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历史糊涂读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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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2章 外篇二 (5)

道光算是大清历史上最俭省的皇帝了。可有一次他突然喝一口粉汤,命内务府“依所言制之”,内务府奏对如下:若依此制法,须另盖一厨房,专人司之,须经费六万两(常年食用尚须一万五千两)。道光一听:算了,我不喝了。

民以食为天,对头,但是我觉得,帝以食为天更对头。帝家要求的是吃好吃精,而民,无非是要求填饱肚子而已,实在饿得不行了,他们就会反天,所以聪明的统治者都倡导“民以食为天”——所谓的实其腹;老百姓一吃饱,就嘛事不想了,于是达到弱其智的目的。这样君臣民各自打着自己的饱嗝,天下就太平无事了,所以,帝王家的宴席一般都能摆二三百年,直到他们吃得快撑死了,这边的饿汉们快饿疯了,双方就开始抢筷子抢饭碗抢饭桌了。李自成手下的造反者,喊的口号就是“吃他娘穿他娘,吃穿不够找闯王”嘛!

在民以食为天的精神指导下,统治者待客,也就把客人当饭桶来对待了。

马戛尔尼使华,虽然没有和乾隆达成平等的贸易关系,但是咱们给他们接风的时候,饭桌可是够大的。当时负责接待马氏一行的是直隶总督梁肯堂,77岁的老头子给英夷送去的筵席整整四桌,每桌光菜肴和水果就有48种,那鱼贯而来的食盒让这些远道而来没见过世面的日不落大帝国的臣民们目瞪口呆——这仅是一顿饭而已。后面还有七艘大船,送来的食品如下:公牛20头,羊120头,猪120头,鸡100只,鸭100只,面粉160包,大米160包,馒头40盒,茶叶14箱,小米10箱,江米10箱,白米10箱,油烛10箱,西瓜100枚,甜瓜3000枚,桃脯20盒,蜜饯20盒,水果20盒,蔬菜20盒,大条黄瓜20篓,切碎黄瓜一千块,荚豆20升……马戛尔尼及其随从们高兴坏了,他们从饭菜里看到了希望。他们当然错了,他们不了解大清国情,清王朝的热情,就是把客人当饭桶。喂饱了就什么事也没有了。后来,鸦片战争发生,南京条约签订之际,政府还是执行“来者皆是客”的既定方针,所以中英南京条约的签订基本上是在大吃大喝的气氛中谈妥的。丰富的点心和各种奇怪的菜,让这些没见过世面的洋鬼子只感叹“人类的食量究竟有限”。

这是皇家待客,当然寒酸不得。但是,即使像太平天国那样的政权,在非常时期,也是如此热情的。呤唎的《太平天国革命亲历记》里有这样一段话:“中国人对于外国人的食量具有奇怪的观念,忠王的侍从非常恳切地把菜一碗一碗地端到我们面前,好像我们马上吃得饱饱的才能维持生命似的。”这就是呤唎的外行了——太平天国本就是饿汉造反,你去找人家,当然也把你视作饿鬼,先吃饱再说其他!

赫德够有钱了吧,私人拥有六支私人小乐队。可是李鸿章招待他一次满汉全席,他就受不了了,认为太奢侈。

如今,民以食为天的传统意识深入民心。闹非典的时候,不能下馆子,中国人都憋死了,待非典一过,饭馆一条街上再次车满为患,每个酒店前都摆起了长长的车阵,那形势真是让人看得喜欢。

范家的“私通”

庆历元年(1041年)正月,正当大宋王朝准备主动出击西夏国的时候,防务延州(今陕西延安)的范仲淹一边上书说不可,一边与西夏的使者“私通”——仲淹与西夏使者高延德(原为宋将,后降服西夏)私自在陕西志丹见面。西夏那边的意思,是想试探求和。仲淹的意思呢,以德服夷,以情感夷,于是写了一封长长的信,派自己的使者陪同西夏使者一同回复西夏国主(咱叫他国主,人家自称帝)赵元昊。

