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早交稿，审阅通过，就等出胶片进印厂。因为春节长假，周文彪又召集选题会，拿出春节后一期选题。按当初的说法，每期稿件终审通过后就该发工资，眼看过年了，我们提出这个问题。周文彪若无其事地说正走流程，很快就下来。选题通过后又忙碌大半月，终于提前拿出稿子。
家里来几次电话，确认我能回家。车票还没弄到，狗急跳墙吧。当务之急是工资，可随后几天都被搪塞。于江湖私下透露，这次杂志社和投资商的合作可能又泡汤了。我没对他发作，他也是受害者，第一期出刊后他就莫名其妙地被“工作调整”了，只管发行，女友愤而离职。我问：“他们是不是又故伎重演，只是年底了为了保号出一期？”
于江湖说：“是，但也不完全是。可能是投资商私下调查了杂志的底细，犹豫了，谁愿意当冤大头啊？”
“拿咱们当猴耍啊，工钱怎么办？”
“还能怎么办，要呗。”于江湖也没辙了。我感喟：“没想到咱也成年底讨薪民工了。”
“是啊！我TMD费了多大的劲啊。”于江湖牢骚满腹，“这破杂志，谁碰谁倒霉，我以前还不信邪。”
“不会逼得哥们爬塔吊吧？”我担忧地问，他说那倒不至于。
离年三十只有三天了，李皓、杨星辰、室友王磊都回老家了，连小羽也回姥姥家了。当夜下了入冬以来最大一场雪，即使有暖气半夜也被冻醒，从柜子里拿出闲置的夏被盖在厚厚的棉被上，又到阳台瞭望几眼。隆冬午夜，万籁俱寂大雪纷飞，楼下平房区的屋顶、道路和树木被白雪盖得严严实实，高楼大厦如同被冻僵的一群巨人，默默地耸立着。
头顶凛冽寒风，脚踏深及脚背的积雪小心翼翼地朝公汽站走去。我蜷缩着身子走，脸和耳朵被寒风割得快裂口，很快麻木了。在一家早餐店吃了一碗豆腐脑两根油条，在寒风呼啸中直立行走了一阵，不得不再次埋头缩颈弓腰曲背前行。这个庞大城市已空空荡荡，公汽站挤满了每年一度最后一批瑟瑟发抖的撤退者。有些拎着花里胡哨体积庞大的行李袋，有些抱着被裹得严严实实的小孩，有些则迷茫地看着公交车站牌，努力地辨认自己的方向。
快中午时大伙基本赶到，两个女编辑没来。美编老田早在办公室，心不在焉，作为一根绳子上的蚂蚱，他却不搭理我们。室内设备少了一些，金蝉脱壳啊！对我们的突然袭击他们有些愕然，周文彪假模假式地应付了几句，鲍小琳说出去办点事，径直走了。大家心照不宣地对峙着。
我们先向周文彪要工钱。他一脸愁容，直说心情可以理解，他没财权，鲍小琳也只有执行权。我们说打酒只认提壶人，他觉得自己无理，跑回办公室一通电话，信誓旦旦老调重弹——节后一上班就发，一个子儿也不少。我们严词拒绝了，纷纷表示今天不给钱就不走了。鲁小阳提出搬电脑。周文彪这时翻脸了：“你们要工资也要通过法律程序来，搬东西就是非法侵占。”
鲁小阳针锋相对：“你们非法欠薪在先，我们只是扣押，工资一发马上归还。”
鲁小阳不过随便说说，就是把寥寥无几的办公设备全卖了，也不够我们两期的工资。周文彪又跑进办公室打了一通电话，出来说他再次和投资方交涉了，鲍小琳下午回来就答复。我们开始收集“证据”——打印出来的完整小样，上面有每个记者编辑的稿件和修改笔迹。这举动出乎意料，周文彪过来阻止。罗云说：“你不是说通过法律来吗？这就是证据。”
