皮顺东决定到长江市会一会赖天厚。
为了做这个决定，皮顺东用了几乎整整一周的时间。
李向泽两次到大漠市进行调查采访，皮顺东都是知道的。起初，皮顺东并没有把李向泽放在眼里。“不就是一个小记者么？不就是一个用笔或者镜头记录历史、粉饰太平的小文人吗？我皮顺东是什么人？接受这样一个无名小辈的采访，太掉价了。”皮顺东说。
皮顺东说的没错，他的牛星集团在大漠市发展得最红火的时候，他本人也成为了大漠市的红人，红得发紫。
皮顺东的红主要体现在这些方面：
一是头衔多。职务方面，除了牛星集团董事长之外，皮顺东还是大漠市政协委员、大漠市工商联合会常务副会长、大漠市民营企业家协会常务副理事长、大漠市医药行业协会副会长、大漠市汽车行业协会商贸分会副会长、大漠市制造业协会副理事长。学术方面，皮顺东是能源专业博士、医学专业硕士、汽车制造业学士，是大漠工业大学客座教授。荣誉方面，皮顺东是大漠市优秀民营企业家、大漠市中青年标兵、大漠市经济领域突出贡献将获得者。头顶耀眼的光环，皮顺东做什么事都得心应手。
二是活动多。参加活动的种类、次数与他头衔的数量几乎是对等的。自己公司的事情就不用说了，但凡是大漠市经济领域的事务，大的如经济政策制订前的征求意见，小的如某家中小型企业剪彩，几乎少不了皮顺东的参与。逐渐地，皮顺东的政治活动也慢慢多了起来。他非常清楚中国的市场从很大程度上说是一个政策市场，政策的变化对经济的影响之巨大，远非其他国家尤其是欧美发达国家所能比拟的。打个比方吧，国家觉得内需不旺，于是一再降息，并调低银行放贷门槛，结果内需的确被刺激起来，并且一度有过热的迹象；此时，国家开始紧缩银根，严控信贷，调高存款准备金率与利息，然后，一批对金融依赖程度非常高的企业资金链开始吃紧，严重的不得不轰然倒塌。皮顺东知道自己不可能具有经济政策的决策权，但是，他希望能够享有经济政策制定的参与权，将自己的观点、意见通过一个相对便捷的方式，传递到决策层中去。要想做到这一点，多参加一些政治类的活动是很有必要的，政协会议就不用说，还有平时的政府政策咨询会，或者政府主办的高规格论坛，参加这些活动虽然不能够为皮顺东及他的牛星集团带来直接的经济效益，但却能为他带来丰厚的社会效益，由此产生的间接经济效益也是非常可观的。
皮顺东享受了大红大紫带来的利益，也付出了大红大紫所需要的代价。
一是资金透支。牛星集团的本质属性毕竟是一家企业，企业的各项经费应该严格按照预算进行。皮顺东当然明白这一道理。问题是，皮顺东身上的头衔太多，这些头衔基本上都是需要用钱去维持的。比如作为大漠市工商联合会常务副会长，皮顺东每年就得给协会赞助20万的办公经费。再如，大漠市医药行业协会旗下有一本《大漠医药》杂志，牛星集团是杂志社的理事单位，每年必须支付10万的理事费。还有大漠工业大学，聘皮顺东为客座教授，不仅不给他支付授课费，还得从他这里寻求一点研究经费，这笔费用少则5万，多则10万、20万。本来，在皮顺东的授意下，牛星集团财务部将这些费用都列入了开支中的，可是，经常有一些额外的活动经费需要支付，皮顺东求名的心情又是如此地迫切，超支就在所难免了。久而久之，这笔原本被列入公关经费中的活动经费，成为一个深不可测的无底洞。牛星集团后期的资金链吃紧，与此不无关联。
二是身体透支。很多人都向往每天锦衣玉食的生活，皮顺东在发财之前也是这样的。每当他看到别人“行有宝马，住有豪宅”而自己只能“挤公汽、住旧房”之时，就难免要发出一通感慨，并发誓要赚足钱，享尽人生荣华富贵，用他自己的土话表达就是“有朝一日时运转，朝朝暮暮像过年”。可是，真的等到发财之后，皮顺东才发现灯红酒绿的日子，与其说是享受，不如说是受罪。首先是肠胃受罪。鸡鸭鱼肉除了出家人谁都爱吃，可每天都吃这些就会反胃，皮顺东就是这样的。穷的时候那些油得发腻的扣肉他每顿能够吃上一碗，当了老总一年之后，看见山珍海味都没有什么感觉。所以，有一段时间，皮顺东在必要的应酬酒席上只吃素菜，不吃荤菜，不知道的人还以为他入了佛门，受了斋戒呢。其次是大脑受罪。
皮顺东本来能够喝酒，可是，如果天天喝，一天三次地喝，酒精对大脑的刺激就不可避免了。特别是与政府领导在一起的时候，那更加免不了要喝酒，而且要喝出自己的水平来。不是有那一句话么：“能喝半斤的喝八两，这样的干部要培养；能喝八两的喝一斤，这样的干部要提升。”皮顺东不是党政干部，用不着领导提拔，便却需要领导培养。这个培养主要体现在为他公司的经营大开方便之门。比如原本不够资格享受无息贷款的牛星，可以大量地贷到大漠市各家商业银行提供的无息贷款；比如原本没有地产开发资格的牛星，可以名正言顺地开发商品楼并进行销售，等等。为了获得这样的培养，陪领导把酒喝好便是一个必备的功课。皮顺东的确把功课做好了，大脑却受损了。他自己已经感觉到，如今对问题的反应速度明显没有以前那么快了。
