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精英母亲留在家里，孩子上学后自己精力没有地方消耗，对老师又不放心，就跑到学校当志愿者。结果，许多富裕的学区的公立学校，因为这些母亲（许多是名校毕业或博士）的存在，招募志愿人员呼一来十，到了招架不住的地步。这些公立学校，等于免费使用一些本来可以干更高端工作的、自己根本雇不起的人。但另一面的问题是，在一些穷社区，父母不得不全出去工作，勉强维持家庭收支平衡，没有时间管孩子。学校本来就穷，招募志愿人员时，大家自己还顾不过来，谁还肯来？所以，以后美国最大的问题表面上是贫富差距，本质上是教育差距。两者互为因果，社会的鸿沟越来越大。这个问题不解决，将会成为美国社会的一大心病。
2005年9月20日，《纽约时报》头版发表一篇文章，报道了美国一流大学女生未来的志向，一时成为教育界的一大新闻。
这篇报道轰动的核心内容，是对常青藤盟校女大学生的调查，其中包括对138位耶鲁大学的一年级和毕业班女生的电子通信访谈。在这138位女大学生中，有85位，也就是60％左右的人，计划未来有了孩子后停止工作或者只干半日制的临时工作，以当母亲为人生主业。有两位说她们期待自己的丈夫在家照看孩子，自己继续从事自己的事业。另有两位称要看情况而定，如果丈夫事业发达，自己就留在家里；如果自己事业发达，丈夫就留在家里。
为什么这篇报道发表后，立即召来大量读者来信，赞者弹者势不两立？为什么一篇普通的新闻报道会惹出这么大的争议？因为在女权运动之后，妇女在社会各个领域全面追赶男人，在从小学到大学的各个层级的学术表现上，已经出现阴盛阳衰的情况。不少人乐观地预言，等现在这代从小功课就比男孩子好的女孩子长大之后，男女在社会地位和成就上的力量对比就会发生根本的改变。笔者过去还就此写过一篇文章，戏称这一现象是“母系社会”来临的前兆。可是，为什么女孩子在和男孩子的竞争中到了眼看要赢的时候，自己会突然弃权出局、要回家看孩子去了呢？
对此痛心疾首的不仅是女权主义者，许多教育界人士也担心，如今是美国历史上进常青藤竞争最激烈的时刻，能够进去的，都是精英的精英。而且这种常青藤教育，是世界上最昂贵的高等教育。如此经过严格筛选、不惜工本培养出来的顶尖人才，只留在家里哄孩子，这岂不是巨大的教育浪费？这也难怪，哈佛大学本科生录取部主任马林·麦格拉斯·刘易斯（Marlyn McGrath Lewis）质问：“我们如此不遗余力地为这些女孩子获得公平的教育和职业机会而工作，如今这些努力得到了什么回报？”
《纽约时报》举出几个活生生的例子。比如来自得州的华裔女孩辛西娅·刘（Cynthia Liu），是典型的耶鲁女孩：她的SAT考了1510分的高分（满分为1600分，耶鲁中间档次学生的成绩在1400到1560分之间），她的高中平均成绩是完美的4分（一般美国打分制度A为400，A-为367，B为333，B为300，B-为267，C+为333，C为200，依此类推），她还是得州辩论比赛的决赛选手、钢琴手、跑步运动员，并且在医院从事过一系列志愿服务。这样一个近乎完美的学生，大学毕业后还准备进法学院，以后似乎就是天高任鸟飞了。不过，等她到了30岁时，她最大的可能是在家带孩子。她自己坦率地说：“我妈妈一直这样对我讲：‘你不可能又当一流的职业妇女又做一个最好的妈妈。’所以我必须作出选择。”
要知道，目前的耶鲁本科生，一半是女生。几十年前在女权主义的极盛期争取男女同校的运动中，抵抗到最后的教授们的一个最重要的理由，就是教女孩子不如教男孩子有成就感。教授喜欢自己的行业，是因为自己在教育未来社会的领袖。如果让他们教育未来的家庭妇女，谁还提得起精神来呢？二三十年前，大学里女生占绝对少数，但她们大多立志要当职业女性。现在妇女真正撑起“半边天”，她们中大多数人却要回归传统，安心在家相夫教子，这岂不是说明当年要把女生排斥在耶鲁之外的顽固教授是正确的吗？所以，当年奋斗过来的妇女，对新一代女大学生的选择掩饰不住自己的失望。宾夕法尼亚大学文理学院的女院长丽贝卡·W布什内尔（Rebecca W．Bushnell）说：“生儿育女与事业的冲突，对我从来没有成为问题。30年前，我们走上职业场，我们觉得自己向前迈了一步。现在的学生对事业和家庭的平衡则敏感多了。”
