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60年代末期以后，固定汇率制赖以维持的布雷顿森林体系开始在调控方面表现得力不从心。1973年初，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各国对汇率制度的选择有了较大的自主性。工业化国家纷纷采用浮动汇率制，而大部分发展中国家选择了钉住某一强势货币或一篮子货币的固定汇率制度。这两种汇率制度各有优势和劣势，发展中国家之所以选择钉住汇率制是与其当时的经济状况密切相关的。
3.2.1 钉住汇率制度在发展中国家的盛行
3.2.1.1 拉美国家
拉丁美洲国家实施钉住汇率制度的一个主要原因是为了降低居高不下的通货膨胀率。20世纪70年代是拉美经济快速增长时期，拉美国家普遍存在着通货膨胀现象，但由于是在经济增长的情况下出现的，而且有较多的外资流入，政府依靠相对充足的资金，提供财政补贴，控制物价，稳定汇率，因此通货膨胀问题在当时并没有危及经济的稳定。有些拉美国家甚至还将通货膨胀作为刺激经济增长的一种有效的手段。80年代初期以来，拉美国家普遍陷入了债务危机，资金短缺的压力加上内部市场供求矛盾，使得拉美国家通货膨胀的势头非常强劲，逐步演变为恶性通货膨胀：1982～1984年，拉美有4个国家的通货膨胀率达到了3位数以上，到了1985～1990年，有5个国家的通货膨胀率超过了3位数，其中有4个国家的通货膨胀率甚至达到了4位数［83］。在其他拉美国家，通货膨胀也呈现出普遍加速上涨的趋势。由于拉美国家的经济基础较为薄弱，社会承受能力相对较低，一旦通货膨胀失控，极易酿成剧烈的社会动荡，因此，降低通货膨胀率成为这些国家的首要目标。
此时经济学界盛行“名义锚”理论［84］，许多经济学家主张将钉住汇率作为一种“名义锚”，来抑制高通货膨胀率。“名义锚”理论认为“一国汇率应当有较大的刚性，甚至完全固定，这样名义汇率可起一种‘驻锚’的作用，由此一国政府可获得‘公信力’和财政纪律，故而可降低通货膨胀。该理论认为在弹性汇率制下，经济个体知道一旦他们确定了商品的价格，政府有动机使本币贬值以改善国际收支。考虑到这一因素，它们就事先采取对策，把价格定在较高的水平上应对未来的贬值。相反，在公开宣布实行固定汇率制度以后，政府必须考虑其‘声誉’，不敢轻易进行突然或难以为人预期的贬值，因此经济个体在确定价格时，就不需把价格故意定得很高以抵消可能的贬值后果，这便是所谓‘公信力效应’。由于这种效应，政府发出可信的反通货膨胀信号，公众会由此降低通货膨胀预期”［16］。拉丁美洲国家的实践经验表明，在实行钉住汇率制的初期，降低高通货膨胀的效果很明显。
3.2.1.2 亚洲新兴市场国家
20世纪80年代，许多亚洲新兴市场国家都实行贸易导向的发展战略，钉住汇率制在这些国家也非常盛行。如泰国，从80年代初期到1997年危机爆发前，货币当局宣布的汇率制度一直是钉住一篮子货币汇率制度。新加坡从1981年开始实行钉住一篮子货币的汇率制度。韩国当时也实行钉住汇率制度。
其他一些实行钉住汇率制的国家和地区，如我国的香港特别行政区、加勒比海及太平洋地区的国家等，有的是因为以国际贸易或旅游业为支柱产业，有的国家则是经济规模太小，或者是与被钉住的国家有一定的历史渊源等。
3.2.2 钉住汇率制度的衰落
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之后，世界主要工业化国家普遍采用了浮动汇率制度，世界主要货币之间的汇率一直波动不定。同时，许多发展中国家经济的快速增长加快了其国际经济贸易的多元化和市场开放，实现了经常项目和资本项目的自由化。在此背景下，发展中国家的汇率制度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我们可以看出：采用钉住汇率制的国家越来越少。1978年，实行钉住制的国家有96个，占70%；到1998年减少到64个，仅占35%。而采用浮动汇率制的国家则呈上升趋势，这20年间实行浮动汇率制的国家从22%增至55%。由于1978年绝大部分发达国家均已采用浮动制，所以该比重的增加反映了发展中国家的汇率制度变化。即便在仍采取钉住汇率制的国家中，其结构也有较大的调整。在1978～1998年间钉住单一货币的国家中，钉住美元的从42个降至20个；钉住一篮子货币的国家中，钉住特别提款权（SDR）的从12个降至4个，钉住自选一篮子货币的从20个降至13个。
可以看出，发展中国家的汇率制度变化的总趋势是：钉住单一货币制度向钉住一篮子货币制度过渡，而钉住一篮子货币又向管理浮动乃至自由浮动制度过渡。在许多从钉住单一货币或一篮子货币制度退出的过程中，有的国家安排得当，在平静中完成了这一转变，没有造成汇率的大幅波动，因此可以说是成功退出的国家，如智利、波兰、以色列。但也有一些国家是在政府无力继续维持钉住汇率制的情况下，被迫退出的，如泰国等，其后果是本国货币大幅贬值，引发金融体系崩溃和经济危机，人民生活水平下降。
中国也是发展中国家，从汇率制度设计上看，2005年7月之前中国采取的是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但较为普遍的看法是人民币汇率安排属于典型的钉住汇率制。就国际收支而言，中国近年来的特点可概括为双顺差格局下，外汇储备的急剧飙升。在1994年汇率体制改革之初，中国外汇储备不过516亿美元，到2001年超过2000亿美元，2006年中国外汇储备突破万亿美元。双顺差下的储备增长从内部带来了人民币的升值预期。从外部来看，美国、日本希望借人民币升值缓解自身经常项目赤字压力，而中国政治经济局面的稳定也使很多资本流入我国，形成人民币升值的外部压力。在这个背景下，人民币汇率制度如何进行改革已被提上日程。本章拟从分析钉住汇率制难以维持的原因入手，通过国别分析，总结成功者的经验，吸取失败者的教训，以期能够为我国所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