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三六年十月十九日，鲁迅突然在上海逝世，朱安得到消息并没有过于悲伤。也许因为消息来得太突然，因为一个星期前还听说先生的病已好转，现在又突然传来这样的消息，朱安似乎并不太信。一直到第二天，有记者来采访，朱安才确信先生真的去世了，她也没有能力来上海操办先生的后事，只是烧了几样先生爱吃的小菜，燃起香烛供在桌案上，算是对大先生的祭奠。
鲁迅的葬礼结束后，朱安的生活开始越来越不好过。以前婆婆在世时，将周作人每月给她的十五元钱供养费遗留给朱安，在上海的许广平也时有汇款寄来。现在，许广平被捕入狱，周作人的供养费又时断时续，朱安体弱多病，手头连看病的钱也没有，只好向相熟的人借债度日。人家有借有还才可能再借，而她一借借了好几千块大洋，总借不还，就再无法借到。钱借不到，日子还得要过，这日子就过得有点艰难。
有一年冬天，朱安发着高烧，几天没吃东西。烧退了一些，她想吃点东西，口袋里只有两块铜板，只够买两只烧饼。外面风雪弥漫，她一点办法也没有，只好拄着根棍子去找周作人。当时周作人和妻子羽太信子仍住在八道湾，那本是鲁迅先生的房产。朱安在雪地上摔了好几跤，总算摸到周作人家。周家生着大炭炉子，家里温暖如春。看到上门的嫂子，周作人倒也客气，留她吃了饭，也送给她几个钱，是羽太信子给的，她话里有话地说：“北平开销大，我们的日子也不好过，守着大先生那么多书报手迹，怎么可能过苦日子？那可都是钱呐。”她的意思很明白，就是让朱安变卖鲁迅遗产，那可是值大价钱的。一句话提醒了朱安，虽说她并不想这样做。可是，手头分文皆无，这叫天天不灵，叫地地不应，没有办法，也只好对不起大先生了。
朱安出售鲁迅手稿和藏书换取度日之资一事，很快被报界知道了。上海的反应最为激烈，两名鲁迅的粉丝几天后就赶到北平砖塔胡同，厉声质问朱安：“这是鲁迅先生的遗产，是我们全民族的遗产，全都要得到妥善保护的，你一个老太太，有什么资格出卖鲁迅先生的遗产？”朱安正在吃午饭，所谓的午饭就是几片萝卜干和半碗冷粥。听得来人这么说，她心里一酸，将饭碗亮给他们看：“你们看，我过的是什么日子？你们口口声声说要保护鲁迅的遗产，我也是鲁迅的遗产，你们谁来保护我？”上海来人被噎住了，一时不知说什么好。后来经过商议，由上海方面每月汇一笔数目不大的生活费给朱安，让她能勉强度日。后来他们又为她争取了八道湾的产权，让她有房租收入。一九四六年，出狱后的许广平来北京整理鲁迅先生遗物，在八道湾和朱安生活了两个月，这是两个鲁迅的女人最亲近的一段日子。许广平每日奋笔疾书抄录整理先生的著述，朱安挪着小脚进进出出为许广平准备饭菜。许广平十分感动，叫她姐姐，每晚接过她递上来的泡脚热水后，都想请她坐下来好好聊一聊，聊一聊先生，聊一聊离开多年的水乡绍兴。可是，朱安都小心回避了，她不会说话，也不想打扰许广平。她坐在一角静静地抽着水烟，她仍然沉默着，像一口古井。
一九四七年六月，朱安在北京去世，临死前她向许广平提出要求，想葬在鲁迅先生墓旁。不过这个要求未能如愿，她的葬礼是按许广平的安排进行的，她最终下葬在婆婆鲁瑞墓旁，坟墓上没有任何标记，只插着一支黄竹镶铜的水烟袋——她一辈子的喜好，就是在劳累之后，静静地抽上几口水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