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传记当权不过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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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5章 顺昌逆亡 (9)

不过,张居正还是挺“热心”的,他又给王世贞写了信,作了自我批评。张居正信的大意是:“年兄才高名大,嫉妒年兄的人很多啊,议论纷起,我压也压不住啊。一味压别人不让议论年兄,那别人是不是会说我专权啊?所以没有办法,迫不得已,只能请年兄先回家等等,平息舆论。当然,我也承认,这样打发年兄回家,我是有蔽贤之罪的!”甚至最后,张居正还没有忘记给王世贞一个画饼。他以日常生活中的场景打了个比方,安慰王世贞说,“旧毡涤雪,以需大畀焉”,待平息了舆论,“旋当复公”。

其实,这样的许诺,纯粹就是个诱饵,始终掌握在张居正手里的一个诱饵,调着王世贞的胃口,让他不至于像对待其他当权者那样,对自己不留情面,指手画脚、说三道四。王世贞是不是相信张居正的话了呢?我看他一度还是半信半疑,至少留有一丝希望。他受到这样的排挤,也确实很苦恼,很压抑,很沮丧,甚至说感到世间万事都毫无意义,竟然跑到一个朋友女儿的道观里修道去了;但是他始终没有像对待严嵩和高拱那样,聚集舆论力量,对时局抨击讽刺不遗余力,而是近乎沉默,并且保持了和张居正的年谊,时常还有书信来往。

可怜的书呆子!

王世贞以为很快张居正还会给他机会。

是啊,张居正说的是“旋”啊,这个词应该是很快、随即的意思啊!可是,谁知道,张居正这个“旋”的概念,竟然是七年——如果张居正七年后还活着,那王世贞还要悬在那里!中间是有人提出过“复”王世贞,张居正居然授意几个夹袋中的“议员”,对王世贞又是一番猛烈攻击。结果,终张居正当国的年代,王世贞再也没有机会复出了。直到张居正去世以后,王世贞才又重新回到官场。

张居正对待这个名流的手腕,确实是很高超的。

请允许我议论几句。先要交代清楚:为了节省精力,不重复劳动,我吸收了研究王世贞的专家孙卫国先生的一些研究成果,其中凡加引号者,即为孙先生的原话。

先说说王世贞或者说知识分子吧。

在威权统治下,其实所谓知识分子,我看大半是具有双重性格的。比如王世贞,“一方面无法摆脱出仕的诱惑”——整个社会价值观就如此啊,个别人想摆脱也确实不容易的,所以总想方设法争取机会,包括不惜亲近权贵,保持与权贵的交往;另一方面,“又不愿意失去文人的独立性”,也就不会“屈膝侍奉、俯首帖耳,时常保持着议论时政的习惯,而这是当权者所忌讳而难以容忍的”。

专制社会里,“作为‘智性’代表的士人和文人,注定只能是一种受支配的力量,处于被控制的地位,无法获得独立的个性,而追求自由的空间,往往会带来人生的挫折。”王世贞的仕途之路说明,在威权社会、人治官场,追求独立自由,无异于自找苦吃,寻求人生的挫折!

再说两句张居正或者威权社会的当权者吧。

张居正是文人出身,但是他代表的是专制权力。专制权力的权威是不容许挑战的。“张居正对于敌对势力的处罚固然是毫不手软,而也不允许游离势力存在。”他“不仅在政治权力上至高无上,而且要控制全国的舆论……实行专制独裁,正是张居正‘反智’的集中表现”。

张居正对待王世贞的做法,“正是专制时代下,‘反智’的正常表现,不在乎‘智识阶层’才干如何,只要忤逆当权者,就会成为排挤和迫害的对象”。

所以,在威权统治下,居然出现了满腹经纶的文人当权者是“反智”的急先锋这样一个乍看起来令人不可思议的奇特现象。

如此用干部,谁人欢乐谁人愁

看过上面的介绍,诸位应该有印象了:张居正这个人用干部,说得挺漂亮,实际不怎么样。用干部完全是凭个人好恶,以是不是对他个人顺从听话、是不是好驾驭为最高标准。对于正直和有能力的人,已经在台上的往往打压,没有在台上的,则视而不见,弃置不用。而且,张居正很虚伪,他是不会直接出面说哪个干部要撤职,哪个干部要提拔的。从法定程序上,提拔和搞掉任何一个干部,似乎都和张居正没有任何关系。

