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当差时必须厚脸办事
在我们的生活中，历来只有“事不过三”之说，可大多数人都不相信，官场偏无“事不过三”之说，这就是厚脸当差，厚脸办事。只有如此，你才能在官场中立于不败之地。
为了说明这个道理，下面的一个历史故事，看后你定会获益匪浅。
“安史之乱”时，安定唐朝江山的功臣中，郭子仪当居第一。由于他功劳太大，唐玄宗身后的几任皇帝把他罢免了又起用，事成后又罢免。举凡一生，四落四起，可郭子仪从来没有怨言。朝廷需要时，一接到命令，他不顾一切，马上出发；叛乱平定后，皇上疑忌罢免他，他也无怨无悔，马上回家。真正做到了“用之则行，舍之则藏”。
郭子仪一生所提拔的部下中，有六十多人后来都官至将相。八子七婿皆显贵于当代。史书对郭子仪的评价是：“天下以其身为安危者殆三十年，功盖天下而主不疑，位极人臣而众不嫉，穷奢极欲而人不非。”我国历代的功臣，能做到这三点的，试问还有几人？
郭子仪是凭什么修来这样大的福报——富贵寿考集于一身，功名利禄一人占尽，而没有像历史上常见的功高震主的大将那样，横遭不测呢？
看看郭子仪为人处事的几桩事迹，便可窥见一斑。
天宝十四年（公元755年），范阳（今北京西南）节度使安禄山造反，率兵一路攻向长安。唐明皇仓猝入蜀，皇太子李亨在灵武（今青铜峡县东北）即位，召集各路军队抗敌，拜郭子仪为兵部尚书，统领全国各大军镇。郭子仪与另一平叛大将李光弼原先同为朔方节度使手下的牙将时，两人脾性不合，平时互相不过话，有时实在避不开在一张桌子上吃饭，也要怒目相视，势同仇敌。等到郭子仪官拜大将军后，李光弼心想：郭一定不会放过他。于是他求见郭子仪说：“我死固然无所谓，但求你高抬贵手，饶了我的妻室儿女。”
郭子仪听他如此说，赶忙离座下堂，扶起李光弼，搂着他的肩膀，热泪盈眶地说：“如今国家遭此大难，皇上避乱在外。只有你才能担当起匡扶国家的重任，怎么能对从前的那些个人恩怨耿耿于怀呢！”
李光弼见郭子仪如此坦诚大度，非常感动。不久，两人同时受命东征，同心合力打败了史思明。
中原转战两年后，郭子仪历尽千辛万苦，总算收复了京城长安。肃宗李亨亲自劳军灞上，感激地对他说：“国家再造，全靠爱卿之力啊！”然而他话虽这样说，尽管当时战乱还未平定，但郭、李功劳太大，难以驾驭，采取不立元帅的办法，而是派出太监鱼朝恩任监军，名之曰“观军容宣慰使”。
一个不男不女的阉宦能懂什么行军打仗之事，但他却是代表朝廷和皇帝的，结果几次战斗下来，连连败退，不得已，只好任命郭子仪为诸道行营元帅。为此，鱼朝恩忌恨不已，一有机会就在李亨面前谗害郭子仪，终于又夺了郭子仪的军权，召还京师。郭子仪接到圣旨，不顾将士们的反对，瞒着部下，单骑回京闲居家中，一点儿怨尤的意思都没有。
第二年，安禄山死，史思明再度攻占河洛一带，吐番也逼近长安，朝中群臣计议，一致认为郭子仪有功于国，现在天下未平，不该让他在家赋闲。肃宗只好再次召回他，官拜诸道兵马都统，进封汾阳王。这时肃宗已命在旦夕，在病榻上对郭子仪说：“河东的事就全委托你了！”
肃宗死后，当时和郭子仪并肩作战收复两京的广平王李豫继位，是为代宗。奸臣程元振不停地向李豫说郭子仪的坏话，代宗也怕元勋宿将功高难制，于是罢免了郭子仪的全部兵权，不让他带兵打仗，却叫他去当修建肃宗皇陵的监工。郭子仪觉得来意不善，一面尽力做好皇陵建筑一事，一面把肃宗当时给他的诏书敕命千余篇（其中大多是军事绝密文件）统统交了上去。代宗这才明白了自己对郭子仪的误会，且心生惭愧，于是第三次起用了他。
当时，叛将仆固怀恩勾结吐番、回纥进犯河西，代宗也学他祖父唐明皇，避难到陕州。郭子仪临危受命，事起仓猝，从前的部属都已离散，身边只有数十骑。他一接到诏命，只好临时凑合部分队伍，一边南下，一边收集散兵游勇。后来碰到旧部张知节，才得以在洛南扩兵增员，逐渐军威大振，再次收复两京，迎接代宗回到长安。代宗见到郭子仪后，惭愧地说：“只因没有及时重用爱卿，才到了这步田地。我这个皇帝也当得未免太可怜了，让有贤德的人看不起。”为表彰郭子仪的盖世功勋，诏令把他的画像供在凌烟阁。这在当时，是谁都不敢奢望的最高荣誉。
