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欣既忧又喜，她说：“有人盗你版也是好事啊，特别是第一本书，说明瞧得起你，多少人求着盗还没人盗呢。”
我抱怨：“盗我的书，却穿别人的马甲，严重伤害了我的感情。”
何欣笑起来：“这是盗版者对你的鞭策，说明你有实力但还没名气，盗版者眼睛亮着呢。”
我气咻咻地问：“就让他们这样猖狂？他们盗我的书，就是盗我的钱，也是盗你们的钱。就我住的那条小街我就发现两处，全北京有多少？全国有多少？这样下去我们吃什么喝什么啊？”
“你不至于吃不上饭吧？”何欣笑起来。
“那可不？”我趁机问，“我的稿费可以结了吗？”
“行，你明天过来领吧，也该给你了。”何欣挺爽快，提醒我把书带上，他们向扫黄打非办检举。
区区两万块钱的版税，扣税就三千多，精确到分。我不满地问：“怎么扣了这么多啊？太不合理啦，连写带改花了几年呢，还不说打印邮寄电话什么的。”
何欣解释道：“的确不合理，作者都这么抱怨，有的作者十多年才写一本书，也这么扣，可是税法就这么规定的，我们也没办法。你看，税单上清清楚楚，个人所得税。”
“穷人好不容易吃口饭，还得刨一口出去。我流落街头谁管过我？”我抱怨。
“这个问题反映了多少年了，中国的事情你就得悠着来。”旁边的陈珂同情地说。
抱怨归抱怨，还是签字，领钱，走人。意外的是一家海外华文报纸北美版连载了小说，拿到三千美金税后稿费，由他们驻华机构以1∶8.3的汇率兑成人民币支付，居然比国内版税还高。国内几家报纸想连载，因合同约束作罢。
拿到这两笔巨款，除了买了一部两千多元的数码相机，统统投进了股市。一年内，“长红”已经从二十块上下跌到了不到十块，亏百分之七十以上，我自作聪明地认为补仓的大好时机来了。后来证明，在我刚正不阿的前半生，再次留下了一个污点。
大岛的助理文峰在位于亚运村一幢高档公寓的“大岛工作室”接见了我。这个工作室和很多位于公寓的小公司一样，家居房子，公司化装修和摆设。宽敞简洁，浅蓝色木地板，因为在顶层，光线颇为充足。墙上贴了一些电影海报，不少是大岛的作品，书架上摆满了与电影电视有关的书籍和杂志。
文峰三十多岁，很精干的职业经理人打扮。他先是把我的书夸了一番，说有点痞爷的风格，上半部又有点像《一地鸭毛》。我坦承受了痞爷不良影响，但故事背景和北京毫无关系。我说他是京痞，我是川痞，一个大院子弟，一个是烂滚龙，格局不一样的。我关心的是大岛是不是有兴趣。
“说实话，机会很渺茫。送本子的成群结队，绝大多数都没机会。”他面露难色，指指放在文件柜里满满当当的剧本，解释道，“大岛都是自己有了主意，找人策划，自己也参与写，他已经形成自己独特的风格了——而且，档期都排到三年后了。”
我露出失望的表情。文峰说：“即使大岛想拍，可能拍出来也面目全非了，你的小说很多地方过不了关。你不知道现在审查多严。”
“那也得看人吧，大岛这个量级的——？”我不解的样子。
“您不在这一行不清楚，名导盯得更紧。”文峰拿来一个剧本让我浏览片刻，说，“这个本子，就因为主人公是个强奸犯，改了几次都过不了关——你们怎么让一个强奸犯做主人公呢？怎么去教育下一代？”
“这叫反英雄，文学作品里多了去了。”我不以为然，“人是复杂的，那种非好即坏非敌即友的二元分割太弱智了。很多事情你没法用辩证法来看，一看就傻逼。”