皮顺东每天周旋在大漠市的政经圈内，享受着鲜花与吹捧，起初哪里把李向泽这样的小人物放在眼里？可是，他很快就发现自己错了。这小子不按常理出牌，喜欢搞底层动作。俗话说得好：“明枪易躲，暗箭难防。”如果李向泽从正面着手，皮顺东肯定是不会担心的，中央大报、地方党报、电视台、电台、广播、杂志、网络……什么媒体的记者皮顺东没有接触过？对于记者们的各种问题，包括一些明显带有刁难的问话，皮顺东都能够应付自如，因为他知道没有事实依据，怎么说怎么问都是无关痛痒的。李向泽这小子却不一样，他先从古钢厂入手，从退休职工那里了解古钢厂的基层情况；而后又从中层干部嘴里掏公司的秘密。这些手法一般的记者是做不到的。这小子不是先天聪明就是一个在媒体混了多年的老油子。皮顺东开始重视起来了。
令皮顺东又气又急的是，李向泽与他那个搭档，不仅找到了他的哥哥，而且直接混进了守卫森严的总部大门。而糊涂的哥哥居然还将他们的过去向这两位记者倾囊相告，这不是胳膊肘往外拐么？那个老潘倒是有几分聪明，假装接受采访，实际上大谈特谈中国民企糟糕的经营环境，转移注意力，混淆视线。不过，关于集团的难处，老潘不该谈这么多。因为同样的事实，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说法，不同的记者会写出不同的文章。李向泽与孙素琴来者不善，何必将这些资料都透露给他们呢？
等到李向泽第二次潜入大漠之后，皮顺东才发现情况真的不妙了。那个时候，正逢国家宏观调控，紧缩银根，抑制通胀，皮顺东原本问题重重的产业大厦，经不住政策与市场的双重考验，开始动摇起来。而此时，那些曾经与自己亲密合作的会计事务所，开始撂摊子、耍大牌；甚至自己一手提拔起来的副总裁，也几乎与自己翻脸，不愿意为集团的整体发展作些财务上的配合。皮顺东觉得是出逃的时候了。这个原本脆弱的牛星大厦，倒塌是迟早的事情，这一点自己是最清楚的，也是可以最先选择抽身而退的。至于那些患难与共的兄弟们，给他们发一些钱，让他们自谋生路去吧，自己哪里还顾得了那么多？
可是，贸然出逃是不太现实的。走也要走得悄无声息，至少在走之前与走之后的几个月之内，牛星集团的情况不要恶化。否则目标太大，事实太清楚，即使自己走到天涯海角，也会被抓住并遣返回国。
所以，考虑了一周时间，皮顺东还是决定去一趟长江市，去会会李向泽，以及李向泽的领导——《主流群》杂志社总编赖天厚。
皮顺东到长江市的时候，李向泽与孙素琴还在庐山度假。
赖天厚可以不受任何羁绊地与皮顺东“促膝谈心”。
这是赖天厚玩的一个小伎俩，比起那些手法诡异、标的巨大的做局来说，简直算得上微不足道。
皮顺东没有到杂志社直接找赖天厚，而是打电话约他出来喝茶。赖天厚推说有事来不了。皮顺东只好派自己的司机到杂志社来接。赖天厚这才显得有些不高兴地说：“哦，既然皮总如此诚心，我就把手头上的工作放一放吧。不过丑话说在前了，茶钱由我来付。”
司机干笑一声，将赖天厚接上了车。
汽车载着赖天厚向长江市郊外驶去，目标是湖滨山庄，又叫湖滨度假村。对于很多普通市民来说，度假村依然是一个较为陌生的名词，他们会认为那是皇亲国戚、达官显贵们才能去的地方，平民百姓哪能沾上边儿？其实不然，随着竞争的加剧，度假村除了在增加服务内容与提高服务质量方面大做文章之外，还在价格上做得尽量满足中等收入市民们的需求，甚至部分工薪层，也在考虑以后将假期是否安排在度假村。
长江市的度假村大致分为两类：一是市内的度假村，景点多数是人工建造，好处是交通便利；一类是郊区度假村，虽然交通不便，但景点几乎都是天然生成，空气质量比市内强了百倍以上。湖滨山庄就是后一种度假村。
皮顺东此刻正将自己埋在豪华客房的沙发里，一边欣赏着美妙的古琴独奏《高山流水》，一边思考着如何与赖天厚交谈。直觉告诉他，赖天厚是这次调查的幕后主谋，李向泽只是一颗受人摆布的棋子而已。搞定了赖天厚，整件事情就算OK了。
但是，怎样才能搞定他呢？
男人喜欢的东西无非是三样：金钱，美女与权力。后者皮顺东是无法给予赖天厚的，前两者倒是可以考虑，但又不知道他的要价怎么样？倘若他狮子大张口，是不是该与他撕破脸皮，让他顺其自然呢？
敲门声响了起来。
皮顺东知道赖天厚来了，他不紧不慢地打开房门。司机赶紧介绍：“皮总，这位就是赖总编。”皮顺东藏在镜片后的眼睛发出不可捉摸的目光，左边嘴角微微上翘，缓缓地站起身来，将右手伸出半截，赖天厚接住后，两人分明感觉到了彼此的力度。皮顺东抢先发话，他说：“赖总呀，早该来拜访您了。只是一直没有空，您也知道，老板其实也是一种职业，而且是全世界最累最苦的职业。员工有假期，老板没有假期；员工有风险，老板一天到晚地担惊受怕；员工只要做好份内事情就行，老板不仅要管理日常事务，还得把握公司的战略导向。唉，做企业家难，做民营企业家更难，做中国民营企业家难上加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