所以，对人生旅途上的坎坷，要有正确认识——受一点儿委曲，受一点儿苦难又何妨，我们要不断超越自我，完善自我，进而才能为国家、为社会多做贡献。
二、该糊涂时就糊涂
糊涂和聪明是相对而言的。俗话说：聪明反被聪明误。人若精明，确能占得不少便宜，但太过精明，别人也必定会因精明加以防范，精明的人往往看不到这一点。精明的人，可以精明一次，也可以精明两次，但很少有人能精明过三次的；因为一次精明是启发，二次精明是教训，三次精明就是警惕啊！
人们在交往中，常常喜欢与单纯的人交往。与单纯的人交往使之放松、自然，不用费尽心机、提高警惕。这倒不是说单纯的人是傻子，是可以随意欺骗与作弄的，而是说他心地纯净、平和、淡泊。这样的人也懂得很多，想得很深，看得很透，但他把心智放在更有价值和更有意义的事情上。这就是荀子所说的那种人：温和如玉，完美纯正。
然而，与精明的人交往就得时时小心、处处提防，稍有不慎就会落入泥淖和陷阱中，交往得越久相处得越深，就越是感到被欺骗、被愚弄，当然也就越是不自在。如果没有办法还得与他交往，那么就会以精明手腕去对付他。这正应了郑板桥的一句话：“试看世间会打算的，何曾打算得别人一点儿，真是算尽自家耳！”
曾国藩是一个精明的人，他弟弟曾国荃也是一个精明的人，他们就因为精明吃过不少亏。
对于读书人，曾国藩还能以诚相待，他说：“人以伪来，我以诚往，久之则伪者亦共趋于诚矣。”但是对于官场的交接，他们兄弟俩却不堪应付。他们懂得人情世故，但又怀着一肚子的不合时宜，既不能硬，又不能软，所以到处碰壁。这是很自然的，你对人诚恳，人也对你诚恳；你对人诡秘，人也对你诡秘；你对人一肚子不合时宜，人也会对你一肚子不合时宜。
而曾国藩的朋友迪安有一个优点，就是全然不懂人情世故，虽然他也有一肚子的不合时宜的话，但他却一味浑含，永不显露，所以他能悠然自得、安然无恙。而曾国藩兄弟却时时显露，总喜欢议论和表现，处处显露精明，其实就是处处不精明。曾国藩提醒曾国荃说：“这终究不是载福之道，很可能会给我们带来灾难。”
到了后来，曾国藩似乎有所领悟，他在给湖北巡抚胡林翼的信中写道：“惟忘机可以消众机，惟懵懂可以祓（消除）不祥。”但很遗憾，他未能身体力行。
所以，为学不可不精，为人不可太精，还是糊涂一点儿的好。
然而让精明的人糊涂，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除非他经历了很多人和事，受过很多的挫折和磨难，否则他是不会糊涂的。郑板桥不是已经说过了吗？聪明难，糊涂难，由聪明返糊涂更难。但也只有进到这一境界，才能明白人生是怎么一回事。
在位高权重的上司跟前做事，肯定是非常难的。俗话说伴君如伴虎，说的就是这个道理。如果你的上司是位高权重的领导者，你怎样才能平安无事地在他身边做事呢？你要知道，领导最忌讳的就是握有实权的下属，惟恐下属会借手握兵权之际突然发难，将领导架空或者赶下台去。对于这样心有疑虑的领导，你一定要表现出自己大度的胸襟，交出实权来换取太平日子。
三、要善于保护自己
在位高权重的上司跟前做事，肯定是非常难的。俗话说伴君如伴虎，说的就是这个道理。如果你的上司是位高权重的领导者，你怎样才能平安无事地在他身边做事呢？这就有必要探讨封建社会那些处世圆滑、左右逢源，尤其善于拍上司的马屁的官僚。他们想的并不是如何办好公事，而是怎样讨好上司，保住自己的官职奉禄、荣华富贵。这些人没有什么建树，在保官保禄方面却有一套阿谀奉承、明哲保身的办法。清代道光朝大学士（相当于宰相）曹振镛就是这类官僚中的一个典型人物。