确实是这样的。如若不信,再看看这么几个人(例子实在太多,不能一一列举)。

李部长算是一个典型。

这个李部长,叫李幼滋,是张居正的同乡,也是他的幕僚。那不用说,这是要用的人。这个人的人品、操守怎么样呢?说实话,不怎么样。挺虚伪的一个人。背地里一套,场面上一套。比如,张居正父亲去世,要不要丁忧,争论很大,这个李幼滋背后和张居正密谋如何能不回家而继续上班,在外边场面上却故意说,我看张居正不妨考虑丁忧,然后怎么办再研究。这么说吧,广大干部对李幼滋的评价不高,议论不少。

那能力、政绩如何啊?据研究张居正的专家韦先生的考证,“终居正当权的十年,李幼滋并没有任何事功可记,仅仅以清客地位追随居正左右”。正史的说法是,张居正说什么,他就“树党援引”。这就是他的主要工作、主要贡献了。

这个人人品、能力、政绩不怎么样,官却升得挺快,张居正刚刚上台,在半年时间内,就连续三次提拔李幼滋的职务,给他安排了一个相当于现在的国务院直属机构的“一把手”位置。后来,又提拔他担任户部侍郎、工部尚书。

当然,这一切,都是按照程序,由吏部操作、名义上的国家最高领导人皇帝批准的。想一想,李幼滋的那些前辈、同年是不是会气死?可是,气死是没有人偿命的。况且,李幼滋嘛,毕竟还算个人物,给国家最高实权人物出谋划策,总要犒赏啊!那就算了,别要求太高了吧,马马虎虎说得过去就行啦!

再看看曹“议员”,正直之士的鼻子立马得气歪!

说到这个曹“议员”,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是个人品很坏、心术不正的小人。为什么这么说呢?作为“议员”,监督政府高级干部是他的本分。但是,如果充当打手,诬陷好人,那人品就有问题了;如果再深文周纳,无限上纲,那就应该属于很坏的范畴了。而曹“议员”就是这么一个人。

当年,冯保和张居正勾结到一起,阴谋“篡党夺权”的时候,张居正是隐身幕后的,太监冯保是冲在一线的,当时形成的是政府和太监的对立局面。“议员”们多半是倾向于压抑宦官势力的。可是,这个曹“议员”却充当了太监冯保的打手,出面弹劾首相高拱。高拱是个第一流的政治家,操守、能力无可挑剔,还非常廉洁,家徒四壁,亲友中更没有借他的地位以权谋私的,就是说,他没有什么把柄可抓;而且高拱是隆庆皇帝的老师,皇帝对他的依赖和尊崇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况且,他是和太监势力斗,是维护“宪法”的,是正义的。要弹劾高拱,实在找不到借口。

曹“议员”很厉害,他说,皇帝生病了,高拱和别人研究工作的时候,我看见他笑了,这什么意思啊?由此推论,高拱不忠!诸如此类,一下子罗列了高拱的“十大不忠”。

隆庆皇帝对这个曹“议员”很生气,朝野也都觉得这样的人太不像样子了。不能这样罗织、诬陷人啊!于是,隆庆皇帝下令解除了他的“议员”职务,调到外地工作。当时,这样的情形叫“谪”或者“贬谪”。但是,曹“议员”的宝押对了!太监冯保和张居正政变成功了。那就得给曹前“议员”以犒赏了。

张居正一上台,立即把曹前“议员”从谪所召回,并且“不次越级拔擢,先后任……江西巡抚”。相当于现在的省委书记兼省长。而那些因维护“宪法”、维护正义而弹劾过太监冯保的“议员”们,无论人品能力,无论说的是不是对的,在张居正刚刚上台十七天后即开展的大规模干部考核——京察——中,都被清洗殆尽。

和这些被清洗的“议员”们同病相怜的,还有吏部的第一副部长(左侍郎)魏学曾。

可以说,魏学曾是个人品、操守、能力、胆识都出类拔萃的优秀干部。史有“慷慨有大臣风”的评价。

这位魏副部长,曾经给前首相高拱在吏部当过助手,对高拱很了解、很敬佩。太监冯保和张居正密谋勾结要整高拱,魏副部长就公开警告张居正说,听说你和太监冯保关系很密切?请注意,不能和太监搅和到一起的。高拱被冯保和张居正赶下台后,魏副部长给张居正写信,质问他,皇帝才九岁,刚刚登基才六天,解除首席顾命大臣高拱职务的命令,是不是出自皇帝的本意?后来他还组织人,要到张居正家里请愿。

