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的父兄均为金石书画名人，幼承家学，八岁治印。成年后在北京专司写字当文书，后在沪宁、沪杭甬铁路任职。1920年因公务人际关系之不胜厌烦而辞职，以刻印、卖字画为生，与胡朴安为至交，1932年携家居杭州。
童大年是西泠印社的创始社员。
童大年治印，先是潜心于秦汉，摹古乱真。后涉浙皖各派，推崇赵之谦，中年后沉醉于甲骨金石，童之治印善用冲刀，气韵古雅自成一格，方寸虽小气象万千，名满大江南北。
西泠印社三老石室柱上，有童大年为西泠印社三十周年所篆的对联：“西泠印结千秋社，东汉石传三老碑”。此一联语雄健典雅不知为多少读者赞叹，而童大年却一如其所刻“心安身自安”，只是淡泊平生，“虽千万人，吾往矣”！
童大年也擅长没骨花卉，画梅犹佳。
童大年喜欢瓦档并移其风格于印章，曾为江南金石界称道一时的砖文印字“毋相忘”，谋章古朴刀力苍劲。
“毋相忘”啊，先贤的嘱咐，我们还记得吗？
崇明岛是一片年轻的沙洲。
当这一片诞生于自由奔放的江海之间的沙洲，接纳来自四面八方的各色人等，作为其人类活动的开始时，它的包容、奇特、前仆后继，必将有各种人物出现在历史舞台上的荣耀，便已经初露端倪了。
崇明岛是一片年轻的、追求自由和解放的、历史人物琳琅满目的沙洲。
以下一组人物是1926年以后，受中共江浙区委之派遣在崇明这块沙洲上，为共产主义理想慷慨捐躯者。
陆铁强（1907—1927年），字心石，化名鲁德成，沈惠农，崇明排衙镇人。1926年3月，参加广州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学习，9月受中共江浙区委委派以特派员身份回崇明，领导西沙农民的减租斗争。11月，陆铁强参加中共上海区委召开的第一次农民运动委员会会议。1927年9月调任海门县委第一任县委书记。是年11月12日下午，陆铁强在召开农民协会会议时突遭国民党武装军警包围，为保护在场的农民，陆铁强挺身而出大声说：我是共产党员！次日，被秘密枪杀，时年二十岁。陆铁强牺牲后，中共中央机关刊物《布尔什维克》发表了俞甫才写的纪念文章：《悼我们的战士——陆铁强》。
刘万芳（1876—1931年）崇明县西沙农民。1921年秋，西沙遭特大水灾，农田几乎绝收，农民即将断炊，而地主仍按常例收租。刘万芳联络袁守元、范崇英等发动并带领一万多西沙农民进城请愿，要求减租。经和县知事谈判后，知事让步。刘万芳又发动数千农民，捣毁了为地主撑腰的三光镇警察局。崇明西沙农民自发的抗租斗争，便是中国农民运动史上有名的“崇明西沙田革命”。
黄廷相（1901—1933年），原名杨末郎，崇明海桥人。黄廷相是崇明农民运动中的一个天才的宣传鼓动者，因为从小在新安镇茶馆帮工，见多识广，能言善辩。1926年10月，共产党员陆铁强动员他参加宣传工作。崇明乡下每天早晨有“上镇”的习俗，类似北方农村之赶集，农人会从四邻八村到镇上买卖农副产品，黄廷相便在街头一站，以崇明农人的语言宣传减租减息成立农民协会的道理，西沙农民称黄为“上台百灵”。这一年水荒频频，佃农无力交租，粮户拒不减租。11月县知事奚侗在凤阳镇召开议租会，陆铁强决定让佃农参加这个会，并推黄廷相为代表，也正是这一天，为防止县署追查迫害，杨末郎才有了黄廷相这个化名。