曹振镛在乾隆朝中进士，点翰林，官至侍读学士，至嘉庆朝便飞黄腾达，升为尚书、大学士。道光皇帝继位后，他更是红得发紫，晋武英殿大学士、赠太傅，图形紫光阁。当他以81岁高龄去世后，又得到“文正”的谥号。这是清朝对故世大臣最高的评价，在清代享受这种殊荣的只有七八个人。曹振镛作为一位汉族官僚，既没有显赫的武功，又没有出众的文采，在重满轻汉的清朝时代，能够在充满凶险和倾轧的仕途上一帆风顺，自然有他的“诀窍”。有一次，他的门生向他讨教，问他成为三朝元老，深受皇帝宠信靠的是什么。他回答六个字：“多磕头，少说话。”意思是对皇帝、对上司，只需要表示顺从，不用发表自己的意见。真是圆滑到了极点。“少说话”不等于不说话，而是把话说到关键的时候，说到点子上，对此，曹振镛是深有研究的。
清朝进入道光时期就已经暴露出许多衰败的迹象，积重难返，地方官员纷纷把这些情况上报朝廷，等待皇帝拿主意。每天堆在皇帝面前等待批阅的文件就有好几大撂，道光帝看得头昏脑胀，为此，他感到看也不是，不看也不是。看吧，实在不愿整天泡在文件堆里，不看吧，又怕留下荒废政务的坏名声。曹振镛敏锐地察觉出道光帝的这种心思。他讨好皇帝说：“今天国家在陛下的英明治理下，太平无事。可是一些大臣偏偏好无事生非，在奏章中讲一些危言耸听的事情，无非是为了博取敢于直言的虚名，对于他们又不能降旨怪罪，这样会使陛下蒙受拒谏的名声。依臣之见，陛下今后只要在批阅奏章时，选择其中的细枝末节上的错误，降旨严厉斥责，臣下就会慑于您的天威圣明，知道陛下对天下事早已明察秋毫，一定不敢再呈上那些搬弄是非的奏章。”曹振镛的一席话，正中道光帝的下怀，果然照他的办法做了。不少人因此丢了官职，文武百官谨小慎微，尽量不向朝廷报告或少报告，甚至出了大事也隐匿不报，即使报告也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掩盖事情的真相。于是，官场上形成互相欺瞒，报喜不报忧的恶劣作风。国家的许多弊政得不到及时解决，最后形成了全国性的内乱。然而，道光帝却少看了许多奏章，免去了大量的伏案之劳。
曹振镛这么一“说”，实际上是为了保全自己的名誉地位，成功地施展了逢迎上司的小手腕，这种人只能给自己带来某些私利，对国家来说，却是埋下了可怕的隐患。这种人整天想着自己的名誉如何，根本不考虑国家的安危。更可怜的是道光皇帝没有看透这一点，反而把曹振镛当成言听计从的股肱之臣。曹振镛的举止无疑给后人留下了深刻的反思。
在现实生活中，我们虽然不能以曹振镛为楷模，但是，我们可以从中学到认识像曹振镛这样一些舍公为私的、祸国殃民的小人的本领，防备受其谎言所惑，误了勤政为民之大计。
四、位高权重退避三舍
自古以来，领导最忌讳的就是握有实权的下属，惟恐下属会借手握兵权之际突然发难，将领导架空或者赶下台去。对于这样心有疑虑的领导，你一定要表现出自己的理解，交出实权来换取太平日子，宋太祖的杯酒释兵权的故事就是其中最具代表性的。
宋太祖夺了天下不久，他问赵普：“自唐末以来的几十年间，换了十几个皇帝，征战不息，其原因何在？”赵普回答：“因藩镇的势力太强大了。皇帝势弱而臣子势强，自然无法控制局面。今天只有稍微削减他们的权力，控制他们的钱粮，收编他们的精兵，天下才能安定。”
话未说完，太祖就说：“你不用再说了，我已经知道。”过了不久，太祖和老友故将石守信等饮酒，酒酣耳热之时，命令左右侍候的人退下，对他们说：“我如不依靠你们的力量，不可能有今天，我将永远铭记你们的恩德，每时每刻都不忘怀，然而作天子也十分困难，简直还不如当节度使快乐。我现在整夜睡不安枕啊。”
石守信等人问：“为什么呢？”太祖说：“这不难知道，身居这个位置的人，谁不想将他干掉。”石守信等人都惶恐万分，向太祖叩头说：“陛下为什么说出这样的话？”太祖说：“事实难道不是这样吗？你们虽然没有这个野心，但你们手下的人想富贵啊！一旦他们将黄袍给你穿上，就是想不做皇帝，也不可能啊。”石守信等人都叩头哭泣道：“我们虽然愚蠢之至，还未到这种地步，只求陛下怜悯我们，给我们指一条可求生之路。”
太祖说：“人生短暂，如白驹过隙，想求富贵的人，不过多得些金钱，使自己优裕享乐，使子孙不受贫乏之苦。你们何不放弃兵权，选择些好田宅买下来，为子孙创立永久的产业。多多购置一些歌儿舞女，成天饮酒作乐，以终其天年。如果这样，我们君臣之间，也就可免却互相猜测怀疑不也很好吗？”石守信等人再次拜谢太祖，说：“陛下替臣等想到这种地步，真所谓同生死的亲骨肉啊！”第二天，他们几个人都说自己有病，不能继续任职，请求太祖解除了他们的兵权。