“都像咱们这样想就好办多了。”文峰一脸无奈。我只好起身告辞，文峰歉意地说：“认识一下也好，以后万一有机会，还可以合作嘛。”
一个公司的策划总监请我吃饭，在刻意炮制的和谐气氛中，先是把作品夸了一阵，说我这人“鬼精鬼精”的，又指出一些瑕疵，需要更有经验的编剧“动手术”。我当即表示赞同，并希望自己操刀。
“这可是技术活儿，没经验有点玄。现在好导演不少，但好的编剧就——”他摇了摇头，他说和老总商量后，愿意买下影视改编权，但有两个条件，一是我不参与剧本，二是拒绝了我的出价十万元，只出价两万元。我提出不让我挣编剧那份钱，怎么也得八万块。双方都说再考虑。几经交涉，这事情不了了之了。
让我意外的是另外一家大公司的副总亲自约见我。在那座五星级写字楼里的豪华办公室里，大腹便便的老总先是和我东拉西扯寒暄一阵，当知道我和房东住时，他开始切入正题。他异常和蔼地说：“条件很艰苦啊小戈，看你是个实在人，这活儿你也能胜任，老哥帮你一把，——挣点快钱怎么样？”
“求之不得啊，恨不得摔个跟头就捡个钱包呢。”我连说。老总话锋一转，问我是否听说过一个金牌情感剧作家和编剧，我说如雷贯耳，他的作品跟韭菜似的，高产啊！买菜的和卖菜的都知道。
“真以为都是他写的呀？他三头六臂呀？你相信一个作家或编剧每年写几本书或几部剧本吗？”老总一语点醒梦中人似的，“我跟你说白了吧，前几部的确是他写的，成名了，就搭起自己的班子，照着他的风格来批量生产，他总体把把关，完事署他名就得了。很多人都这么操作的。我们现在正好和他有个合作机会，都市情感剧，我看你没问题。”
“您是让我当枪手啊？”我呵呵笑着。
“甭说这么难听嘛，枪手也不是人人都能当的。再说——这钱来得快啊。”老总开导我，“你来写，我不亏待你，一集给你两千块，新手这已经很高啦，别人还得把关，我们还得付大头。”
“这有点不公平吧？”我强露笑脸。他接着开导我：“老弟啊，您也不年轻了，怎么看不开呢？这世界上不公平的事多啦。这一行就这样，干就得认这潜规则。再说了，您不是缺钱花吗？”
“我是缺钱花，可是这不是钱的问题，我没做过这偷鸡摸狗的事儿。”我也像开导他似的，“盗亦有道嘛！”
“甭说那么难听嘛，干活拿钱嘛。写二十集就是四万块，写得快的也就三四月。您不缺钱吗？多少人等着干呢。”老总循循善诱。我面露难色：“您的心意我领了，可这事我下不了手啊。”
“什么事情都有个第一次。”老总瞧了瞧门外走过的女员工，诡秘地一笑，“您说女人第一次够金贵吧，该破时，不也得破了嘛。”
“您真会打比方，这剧本还是您写适合。”我哈哈大笑，站起来歉意地撇撇嘴耸耸肩告辞。
“考虑考虑，我每集给你加五百块。”老总站起来，有些失望地说，“想好了找我。”
“不用考虑了。”我径直往外走。背后传来老板的嘟囔：“清高个屁啊！”
大岛助理文峰说大岛要见我一面，可能让我参与一个“贺岁片”项目。我顶着毒日头赶到那幢高档公寓，文峰带我通过很大的客厅，来到露天阳台。我看见露台上巨大的遮阳棚下，大岛等一干人正打台球呢。看着我们走过去，大岛停下来，助手介绍后大岛和我握了握手，简单寒暄了两句。大岛高而瘦，穿T恤短裤拖鞋，颇有江湖气质，活脱脱一上海滩流氓大亨，但感觉平易近人。我问大岛：“您也喜欢打台球啊？”
“听口气好像你也喜欢？”大岛反问我。
