风刮起，用一些碎砖头压住。
沈从文穿着背心与裤衩，浑身上下一股汗馊味——夜晚太热了，这弄堂深处的小阁楼热得像蒸笼一样，将唯一的一张小木床让给生病的母亲，沈从文和九妹就睡在地板上。在母亲的呻吟声中，他几乎一夜没睡，现在头微微有点痛，太阳穴那里一跳一跳地痛，趁着早凉，他带着稿纸与笔来到阳台上，打算在太阳晒到这里之前，写出五千字。
太阳没有出来，收粪车的胶轮子在弹石路上发出咯达咯达的声音，望着淡青光线下杂乱无章的老城厢，沈从文有过刹那迷茫。自从与胡也频主办的《红黑》停刊后，沈从文的生活就陷入困境，基本上靠卖文为生——而眼下的生活更加困难，一是母亲生病花去了不少钱，现在已经没钱再请医生上门。而放在书店代销的图书，因为是漫长炎热的夏季，几乎无人问津，所以版税无从谈起，他目前唯一能做的，就是每天写出几千字，到相熟的报刊编辑那里去投稿，否则的话，下个月一家人的生活费就没有着落。
虽说是早晨，太阳也没有升起来，但是却并没有多少凉爽，没坐一会儿，就一身臭汗像从水里捞出来的一样。沈从文静静地呆愣了片刻，才铺开稿纸，在纸上写下一行字：
初学喊爸爸的小孩子，会出门叫洋车了的大孩子，嘴巴上长了许多白胡胡的老孩子，提到腊八粥，谁不口上就立时生一种甜甜的腻腻的感觉呢。
这是一篇小说的开头，他忽然发现，自己就是一个长了许多白胡胡的老孩子了。他抬起头，朝窗户玻璃窗上看了一眼，那里映着一个苍老、瘦削的小老头，他那么瘦削，那么病弱，就像一个病入膏肓的人，他心里一阵烦乱，再也写不出什么，悲从中来，将笔重重搁在小木桌上。
后屋传来细微的响动，九妹走上阳台，痴痴地站在桌前，说：
“二哥，妈妈昨晚吐了很多血，昨晚吐得特别多，这样下去不行的，哥，要叫医生来看。”沈从文长叹一口气，几乎要哭起来。九妹知道哥哥的难处，心里发酸，哽咽着说：“我也知道你的难处，医生一来至少要十块钱，手边有十块钱，够我们好几天的伙食。”沈从文长叹一声，看着九妹说：“你知道哥的难处就好，眼下我们和去年在北平差不多，好像到了绝境了，我现在也不想别的，只想一天写五六千字，先把下个月的日子对付过去，母亲的病当然不能耽误——”他有点说不下去，眼泪一下子流出眼眶。他也不擦，起身就去了后房，尽量将脚步放得轻轻的，不要惊醒睡着了的母亲。他一直走到木床前，打开床前的痰盂，看到里面是大半痰盂黑红的血水，全是母亲吐出来的。他倒抽了一口冷气，心里一酸，盖上痰盂盖子。母亲突然开了口，原来她一直醒在床上：“岳焕，我这命是保不住了，趁着我还能动一动，最好让我回湘西去，一定要回湘西回凤凰去死，死在上海这地方，我连一块安葬之地也没有。”沈从文站起来，一时不知说什么才能安慰母亲。母亲继续说：“生死我见得多，也看得分明，我不难过，你也不必难过，只是，我是凤凰人，我死也要死在家乡，我是那里人，总能在那里找到一块土来埋我这把老骨头。”沈从文听母亲说得这么坦然，也不再难过，就在母亲面前坐下来：“妈，其实我一直有这样的安排，我算过了，回家一趟至少要三百块钱，我手里有好几篇文章，换来三百块不成问题，只是迟早的问题，钱一到手就会送你回去，以后每月我会有一百块钱寄回家给你用度，你尽管放心。”也许这样的空口许诺黄英听得太多了，她似听非听，喉咙里一阵呼呼噜噜响。九妹听到响声不对，以为又要吐血，就过来拍拍母亲后背，母亲平缓了一些。九妹就站在床前，她瘦得苍白，像纸人一样，沈从文有点吃惊地看着妹妹。九妹不说话，端着痰盂有点摇晃地走出门，走上那个狭窄陡峭的木楼梯。
沈从文重回阳台，这时候太阳已经升起来了，太阳火辣辣的，看来今日又是一个难熬的日子。九妹从他这里拿了一点钱去菜场，1930年，丁玲胡也频夫妇与孩子在上海
沈从文伏下身子来奋笔疾书，母亲的药费、回乡的路费、下个月的生活开销、还有即将开学的九妹的学费——他一支笔杆子在纸上轻轻游走，他沉进去，汗水滚滚而下，滴在稿纸上，他一言不发地写着，直到纸上出现一滴血，一滴红红的蚕豆大的血块，是从他鼻子里流出来的，他用手一抹，手背上全是血，那血是暗红色，红得像油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