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背上的元代统治者只做了90余年的皇帝，就在全国性的农民起义下被推翻了。从宋末年开始的连年征战到元末明初基本没有消停过，长期而混乱的政治、经济制度对社会经济和各行各业的生产造成了大量破坏性的影响。直到朱元璋统一全国，建立起强盛的大明王朝，中国琉璃才再度恢复了往日的风采，在清代绽放出了美艳的光芒。
一、雅俗共赏的明代琉璃随着明王朝的成立，草民出身的明代统治阶级光复了汉族王室的荣光。琉璃作为传统的王室礼器，在明朝强大的政治力量下朝着“仿汉代”的方向发展。作为皇室的正宗使用器具，明朝琉璃明确划分了传统琉璃的制造方法和各自不同的使用范围。
1.作为高级装饰的传统高铅琉璃上一节提到的博山琉璃，经过了元末的发展，逐步成为当时全国范围内最大的琉璃生产中心，也成为当时进贡明朝廷琉璃制品的主要产区。在工艺上，由隋唐时期发展出的玻璃吹制手段几乎被弃用，转向了早期窑铸的方式。
明代琉璃的集中制造工艺第一次为书籍所系统记载。成书于清康熙初年的《颜山杂记》的作者孙廷铨，出身于博山琉璃生产世家，早在明洪武初年，孙氏家族就领宫廷“内管监青帘世业”，为皇宫制作玻璃器物。在《颜山杂记》中记载了明代琉璃贡品的情况：“琉璃之贵者为青帘。取彼水晶，和以回青，如箸斯条，若水似冰。纬为幌簿，傅于朱棂……用之郊坛焉，用之清庙焉。隶于司空，以称国工。”
对这一段文字，可以稍加诠释：琉璃品中最贵重的要算是青帘。用无色透明的琉璃料，投入氧化钴（得到蓝色料），再制成筷子粗细的光洁晶莹的条状珠。把它串成珠帘，悬到宫殿的朱漆大门上。（这种青帘）只用于郊坛、清庙等处。至于皇家的珠帘为什么非要用单一的蓝色，《颜山杂记》的解释是，“义取乎青象苍穹，答云现也”。这象征“青天”的青帘，当然只有在祭天的“郊坛”和祭祖的“清庙”才能悬挂，其等级规格自然是尊崇无比的。这的确是高铅琉璃最主要的特征。然而这种透明的琉璃制品在明代后期就逐渐失传了，直到清代已经完全没有制作。
从这一时期的记载中我们可以得知，明代对于古代传统的古法高铅透明琉璃的恢复已经到了相当的水平。虽然它是如何从前代技术的空白中得到延续依然是个谜，但是《颜山杂记》中以“水晶”作为制造琉璃的原料，辅以氧化钴的工艺却与战国时期的制造工艺基本相符。虽然此类物品存世较少，但为清代后期琉璃工艺的迅猛发展作好了铺垫。
明代嘉靖时期的《青州府志·琉璃器》中介绍道：“琉璃器，出颜神镇（今山东博山），以土产马牙、紫石为主，法用黄丹、白铅、铜绿，焦剪成珠、穿灯屏、棋局、帐钩、枕顶类，光莹可爱。”与元代不同的是，当时所生产的琉璃帘已经可以显示出“光莹可爱”的光泽，作为较次技术生产的珠穿灯、屏风、棋子已经成为雅俗共享的实用器具。
琉璃帘在古诗词中我们常常可以看见“珍珠帘”“珠帘”“水晶帘”，它们究竟是何物呢？
南宋周密有一首《珍珠帘》词，注云：“琉璃帘。”揭开了谜底。词中有“是鲛人织就，冰绡清泪”之句，显然是化用鲛人泣泪成珠的典故。清泪，自然是珠滴的形状，也可见所谓琉璃帘，就是用颗颗“清泪”般的琉璃珠串成的，而其效果就像一幅明滑的冰绡。
“鲛人织就，冰绡清泪”的描写，与“红丝穿露”“水精帘影露珠悬”在形态上如此相似，我们可以推测，珍珠帘、珠帘、水晶帘，其实都是琉璃帘。“红丝穿露”“冰绡清泪”，就是长串的玻璃珠成排地悬在一起，形成一道晶莹的玻璃帘幕。元人马祖常还有《咏琉璃帘》诗，说是“吴侬巧制玉玲珑”，“万缕横陈银色界，一尘不入水晶宫”，把琉璃帘的形态，用诗意的语句说得很清楚，玲珑如玉的珠子，一条条连排在一起，明亮如银，澄澈如水晶。
不过，从诗人们的描写来看，既然被称为“水晶帘”，又或如“露珠”“清泪”，那么珠帘一定是以微含青绿的透明珠为主的琉璃“青帘”了。