我说：“拿不到工钱，自己写的稿子留个纪念还不行吗？”
“如果你说我们违法，你可以报警嘛！”鲁小阳说。周文彪悻悻而去。
我们干等着，上网或玩游戏。节骨眼上，于江湖接个女友的电话，先走了。尹玄人和夏一帆被周文彪叫过去密晤一阵，出来后出门了。周文彪也把我叫进去，和颜悦色：“其实我们对你挺赏识的。”
我也和颜悦色：“谢谢赏识。养个宠物也得给饭吃不是？”
他接着忽悠：“这只是暂时困难，过了这阵，只要我在这个位置上，肯定还请你。我也相信你肯定还有上升空间，于江湖能力是有限的。”
我呵呵一笑：“就怕将来你不在这位置上了，你这个位置上以前坐的是寒秋。”
装腔作势一阵后，周文彪说：“你年龄大些，别和他们一样瞎混，毕竟你也算一个作家了。”
“我也不想和他们瞎混，可是现在我们已经被拴在一根麻绳上啦。”我不想和他浪费时间，迅速返回大厅，继续和最为坚决的鲁小阳和罗云混在一起。
做饭的早回家了，周文彪出去吃饭，我们干等着。鲁小阳提出给劳动局打电话，我嘲笑他太幼稚了，我给他们讲了李皓讨薪的事儿。都觉得不是李皓运气太好，而是那老板太倒霉，那戏剧性也不可复制。罗云还不死心：“还是试试吧，也许不会拿我们当民工看。”
“我就看不出来咱们和民工有什么区别，你敲键盘就不是民工了？”我继续给他泼凉水，看他痴心未改，就说，“不信你试试吧。”
鲁小阳试，占线，锲而不舍地打，终于接通了，一个懒洋洋的京片子中年女人三言两语就把他给打发了：第一，没签合同，难以取证；如有证据可以送过去，但要按程序一步一步来；杂志社是外地的，属于异地管辖，还要和当地劳动部门协调；最后，明天就放假了，大过年的，你们不休息我们还休息呢。我看着一脸书生气的鲁小阳说：“傻了吧。”
罗云心生一计：“咱们是记者，记者节才过去两个月呢。咱们该找记协吧。”
“记协？亏你想得出啊？”我又给罗云泼了一盆冰水，“你就别自作多情啦，什么记者，你有记者证吗？‘皇军’还用得着在这破杂志混，像民工一样讨血汗钱吗？不信你再试。”
他们放弃了，又给报社电视台打，对方只是做了登记，并没积极反应。鲁小阳急得在房间里乱窜：“妈的，这也不行那也不行，你们说怎么办？”
“怎么办？咱就是民工讨薪，在这扎下了，耗上了。”我又提醒道，“咱们要冷静，要沉住气，君子动口别动手。证据保留好。”
鲍小琳和周文彪一回来就把我们召集起来宣布：“经研究决定，和所有编辑解除劳动关系，工资马上发。”
我们喜出望外，谁也没指望还在这里干下去，纷纷表示没问题，还开玩笑早知如此何必当初嘛。看到工资条时都傻眼了，只有一期的基本工资，我不到四千，其他几个不到三千，稿费和编辑费一分没有，如果再算上后一期，每人少拿上万元。我们立即拒绝，要求按实际工作量发，周文彪说杂志还没出不算，我们认为小样上有他作为执行主编签发的终审意见。他哑口无言，鲍小琳傲慢地说：“就这么着了，你们要就要，不要拉倒。”
气氛一下紧张起来，我们问她什么意思，她暴跳如雷：“什么意思？识相点就拿钱滚蛋，否则别怪老娘我不客气！”
我们还没反应过来，鲍小琳就从包里拿出一小塑料壳本晃了一下，咆哮道：“看看这是什么？老娘什么样的人没见过？再不滚蛋，叫人修理你们！”
