冬天来临的时候，弟弟张子静又来看姐姐张爱玲。那天子静穿着一双球鞋，是晚上，他来的时候爱玲正在整理柜子里的书，他一见面就问：“姐，你在家不会着急吧？”她没有停下手中的事情，一边把书本归类，一边说：“我哪里有时间发急？我一点不急，我要做的事情实在太多，我还打算写小说。”弟弟吃了一惊：“你要写小说？”张爱玲说：“是啊，我就不能写小说吗？”他说：“圣约翰好多同学都为你可惜。”她说：“可惜什么呀？圣约翰教授全都是来混薪水的，花那么多钱去上他们的课，实在舍不得，还不如在家自习来得实惠。”弟弟说：“你也只差半年了。”她看着他，说：“父亲虽然给了我学费，可我还是要生活，要用钱的地方太多，我现在满脑子都是钱、钱、钱，根本就没有心思再去读书，也读不进去。”弟弟说：“要不，我再回去和他说下生活费的事。”她的情绪一下子被点燃了：“你千万不能这么说，这不是逼他吗？生活再怎么艰难，也得撑下去，我不会再回去求他。”停了停，她又说：“你回去别和他提这件事，你自己能念就好好念吧，我也想早点挣钱，早点独立，这阵子给报馆写稿子——我现在想得很开，跟谁过不去也别跟钱过不去啊，肚子都填不饱，谁还在乎什么文凭不文凭？”弟弟愣着，不知道该说什么好。这时，姑姑敲门，探头进来说：“天黑了。”弟弟见到姑姑露出不自然的表情，就知道姑姑在赶他走。姑姑站了一会儿，说：“不留你吃饭了，你要在这里吃饭得提早说，吃多少米，我们才好准备，没有准备就不能留你吃饭。”弟弟脸上露出一丝难堪，讷讷地说：“哦，那，我回去了。”“行，省得太晚了，道路要封锁。”姑姑说完就出去了，张爱玲对满脸尴尬的弟弟说：“我送你下楼吧。”她这样做是想给他一点亲情的补偿。
张爱玲送弟弟下了楼，正好要去一家电影杂志送稿。为了这次见面，炎樱特地为她设计了一件衣服，那是她母亲的一件衣服，爱玲嫌短，炎樱就帮她接上了穗子，还是从她家旧窗帘上拆下来的。坐在去杂志社的电车里，她感到周遭尽是好奇的目光，也没有感觉到什么不安，她早对这些异样的眼光视若无物。突然电车紧急刹车，估计又是碰到道路封锁，车子停着，路上的行人也停着，漫长无止境的等待。这样等下去可能杂志社要下班了，她开始有点坐立不安。看看周围的人，有的人在看报纸，有的人在睡觉，实在无聊的人就抬头看车厢里的广告，空气中弥漫着一种压抑。透过车窗，她看到日本兵逐一检查路边行人，手中的刺刀在冬阳下发着刺目的光芒。
她走下电车，准备返回，心里觉得这样耗着实在浪费时间，不如回去写稿子。一位日本宪兵拦住她，上上下下打量着，喝道：“你的，证件的，拿出来。”她掏出来良民证，默默递过去，他看了一眼，又递回来。
她一言不发地朝前走，租界在日本人进驻以后，似乎比以前漂亮了不少。橱窗里的木质模特仍旧光着脊背面向车水马龙的街道，和炎樱常去的那家起士林咖啡店，依然灯红酒绿，只是街道上处处可见流离失所的民众和一些逃难到上海来的异乡人。大家对于周遭的事物都漠不关心，只在乎自己能不能活过今天或者明天。每个人都板着一张脸行走在大街上，像木偶，谁也看不出谁的心事，人心变得封闭、冷漠。路边常见到尸首，有的用纸板盖着，有的则没有盖。她也不害怕，冷漠地走过这些没有生命的人的身边，脑子里想到几个字：乱世里，命薄如纸。
回到家，姑姑正在厨房间做饭，她没有打扰她，安静地在桌前坐下来，坐了很久。天黑下来，外面似乎下雨了，她觉得有很多话要说，想写，就铺开朵云轩稿纸，拧开钢笔，等待了片刻，在第一行空格上，她写下小说名字：《沉香屑·第一炉香》。接着，她仿佛神助一样，沙沙沙地一气不停地写下去：“请您寻出家传的霉绿斑斓的铜香炉，点上一炉沉香屑，听我说一支战前香港的故事，您这一炉沉香屑点完了，我的故事也该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