那,这样的干部,还能用吗?如果是现代法治国家,竞争对手还要用呢,何况仅仅是提出善意的、建设性反对意见的干部。如果是徐阶抑或高拱,或许会用这样的干部;但是,张居正绝对不会用。他没有这样的胸襟。在大局已定的情况下,魏学曾敢坚持公理,维护正义,仗义执言,那他也属于无欲则刚一类的人物。换言之,他也没有什么把柄可抓。但张居正腾出手,立即给魏学曾轮了岗,调任留都南京的监察院副院长。

估计张居正可能说过,不能这样便宜了魏学曾之类的话,所以,他被调任后,立即就有进一步的行动跟进了。不是有曹“议员”之类的人物吗,他们对付没有把柄的人,是有经验有办法的。于是,宗“议员”就编了一套借口,弹劾魏副院长了。魏学曾还没有到单位上班,要他回家等候处理的命令就发下来了。魏副部长就此结束了仕途生涯。

而且,从表面上看,“议员”们依法监督、依法提出弹劾,国家元首虚怀若谷,顺应舆情,依法予以批准,这事真的和张居正没有关系的啊!

还有两个人也值得一提。一个是赵前部长、一个是海瑞。

前部长赵锦,是平反的老干部。

当年严嵩当国,赵锦弹劾严嵩不遗余力,被找茬给抓起来了,遭受了严刑拷打,受了大罪。但是他不服软,后来被发配万里之遥。张居正的老师徐阶当国时,平反冤假错案,拨乱反正,赵锦才回到中央,担任刑部尚书。这个人名气很大,官场的人不用说了,引车卖浆者流都佩服他,知道他是“直臣”“铮铮铁汉”。

但到了张居正当国,当然这样的老干部就不符合他的胃口了。

本来张居正碍于赵锦的名气,也试探着能不能用用他;谁知道这个老干部还是耿直的脾气,没有接受教训,有什么说什么,不给张居正面子。国家最高实权人物于是就找个闲差,打算让赵前部长养老算了。可是,这个平反老干部,以为已经拨乱反正了,那还不能实事求是、畅所欲言吗?所以常常议论时局。

正史说:赵前部长议论政治的话,“语稍稍闻江陵(张居正),江陵衔公(赵锦),阴令所厚劾公,公遂致仕”。看看吧,这么一位德高望重的老干部,就因为对时局发了点议论,传到了最高实权人物耳朵里一点,这位最高实权人物就不能容忍了,授意他的打手弹劾这个老干部,打发他回家养老了。

而海瑞的情况,还要特殊些。

海瑞是名人,是直臣,也是廉臣,这是家喻户晓的。不过,官场的人都知道,海瑞这个类型的干部,在群众中有威信,可是不太讨领导欢心,甚至同事也未必喜欢。张居正上台的时候,海瑞赋闲在家好几年了。而且据说当年海瑞被罢职,在中央很有发言权的张居正也起了主要作用。

一般说,新朝开始,都会把以前弃置不用的名臣用起来,显示新气象。可是,海瑞写了不少信,托了不少人,和张居正沟通,结果终张居正执政的十年间,一直没有给海瑞安排职务,让他在家以卖“红薯”(当然,真卖的不是红薯,是文字)为生。直到张居正去世,海瑞进入迟暮之年,才重新出山。

看看,张居正用干部,正像正史说的,真是“扬人如掖,摧人如掷”,实在太过分了,当时就引起了很多议论和不满,后人也多有批评。评价张居正是“巨人”“伟人”的专家韦先生就议论说,张居正这样用干部,“理所当然受到有识之士的非议,亦是难以掩饰的自我暴露。”他还说,张居正对敢于抗拒其意旨的官员的清洗贬谪,确实有过分之处;而对个别善于谄媚之人则特加重用,由此,使一部分怀德者退位,有能者丧气,而个别佞幸者则得以久窃高位。

这样的干部政策、干部路线,是不行的,是要承担历史责任的。张居正身后遭到清算,与他的干部政策,不能不说有很大关系。

其实,这些丧气、退位的怀德者、有能者的遭遇,还算好的,毕竟,他们还没有受到皮肉之苦,没有丢掉性命。敢于给张居正提意见而又切中要害的人,就没有这么“幸运”了,等待他们的,是铁与血!

这要另题交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