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天他们一人领到一份奴隶解放证书——离过婚的人往往称离婚证是奴隶解放证书。解放了，可以一起坐坐了。他们一起回到家里。杨玉琪说我们怎么会走到今天的？周杏说我们只有一个可悲的共同点——死要脸。是的，他俩在离婚前一两年，明明白白一直在讨论离婚这件事，但“离婚”二字谁也没说出过口。家里有客人，周杏照样倒茶递烟；客人一走家中复归死寂。若去看娘，周杏照样和杨玉琪一起去，照样叫爹叫娘热乎乎地搭话；一出娘家门，两人一前一后骑车路人一般。他们都深知如若把两人的矛盾在小城传开，如同提供民间创作的原始素材。他们从没吵过架。吵架也是一种宣泄和沟通。可他们连吵架的热情也没有了。他们之间的冰膜已经使他们再升不起一丝热气了。
事后常有人对杨玉琪说，离婚的事，实在不怪你老杨。或许这也是一种民俗的理解方式——怪你，或不怪你怪他（她）。我这里劝一下热肠子人，千万别对杨玉琪说周杏一个不字。否则杨玉琪一定会面孔一沉，说：她有什么错？她从小收养在姨父家，受姨父母影响，善良、正派，但文化不高，未必有很大志向。这又能怪她吗？她十八岁进厂当工人时要普查身体，就在这天她第一次来了例假。所以这日子不会记错。十八岁！可见她的生活环境太艰难，引起生理上的缺陷。自知不能生育这才能决然去领个女儿。如果她有机会上学，她的虚荣心（用她的说法：要脸）会变成上进心，她会成为素质非常好的人。她离婚后多次对人说是她打了三次离婚报告，说你们不懂，根本不存在他抛弃我的问题，他不是陈世美！杨玉琪甚至觉得，离婚后周杏抢在他之前结婚，可能是为了减轻杨玉琪的精神压力，而他常常感觉他自己还在不断给她带来伤痛，至少是使她难以生活在一个完全没有杨玉琪的环境里。人们往往愿意把苦痛的过去封死在记忆的箱底，根本不想把它们拿出来翻晒、看看。但是杨玉琪在泰州常有新闻。报上的报道，街上他新写的一块块招牌。街上常有人说杨玉琪这人有钱，你看他在泰州写了多少招牌！其实杨玉琪从十八九岁写了当时泰州最高的建筑海陵饭店的招牌至今，从来不收一分钱。生我养我的泰州，我怎么能收这个钱？他说。丽君怀孕后，时有不认识的人指着她：哟，杨玉琪有孩子？乃至生下一个儿子，杨玉琪更为周杏感到伤痛。周杏一直以为他有病。如今他竟有了儿子！在泰州，至今重男不重女。领个男孩至少要上万元，领个女孩一分钱不要。真的，他真怕生儿子这件事伤害了周杏。当然，他又自嘲自己怎么老是瞎想。他和周杏的离婚，解决了两个人的痛苦赢得了四个人的幸福。周杏现在有个很好的丈夫。周杏找到了她的幸福如同杨玉琪找到了他的幸福。
一个舍弃的，正是另一个所追求的
1988年1月5日杨玉琪与王丽君结婚。周杏所舍弃的正是丽君所追求的；周杏认为不幸的在丽君却是幸福。她说越是苦的事回想起来越有价值。“我蛮幸福的。我有三种爱。”她说。她享受着她对杨玉琪的夫妻之爱、师生之爱、长辈和小辈之爱。爱，使她焕发出宁静、博大、耐看的美。洁白的脸上，一对分得很开的黑亮的眼睛，蕴藏着宽怀的气度；嫩红的嘴唇旁两只深深的酒窝，深蓄着女性的温柔和力量。她从来没买过化妆品，连雪花膏都不用。结婚时也没用。她实在无须化妆。美是不须要化妆的。我离开泰州前约好她和杨玉琪到我的住地来聚一下。她迟到了几分钟。杨玉琪大惑不解。他们认识这么些年，她从来没有迟到过一分钟。她只愿意自己等他而决不让他等一分钟的。这次怎么了？丽君来了。额上冒着汗珠，宁静地微笑着说儿子刚才发烧四十度，她抱去医院打了针，再把儿子送到娘那儿。我问及她裱画的事，她也是如此平静而简约而没有什么可说的。我对杨玉琪说你有一个世界上最好的妻子。
