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4年10月，瑞典皇家科学院宣布缪达尔和弗里德里希·哈耶克共同赢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宣读辞中的赞美之词引用如下。
自从经济学奖开始颁发以来，由于他们的研究超出了纯经济学领域，两个经济学家的名字：缪达尔和弗里德里希·哈耶克，经常出现在获奖的提名中。他们都从纯经济理论开始他们的研究生涯并著有重要的著作。在二三十年代他们主要的著作都集中在相同的领域：经济波动和货币理论。从那以后，两位经济学家都拓宽了他们的视野，把社会和体制现象的多个角度也包含在研究范围之内。
缪达尔主要致力于范围宽广的经济问题的研究，特别是美国的黑人问题和发展中国家的贫困问题。缪达尔把经济分析和社会、人口、制度状况联系起来。弗里德里希·哈耶克把他的研究领域扩展到包裹经济系统的法律结构因素还有个人、组织、各种社会系统功能的议题上。他们两人都对经济政策问题深感兴趣，因此也都研究社会中组织、制度和法律状况的变化。
缪达尔和弗里德里希·哈耶克都具备很好的收集整理能力，可以从中找到新的和原始的方法来提出问题并对原因和政策提出新的观点。这种特征经常使他们处于某种争议中，当研究领域扩展到经济学家们经常想当然的和忽略的因素时，这是自然的。
关于缪达尔独一无二的贡献，评选委员会把关注点指向《经济理论发展中的政治因素》，称它为“对许多研究领域的政治价值观和政治价值观如何影响经济分析的批判先锋”，这也进一步说明了科学院已经“对纪念碑式的著作《美国困境》给予高度重视……”评价缪达尔在那本书中“记录了他将经济分析与宽广的社会学观点结合的能力”。引言指出，缪达尔对发展中国家问题的广泛研究和《美国困境》是同一性质的，这也是经济学和社会学在更广泛意义上的研究，即对政治、体制、人口、教育和健康因素给予重视。
皇家科学院的宣读辞展示了一些巧妙的设计。强调共同获奖者职业生涯的相似总归是为了减少一些潜在的紧张。从这方面看，这次演练没有完全成功。
缪达尔对得奖的反应
当时缪达尔在纽约，斯德哥尔摩打来电话通知他获奖的事情。
他事后对记者说：“当他们一大早给我打电话的时候，要不是我还有点没睡醒，我一定会说不的。”后来他确实强调经济学奖本身是应该废除的，然而这些都是缪达尔后来的意见了。在20世纪60年代，他曾经非常频繁地向一个在斯德哥尔摩某银行工作的朋友寻求资金的支持以建立诺贝尔经济学奖，同时他深深伪装这里面应该有自己的想法。1972年的时候，他非常不情愿地否决了这个奖。当察觉到奖项带有主观偏见和被人为操纵以后，他对诺贝尔经济学奖的不满稍后表现了出来。
即使是这样，在1974年的时候他对选举委员会的决定也不是完全放心，症结点在于他和哈耶克共同获得了该奖。在他们整个职业生涯中，他们完全在意识形态范围相反的两端工作。哈耶克一贯是放任自由和不妥协的冠军，他认为政府干预是问题的根源所在。缪达尔则相反，明确质疑不受约束的市场能否使一切正常，当市场运作失调的时候，政府的干预需要出面纠正错误。至少有两次他们之间存在一些个人冲突。1933年，虽然说很勉强，哈耶克还是担任编辑出版了缪达尔对货币平衡的分析，他没有露骨地表达他从根本上不同意缪达尔的说法，不久后，哈耶克（那时在伦敦经济学院任教）确信不用考虑邀请缪达尔去做一个演讲。而缪达尔自己也毫不含糊地远离哈耶克在《通往奴役之路》上提出的争论，他在1951年写道：“所有这些关于经济计划热门的讨论都把我们指向一个极权国家或者类似的状况，恕我直言，这是一派胡言。”
当听到共同获奖者名字的时候，缪达尔的女儿斯赛拉·博克感受到了家人的心情。她说：“由于二人对一个政治问题持有完全对立的观点，以这种方式共享这个奖项对哈耶克和纲纳来说大概都像浇了一盆冷水。无论是他们两人本身还是其他人都无法避免地想到这个奖项是一个平衡意识形态的产物。很多他们的同事甚至推测这个选择反映了瑞典经济学家自觉优越的荒唐可笑的心态。虽然他们（指瑞典经济学委员会成员）可能很难不给他们这位杰出的却又国际化的赫赫有名的非瑞典籍同胞颁发奖项，但是他们还是有能力让缪达尔难以好好欣赏这份嘉奖或真正有被祖国认可的感觉。”
