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来组织又对苏青网开一面，将她的关系转到黄浦区文化馆，每月发给她十五元工资，生活仍然艰难。李崇美长大了，嫁人生子，苏青就照料这个孩子。李崇美离婚后一直跟苏青住，苏青无事可做，正好负责接送外孙去托儿所。苏青对这个小外孙很好，把自己补发的工资都用在她们身上，也算是一点回报。当时她经常去瑞金路的襄阳公园早锻炼，结交了一些里弄老太太，生活还是比较平静的。
一九六六年以后，灾难再度降临到她头上，先是三番五次的抄家、批斗，接着工资再一度停发。肺结核又缠上了她，开始吐血。不久，心脏病和糖尿病都来了，病病病，她的一身全是病。可她这时候没有任何收入，连走到医院的力气也没有，叫医生上门，她连两块钱的出诊费也付不起。李崇元在安徽，省吃俭用每月余下五元钱寄回来。李崇美借了一笔钱陪苏青去医院拍X光，医生面色沉重地告诉李崇美：“你妈妈不行了，活不了多久，已经找不到肺了。”
但是奇怪的是，苏青也没有经过系统治疗，却一直顽强地活了下来。那时候她住在卢湾区自忠路上，一处类似于大杂院的地方。坐在竹椅上晒太阳的老人，木窗上挂满了腌鱼和风鸡——自忠路是家常的，陈旧的，其实上海的底子就是这样，它的大气与精致，常常就在民间烟火深处——而苏青一直就生活在这样的民间，所以她才会写出《结婚十年》那样的小说，那里面全是平民的视角。王安忆在《寻找苏青》里这样分析苏青小说：“上海的工薪阶层，辛劳一日，那晚饭桌上，就最能见这生计，莴笋切成小滚刀块，那叶子是不能扔的，洗净切细，盐拌过再挤去苦汁，调点麻油，又是一道凉菜。那梅干菜里的肋条肉是走过油的，炼下的油正好煎一块老豆腐，两面黄的、再滴上几滴辣椒油，青鱼的头和尾炖成一锅粉皮汤，中间的肚当刚好留作明晚的主菜。苏青就是和你讨论这个的，这种生计不能说是精致，因它不是那么雅的，而是有些俗，是精打细算，（一个铜板也要和鱼贩子讨价还价）。有着一些节制的乐趣，一点不挥霍的，它把角角落落里的乐趣都积攒起来慢慢地享用，外头世界的风云变幻，于它是抽象的，它只承认那些贴肤、可感的。你可以说它偷欢，可它却是生命力顽强，有着股韧劲，宁屈不死的。这不是英雄的生计，是培育芸芸众生的，是英雄矗立的那个底座。”
沿自忠路一直往下走，全是杂乱的老房子，七十二家房客的那种，很多房屋上面，都标明建造时间：1932、1927、1926——走过两三个红绿灯，突然发现号码中断，一处公厕过去，一座摩天大楼耸立在那里，疑惑地走过这幢大厦，这里已是被改造成美轮美奂的新天地，绿地、人工湖、石库门里的酒吧、咖啡馆，在一片杂乱的街区里出现新天地，就仿佛一个梦境。
当年苏青住在这里一身是病，邻居们慢慢地都知道她是“汉奸”，几家共用一个厕所和厨房，大家都合伙欺负她。苏青想起张爱玲说的“汉奸妻，受人欺”，决定离开这个地方。几经辗转，她和人家换房，住到普陀区，基本上不和任何人来往。即便后来平了反，也与人断了一切联系。只有和老上海时代一个编辑王伊蔚偶有书信来往。她写信告诉王伊蔚：“人生一世，草生一秋，‘花落人亡两不知’的时期也不远了，‘不才明主弃，多病故人疏’，一门关煞，与人不搭界，只求早死罢。”
不久，苏青病情加重。这时候李崇元回到上海，当时他已三十八岁，没有工作，没有家庭，孤身一人回到重病的母亲身边。李崇美看到弟弟回来，马上将户口迁出去，把仅有的这一点房产让给李崇元。看到儿子无所事事，苏青分外焦急，她一生一向不愿求人，但是为了李崇元的前途，还是硬着头皮写信给当年李钦后的一位好友、现在在香港商界极有声望的一个人，希望他能够给儿子谋得一个职位。盼了几个月后，收到的却是一封打字后面签字的信。那人在信上说，现在香港入境非常困难，爱莫能助。苏青看了以后病情加重，都快卧床不起了。这时候承担照料任务的，就是李崇元，母子俩贫病交加，相依为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