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传记朱棣最有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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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0章 为治之道,宽猛适中——在新岗位上提出创见

靖难之役的成功,将朱棣从一个地方藩王推向了新的岗位——皇帝。岗位不同,自然所担负的责任也不尽相同,朱棣即位后很快就适应了角色上的转变,并把这个皇帝做的有模有样。

朱棣本就是地方藩王,所以国家政事也处理过不少,有一定的管理基础,但是毕竟一个国家和一个小小的藩国还是有所差别的。况且朱棣封地位于大明朝的北部边防重地,平时所负责之事,也多为军务上的事,对于文治朱棣还是相对比较陌生的。登上皇位后,朱棣很快就意识到,军务只是政务极小的一部分,其关键之处还是在于国家内部的治理。 回想父亲朱元璋的治国之策,他以武力打败了大元朝,所以洪武年间武臣十分受推崇,然而文臣就没有这么幸运了。朱元璋嗜杀,而且比较残暴,对于文人的打压更是残酷,这就导致很多为官的文人惶惶以度日,因为当时的朝廷“无几时无变之法,无一日无过之人”。在政治上为官就犹如“作虎穴之游”,而且动辄有错,便会牵连亲友一同受刑。于是,到了洪武末年,大部分知识分子便采取了拒绝效力于朝廷的策略。 朱棣深知治理国家最缺不得的就是人才,尤其是文才。武将固然骁勇善战,但是也只能在镇守边疆和上阵杀敌的时候才能显示出其卓越的才能,如果任用武将来治理国家,必定是严刑峻法。百姓不同于军队,如此治理只会失掉民心,最后威胁政治统治的稳定。不得不说,朱棣虽然出身武将,但是在政治上也是颇有政治远见的。 再看自己的侄儿建文帝,他从小接受的就是纯正的儒学教育,而且上台之后大肆改革,其改革的只要方面就是重用文臣,而且此时朝中的能征善战者在朱元璋的诛杀后已经所剩无几。建文朝廷可以说是一个地地道道的文治班子,虽然获得了天下百姓和知识分子的拥戴,然而结局却是连皇权也旁落他人。由此也不难看出过分的宽容必然会难以树立纲纪,一个纲纪不严的政权必定是短命的。 在综合考虑了朱元璋和朱允文的治国之策后,朱棣结合两种截然不同的治国政策,提出了全新的治国方略——宽猛适中为治。 历史有时候就是一个循环的过程,洪武时期重武,知识分子受到忽略,建文上台便大搞文治,并力图削弱武臣的权力,于是惹得武臣不满,反而丢了皇位。朱棣身为地方藩王也是靠着武力夺得了天下,但是他却比朱元璋更为明智的认识到:重视知识分子的必要性。于是早在朱棣还为坐上皇位之时,便顺应了这种变化,接受了道衍保留读书种子的建议。 上台后的朱棣开始大兴文治,这种偃武修文的政策可以说是朱棣适应皇帝角色后,提出的最为重要的新创见。为了很好的贯彻自己偃武修文的新政见,朱棣还特地对群臣说道: 为治之道,在宽猛适中,礼乐刑政有其序。。。朕皇考。。拨乱反正,不得已而用刑,特权一时之宜。及立为典常,既有定律颁之天下,复为祖训垂宪子孙,而墨劓剕宫并禁不用。朕以菲德继承大统,仰思圣谟,夙夜祗服,惟欲举贤材,兴礼乐,施仁政,以忠厚为治。。以上不负皇考创业之艰,而朕于守成之道,亦庶几焉。 朱棣身为皇帝,身边自然不乏讨好自己的臣子。由于朱棣是个不折不扣的将军,对于战备之事非常有兴趣,所以便有通政使赵彝引奏一事。 当天,通政使赵彝前来向朱棣汇报工作,工作汇报完以后,便向朱棣引奏一名山东男子,并言之凿凿的说该名男子在布阵方面十分精通,而且还准备将阵图献出来。朱棣一听,自然清楚这不过是献媚取宠之计,也不是什么大过错,但是这正是一个宣扬自己新政见的好机会,他又怎么会错过呢?