2.复古礼器的“仿玉”琉璃明朝的琉璃比起明亮晶莹的琉璃装饰品，另外一条道路就显得极端甚至偏执了。在作为明代官方礼仪用具方面，琉璃被限制于混浊的“仿玉”模式。明代的工匠在烧制这些宫廷礼仪用品的时候有意在其中加上大量的混浊剂，达到半透明甚至不透明的“药玉”质地。
这种类玉琉璃主要作为宫廷用具，及官员佩饰。《明会典·文武官员冠服》中规定，四品以上官员的“带板”和“佩”使用药玉；而《明制》中则说，“状元二梁，绯罗、圆领、巾单锦绶，蔽膝、纱帽……药玉佩、朝靴……皆御前颁赐……”，殿试后状元所用的药玉为皇帝所赐。其中带板的形制有些类似唐带板，但相比较要小型化。在具体的形制方面类似同时期的玉器，并符合《明制》中的相关规定。其实在实际应用中不仅有仿白玉的白色效果，而且还有仿翡翠的色彩，这种现象也是和当时社会玉器文化的流行相符合。明朝大旅行家徐霞客，他于1638～1639年曾在腾冲（明朝属云南永昌府管辖）亲眼目睹了翡翠加工以及贸易的盛况，并写入他的“游记”中。在此前的永乐年间（大约1403年），社会稳定，经济繁荣。国家大力开拓云南边疆以及对腾越的三次征伐，使云南西部尤其是腾冲得以大大开发，各种贸易及翡翠珠宝交易旺盛，从而使翡翠流入中国内地，并流行起来。
也许是出于对玉器的景仰，明代的琉璃主要还是以药玉为主。但是，明代礼制琉璃的佩戴规格明显小于唐宋，从已发现的不少这样的琉璃佩件和绶环等礼器可以看出区别。
3.持续发展的建筑低温釉《大明会典》上记载，为了满足建设南京城的需要，明太祖曾下令，自洪武二十六年在城南聚宝山建立了由72座琉璃窑组成的御窑厂，烧制各类琉璃建筑构件。琉璃窑采用倒火焰窑，琉璃构件的陶胎的用土，专门由安徽运来。琉璃窑的琉璃窑渣也时有发现。到永乐年间，南京历史最悠久的皇家寺庙大报恩寺琉璃塔，被世人称为中世纪世界七大奇观之一，其建筑艺术成就被誉为“中国之大古董，永乐之大窑器”。近年在原址发掘出一批五彩琉璃构件，为永乐年间烧造，现存于南京博物馆。明末张岱的《陶庵梦记》，清代张尚瑗的《石里杂记》均有关于琉璃寺的记载。
在明代，琉璃瓦的发展达到了空前的程度，明迁都北京，为北方地区带去了建筑琉璃瓦的制作工艺。虽然传说中隋唐时期始建的大明宫，不仅屋顶全部使用琉璃瓦，还使用了表面雕刻莲花的绿釉琉璃砖，但是至今没有确切的残留证据。现在我们可见的琉璃瓦大部分都建于明清时期，其规模之大影响了整个北方建筑的整体风格。
如建于明初的代王府前的大同九龙壁通体使用琉璃砖，长45.5米。基座为须弥座造型，顶部斗拱瓦垅。气势雄浑，金碧辉煌，是现存最大、最早的琉璃照壁。明清时期，皇族多居于北方，华丽的琉璃瓦成为贵族们装点自己建筑的传统建材。而南方地区除了庙宇，一般家居惯用青砖黑瓦，致使后期南北传统建筑风格差异巨大。直到清代，“琉璃瓦”一词由于使用频繁，被简化称为“琉璃”。
明代琉璃在这种坚持与徘徊中发展，却始终禁锢于传统无法突破，在琉璃的三线发展中，琉璃逐渐走向雅俗共赏的阶段。
二、走向辉煌的清代琉璃清代康熙、雍正、乾隆三朝盛世的出现，使明末遭到巨大破坏的博山琉璃得到了护养。
“当明之末……琉璃之家，死者什九”（《颜山杂记》）。自清兵入关后，琉璃的制造和统筹使用已经为国家统一管制。
由于清三代前，社会处于休养生息阶段，对于工艺品的生产并没有过多的发展。但自康熙开始，琉璃技术重新开始大步发展。“清承明制”，对于急于将自己树立为汉正统的康熙大帝来说，他在自己制定的满汉交融的国策里，特别地加入了对琉璃这一汉皇室独有工艺的关注。在他的倡导下，清廷宫中专门设置了宫廷内务府造办处，并且引进了大批西方的传教士，对中国现有的琉璃制造工艺进行改良，并设立专有的“大清玻（琉）璃厂”。
