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年的岁时祝祭大概如此，还有不在此列而有的乡村、有的农家祝祭的：农历二月二吃“撑腰糕”，撑腰之后，春耕农忙到了。农历二月十三为百花生日，寂寞了一个冬天之后，鲜花将要开放。农历三月初三为上已节，妇女踏青、进香。清明前一天为寒食节，禁烟火。农历四月初四，麦熟节，吃青麦仁。农历四月初八浴佛节，种棉花。农历六月廿四雷祖生日，持斋。农历七月十一瓜斋节，吃瓜。农历七月十五中元节，盂兰盆会。农历七月三十地藏菩萨生日，吃芦穄，点地灯。农历八月十八潮生日，观潮。农历十月初一下元节，祭扫祖墓。冬至日祭祖。大寒至立春前一天称做“交神”，迁坟、拾骨、剪枝、挖树可在这期间进行，否则不吉。
需要说明的是，这些风俗大半只有文字记载了，不少传统被当做迷信而革除，其后果是流传千年的民俗的断裂，那飘逝的总是美好的。
读一个地方的风气习俗，知道这个地方的人们怎样相爱、怎样死亡，其间有些什么过程，也同样重要，这就是婚嫁丧葬了。
崇明岛上旧式订婚要由媒人牵线，此谓“说合”；再看人或看像片，是为“相亲”；然后是卜算男女生辰并八字，称之“合婚”；再由女方家长登男方之门察看住房等等，叫“访人家”，接着渐入佳境便是“定亲”、“吃小喜酒”，完婚需再择日，男方送大礼，完婚之日叫“吃喜酒”，又有一套程式：送嫁妆、迎亲、拜堂、吃花烛、入洞房、暖床、祭祖、回门等仪式。倘是富家，迎亲时新娘坐花轿，新郎坐官轿，鞭炮大作，三眼枪开道，乐队随后。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受上海影响出现新式婚礼，由地方名流证婚，证婚人、介绍人、新郎新娘分别钤印，新郎新娘行结婚礼，亲友致贺。此后风行婚礼简办，乐队送贺，吹奏《我们走在大路上》、《社会主义好》。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后，婚礼讲排场，轿车迎亲，宴开几十至上百席，民风由简而奢，此为一例也。
崇明乡俗，死人是一件大事，丧事的操办按照旧例，繁缛复杂，实乃出于对灵魂的敬畏。人亡，先向远近亲属报丧，为死者擦身、更衣，次日由僧人立牌位、诵经做道场、下棺、出棺、送西天、烧床柴、化课。晚辈穿孝服，陪夜守灵。旧时崇明实行土葬，棺材厚薄视家道贫富，穷人只用薄棺，乡人谓薄皮棺材。棺材入土先看风水，墓有土坟，白云葬——棺材入土后墓坑上下四周围以熟石灰以求干燥，并有砖坑、石坑之分。土葬多年后，后代择日掘土破棺，捡出尸骨，称为“拾骨头”入甏中易地重葬。今土葬绝迹，火葬取而代之。
《礼记》规定，亲人死后男人需呜咽而哭，而女的则边哭边唱。在送葬的每一个仪式之间都要由女儿或儿媳哭唱一段歌谣，人称“哭丧歌”。“哭丧歌”由套头、经体、散哭三部分组成。“套头”是仪式开头时的哭唱，“经体”的哭唱是在丧葬过程的各个环节之间，口耳相传，内容固定。为死者换衣服时为《着衣经》，梳头有《梳头经》，擦洗身体有《汰浴经》等。在我儿时乡间仍流行哭丧，一帮女眷围坐在死者周围哭唱，有经体、有散哭，都是生者对死者的叮咛和追念，哀号而出。
笔者因从小丧父与母亲相依为命，亲友乡邻中有丧事时也紧随母亲之后，对于哭丧便留下了至深的印象，不是哭声而是唱的内容，歌谣一般哭唱中的想象力，对阴阳两界中阴界的叙述，黄泉路的一般情况，以及对已到阴间路上的亲人的牵挂。都说阴间黑暗，因此就有了哭丧歌中的《灯笼经》，两盏明灯照着黄泉路：
一心要唱《灯笼经》，
两盏明灯两边分，
上照三十六大道毫光亮，
下照十八层地狱都开门，
东照日出梧桐树，
西照如来佛动身，
南照普陀山上观世音，
北照万岁老爷坐龙庭。
黄泉路有八百里长，
抬轿子人抬仔我俚亲娘亮亮堂堂见阎君。
黄泉路上还有一个恶狗村，专咬新亡之人，如果阳间哭唱《狗义经》，这七只狗便“蹲在黄泉路上勿起身”了。
