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爱玲和苏青参加女作家座谈会，然后又接待记者，两个人对谈家庭、事业与爱情，甚至坦诚地谈性说情，一唱一和，一颦一笑，妩媚多姿，羡煞了上海滩上一帮小姐作家。
当时上海滩繁华摩登，社会包容又开放，报刊业空前发达，各类杂志多到难以计数，有女性、电影、少年、文学、汽车、养生等十几类，外加众多晚报、小报和出版社。甚至有《玲珑》这样的女性杂志，借助于西方审美标尺发动了一场轰轰烈烈的中国女性解放运动，利用西方电影女星的镜像力量激励着中国传统女性尽快摆脱小家碧玉式的贤淑形象，它倡导女性摩登、现代与独立，这在当时传统守旧的中国，都是前所未有的。甚至在这里你可以看到这样耸人听闻的标题：怎样玩玩男子——文章的内容建议女性要自视高贵、架子十足，对男性要忽冷忽热，甚至要求她们一定要有第三者，并时不时与第三者亲热示好，在男子失望时再回头向他略表青睐。《玲珑》对男性美也特别推崇：“我们不以容有粉脂气的男子为美，我们也不以身躯魁梧的男子为美，因为男性的美和女性的美一样，不在清瘦，也不在乎非肥胖，而在乎全身肌肉的健全发达，击剑是男性锻炼健美最直接的门径，银幕上的李嘉白率尔莫斯、雷门伐诺罗、范朋克都是我们提倡男子由击剑而锻炼成健美的好模范。”更石破天惊的是，它会刊登裸体照片，公开谈论做爱的地点、气氛与体位。报刊的空前繁荣从精神品位上将上海从一个农耕的小城镇带入有世界格局与视野的现代大都会，并且催生了作家或撰稿人这一职业。许多知书达理的小姐，家里都订阅了大量报刊，读着读着，禁不住提笔给报刊写稿。写着写着，一不留神就成了女作家。写作，在那个时代是件很摩登的事，战争的硝烟黯淡了这座庞大都会的五彩霓虹，给这里的人们带来深重的灾难，但同时也用它的流离失所、光怪陆离的乱世背景，培养了一群旗袍摩登的小姐作家。
当时上海滩有一位叫陶岚影的小姐，写了一篇名为《闲话小姐作家》的文章，刊登在十分畅销的大众文学杂志《春秋》上，用极其幽默闲适的笔致，如数家珍地盘点了当时活跃在海上文坛的女作家：张爱玲、施济美、俞昭明、施济英、汤雪华、程育真、杨琇珍、邢禾丽、郑家瑷、练元秀、马笑侬、李宗善、江泓，当然还有她自己陶岚影。小姐作家在创作上各具特色，施济美擅长描写知识女性的爱情生活、职场境遇。她的爱情小说当年风靡校园，文笔极为圆熟，虽然略带学生腔和新文艺腔。汤雪华更具有小说家天分，当年她以东方珞笔名在《紫罗兰》杂志发表《郭老太爷的烦闷》，引得主编周瘦鹃大喜之余在杂志上向读者卖关子：“凡是男性的读者，读了此篇，一定会忍俊不禁，心想我们的心理，怎么都给作者体会出来的？但我要偷偷的告诉您，这位作者却并不是男性而偏偏是女性，以一女性而能体会男性的心理如此透彻，真是一个奇迹！至于这位女作家是谁，那么天机不可泄露，恕我不奉告了。”程育真的“圣歌”式的宗教情怀，练元秀的俏皮慧黠也都令人刮目相看。
彼时的上海，随着城市的沦陷，主流作家纷纷撤离，原本作为新文学运动中心的上海，其时却变成了一座文学的荒城。曾经热火朝天的民族、革命等话语和题材完全被日本人的监狱和宪兵队所隔绝，然而这被强力扭结而成的文化禁区，却带来了一种新的“自由”——人们可以自由地书写私人的感受、爱情和两性关系，而不必担心有人再指责他或她“不革命”，只要不涉及政治，无论谈古论今，说西道东，文章尽可以发表。对于上海的读者来说，鸳鸯蝴蝶、风花雪月原本就是他们喜爱的口味，而孤岛生活的惶恐心态，更加剧了这种趣味倾向。于是，在这座海上孤城中，不谈政治和少谈政治的纯文学作品成为最流行的文学风潮，人们有大把的时间消磨在对爱情和人情世故的消费之上，高压下的生活似乎也别无出路，就像张爱玲在《封锁》中描写的那样，戒严了，人们的身体无法自主，心在短短十几分钟之内却还可以自由出轨妄想一下。
一大群婀娜多姿的小姐作家中，以张爱玲、苏青、潘柳黛、关露文名最大。而这四大海上才女中，只有张爱玲最终一红惊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