在这场由君主导演的“汉化”运动中，被复原的不仅有传统的琉璃艺术，还出现了大批量的陶瓷仿青铜器型的装饰用品。为了确定自己是“神权天授”，彻底融入汉族文化，康熙皇帝显然对琉璃厂琉璃器具的生产和恢复寄予了极大的期望。他在一封通过传教士给法国皇帝的信中写道：“……乞请由法国玻璃厂中选派一到两名熟练的玻璃工人来华，以便制造出法国的玻璃和水晶……”。他迫不及待地雇请欧洲玻璃匠来，制造高级艺术玻璃，由此，清代的缠丝玻璃、套色雕刻玻璃及鼻烟壶等成为世界玻璃艺术的珍品。
清宫养心殿造办处玻（琉）璃厂清宫养心殿造办处玻璃厂于康熙三十五年（1696）成立，清亡（1911）时止，在两百多年中制造了大量的玻璃器皿。西方传教士汪执中、纪文等人都曾参与并指导内廷的玻璃生产。康熙时的玻璃器浑朴简古，已能生产水晶玻璃、洒金蓝玻璃和套色玻璃，今故宫博物院藏有一件带“康熙御制”刻款的玻璃水丞。乾隆时的玻璃器型华丽，花纹精美，是清代玻璃生产的极盛时代。当时已能生产金星玻璃、缠丝玻璃和三四种颜色的套色玻璃。装饰技法多采用雕刻、描彩、泥金和珐琅彩，代表性的作品有“古月轩”鼻烟壶、缠丝玻璃瓶等。嘉庆以后，清宫玻璃走向下坡路，器物颜色混浊，器型不正，雕刻粗糙，款识潦草。由于清宫玻璃器具有独特的中国风格，工艺精美，所以深受各国人民的赞赏。欧洲和北美的一些大博物馆都收藏有中国清代宫廷玻璃器，尤其是乾隆时期的作品。
可以说，由于清三代皇帝对于西方科学技术的浓厚兴趣，加上大力引入西方玻璃制造技术，使清代的琉璃逐渐转向西方玻璃制品。官方早期多以二氧化硅、钾、钠为主要原料，到后期又恢复成为传统的博山琉璃，器形上依旧仿制传统的玉器、青铜器，力图达到尊古。
如今清代的琉璃制品多保存在今北京故宫博物院，那些作为宫廷御用的精美礼器，更多地体现了它们作为皇室的象征意义。如皇家制造的玻璃套色杯、盘或专为赏赐用的琉璃器皿等。
清代制造的琉璃制品大都不以琉璃作为称谓，多称作“料器”。而风格融汇古今，又大量吸收国外工艺制作手法，手段多种多样，无论是古法的仿玉，还是仿制的现代西方透明玻璃都显示出极高的艺术价值。值得一提的是，清代后期大量制造的玻璃鼻烟壶，也成为当时的一种特色，形成了中国自先秦至隋唐之后琉璃品生产的又一个巅峰。
《清史稿·盛京五部·工部》中记载“黄瓦厂，五品官一人，侯姓世袭”。相传，在明天启元年，清太祖努尔哈赤统率部队占领沈阳和辽阳之后，为了巩固其统治政权，由新宾迁都到辽阳，在辽阳建东京城。琉璃工匠侯振举为表忠心，特意精心烧制一批绿色釉的碗和罐等，专程送到辽阳捐献。努尔哈赤一见琉璃制品，喜出望外地说：“析木城送来的绿釉碗、盆、大瓶子是对国家有用之物。金银算什么？天冷不能穿，饥饿不能食，匠人所造之物，才是真正的宝贝。”随即授予守备的职位，赏银20两。于1622年封其琉璃窑为“御窑”，所造琉璃制品供沈阳故宫建筑群外，福陵、昭陵、永陵均由其提供。琉璃瓦中有的有“龙纹”，有的有“永陵四碑”字样，有的有“昭陵角楼”字样，可惜其关键配方已经失传。
秘传配方的琉璃瓦现存的北京故宫老琉璃瓦戳记上所提到的 4 种琉璃瓦烧制的行当分别是：窑户、配色匠、房头、烧窑匠。其中“窑户”是指窑主，即掌门人；“配色匠”是指配制彩釉的师傅；“房头”是指制作鸱吻和脊兽的师傅；“烧窑匠”是指掌握火候的烧窑师傅。其中以配制彩釉最为关键，配色匠只掌握百分之九十的配方，而最为要紧的秘方只能由窑主一人掌握并亲自操作，那个秘方叫“配色折子”。
然而随着清朝政府在鸦片战争后的式微，曾经如此辉煌的琉璃传统再度中断，甚至被世人遗忘。普通玻璃逐渐成为人们普遍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