议租大会这一天，凤阳镇人山人海，县知事奚侗站在讲台上，两旁是荷枪的士兵，黄廷相与奚侗对面而立，奚侗知事要黄先发表意见说，西沙连年受灾，佃农衣食无着，提出每千步田租粮从四百八十斤减至二百四十斤，奚侗不以为然，认为“各圩灾情不一样，高田低田灾情不一样，不能一样减租，一概而论”。黄廷相当即说：“满天乌云，哪里不落雨？高田棉花烂铃，低田稻子淹没，何处不受灾？哪能不一样减租？”1926年12上旬，黄廷相出任崇明县第一个农县协会会长，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3年牺牲于国民党江苏省第三监狱。
瞿犊（1913—1939年）、王进（1920—1939年）。瞿犊，字墨犀，崇明城桥镇人，后迁居城内孙家弄，中共党员。1927年中学毕业后先入无锡国学专修馆，1927年考进上海中国公学大学部文学系，1932年大学毕业后先在民华职业中学任教，后接办振德中学，1937年“八一三“沪淞抗战胜爆发后不久，瞿犊便到启东久龙镇开展抗日救亡，收集民间枪支，组织了一支抗日游击队，并将其父亲在启东的一百四十亩土地变卖以为军饷。
1938年4月9日，瞿犊率领游击队在石沱港袭击日军护送的两艘弹药船，缴获一批枪支、弹药及自行车等装备。这一次袭击行动的成功，震动了苏北以及上海孤岛。瞿犊后担任南通、崇明、启东，海门四县抗敌指挥部独立大队长。
王进，字玉珑，又名余庆，山西祁县人，中共党员，1937年“七七”事变后，到上海沪江大学学习，1938年7月，王进受中共江北特委委派，到瞿犊的抗日部队负责政治工作。瞿、王会合后，驻守浏桥，1938年9月13日，瞿、王率部伏击八百多名日军，毙、伤敌人百余人，击坏敌机一架。之后，瞿、王到崇明开展抗日游击战争，组成抗日自卫总队，围攻日军堡镇据点，在小竖河与日军分队激战，迫使日本侵略者龟缩于城桥、堡镇两镇，轻易不敢下乡。
1938年12月底，瞿犊、王进奉新四军命令率部队开抵启东久隆镇，驻守启东的国民党江苏常备第十旅旅长孙信符邀瞿犊亲往汇龙镇谈判。1939年1月10日晚上，瞿、王结束谈判后返回途中，遭伏击杀害。
是年，瞿犊二十六岁，王进十九岁。
施章（1893—1940年）崇明向化人，原名施五郎，十四岁时便在上海一艘驳船上当学徒，后又在英商汇德丰驳船公司当船工。1925年，施章组织工人参加“五卅”大罢工，成立浦江轮驳工会，同年施章成为中共党员。
1926年，施章为北伐军运送军火物资。1927年8月1日，参加南昌起义；10月，参加“海陆丰”农民起义；12月又参加广州起义，失败后移居香港。不久返回崇明，变买家产后携妻儿到上海继续从事革命工作。
施章几次被捕，受刑，1937年8月经营救出狱后，去延安，任中共中央敌占区交通部负责人。
龚兆奇、龚兆林、龚兆智，龚氏三兄弟，均为崇明新河乡人。龚兆奇（1918—1949年），1938年在堡镇天盛棉布店做工时，参加共产党的地下活动，后赴海门投奔瞿犊游击队，任排长。1939年，随部回崇明组织抗日自卫队，1940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后部队北撤，历任连长，团长、苏浙军区三纵、四纵作战参谋，二十三军司令部参谋副处长等职，经历数十站，包括孟良崮战役、淮海战役、渡江战役和解放上海之役。
从枪林弹雨中过来，1949年10月25日晚，龚兆奇在浙江萧山因车祸翻入河中，不幸殉难，追认为烈士。
龚兆林（1921—1947年），1938年崇明沦陷后，追随其兄龚兆奇参加瞿犊的游击队。1939年，在瞿犊、王进遇难后，龚兆林回崇明加入茅领导的抗日自卫总队，同年冬加入中国共产党，1947年2月18日，在南通警卫团攻打大同镇敌据点的战斗中，时任团参谋长的龚兆林到最前线指挥作战，中弹牺牲，时年二十六岁。