“是啊，甚至有瘾，以前通宵达旦地打呢，很久没打了。”
“要不打一把？”大岛很客气地说。
“你们打，你们打，我就观战吧。”我手有些痒，控制住了。
大岛向我介绍了和他对局的美籍华人作家方美华，此公五十上下，曾在一张大报上开专栏，写一些旅美逸闻趣事，他的文章跟长相相映成辉，凑趣型的。大岛的球技远比他的导演技巧差。和很多打台球的人一样，他持枪动作中规中矩，瞄准目标时也三点一线，但在击打的一瞬间，动作变形了。他的对手也很平庸。我庆幸自己没上场，否则主人客人都会很难堪的。
在凉爽的客厅长沙发上落座。大岛拿起我以前送过去的书，翻了翻，说：“你的书我简单翻了翻，看得出来你受痞爷影响很大。”
“是啊，您跟他不一伙的吗？”我笑，“他对您也很厚爱啊，小说里都用您真名。”
“我们老朋友了。”
“几年前我还给你们合写过一封信呢，连这部书稿一块寄到北京，当时还没出版，复印的手稿。”
大岛问：“什么时候？我好像没印象啊。”
“您别提了，信被退回来了，查无此人。就你们合搞电视搞得昏天黑地高潮迭起那阵。”我抱怨，“我不知道地址，心想名人嘛，就直接让‘嘻嘻TV’转交，信袋子上收件人处同时写着您和痞爷的名字，中间打了一个点。”
方美华在旁边笑起来：“肯定是收发室的人一看，咱台里没外国人啊，‘啪’一下打回来了。”
我一脸惭愧，大伙都笑，大岛也笑。我问：“你们现在好像很久没合作啦。”
“都忙。”大岛不置可否，转入话题，“这本小说，信息量太大，更适合做电视，但我现在不拍电视剧了。”
我有些失望，借用大岛的一句名言拍了一马：“您不拍电视剧，人民看什么啊？”
大岛很受用的样子，说：“我现在只拍电影，我们今天说说另外一个本子吧。”
大岛拿出方美华的一本随笔集，找出一篇，让文峰把我带到隔壁房间里快速浏览一遍，他们在外面闲聊。这篇带插图也不足三页纸的故事是关于乡愁和缘分的。大岛的意思是在这个故事基础上写个剧本，大岛让我带着书回去好好想想，一周后大家再议。
这似乎是个不可多得的机会，我得认真对付。我把故事又读了三遍，冥思苦想之后，把我的点子在一个本子上一一列出。我担心的是故事背景在美国，一些细节怕穿帮，但有原作者参与，应该问题不大。
一周后一个下午再次见到大岛和方美华。工作人员沏了茶，端来一大盘切好的西瓜，我们就像聊天一样你一言我一语地聊着这个故事。考虑到原作者在，我很低调，坦承缺乏海外生活经历，编故事恐怕会穿帮，只是在他们滔滔不绝之中查漏补缺。对我设计的几个情节，他们觉得还行。聊了两三个小时，大岛接到一个刚到京的港牌明星的电话，约定面谈，于是散伙。大岛让司机将我和方美华送回家，走时，大岛吩咐我们不要对媒体透露任何消息。这事没了下文，后来文峰来电话，说因为那个关于强奸犯的片子几经修改，通过了，这个替补项目就搁置了。
反倒有几个读者和小公司老板找到我，慷慨激昂地煽动我入伙，把我的书拍成影视作品。一个诗人出身的东北大汉以不容置疑的口气说，只要我和他联手，过不了十年，我们就是中国影视界的斯皮尔伯格、安东尼奥尼、卢卡斯或詹姆斯·卡梅隆。现在那几条江郎才尽的大尾巴狼，让他们滚蛋吧。结果他们都和我一样，想法多钱包小，始终无法找来扎扎实实的投资。抒情了几次，偃旗息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