于是,朱棣便摆出一副儒雅君主的派头,开始对这名官员的谆谆教诲:“自古帝王用兵,皆出于不得已。夫驱人以冒白刃,鲜有不残伤毁折。其得不死,亦幸也。朕居军旅数年,每亲当矢石,见死于锋镝之下者,未尝不痛心,但出不得已耳。今天下无事,惟当休养斯民,修礼乐,兴教化,岂复当言用兵。此辈狂妄,必谓朕有好武之意,故上此图,以冀进用。好武岂盛德事?其斥去之。” 为政宽猛适中,可不仅仅是朱棣的一个口号,就是在这样意见小事情中,朱棣也无不遵循着这一规则。 他先是宽大为怀,坦言自己用兵实在是出于无奈之举,然后动情的讲述每当看到将士们阵亡,总是痛心不已,悲痛万分,在后自然的过度到自己”修礼乐,兴教化”政见之中。虽言语不多,却充分彰显出朱棣仁君的立体形象。 紧接着朱棣话锋一转,厉声斥责到:想必这一定是个狂妄之徒,以为我崇尚武治,便想献上阵图获得朝廷重用。好武之人怎么能够担当仁德的差事,立即把他赶走。通政使赵彝听闻朱棣前边的谆谆教诲,只当朱棣有拒绝之意,所以也就没有太放在心上。然而后边严厉的训斥便让赵彝诚惶诚恐起来,他便神色惶恐的按照朱棣的要求立即把进献阵图之人打发走了,并且再也不敢动举荐精于治军之士的念头了。 朱棣这一宽一猛,两者结合,既能收到建文帝仁政得人心的效果,又能得到朱元璋严刑峻法的威震效果,在处理各种事物之时,虽然宽仁却不失威严和纲纪,虽呵责严厉却又不至于让官员们因担心受罚而无所作为,实在是高明之举。 实际上,朱棣宽猛适中的为政之道最鲜明的体现在对待建文遗臣方面。一方面,对于那些拒绝投降效忠的诸如方孝孺等人,朱棣采取残酷屠杀的政策,而且残忍的无所不用其极,对当朝士人起到了杀鸡儆猴的威慑作用。而另一方面,朱棣大兴文治,对愿意效忠的建文旧臣极尽拉拢之能事,建立自己尊儒的光辉形象。 朱棣对朝中的一位丁学士十分器重,而且非常欣赏他的才学,于是便无意的问道:“少从谁师?”丁学士便回答道:曾经从学于元末翰林学士李征臣。李征臣是一个十分倔强耿直的人,明朝建立之初,不愿意为大明效力,即使家属被杀光也毫不动摇,后来便被谪戍到宁夏。 听闻此事后,朱棣为了体现出自己偃武修文,大兴文治的治国之策,便立即派人将李征臣子接回京师,并劝说其为朝廷效力。李征臣依然不改倔强的本性,所以回答道:“臣于洪武中既不受官,则今日义不得复受。” 对于李征臣的回答,朱棣没有丝毫的愠怒,而是十分平和的问道:“欲何为?”“愿还行伍。”朱棣此时便表现出自己的宽大胸怀,“朕既已召卿,何可复从戍?”于是便免去了他的戍籍,准许他回乡。由于亲人都已经不在,李征臣子甚感凄凉,于是朱棣便按照他的意思让他到故人吴景华家馆执教去了。 朱棣登上皇位后,对洪武和建文两朝所实行的政策以及效果,进行了较为细致的研究,并在基础上进行了适当调整,提出了“为治之道在宽猛适中”的原则。在此后的执政过程中,朱棣一直遵循着这一原则,从而实现了“永乐虽多刑杀却兴”的局面。 角色的转化是每个人都要面对的,朱棣在刚刚登上皇位的那一刻,也曾有过不适应,但是在自己这个新岗位上,朱棣尽心尽力的探索治国之道,很快便提出了富有创见的治国新方略。为政之道,在于宽猛适中,朱棣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贯彻着这一原则,并将自己的大明王朝治理的井然有序。

““谋国”术”张弛有度,宽猛适中的领导艺术

朱棣作为大明王朝的最高领导,有着十分高超的领导艺术。他时而向建文帝一样宽容仁慈,博得了朝臣和百姓的拥戴;时而像朱元璋一样凶残嗜杀,将那些与自己做对之人碎尸万段,并借此建立其生杀予夺的皇帝威严。一张一松,一宽 一猛,朱棣既宽容的坦然真诚,又暴戾的令人畏惧,就在这宽猛转换之中,天下臣服于他脚下。 做人很难,太过于仁慈,则会给人懦弱的印象,生活工作中就免不了要受委屈;如果太过于苛责严厉,大家则会对你敬而远之,免不了受人孤立。所以,不妨学习一下朱棣宽猛始终的处事之道,这样既能在人际交往中如鱼得水,还能在不经意之中成就自己高潮的领导艺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