不难想像，如果石守信等自恃位尊功高，不采取退让措施，他们的结局自然可以预料。
当然，在今天这样一个民主与法制都比较健全的社会里，自然不可能出现故事中的这种情况。可是，要想在政界叱咤风云，也不得不引此为戒。
好管闲事受人磨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既得利益，这些利益不外是由职权或地位而来。不论你是出于公心还是另有想法，只要是你的所言所行超出了自己的权限，必然要带来别人的猜忌。因此即便是出于好意也要谨慎从事。
唐朝的王叔文经常陪太子下棋。有一次下棋时，太子和人议论政事，谈到了宫市的弊端。所谓宫市就是宦官在民间以低价强行购物。太子说：“我正打算向圣上反映此事。”在场的人都称赞太子贤明，只有王叔文没有说话。众人走后，太子留下王叔文，问他为什么不说话。王叔文说：“太子的职责就是侍奉皇上的饮食起居，早晚问安，不宜议论宫外的事。皇上在位久了，如果疑心太子是在收买人心，如何辩解呢？”太子听了这话后大吃一惊，说：“不是先生指点，我哪能明白这个道理。”
俗话说“不在其位不谋其政”，这是古代人们在凶险的官场中用以自保的韬略。虽然消极的成分有不少，但也不是没有一定的道理。处高位的人往往喜欢参与，显示自己的权威、才能、存在，似乎自己无所不能。他不知道自己做多，他人就做得少了；自己的才能太显露了，他人的才能就发挥得少了。做领导的不是要和他人比试才能，而是要让他人发挥才能。所以《尚书》说，对司法方面的事，不要越俎代庖，要让有关的官员去治理。太子与皇上本为父子，王叔文还非常郑重地提醒太子要避嫌，更何况其他的人了。这一招不谋其政术高就高在尊人之位，尊人之言，既留有余地，又守住了自己的本分。
“好管闲事受人磨”，是的，不该你去管的事你偏要去操心，这不是没事找事做，自讨苦吃吗？如果我们本职工作尚未做好，就去做一些与自己职务不相干的事，这就是越俎代庖，这就是多此一举。这样做，你不但当得不到众人的承认，而且还影响他人工作的正常开展。所以，不在其位就当不谋其政。
五、光芒不要太耀眼
当领导的，没有哪个人不想美名远扬的，殊不知这里面都潜伏着无数的危机。因此，古代大臣中的一些智者，总注意把握住一个分寸，不要使自己的光芒太为耀眼、以致使得君上的形象显得相形见拙、暗然失色；要有意识地掩饰一下自己的美德卓行，甚至故意干出几件不大得人心的事，自毁名声，以使君上得到一种心理上的平衡，从而释疑化妒，以求得自身的安全，这就是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道理。
萧何是最早支持并参与刘邦起事的亲信，在后秦灭楚兴汉的事业中立有大功，刘邦在论功行赏时，将他排在功臣之首，并给了他可以佩剑穿履从容入宫朝见的特殊恩宠。
后来韩信被诬为谋反，当时刘邦率兵出征在外，是萧何为吕后设计除掉了韩信，解除了刘邦心头的一大患，萧何由此从丞相提升为相国，封地增加了五千户，还给了五百名士卒作他的警卫。朝中大臣无不向他表示祝贺，只有一个叫召平的秦朝遗老独去致哀，对萧何说：“你不日将有大祸临头了，如今主上风餐露宿转战于外，而足下坐镇京师，并未立有战功，主上之所以给你增加封地，设置卫队，是由于韩信刚刚谋反，主上对你心存怀疑，以此加以笼络，并非是对你的宠信。请足下让出封赏不要接受，并将自己的家产拿出来资助前方军队，主上必然高兴。”萧何认为他说的十分有理，依计而行，刘邦果然十分高兴。
又过了一年，英布谋反，刘邦又一次率兵出征，却从前线一再派回使臣打听萧何在干什么。萧何在京师尽心尽责地安抚百姓，筹备粮草，输送前线，如同他多年来所作的那样。又有人对萧何说道：“足下不久将有灭族的大祸了。足下如今位为相国，功列第一，官不可再升，功不可再加，可足下自入关中十几年来，甚得民心。如今主上派使臣来打听足下的情形，是担心足下名声太大，对他构成威胁。足下何不到处压价买田，高利放债，使民有怨言？只有如此，主上才会对你放心。”萧何听从了他的意见这样作了，刘邦果然十分高兴。