一个人有一个这样的妻，那么不管他以前遭过多少劫难，他也得到补偿了。
四端兄和彭城弟
杨玉琪说没有丽君自己怎么能走到今天，丽君至今也是在为他作着牺牲。我想一个人在人生道路上迈出突破性的一步，在这之前有多少人扶他一把，搀他一下，撑他，助他，拉他。在辛苦跋涉之余回过头来看看这些朋友，多么疲惫的眼光也会变得温柔。杨玉琪和丽君在儿子一周岁后去南京，是还两个愿。一是领略夫妻双双在大街上走不用怕任何人看见的自由。二是看望两位共患难的旧友，叙叙旧。杨玉琪成名后他俩竟好似要与他断交似的杳无音讯，是不是他们心里残存着对杨玉琪的最后一点疑虑，以为杨玉琪成名后虽不会忘了他们但或许感情淡化了呢？
1984年杨玉琪到南京进修时，先借住江东门的农民房，每晚骑车一个半小时以上。骑到近郊没路灯。这晚他栽进一个坑，不，是车栽进坑里而人飞到了坑的那端。惟肚子擦破了皮。这次飞车后，同学们大笑之余帮他找房子。有人介绍南京市归云堂有一个叫徐彭城的大龄青年，独住大屋。就是性情孤僻古怪，不知能否同处？杨玉琪搬去一张写字桌和一支日光灯，要在办公桌靠着的墙上钉两个钉，好挂日光灯。本来他很快就钉好挂上了。徐彭城看看觉得日光灯左右两根绳不一样长，爬上桌重新摆弄绳子。下来看看还是不齐。譬如右边那绳在钉子上再绕一圈，右边就高了。不绕这一圈，右边又偏低，就差这么一毫米。徐彭城爬上爬下十来次，重来复重来。杨玉琪绝望地想，跟这么个挑剔的怪人是肯定住不长的。又听说这人九点就要上床，晚一点就可能通宵失眠。而对于杨玉琪，晚饭以后一天的生活才真正开始呢。
徐彭城所以接纳杨玉琪，因为他喜欢画。晚上他与杨玉琪一起铺开纸画。画到十点于他已是很超过了规定睡眠时间了。杨玉琪在十点以后才是渐入佳境的时刻，可他却不能不时时注意着床上先生的每一次翻身。这位一翻身，杨玉琪心一揪。杨玉琪心一揪，这位却好像有心理感应似的说一句你弄你的，不要管我。这句“不要管我”在杨玉琪听来如同英雄人物孤身冲进敌营与敌人同归于尽前的壮语。他再画不下去，和失眠者作长夜谈。徐彭城在“文革”中深深的失落感，使他惯于通宵读书或是通宵失眠。他说杨玉琪你真勤奋。杨玉琪说他一直希望世上有一种药丸，早上吞一粒可以一天不吃饭不睡觉一直工作。徐彭城说他从来没有见过杨玉琪这样的人。他周围的人，很多是关心下个月的奖金能多些，或者商谈如何能从车间调入科室。他问杨玉琪什么时候爱上画画。杨玉琪说穿开裆裤的时候。他说他熟悉的人里没有一个有这样始终如一的追求的。他说他以后试试跟着杨玉琪画得晚一些。
这天凌晨快两点徐彭城画好一幅画。情绪的昂奋使他忘却了对失眠的恐惧。杨玉琪说，画出你的格调来！徐彭城想，他已经有十四年睡不好觉了。像杨玉琪这样的人物，即使自己因为他的到来再有两年睡不好，也值。等于自己给他两年时间。值。如此一想，杨玉琪画他也画，杨玉琪喝茶他也喝茶——原先他怕喝茶影响睡眠。杨玉琪是个夜里画兴大作的神经病，徐彭城也传染上了这种神经病。1987年2月他的一幅梅花在省建筑公司直属单位的书画展中获得第二名。1988年5月他的一幅花鸟在省建筑总公司职工书画展获第二名。而我真正感兴趣的是，这位变成“神经病”的大龄青年有了女友了。