这样的变化，究竟是源于大学生理想和意识形态的变化，还是另有原因？我们首先需要看几个简单的事实。2000年耶鲁对其1979年、1984年、1989年、1994年毕业班的学生进行了调查，发现把事业作为自己主业的男生明显比女生多。不过，在二十几岁时，男女在这个问题上的差距并不大，但妇女一进入知识女性的育儿期（这个时期比一般女性晚，出现在接近30或30岁以后），差距就不断加大。在四十几岁的毕业生中，只有56％的妇女还在工作。而同龄的男生有90％仍然在工作。2005年，耶鲁再次对其毕业生进行调查，发现情况基本没有变化。
2001年进行的一个对哈佛商学院毕业生的调查的结果也非常类似。在1981年、1985年、1991年毕业班的女生中，31％只从事临时性的半日制工作，另有3l％完全停止了工作。两者加起来有62％，和现在那些准备在三四十岁时停止工作或从事临时性工作的耶鲁女生的比例大体接近。可见，现在大学女生对未来的计划，不是什么异想天开，而是和她们前辈的现实异常吻合。
从具体的访谈中看，这些想以后回家看孩子的女大学生，主要是受她们母亲的影响。因为她们的母亲，大多是20世纪70年代男女同校运动中的第一代女大学生。这代先锋人物当年充满了当仁不让的理想，执意当一辈子职业妇女，在社会上和男人平起平坐。许多人也确实获得了成功。但是，现在回想一下这番苦斗的历程，许多人开始三思：女性成功的代价，常常要自己的孩子来付。
2002年，女经济学家西尔维亚·安·休利特（Sylvia Ann Hewlett）出版了一本《创造生活：职业妇女与对孩子的渴求》（Creating Life：Professional Women and the Quest for Children）。她调查了1647位高度成功的女性，发现在这些年薪超过10万美元的职业妇女中，有49％在40岁以后还没有孩子，而她们中有许多人对此深感懊悔。她的结论是：太多的妇女追求男性的模式，在20到30多岁时一门心思为事业的成功而奋斗，结果错过了建立家庭、生儿育女的“个人幸福”。另外，由于女权运动的冲击，医学界一度也颇为热心地教育公众：妇女完全可以在40岁上下要孩子，特别是现代医学的发达，在这方面给妇女提供了越来越多的机会。然而，近来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女性的生育力在25岁就开始下降，35岁以后怀孕生子越来越难，婴儿的畸形率也越来越高。
许多妇女对自己的生物钟过于乐观，结果快40岁想要孩子时已不可能了。休利特特别攻击现在的生育产业：许多妇女花了数万美元，忍受了巨大的痛苦，企图通过生育科学疗法而高龄怀孕。与其如此，妇女不如重新考虑自己的生活战略。休利特的建议是：在20岁结婚，在30出头要孩子。此书一出，立即引起女权主义者的反击。甚至保守的《华尔街日报》也发表文章，称休利特未免言过其实：2003年3月《财富》杂志举行了最有权势的女性的高峰会议，在187个出席者中，71％是母亲，她们平均拥有22个孩子；而像施乐（Xerox）的CEO安妮·马尔卡希（Anne Mulcahy），eBay的CEO和总裁梅格·惠特曼（Meg Whitman），以及雅芳（Avon）的CEO和总裁安德里亚·荣格（Andrea Jung）等著名的企业界女强人，都是妻子和母亲。更有说服力的是休利特本人。她在二十几岁有了自己的第一个孩子，51岁时有了第五个孩子。她自己在大学里又当教授又做研究，事业生活两头都没有耽误，何以突然出来教训别人一定要二者择其一呢？
然而，这番反驳并不能服人。参加“财富峰会”的“最有权势的女性”，是社会精英中的精英，年薪在几百万美元以上，就像51岁得子的休利特一样，都是超人。而挣十几万年薪的女性，虽然是事业上获得了高度的成功，但毕竟还是一般的中产阶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