当刘邦班师回朝时，老百姓纷纷拦路上书，状告萧何，刘邦一点儿也不怪罪萧何，反而将老百姓的状纸交给萧何，笑着对他说：“你自己处理吧！”
萧何是刘邦的贫贱之交，刘邦亲口将他封为第一功臣，为什么刘邦对他还相信不过呢？这是因为，政治斗争是一个不断地一分为二的裂变过程。当年项羽、刘邦共同对付秦朝，秦朝灭亡了，项羽、刘邦这一对盟友翻了脸，打了起来；项羽被消灭了，刘邦集团内部又发生了裂变，中途入伙的韩信、英布又被刘邦视为异己的力量；韩信、英布垮台了，刘邦的核心集团又该找出新的打击对象了。萧何树大招风，自然首当其冲。萧何虽然不断地自毁名声，却并未能消除刘邦的猜疑，就在刘邦将状纸交给萧何的同时，因萧何顺便请求将皇家花园中的荒废土地拨出一些交给百姓耕种，刘邦立刻变了一副面孔，说萧何故意讨好百姓，将他收进监狱。刘邦之类最高掌权者的逻辑是这样的：你盘剥百姓，结怨于民，那是不足挂齿的小事一段，他不仅不会管，还会加以纵容；你要真正想替百姓办一两件好事，说一两句公道话，而影响了他的权威、名声，他便非要整治你不可。
所以，干些蠢事、坏事，有意识地掩饰一下自己的美德卓行，也不失一种保全自己的策略。曹丕当了皇帝以后，对他的兄弟们十分刻薄，防范也十分严密，虽然这些兄弟们都被封为“王”，却都是徒有其名。他们全都被打发到远离首都的封地，不许随便回到首都来；每个人手下只有百十名老兵作为守卫，使他们无法凭借武力作乱；还派了官员来监督他们，有点儿小错就被上报朝廷，遭到谴责。这些兄弟虽然贵为天潢贵胄，实际上连个平民百姓也不如。
只有北海王曹表，为人谨慎，勤奋好学，没有任何过错。那些监督他的官员说：“我们奉皇帝的命令来监督大王的行动，有过错就应当举奏，有善行也应该据实报告。”于是联名写了份报告，称赞曹表的美好品德。
曹表一听到这个消息，吓得大惊失色，指责官员们说：“严格要求自己，这是任何人都应该如此的，而你们却报告了朝廷，这岂不是给我增加麻烦吗？如果我真的有什么好品德，朝廷自然会知道，你们这样联名上书，只怕要适得其反了！”
曹表曾对儿子说：“与其因受到宠爱而遭受灾祸，不如贫贱而无灾无难。”他的生活十分俭朴，并让妃妾们亲自动手纺线织布，如同平民之家一样，因此他得以保全性命。
佯装迟钝给人安心之感
迟钝也是吸引人的重要因素之一。即使是反应相当敏锐的人，最好也不要完全显露于外，而要佯装迟钝一些。
头脑太聪明、个性太精明的人，通常都很难应付。由于脑子整天转个不停，不论什么事情都会事先预测好，让人有松懈不得的感觉。同时，一发现别人的缺点，便会立即指出来，即使没有当场表明，也会让对方觉得：“这个人不知道有什么企图！”警戒之心油然而生。这种让人随时心生警戒的人，怎么还有魅力可言呢？所以，如果让这种类型的人物登上领导者的宝座，部下们恐怕再没有好日子可过了。
领导者的主要任务，即是让部下的能力得以充分发挥。
领导者必须从部下身上得到以自己的立场无法思及的想法，同时也要让部下在自己无法照顾到的方面充分活动才行。
如果领导者的作风太过敏锐、精明，与之接触的人都会受其指责，如此一来，部下当然不会轻易将自己的真正想法告诉领导者，并将自发性的活动压抑下来。如果领导者虽没有实际采取指责部下缺点的行动，但平常所表现的行为过于敏锐，部下也会自然畏缩，因为他们的内心会认为：“我何必自找麻烦，以致被上司挑毛病。”
由此可知，领导者的表现如果过于敏锐，便成为使部下充分发挥所能的障碍。如果领导者能稍微掩饰自己的锋芒，使部下的能力得以充分发挥，才是一位魅力十足的成功领导者。例如，被称为“装有电脑的推土机”的田中角荣，即属于这类型的人物。由于他兼备极其精密的计划能力，以及超群绝伦的实行力，所以才得此称号。
不过，何以田中角荣只被称为“电脑推土机”，而没有被称为“电脑刮胡刀”呢？因为推土机的马力虽然很大，但却不很敏锐，而田中的表现也略微迟钝，正好和推土机的性质相同。田中角荣就任总理大臣之后，倡导“日本列岛改造论”，并加以实行。观其实践方式，便使人产生一种其并不是依赖敏锐头脑，而是依靠踏实的作为进而成功的感觉。