时间虽短，我们还是看清了，那不是下岗证不是毕业证，甚至不是一般工作证，那是一个带国徽的证件。我愣了一下，一个财务总监怎么有执法者证件，这女人什么来头？气氛骤然紧张，连溜回来作壁上观的夏一帆和尹玄人都吓傻了，美编老田自始至终铁青着脸，一言不发。我脑子里浮现一个画面：非洲草原上，狮子猎杀一头羚牛时，仅仅激起了羊群一阵骚动，当狮子撕咬着那受害者的躯体时，其他羚牛在一旁安然吃草……罗云顶撞道：“你吓唬谁啊？”
“你不信是吗？不信你就试试！限你们五分钟滚蛋，不然别怪我不客气。”鲍小琳气势汹汹。
我们不吃这一套，她开始打110，说有人在公司闹事。为了以正视听，我们也报了警，说受到持公务员证件的人威胁，并怀疑那证是假的。随后几分钟，气氛凝滞了。警察来后，双方各执一词。警察警告我们别打架别闹事，劳资纠纷找劳动部门解决，走了。我们悄悄商量了一阵，觉得先把基本工资拿到手再做计较。饥寒交迫口干舌燥，赶快离开这个鬼地方吧。她穿皮大衣戴皮手套准备出门，我们有些急了，说就按刚才的协议来，岂料她牛逼哄哄：“你们是谁啊，你们想咋样就咋样啊？现在一分不给！”
怒不可遏的我们一拥而上堵住门口。鲍小琳像被激怒的母老虎破口大骂，一场冲突不可避免地爆发了。我挡在最前面，她拉我，被我推回去了；又去推罗云，罗云死死拽着门把，没拉动。我们纷纷叫嚷不给钱今天别想走。周文彪过来，我拦住他。老田让我们住手，被我们骂回去了。夏一帆劝我们逃之夭夭，我们没有理他。
鲍小琳左冲右突，没得逞，便使劲拉扯比她矮一头、瘦弱不少的鲁小阳。突然，剧烈的撕裂声传来，鲁小阳的皮夹克从腋窝处被拉开半尺长的口子，他一个趔趄。在险些摔倒的一刹那，另一只手在空中划了一个优美的惯性弧线，势不可挡地落在了鲍小琳的脸上，她就像被枪击的猛兽发出夸张的哀嚎。所有人都惊呆了。
“你？你怎么打人呢？”老田厉声问道，就像那一下落在自己脆弱部位。
鲍小琳以手抚脸，拿出小镜子查看伤情，破口大骂着，打了110，还哭哭啼啼打了一连串电话搬救兵。形势急转直下，我们几个紧急商议对策。夏一帆暗示一跑了之，钱也不要了。鲁小阳自以为有理，坚决拒绝了，也打了110。很快警察来了，还是那两位。做了简单调查后，他们要求鲁小阳给鲍小琳道歉，工资的事情按法律程序来。鲁小阳无奈地答应了，很不情愿地赔出笑脸，鲍小琳霸气冲天地说：“敢打老娘，算你狠！你算是打对人了，滚到局子里去过大年吧。这事没完！”
她声泪俱下地搬救兵。警察劝她，甚至发脾气，鲍小琳根本不买账，不知她深浅的警察无可奈何。很快，救兵赶到。一个胖胖的中年人，一看就是个不大不小的头儿；另一个，一看就是先富起来的那部分人。这厮一言不发，只是恶狠狠地审视了我们一番，直看得青筋暴突牙齿铿锵，恨不得把我们拉出去毙了似的。他们先到鲍小琳办公室听她哭诉了一阵，又谈了很久。我们听见警察帮我们辩护，鲁小阳还被叫进去展示被撕破的衣服。鲁小阳出来后说没事了，马上就可以走了。但我们显然低估了这个女人的能量，半小时后，一干人出来，两个年轻警察铁青着脸。他们无奈地发出了命令：“跟我们走。”
我们嚷起来：“凭什么？这连治安案件都不算！”