仲淹在信里深情地替元昊“饮水思源”:元昊您家的赵姓,是我们真宗时赐给的,要不现在你还姓李呢;元昊您爷是我们真宗赐封其为夏王呢……当然,仲淹替人“饮水思源”的最后目的还是希望宋夏外交能亲密友好些,所以仲淹大谈仁宗时起,大宋就以“仁”为立国之本:“比如您元昊称帝,我们仁宗就大度为怀,并没有怪罪你吧?还有,您称帝的时候,派使者送还真宗赐给您家的旌节以示绝交,当时我们大宋的愤青们都气坏了,坚决要求斩杀来使以平民愤,还是我们仁宗大人不计小人过,把你们的使者给放走了……”史载仲淹这封“家书”虽长达数千言,但是其中心思想很简单,可由蔡东藩在《宋史演义》里的几句话来概括:“反复戒谕,令去帝号,守臣节,借报累朝恩遇等语。”总之,从咱这边看,写得挺感人的。

问题是,元昊毕竟是蛮夷,面对仲淹的煽情,根本不起化学反应,与此同时,当时经略陕西的韩琦年轻气盛,主动出击,却在好水川打了个大败仗,于是元昊更加骄傲,回信一封(当然不署他自己的名儿,署名的是他的亲信野利旺荣)。据说此信多轻薄怨尤傲慢不逊之语,也就是说,仲淹热脸碰了个冷屁股。使仲淹为难的是,这信若交于皇上,会“上渎圣聪”,更恐怕“传闻于外,为轻薄辈增饰而谈,有损无益”。为难的结果,仲淹把信给烧了,自己弄了个“洁本”送到了朝廷。

范仲淹的苦心我知道,中国的统治者历来只能看洁本,比如后来的葡萄牙就发现,他们带来的葡萄牙国王给中国国王的信,要被大明官员们改为朝贡的金叶表文才能呈给中国皇上;而后来的英国人也发现,他们要求与中国通商的信,被大清官员改成了贡信。发现这一点以后,他们强烈要求用中文给中国皇上写信,他们想,这样大清的官员就没有理由改他们的信了。说到这里,大家可能明白了,中国皇上自以为自己是全天下老大,夷邦之王在吾皇万岁眼里,充其量也仅是一个贡臣。所以,尽管我看不到元昊的那封回信,但我猜,所谓的“傲慢不逊”是什么意思,一句话,元昊不想装孙子了。元昊不装孙子,仲淹就吃不了兜着走了:第一,自古人臣无外交。身为朝廷官员,私通夷王,按律当斩。第二,私通不说,还焚毁了书证,罪加一等。所幸大宋国风宽厚,以仲淹动机良好仅以“薄责”而已。

如果说官员们不能私通国外尚是正理的话,清朝的防范外夷规定就更“高瞻远瞩”、“防患于未然”了,其中有一条:民人不得与夷人交往,否则即以私通外国例治罪。比如民人租轿给夷人,就足可以称作汉奸了。

有意思的是,清朝的开国功臣范文程竟是仲淹的十七世孙。仲淹的后代在明初犯事,被徙沈阳。后来,范家中兴,范文程的曾祖曾官至大明的兵部尚书一职。但范文程读了好多书,却只中了个秀才。时明末大乱,努尔哈赤乘机南下,1618年,范文程的家乡被努尔哈赤攻占。范文程识大势,认准明要完蛋,后金要坐大了,于是毅然投奔了努尔哈赤。

我不知道,仲淹泉下有知的话,如何评价他家这个聪明的后代,这范文程太聪明了:一、帮努尔哈赤统一东北,平定蒙古各部,并对明用兵。二、给皇太极出“反间计”,让崇祯自毁长城,杀掉唯一能与皇太极对抗的山海关主将袁崇焕。三、提出“选用招降,以汉养汉”政策,替满清张罗汉朝人才。明朝总督洪承畴兵败被俘不愿投降立志要死时,是范文程看穿了他——房梁上有积尘落到了洪氏身上,他几次拂去。范文程跟皇太极汇报说:放心吧,洪不会自杀的,他连自己的衣服都这么爱惜,何况他的性命呢?果不其然,洪承畴最后还是降了。

四、崇祯在歪脖树上上吊后,皇太极与多尔衮都曾设想与李自成联合起来共同灭掉大明残余政权,唯独范文程看透了李自成骄兵必败的实质,提出乘明朝新亡、李自成脚跟未稳之际入关夺取全国政权。五、入关后,范文程帮清朝掩饰满汉矛盾,说大清江山“乃得之于闯贼,非取之于明国也”,一句话,大清夺的是大顺的江山!六、皇太极死后,他能置身事外,躲过多尔衮一干人等争夺皇位的漩涡,可谓是聪明至极。七、顺治当政时,范文程几次告老归家,终于功成身退,度过了12年幸福的退休时光,于1666年病殁。年轻的康熙亲撰祭文,立碑以记功绩。后来又亲书“元辅高风”之横额,挂于范文程的祠堂。