但后来的田中角荣，不再坚持过去那种单纯和有些迟钝的形象，而将内面的敏锐确实显露于外。据专家研究，田中角荣现在所表现的敏锐作风，多半是由于他依靠财富力量所获得的强大权力引起的。其实，田中角荣本身至今仍保有相当浓厚的迟钝性格色彩。从他牵强地使用强力压迫有关单位改变洛克西德事件对他的不利裁判，结果反使自己不得不下台的情形，即可充分证实这一点。
大平正芳也是位因未将内心的敏锐显露于外而获得成功的人物。其实，他是个相当聪明，且反应灵活的人。由于生性酷爱读书，当他就任池田首相的秘书官时，不论多么忙碌，都会抽空逛逛位于神田的书店街，并买几本中意的书回家品味。大平正芳一向以说话速度慢条斯理而闻言，其实这可能是他故意隐藏敏锐的真面目，佯装成反应迟钝，而予人安心之感，此乃避免受人攻击的巧妙方法。
如此看来，迟钝不光可以成为点燃下属智慧的火花，而且还可以隐藏锋芒，使自己逃脱众矢，从而成功地保全自己，保全自己先保全实力。
无论是体育竞技场上，还是在军事战争中，实力总是决定一个人地位的重要因素。所以，许多人始终将保持自己的军事实力作为用兵第一大法。
在战场中，如何做到保我军于万全呢？有人通过长期思考，总结出如下几条：其一是不强交战。意思是说，在与敌军交战时，如果没有取胜把握，不要强行交战以减弱我军实力；其二是该退则退。其实，用兵的方法，是以保全自己的军队为上策，其次是保守自己的城池。在战斗中，将领要静静地考虑一下，究竟应当怎样做才能保全自己的部队。如果不退兵才能保全部队，那么就不退兵。如果必须撤退才能保全部队，那么就坚决撤退；其三是要将我军置于战斗的有利位置中。在战斗中，如果有招降的军队，应将降军放在攻打敌军的最前线，一则能够有利于监督降军，二则有利于保全我军实力，减少伤亡。
在有多种力量参加战斗的复杂形势上，清代名将曾国藩更提出了富有创见的主兵客兵制度。他指出，在主客兵相对时，为保全我军实力，一定要主兵强于客兵，例如他在给九弟的信中写到：
“只要李少荃另调所谓的常胜军前来助阵，这绝不是我的本意。常胜军以前是华尔统率的，我已经不愿意与他合作共事。现在华尔已死，白齐文接替他统率常胜军，能战不能战不得而知，但是他们的军风完全不同，难以与你部合处，这是显而易见的。这支军队既然已向这边开来了，现在我们再去拦阻也来不及了，只好听任他们自己开来。但是，绝不能让他们进入你部的长濠之内，只能令他们先去攻打九江伏州、下关等处的敌人营垒，希望能够以此稍稍牵制一下敌人的力量。如果下游不能取胜，就令白齐文等由金柱关、采石上游夹击而下，虽然未必能够收到大的成效，但也不会给你那里造成损失，或许这倒是双方善处的一个方法。白齐文的部下，名义上是洋兵，实际上都是广东、宁波的人，骄奢成性，饷银也极贵，你的部队绝不能与他们相处。无论什么时候，在长濠之内，总是要保证主兵强于客兵，一切都要由你作主，号令统一，然后才不至于坏了大事。你千万要记住，务必要记住。”
曾国藩对于主客兵的思考是有其军事眼光的，也确实是经验之谈。在其后几十年中，北洋军阀孙传芳正是玩弄了一套“主兵客兵术”，采用主兵强于客兵的方法，不费一枪一弹就占领了军事要地——福建。
1922年秋，曹琨命令孙传芳带兵去抢福建这块地盘。曹琨是直系军阀，而当时福建的军政大权却在非直系的王永泉手里。孙传芳屯兵在福建省的边界上，只带了少数随从进入福建，编造一大堆谎言诉说吴佩孚如何排挤他，说得声泪俱下。他向王永泉表示，只要两人同心合力，一定能在福建保境安民。他的甜言蜜语使王永泉渐渐相信了他。他还与王永泉结拜为异性兄弟，指天发誓，这样，孙传芳就把这两个旅的重兵开进了福建，王永泉不但不疑，还以为壮大了力量。
1923年3月，曹琨正式委任了孙传芳为福建的军务督理，孙传芳一面仍和王永泉周旋，一面暗中调兵遣将，在一个夜间突然将自己的军队开进了省城。此时，城中孙传芳的兵力已经大于王永泉的兵力，王永泉这才知道上当，但为时已晚，只得声明下野，逃到上海。为此，人们都称孙传芳是笑面虎。曾国藩关于主兵客兵制的理论得到了成功的证实。