那时在归云堂这个院子，还有一个被传染的“神经病”叫张四端。张家和徐家窗户对着窗户，相距一米之遥。张四端是有家室之人，每每给杨玉琪这头送来一些能吃几顿的榨菜肉丝之类。他说玉琪，你现在困难我照料你，你若是有一天成名了，我不会烧菜给你吃。他事实上认为杨玉琪哪里就能从南京、从江苏杀出来呢？晚上隔窗各画各的。张四端头都不用抬，说一声杨玉琪你过来一下，杨玉琪几步就到了张家。画到半夜张四端隔窗说他准备睡了。杨玉琪说你再坚持一会儿。继而张四端越画越晚，杨玉琪说四端兄你也发疯了？可不疯了。杨玉琪自己叫他练些扎实的功夫，譬如画色谱。光是蓝色往红色过渡，张四端就过渡出几十种颜色。群青、紫罗兰、湖蓝、玫瑰红……后来我看到张家挂的静物画，满以为是买来的，竟都是他的作品！我想这也许就是色谱效应？
张四端偶尔听到徐、杨这边锅啊碗啊的发出快乐的碰撞声，他问一句吃什么好的啦。杨玉琪说过来过来。问者明知没什么好吃的，答者明知他本也不是为了来吃。只是画到眼睛一闭全是色谱的时候，不能不小别一下那没有穷尽的色。在这种凌晨时分，归云堂院子里除了颜色就是他们三个面无血色的“神经病”。而且杨玉琪各种带有神经病色彩的想法总能使另两位神经病患者“同病相怜”。杨玉琪1985年想去深圳打开路子但是身无分文，盘缠钱哪来？张四端亮出他结婚以来攒积至今的全部的私房钱。天！但愿我这篇文章不要让他的妻子读到。这笔一千元的私房钱是靠一次次值班费、加班费一个铜板一个铜板地攒起来的。杨玉琪说他一定要写个借条。张四端说你要是写借条我就不借给你了。1986年杨玉琪办画展，张、徐二位为他设计制作展标，布置会场，招待来宾，从开幕到闭幕天天来服务。这次杨玉琪占用的不是他们的加班费是调休假。他俩忙到半夜还拎上糨糊桶满城去张贴杨玉琪画展的海报。
后来杨玉琪知道徐彭城可能要把女友带到归云堂来，悄悄地又找到另一个住址：成贤街。徐彭城一发现杨玉琪要搬走好半天不说话，然后悲苦地说，女友是没有把握，而杨玉琪是实实在在的。徐彭城和张四端自然遇见过王丽君。既然杨玉琪不介绍，他们就不问。男子汉之间，无须问。然而他们越不问，杨玉琪心里越不踏实。不知他们是怎么看他和丽君的？杨玉琪离开南京回泰州的前夕，张四端说了一句：你们早点把大事办了。你——们？这位四端兄心里是什么都清楚的了？这样的理解，还有比这更可贵的吗？
我让杨玉琪带我去南京归云堂看看他的四端兄和彭城弟。一进徐家，只见地上洒着水，一尘不染。没有一个桌子或柜子的平面上有一样乱放的物件。我以为是为我收拾的。杨玉琪说这是徐彭城的洁癖，一直如此。而徐彭城竟然能容下杨玉琪那一大堆画纸、画笔的“垃圾堆”。杨玉琪往组合柜上一靠，我感觉他好像伸了个懒腰。他并没有伸懒腰。但他那种好似到了家的惬意感，不知为什么使我感觉他如同伸了个长长的懒腰。徐家外间放了一张小床，是专为杨玉琪随时来南京好住的。杨玉琪身上也一直有这家的钥匙。我在里间沙发上与徐、张聊着，张四端出去看一下又进来抱被子，说杨玉琪在小床上睡着了。这些日子，怪我把他谈累了。昨晚他到徐家，杨玉琪睡里间大床，徐彭城睡沙发，两人谈到几点了？拉开灯一看，一个说钟的短针在十二，长针在二；一个说是长针在十二，短针在二。最后达到一种共识。两点。睡吧。睡醒后徐彭城说昨晚你在哪里吃的饭？杨玉琪说没吃。过去他就是一过了钟点就把晚饭从略了。徐彭城觉得杨玉琪好像从来就没有离开过归云堂。