再如《孟河经》，黄泉路上必过一条河，叫孟河，过河时孟婆会留亡者饮茶，亡者喝完茶便开始糊涂，到了阎王殿面对阎罗王连自己姓什么叫什么都说不清了，这是死者儿女最为担心的，于是便哭唱叮咛：
黄泉路上有条孟河桥，
亲娘必定经过这条桥，
假如孟婆留吃茶，
头也勿回赶紧跑。
吃仔孟河茶变糊涂，
阎罗王面前记勿清来话勿清，
我俚亲男女再三再四叮嘱你，
亲娘无论如何勿吃孟河茶。
有好几次我想问母亲：人死之后能听到哭声吗？我没有敢问只是想，想人死之后灵魂的耳朵是什么样的？
这是对灵魂的哭唱，安慰与叮嘱，那么人到底有没有灵魂？大约这样的问题，也只能由我自己去终极猜想了。
哭丧歌在上海郊区川沙、南汇、奉贤等近海地区均有流传，但崇明的哭丧歌最为完整。从死者临终的《断气经》到棺材入土后的《化课经》，一场丧事要哭七七四十九场、有的经体如《九千七二万四经》，是别的地区罕有的经体，它是哭丧过程中最长的一首经体歌谣，在崇明上沙与下沙的流传中长短略有区别，一般为二百多句，这个数字作为口耳相传的歌谣，足够惊人了！这首经体歌谣的名字也很奇特，其实“九千七”、“二万四”都是焚化给死者的纸锭数，如前所述，所谓纸锭是把黄纸裁成一寸见方，然后折叠成金锭状，用细长的水草以十锭为一条，十条为一串，以十串为一札而成千。九千七就是九千七百纸锭，二万四即二万纸锭加四百。纸锭，黄泉路上、阴曹地府通用的纸币，是死人开销用的“铜钿银子”。这个哭丧歌的排序在替死者换衣服之后烧床柴之前。女儿跪在死者所躺门板的右边哭唱《九千七二万四经》，儿子跪在死者脚跟头慢慢地焚化纸锭。
这九千七和两万四用来干什么呢？
女儿边哭边唱道：
我俚亲娘要听好仔来记好仔，
九千七二万四派点啥用场。
苦命丫头送的九千七在黄泉路上用啊，
儿子给的二万四要到阴间卖田卖地造新宅。
这几句哭唱的“套头”内容丰富：这些钱一是路上化销，二是到阴间买房置业，然后便是几无巨细的女儿对死者的嘱咐，忧心之情溢于言表：
亲娘呀，你买路要买官场大路走，
大路好走住户多，
羊肠小路路不平，
深山密林还有强盗不安宁……
亲娘呀，买茶要买龙井茶叶橄榄茶，
吃了清凉又香又解渴……
亲娘呀，过夜住宿找客栈，
要找名气响点大客栈，
勿找角角落落小旅馆，
防止坏人出没是黑店……
依着现实生活中的经验，女儿还嘱咐死去的母亲或父亲，到了阎罗府就得行贿撒铜钱，否则见不到阎罗王：
亲娘呀，你要听好仔呀记好仔，
阎王府有牛头马面将军看大门，
当门拦住难走进呀，
我俚亲娘手里要拿铜钱，
送给牛马将军买点酒吃吃，
还要勿忘记小鬼和小将，
统统送点烟酒钱……
“散哭”就是随便哭唱，趁兴哭唱，哭的人并不只是女儿和儿媳，而是包括了亲朋好友、邻居隔壁的一应女眷，完全依自己和死者的关系，对死者的了解，现哭现编现唱。“它既有对死者的追念，又有生者的感叹；既有对往昔的痛悔，又有对现在的比及。在哭唱过程中，哭丧者往往会大量使用比喻、排比、暗喻、夸张等修辞手法，因此散哭也极富文采。”《江风海韵》中的这一段话深得吾意，尤其是“极富文采”的评价，实际上这是崇明民间乡土文化之极不一般的一部分，所以说“极不一般”是因为：崇明的哭丧歌具备了中国乡土文化中难得一见、难能可贵的悲剧色彩，她们哭唱的其实是一个关于生死和灵魂的话题，有人性与忏悔贯穿其间。
这是一处对死亡十分看重，并且总是在追思灵魂的沙洲。从某种意义上甚至可以这样说，正是基于此，我的故乡才堪称崇明——崇高而光明。而深入其间又可以发现，语言的矿藏就在最普通生活之中的农人的心灵里，那些散哭的农妇无一不是语言的天才：
姆妈呀，亲娘啊，
你是当我屋檐上芝麻抬高我，
你是当我蒸笼顶上馒头烘高我，
你是三丈鹞线放高我……
这接连的排比均从农人生活中来，哭唱者感激过世的婆婆在生前如何看重自己。其实这样的儿媳崇明岛上比比皆是，她们没有读过书，并不懂得比喻和夸张，她们却是精妙语言的使用者、创造者。
这时候，生活中曾经有过的不快与互相责怪烟消云散了，生者原谅了一切，让死者的灵魂安然：
人家话，坏了衣裳布来补，
坏了筛子篾片补，
坏了椅子藤条补，