所以，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要有效地保全自己就要首先学会保全实力。实力没有了，你就难以得到保全了。
六、身处逆境韬光养晦
韬光养晦，读来让人觉得它有些古而庸的味儿，在古代史籍中，常看到“称病不朝”、“称疾不起”、“愿乞骸骨”之类的字眼，其实，这些“疾”、“病”之类，都是假的，用一句现代俗话说，是“泡病号”，是政治病。
“称病”动机和目的都是十分复杂的，有的是鉴于朝政黑暗，称病以求自安；有的是鉴于对手太强，称病以避锋芒；有的是由于目的未能达到，称病以向朝廷示威；有的是时机尚未成熟，称病以掩饰其野心……总之，称病是作为“韬晦”的一种主要表现方式而被时常应用着。
殷纣王的昏暴，千古以来，人所共知。他这个人不痴不呆，而且天资敏捷，才力过人，敢于徒手同猛兽搏斗。可惜他的才智勇力都没用在正当地方，他沉溺女色，宠爱妲己，作酒池肉林，使男女裸体追逐其间，作长夜之饮。而且他为人极其残忍，对敢于对他表示不满的人，他施以重刑，其中炮烙之刑，即令犯人赤足行走在炙烤得火热的铜柱上，尤为残酷。
这样残酷的统治，终于导致了天怒人怨，众叛亲离。对于大臣们的进谏，他一概不听，大臣们多弃国而逃。他的叔父比干叹道：“主上有过错不去进谏，这是不忠；害怕处死有话不说，这不算勇敢；敢进谏，不怕死，这是最为忠诚的行为。”他于是去向纣王进谏，纣王不听，他一连三天都不离开。纣王大怒道：“我听说圣人的心有七窍，叔父算得上是圣人了，我看看你的心倒有几个窍！”竟将比干剖心而死。
箕子也是纣王的叔父，担任大师之职，他看到纣王昏暴如此，国事已不可为，便假装疯狂，去给人家作奴隶，就这样也没逃脱纣王的魔掌，还是被囚禁起来，直到武王伐纣以后才被释放。
这是历史记载上第一个装病以避祸的事例。在一个病态的、疯狂的社会，正直的人既无力救助，又不愿同流合污，只有以此来避祸远害，洁身自好，虽不免显得消极，但总比贪恋禄位，与世浮沉要好。
朱棣则以装疯作傻的方式骗过了朝廷的使臣，最后发动军事政变，夺取了政权。
明太祖朱元璋死后，将帝位传给了孙子朱允文，这个二十一岁的年轻皇帝接到手的，是一根利刺攒集的权杖，这些利刺不是别人，而是他的二十几个辈尊位高的皇叔，他们一个个都被封为藩王，割地而据，坐拥强权，要想保住自己的帝位，必须削夺这些藩王。别的藩王倒还不太难办，最使朱允文感到棘手的是燕王朱棣。
他是朱元璋的第四个儿子，他生性坚毅沉稳，机智多谋，既英勇善虞，又能以诚待人，在创建大明王朝的斗争中屡立战功，颇为朝野所推重，连朱元璋也对他另眼看待。由于前面的三位兄长俱已死去，如今诸王之中以他为长，若能先将这根利刺削掉，其他诸王自然会乖乖地听命。于是，一道削藩的诏书下到北平。
朱棣接到诏书后轻蔑地一笑，他十一岁被封为燕王，二十一岁就镇藩北平，至今已近二十年。北平是元朝的故都，朱元璋建国之后，把国都定在长江之南的南京，这里便成了偏远的边陲，被驱赶的元蒙残部还不断地前来袭扰，朱元璋将他封到这里，是将保土安民的重任交给了他。他果然不负所望，不但击退了元蒙的侵犯，还多次率部出征，深入沙漠腹地，将蒙古人赶到大漠之北，他的实力也因此而大大地扩张。
他满以为朱元璋会将帝位传给他的，当年朱元璋也曾这么表示过，没想到最后交给了朱允文，他不得不对这个侄子称臣，对此他耿耿于怀。他一点儿也看不上这个嘴上没毛的年纪皇帝，生于深宫之中，长于文人之手，拉不得弓，驰不得马，不识稻粱菽麦，不辨善恶贤愚，满脑子装的都是一些什么子曰诗云，仁呀爱的迂谈腐论，哪里有一点儿帝王的气魄和治国的才气！他正等着朱允文摆拨不开的时候来收拾残局的，没想到这小子一出手就这么老辣。