“配合调查，没事。”警察故作轻松。鲁小阳、罗云和我不由分说地被带走了，周文彪、鲍小琳和其他人上了另一辆警车。阴沉沉白皑皑的路上，人烟已经很稀少，凌厉的寒风卷起枯枝残叶和雪堆，将我们连车带人和心情挟裹了。两个警察不断地抱怨鲍小琳小题大做，一个说：“大过年的，多大的屁事儿啊！”
“这碗饭没法吃了。”另一个附和。我想套出实情，故作随意地问了句：“恐怕光她小题大做还行不通吧？”
一个警察开玩笑似的：“她不行，可她是女人啊，明白吗？”
我问那男人什么来历，警察语焉不详。我隐约意识到事情不妙，我拿出手机想打个电话，警察假装没看见。可这时我却不知道打给谁，摊上这破事，偌大北京城竟没几个可以救急的朋友。
我脑海里急速闪过杨星辰李皓胡蒙于江湖牛胖子，他们一定早早回家了，此刻正和家人守着热气腾腾的饺子、火锅唾液横飞呢。其实他们作为外乡人即使还在北京，也无能为力。我想起了曲峰，一月前我们才把酒言欢，还放言如果有事他可以带一个排的兵力来救呢。他大抵也回家了，没准他打个电话，也可以运筹于秦岭之外决胜于京城之内呢。连打几次都不在服务区，看来曲峰偏远的农村老家连个移动通讯基站都没有。我想起了曾经“捞”过我的天宝，他倒是有脸有面，却又觉得不好意思再劳驾他了。小羽？我怎么把她给忘记了？她虽然是个小屁孩，却是地道北京人，也许可以求救于她的家人，这是他们的地盘。我又迅速地否决了这个想法，我实在不愿意让小羽的家人第一次和我见面发生在这种场合。我侥幸地想，也许真的没事，做个记录就完了。
罗云和鲁小阳打了几个电话，忙乱中说了几句，就眼睁睁看见汽车进了一个基层专政机关，警察让他们关掉手机。警察将我们交给保安，一个警察安慰：“没事，我们再给她做做工作，毕竟她挨打了，有气嘛。”
我们被保安搜去个人物品，连皮带也要抽下来。我说太夸张了吧，保安凶神恶煞骂找事是吗？只得照办，随后被塞进留置室，那是我熟悉的，固若金汤，节省能源，还免费。待我适应了黑暗环境，才发现十来平方米的铁笼子里塞得满满当当，尽是会呼吸的行货。绝大多数是臭烘烘的民工，我们一进去，他们就好奇地问我们为什么“进来了”。听说劳资纠纷，里面群情激愤，好几个都为这个进来。更让他们惊愕的是：“你们记者也被欠薪啊？”
铁笼子连坐的地方都没有。陆续有人进出，过了三四小时也没人理睬，保安也去外间看电视了。又饿又渴又累又急，开始摇铁门，要求吃喝拉撒。保安过来一顿训斥，说只能上厕所，很不情愿地打开铁门，限一次一人。先放出罗云，保安紧跟着他走，和押解犯人相比，就差手铐脚镣了。我小便后看见过道尽头有个水龙头，更觉口渴难耐，说要喝点水。保安非常粗暴地说：“不行，喝了尿多，待会儿又得上厕所。”
我勃然大怒：“你凭什么不让我喝水，犯人也要喝水！”
我往水龙头处走，保安恼羞成怒，使劲拉我，我奋力挣脱，眼镜被甩到地上，“啪”地摔碎了，一个金属圈也折断了。保安愣了一下，说：“这不怪我，你自己甩的啊。”
此时，几口水比眼镜要命得多，我顾不上跟这喽啰废话，废话也没用。我饿狼扑食一样扑到水龙头前。隆冬刺骨的冰水汩汩流进我干枯而灼热的喉咙和干瘪柔弱的肠胃，连打几个寒噤。我跌跌撞撞走进铁笼子。一个农民站起来，让我在木板上坐一会儿。直到晚上十点我们才被提到三个屋里过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