龚兆智（1926—1944年），1942年秋，在大哥龚兆奇、二哥龚兆林的影响下，参加新四军三旅八团，1944年1月，在海安县桃树桥反扫荡战斗中牺牲。
这就是崇明岛上的一门三烈士。
崇明人民怀念这三位烈士，他们的出生地曾命名为三烈乡，位处该地的一所中学为三烈中学。
张丕烈（1898—1950年），号伟军，崇明港东人。从上海龙门师范毕业后，张丕烈先是当教师，后在轮船上当练习生，开始航海生涯。抗战爆发时，张已是招商局庆宁轮的船长，当时国民政府为阻截日本海军，曾有在马当矶、江宁沉船之举，张丕烈参与其事，沉船马当后流落上海。抗战胜利，张重回招商局，先后担任海皖、海列轮船长，运兵秦皇岛、葫芦岛。招商局的黑幕，国家陷入内战均使这位船长痛心疾首。
解放前夕，张丕烈的好友海运船长方枕流秘密接受共产党指示，准备率船起义，在方的影响下，张丕烈有了对国家前途及共产党和解放军的新的认识。1949年初春，张率海辰轮驶离上海，航行途中，广播里传来了人民解放军横渡长江的电讯。10月，张收到海辽轮起义的通电，便组织骨干筹备起义的计划。
1950年1月，海辰轮驶离台湾去日本吴港，张在吴港召集全体船员宣布驶回大陆，返航途中遭国民党军船拦截，起义失败。1950年7月11日早晨5时，张丕烈在台北马场町就义。
陈振夏（1940—1981年），崇明港东人，这是一个在崇明岛上享有盛誉的不谋私利的老革命。他青年时在上海做工人，参加“五卅”运动。1937年，投身抗日救亡斗争，并参加了江阴沉船封港行动。同年底离开上海赴延安，任延安石油厂厂长。陈振夏很可能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石油行业的第一个厂长，先后开发十口油井，修复两口旧的油井，这些油井里打出的石油提炼出来的各种成品油，包括军用汽油，对延安来说其重要性可想而知。1944年，陈振夏获得毛泽东主席的题词：埋头苦干；下款是：为陈振夏同志书。
1972年，退休后的陈振夏回到念念不忘的故乡崇明，回乡时，穿着打补丁的衣服，系一根用了四十七年的皮带。
1989年版《崇明县志》烈士名录中，笔者还找到一个熟悉的名字，顾思礼，原名顾长初，我的邻居阿哥，我回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时的生产队长。每天早晨，如果是上早工，他的极为洪亮的声音便在田埂路四散开去：“出工了！”他嗓门大，但不善言辞，就是干活，重活累活带头干。每天分工干活时，对我多有照顾，但我必须要完成他交给的另外一个任务：在劳动休息时，为大家读报。
1981年秋日，我从北京回崇明岛看望母亲，甫进门，母亲便神色黯然地告诉我：“长初死了。”1981年8月31日，十四号强台风袭击崇明，时已迁崇明岛北沿新村公社的顾思礼，在外堤危急堤外水位高达六米时，与张林生一起扛着两百多斤重的草包扑向溃岸决口处，滚滚波涛卷走了两个年轻的生命……
2008年3月，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了由崇明县台办、档案局编写的《在台湾的崇明人一书》，并约我作跋。书中人物林林总总，择二三录于后：
有清一代，在台湾任职的崇明籍武将有高德志、顾秉忠、倪定得。
高德志，字秋斋，原籍崇明后迁厦门，行伍出身，历康熙、雍正、乾隆三代。康熙六十年即公元1721年6月，以“水师提标左营守备”衔，随闽浙总督满保、澎湖副将蓝廷珍率水陆大军于台湾鹿耳门登陆，平定反清的朱一贵。雍正六年即公元1728年，任水师后营游击。雍正十年八月平定台湾彰化反清起义。雍正十二年任台湾水师协标中营副将，为驻台湾水师的最高指挥高。乾隆四年即公元1739年，任闽安水师协标副将。乾隆五年，调任澎湖水师协标副将，驻军厦门。