1982年，因为日内瓦裁军谈判瑞典方代表的工作，埃娃·缪达尔夫人被授予诺贝尔和平奖（这是唯一一个丈夫和妻子在不同领域成为诺贝尔奖获得者的例子）。
诺贝尔奖获奖演说
当缪达尔开始准备这个分享的诺贝尔获奖演说时，他放弃了自己所有的保留意见。他选择了“世界发展的平等问题”作为标题。
在很多方面，他对这一问题的处理都呼应他在《世界贫困的挑战》
中提到的主题。他严厉地批评了发达国家（特别是美国）在为迎接挑战提供援助时的失败。他追查这个缺点，试图用对“自私的国家利益”的控诉调动富国公众从而帮助贫困国家。他主张的策略“不是呼吁过去一年在我们这个类型国家中制定公共政策过程的普通百姓，而是呼吁对道德条款进行衡量的动机”。他补充说，“当政客和专家对给予道德承诺应有的重视变得胆小时，现实主义才会不存在”。
他不仅鞭挞发达国家在面对贫困国家需求时的冷漠，而且号召发达国家削减自己的消费。他怀有“深切的同情”，他说道，“由于医学家、环境学家和其他的自然科学同事们的力劝，当他们说到我们自己利益的合理性以及个人和集体的关系时，到目前为止消费的增长为了一个更加俭朴的生活作风，为了家庭消费生产，许多物质生产是被关注的。”这应该反过来免费转移资源给那些贫困国家（人们会想起缪达尔十年以后对国外援助的热情相当受挫）。当提到不发达国家需要做些什么的时候，他也转向了另一个相似的理论。他呼吁“在他们生活和工作的条件下进行根本性的改变”。最重要的是这些改变都规律地暗示了公平和生产力的同时提高。这些迫切的、根本性的改变，首先来说是土地改革，除此以外，教育和医疗工作也需要从根本上重新导向。“软性国家”需要变得有效率，现在到处都在增长的腐败必须在各个层面上被消除掉。
转变与坚持不懈
在诺贝尔评选者的引文中，特别强调了缪达尔职业生涯中学术活动的重点和优先考虑问题的转换。他确实是从纯经济理论家开始学术生涯的，那样可以联系分析形式主义，并且他很藐视那些采取制度方法来达到目的的人。接下来的工作使他质疑主流经济学理论家声称在自己的学术著作里他们是价值一自由中立者。不久后，他宣誓成为瑞典政府政策制定的顾问并通过选举成为一名公职人员。一位评论家倾向于认为，缪达尔最开始将自己规划为一个直线型的纯经济理论学家，他当然不会想到日后自己会成为《美国困境》的作者。这一问题的研究使他触及多个学科领域，这也使他更加确信当社会科学家给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和历史学分类的时候是错误的。有些很简单的问题没有限定，它们需要包含在多方面的复杂性中。诺贝尔奖评选者提到的《亚洲的戏剧》基本方法是在《美国困境》中采用的方法的延伸是正确的。缪达尔自此转型为制度经济学家并且对此非常骄傲。
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不断转换着他学术征程中的方向，他研究中的多面性、原创性及创造性的表现非常值得评述。但这些都不能够模糊他的坚持不懈。从20世纪30年代起，他无论从事什么选题，都专注于经济和社会理论问题的价值判断。他始终对所谓客观和价值中立的主张保持警惕。还有，在他所有的作品中，他都采用了一个从维克塞尔吸收过来的概念，即“累积的因果关系”原则，无论周期是“良性的”还是“恶性的”。此外，他还坚持认为思想和理想都有它们自己的自主权以及改变事物流程的能力。
缪达尔应该有个定论，这是恰当的。1977年年底，在美国路德理事会年度会议发表的演说中，缪达尔指出如果他向社会科学家们发表演说，他“将强调有必要正视人类评价对研究应有的作用。当社会科学家们努力保持‘客观’，忘了人们有渴求的良心的时候，在我看来他们是不切实际的，并没有尽到作为科学家的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