但朱棣明白，他现在还不能公开同朱允文抗衡，便借口有病不出，留在王府内，秘密训练士卒。不料此事被人告发，朝廷派来使臣查问。使臣们来到北平，却发现北平街头有一疯汉，蓬头垢面，衣衫褴褛，在大街闹市之上，边走边狂呼乱叫；走到酒楼饭铺门前，便闯了进去，夺了酒肉饭食就吃，同时还颠三倒四地胡说八道；吃饱了，喝足了，便倒在街头之上呼呼大睡，有时从早睡到晚也不醒来。这个疯汉，便是燕王朱棣。使臣命人将他护送回到王府，并亲自前去探视。那时已是六月盛夏，天气极为炎热，人们赤膊摇扇，还是挥汗如雨，他却围炉而坐，一边烤着火，一边还嚷着叫道：“太冷了，太冷了！”
朱棣就这样装疯作傻，骗过了朝廷的使臣，于公元1399年7月7日，突然发动军事政变，逮捕了朝廷的使臣，此时，他的病态病容一扫而光，对众人宣布道：“我哪里有病，迫于奸臣陷害，不得不如此。”接着兴兵南下，经过三年内战，推翻了朱允文，朱棣称帝登基，便是大名鼎鼎的明成祖了。
现在看来，韬光养晦也不是古人“政治病”发作时的专利。在工作中，如果你发现你的上司是个无恶不作之人，而你又一时无法抓住其把柄，你也不妨来一场病——韬光养晦，待条件成熟后揭穿这种上司的老底，还社会以清白，隐忍不争也堪称大丈夫。
有关“士可杀不可辱”、“宁可站着生，不可跪着死”之类的关于受辱之言词可真不少。是的，人应该活得有志气，活着就不该受人侮辱。但是，如果你身上担负着重任时，对辱就不可大义凛然了。你应该以大任为重。这一点，汉高祖刘邦做得非常不错。
刘邦一生最危险的时候，恐怕就是在鸿门宴上。
以后，当他在彭城被楚军狂追猛撵的时候，虽多次因情况紧急将一对儿女推下车，但楚军到底离他有些距离而未能追赶上他；当他被楚军包围在荥阳城中猛攻劲击的时候，虽形势危机万分，但毕竟他还是在汉军阵营之中；当他在平城被匈奴人包围七天七夜的时候，虽险些饿死，但毕竟身边有十几万大军保卫着他。
但是，在鸿门宴上，他身边仅有张良一个人，加上后来闯入大帐为他叫冤的樊哙，也不过两个人而已，外面虽还有百余骑，但项羽却有四十万大军，而且对方已经心怀杀害之意。此时，他的小命完全掌握在项羽手上。杀掉刘邦，如果项羽愿意的话，他自己就能对付刘邦这几个人，而无需任何人帮助。
在这种情况下，刘邦只有卑躬屈膝，隐忍不争，并充分利用对方的矛盾，来解救自己了，稍有不慎，后果显而易见。此时，任何大丈夫的豪言壮语、英雄举止都无疑会给他带来杀身之祸。
所以，鸿门宴是刘邦经历的最为危险的事情。后世也没有几个人能经历过这个场面。从这个角度上是说，刘邦还应该很自豪呢！
鸿门宴的故事大家都知道，没有必要再嗦一番，关键是看刘邦都干了些什么，如何避免灾难的发生？
在此事的前前后后，刘邦都做了哪些“大丈夫能伸能屈”的事情呢？
首先，在赴宴的前一天晚上，他死气白赖地拉着项羽的叔父项伯认作儿女亲家，并求他在项羽面前替自己美言美言。结果还是不错的。项伯回去后先把项羽的工作做通了，项羽答应第二天刘邦来时会善待他。如果没有这道“工序”，刘邦第二天肯定凶多吉少。
其次，第二天见面后，赶紧先说好听的。刘邦一见到项羽就说：“我和将军合力攻秦，将军战于河北，我战于河南。但我没想到能先入关中，并与将军在这里见面。请将军不要听小人的中伤与挑拨。”这段话里没有一句是真的。
当初，刘邦从今江苏向西进发，直奔今天的陕西，沿途虽遇到一些麻烦，但不过是秦军的地方部队和少量的精锐。而项羽先往北走，去今河北救赵国，又在那里与秦军二十万精锐纠缠日久，经过多次大战，最后将秦军全部歼灭后，兜了一个大圈子，才进入关中。仅从路程上说，项羽也不会比刘邦早进关中，刘邦竟说自己没有想到。
刘邦说小人挑拨他与项羽的关系，但事实是有人给刘邦出主意，让他派兵守住函谷关，不要让诸侯进关，在关中称王，他听信了。结果，不仅函谷关被项羽一仗就攻破了，而且还将项羽惹得大怒，这才使他陷于鸿门宴的险境之中。
不过，刘邦这几句话虽然不实，但是“卑躬”味儿十足，让项羽听了十分舒服。而且，此时刘邦已经五十岁上下了，项羽才二十六岁，能当刘邦的儿子。刘邦如此卑躬屈膝，怎能不让项羽动心？
古人尚且如此，我们更应该以他们为楷模。如果你是领导者，在工作时遭到侮辱，就应当以工作为重；受辱便进行打击报复，那不是大丈夫所为。须知，隐忍不争也是大丈夫之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