坏了镬子熟铁补，
我讲过错话怪过你，
只好大哭三场眼泪补……
用眼泪来弥补过失，紧随着“布来补”、“篾片补”、“藤条补”、“熟铁补”之后，出人意料的“眼泪补”，从想象以及文字的艺术性而言，可以让当今多少诗人、作家相形见拙。
白发人送黑发人，老人送孙儿时，一个祖母的哭唱可谓惊天动地：
生了你，好比天上落仔星下来，
生了你，好比地里挖出金块来，
生了你，心里荷花连夜开，
生了你，好比拾着元宝来，
我屋檐再低敢抬头，
我户槛高出三尺来，
谁知你心肝活肉黄泉路上去，
我是哭得沟里无水涨潮来，
井里无水升起来·……
哭丧歌，崇明乡下农人又贴切地称之为哭亲爷娘，有仪式的庄重，却又不仅仅是仪式，而是充满着骨肉之情的自由的倾诉，我不能再一次提到没有或者很少读过书的农人的才情，人啊，千万不要低估了农人的智慧。有一个女儿是在为其终身守寡的母亲痛哭而歌时，道出了一连串的苦，笔者在焘熊著的《江风海韵》中读到时，不禁苦从心来、拍案叫绝：
姆妈呀，亲娘啊，你是黄连汤淘麦饭口口苦，
黄连蒸印糕块块苦，
黄连泡竹笋节节苦，
黄连做哨子声声苦，
黄连汤浇树连根苦，
黄连汤汰浴从头苦，
黄连汤揩面满脸苦，
黄连汤洗脚兜底苦，
姆妈呀，亲娘啊，你是生在药铺里，长在药铺里，住在药铺里，死在药铺里，
一生一世苦、苦、苦！
对于崇明民情风俗的形成，首先要考虑到的是它的地理环境，即长江、东海大浪喷薄的影响，以及崇明岛上人从何来。可以说崇明岛在先民涉足之前只有芦苇、滩涂、各种野生动物。崇明无一本地人，崇明垦拓的人来自淮浙和江南句容一带。先后隶属于江北之通州、扬州，江南之苏州、太仓，后隶上海。江北风、江南情都是崇明风俗的组成部分，还有流放犯，北宋之后从北方来的逃难者等等，可以说经历了一个五方杂处、风俗各异，然后又在江海边缘、大浪淘沙的过程。
有的风气保存了。
有的习俗消失了。
最难消失的大概就是与生死相关的风俗，生了小孩要送红蛋——染红的煮熟的鸡蛋——这一风俗在农村至今犹存。哭死人、哭亲爷娘即哭丧歌的文字中记述的场景，一直延续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
崇明岛上含辛茹苦地抚育着我这一代人的父母亲们相继离世后，这一风俗也几近消失，不少人家办丧事时从录音机里放出几段哭丧歌来，声音很大、很热闹，但其中的内涵、声泪俱下的感情已荡然无存。更有甚者，崇明已有半职业的“卖哭者”，以哭一场多少钱计，崇明人给这些卖哭的取了个外号：“差吊”——差来吊唁一哭者也。不知道这是一方土地上的进步还是退步？
我们看得见的永远是物质。
我们看不见的永远是灵魂。
我至少能感到我的母亲是相信人有灵魂的，在她晚年，我陪侍在病榻旁时，母亲偶尔会说及哪一位邻居亲友故世时，哭丧的人很多，真是闹热——家乡人爱把热闹二字倒过来说，其意同。体面地离开这个世界，要换上新衣服，在儿女、亲友的哭声与赞美中远行，这是我的母亲以及和她同一时代的老人们最后的心愿。
母亲还告诉我，按照旧时风俗，一个女人算不算能干的标准有二：一是会不会做针线；二是会不会哭死人。
灵魂也害怕孤独吗？灵魂也需要赞美啊！
也许，我可以这样认为，崇明岛曾流传千百年的哭丧歌，是一笔巨大而丰富的既有乡土意义又有朴素的本土宗教意义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崇明的风俗，据明朝正德《崇明县志》载：崇明这块沙洲上“士习诗书，农知力穑，俗尚质俭，不事华丽”。崇明人崇尚科举，以读书为荣，除大户人家外一般的农家子弟也多少读点书，而崇明岛上的农人，勤劳朴实能吃苦，虽寸土也不肯荒芜，妇女则养儿育女勤于纺纱织布。崇明民间有仗义古风，风潮海坍之灾后捐资出力同舟共济，乐于筑路、修桥、建庙。几种年代不同的《崇明县志》也都有对崇明民风的共同的批评：好赌，喜讼，重迷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