徐彭城，黑边眼镜黑眉黑眼，整个人如同一个浓重的黑色的惊叹号。活得极认真，所以才会有深重的失落感，所以才又会执著地追求起来。说话间脑子里涂满了意识流般的活跃的思维，脸上总是溢着从心底流淌出来的笑。那个墙上钉个钉子都要反复十来次的怪人哪儿去了？张四端，白净清秀修长温文，从面孔五官到品性都展示出南方男性的特征。杨玉琪呢？说他在厨房为大家下面条炒肉丝呢。徐彭城有事先走，临走对杨玉琪说你走之前把门都锁好。
永恒的诱惑第八章完成，就意味着“这一次”的结束，
他一无兴奋可言，除非分娩一个新的“这一次”
冯先生的斋号叫凌云堂
1988年底，香港印刷、人民日报出版社出版的《杨玉琪画集》发行了。杨玉琪拿着这本画集当即就想送给冯天培冯先生。这是一个他从小认为是全世界最瘦的老人。清癯、黄白如骷髅的脸，枯枝般的手指，皮里的骨骼一节一节可以看得出。走路如幽灵飘忽，了无声响。说话声音喑哑如气声，稍一激动就气急。瘦而不驼，体轻而精神。从不咄咄逼人，但超然之气、傲然之气如仙风道骨！解放前在上海新华艺专毕业后，在南京最大的商场挂牌刻金石图章，斋号叫凌云堂。刻的章如艺术品。解放后回泰州当中学美术老师。1957年当“右派”。叫人吃惊的不是他当“右派”，而是他当“右派”后以体弱为由辞职不干了。当时的“右派”哪里敢、甚至哪里敢想辞职呢？他不干了。虽然他四个孩子中只有一个在外地工作，月薪二十多元。妻在手工小厂工作，月薪也是二十多元。穷自不待言。
杨玉琪在他的第一个老师王述尧被打成“右派”投入监狱后，如病急乱投医般地找老师。他常背着画夹上泰州的美术讲座、画像店、裱画店等一切与画有关的地方，希望能找到一位老师。这天他看到画像店挂着几幅很好的画。店主已经与他熟悉了，告诉他这是请冯天培老先生画的，挂这儿撑门面。杨玉琪当即去找冯先生。凡有寻找老师的机会就不能失去。冯先生说你胆子不小，没人介绍自己来了。杨玉琪说他太想找老师了，什么也不管了。冯先生看杨玉琪画夹里的画，不错，不错，他说。他进里屋拿出两本十六开的风景画，讲画的基础知识。两本画册七八十幅画。杨玉琪从来没见过正儿八经的画册。他真不知他捧着的是什么样的圣宝！居然冯先生让他带回家慢慢看。他捧着画册走出门来，怀着一种神圣感：他又有老师了！从现在开始，上路了。这两本画册就是他前边的路。对，从现在开始，上路！他要把这两本画全印到他脑子里。他也想表现一下自己，让冯先生知道他实在是真正要学画的。他要给冯先生一种信任感，他不能没有这个老师。这一周里，他几乎夜夜不睡。一周后他上冯先生家还画册。借的时候是两册，还的时候是四册。他用铅画纸把每一幅画都临摹下来了。每一幅画下也标着页码，只不过没有装订。另外，铅画纸比画册的纸厚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