如果说作为先祖的仲淹跟西夏国主写封信就是“私通外国”的话,那么他的后代范文程亲投努尔哈赤大营又将如何置评?当然了,两个人身份不一样,仲淹既吃着大宋的官俸,当然无权私通外夷,哪怕就是写封煽情信都影响声誉;而文程毕竟是以布衣之身入了大清籍的,所以,现在的人没有骂文程为明奸或汉奸了。

谢太后之榜

1275年,蒙古军突过长江,南宋66岁的太皇太后谢道清领着一个五岁的小皇帝,心里是何等的凄惶,我相信,除了隆裕太后等少数几个历史人物深有体会之外,其他人一般是没什么感触的。

谢太后此时重用的相臣乃是贾似道。光凭这名字,就可以断定,这家伙不是个好人,假道嘛。而贾大人也没有辜负他这孬名,早在十五年前,忽必烈挥师南下之机,他就暗中派人与蒙古军讲和,答应大宋向蒙古称臣,每年纳银20万两,绢20万多匹。那时候的忽必烈尚不知大宋王朝一向不讲诚信,外交都当儿戏,所以轻信了贾似道的谈和条件,退兵了。而贾似道呢,用的是“敌来我和,敌退我击”的策略,乘人后退之时,派兵袭击蒙古军的断后士卒。蒙古吃了点小亏,到贾似道这里,则被报成了大捷,由此竟奠定了贾似道在朝里的权相地位。

当然了,忽必烈也不傻,坐稳位置后,派使者拿钱来了。贾似道一看不妙,小脸一翻,把忽必烈派来的使者给扣下来了。如此权相之领导作风,朝中的风气如何,大家估计能猜个八九不离十,总之,在贾相的领导下,朝中形势大好,不是小好。但是形势不等人,敌人最终会来到家门口的,贾相没有办法,只好出兵接仗。一接仗,贾相就兵败逃扬州,上书太后,说:咱们迁都吧。谢后一看贾相不行了,改为倚重陈宜中。陈宜中要求杀贾相以谢天下,谢太后心眼儿软,只以贬其职了事。贾似道被郑虎臣押解上路,竟要求数十名二奶与他同行。郑虎臣气得不行,几次暗示贾似道自杀,没想到老贾意志坚强,启而不发。无奈,郑虎臣只好亲自动手,把他杀了。

奸相死了,并不意味着大宋江山就会转危为安,只有陷入昏君明君清官奸臣之二元思维的百姓才会有此幻想。事实上,贾似道死与不死,反正大宋要玩儿完了。那些和平时期特会写忧国忧民之文章的、上朝时梗着脖子敢与皇上顶牛的文人士大夫们,跑的跑,逃的逃,谢太后恼怒之下,在朝堂贴了一个帖子,上写:

“我国家三百年,待士大夫不薄。吾与嗣君遭家多难,尔小大臣不能出一策以救时艰,内则畔宫离次,外则委印弃城,避难偷生,尚何人为?亦何以见先帝于地下乎?”

谢太后说的是实话,大宋确实待士大夫不薄。但是大宋士大夫中的大部分,除了会嘴头上掐架外,还能指望他们干什么呢?崇祯皇帝上吊前,也说什么文官误我。好像一切都是文官们的错似的。当然,中国的文官也有错,我认为最大的错就是表面上尊奉着儒术,实质上一直玩着骗术。特别是在外交上,比如人家那个忽必烈派来拿钱的使者,就被咱大宋王朝扣押了十六年之久。清朝时,整个大清的外交干脆就是哄洋人玩儿,哄不过来时,就挨洋人一顿揍。当然了,政府也会找托词,把屎盆子扣到一个或者几个人头上,比如这次元军兵临城下,大宋使者向元朝先锋官伯颜哭诉求和时就是这样说的:这一切都是贾似道的错,失信于大朝,贻误于本国。历史有惊人的相似之处,大清王朝也曾扣押英法使者,并且给人家扣死多人,英法联军为了出气,火烧圆明园。结果西太后发动政变,掌握了政权,就把屎盆子扣到了肃顺等顾命大臣之身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