顾秉忠，《清高宗实录》、《台湾通史》均有记载，崇明籍，雍正十年即公元1732年任台湾北路营守备。
倪定得，字天山，号玉峰，崇明籍。据《清仁宗实录》、《国史馆列传》及黄清宪《半弓居文集》记载，倪定得幼年孤苦，其人身材高大并熟习骑马射箭。乾隆三十年即公元1765年投军，历任苏松镇把总、千总、都司。嘉庆五年即公元1800年，奉旨调任台湾水师协标副将。同年六月，改任福建海壇镇总兵，嘉庆七年任福建水师提督，因驻军厦门又称厦门提督，官拜建威将军。倪定得辞世后葬于崇明城以外长沙云字号，惜乎其墓地已荡然无存。
汤惠荪，原名汤锡福，字惠荪，1900年3月28日出生于崇明县庙镇窑桥镇人。自幼丧父，家贫，其母亲含辛茹苦抚养兄弟姐妹四人。也许是崇明乡间长大的缘故，汤惠荪志在农学地政，是孙中山先生“平均地权”主张的推行者。在江苏省立第一农校毕业后，东渡日本考入鹿儿岛高等农林学校农科。学成归国后在浙江、江苏、山东及北京农业大学任教，1929年又被聘为河南、陕西、甘肃三省农务处处长，在河南创立大型农场改良中原农作物。
1943年，汤惠荪在重庆任中国地政研究所所长，参与土地法令的修订，成立中国土地改革协会，在制订、推行《土地改革方案》上均有贡献。
1948年冬，汤惠荪任中国农村复兴委员会，简称农复会土地组组长，奔波于四川、广东、广西、福建，推行减租，实施土改。
汤惠荪于1949年到台湾，任行政院设计委员会委员，全力协助省政府推行土地改革，实施“三七五减租”，起草并参与制定了《耕地“三七五”减租条例》。“三七五”减租的具体内容是，在耕地年收入总量中扣除百分之二十五为生产成本，余下的由地主和佃农对分，佃农共得百分之六十二点五，地主得百分之三十七点五，台湾佃农生活从此得到改善。在台湾实行“三七五”减租之后，土地改革中最艰难的是原有地籍资料的缺失，汤惠荪协助当地政府组织三万多人实施土地普查，时称“地籍总归户”，从而使台湾的土地改革、耕者有其田的政策能落实到每一个农民。凡此种种，汤惠荪于1954年编著的《台湾之土地改革》一书有详细记载，该书曾是不少亚洲国家研究地政、土改的重要参考名著。
蒋中正于1967年5月12日颁发“总统令”，对汤惠荪多所褒扬。
徐焕昇，1908年9月11日出生，崇明县庙镇和平村人，毕业于崇明中学。后考入中央军官学校第六期，毕业后受训于中央航校，又往德国、意大利航校、军校深造六年。学成归国，任航空教官、蒋介石专机驾驶员。
抗战军兴，徐焕昇求战，先后任航空委员轰炸机大队第十三、十四中队长，多次空战凯旋而归。为了宣示中国人民抗战到底的决心，国民政府提出了“人道主义远征”的战略设想，即在敌我空军军力悬殊、我方已损失严重的态势下，以战机远征日本，不投炸弹而投下百万份抗日救亡的传单，揭露日本侵略者的罪行，同时又显现了中华空中将士不以炸弹滥伤日本无辜平民之德威。
经蒋介石最后批准，远征的军机为两架马丁B-10美制轰炸机，机组人员共八名。上尉中队长徐焕昇任领队，驾长机，上尉副中队长佟彦博驾僚机。余为苏光华中尉、蒋绍禹中尉、刘荣光少尉、陈光斗少尉、雷天春少尉、吴积冲少尉。
蒋介石对这次远征的重视有日记为证：“空军飞倭土之宣传须早实施，使倭人民知所警惕。盖倭人夜郎自大，自以为三岛神洲，断不会被人侵入，此等迷梦，吾必促之觉醒也。”
1938年5月19日，中国空军远征日本本土的壮举付诸实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