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企业精英，挑战的不仅是高科技的极限，而且是身体的极限。他们希望做一个全方位的超人。实际上，成功白领的中高产阶层，都在体育运动上显示了类似的倾向。他们不愿意坐在职业球赛的观众席上当被动的看客，而要自己主动参与：自行车、长跑、划船……并把体育变成他们的一个社交中心。可以毫不夸张地说，硅谷的大款玩命，不过是在白领时代的参与型体育中所形成的一种新型的上流企业文化。
人所共知，大款的主要体育活动是高尔夫球，但美国的新大款却与众不同。20世纪90年代崛起的硅谷“风险资本家”（venture capitalist），正在重新塑造大款的体育文化。
这些人对传统的高尔夫球并不青睐。他们玩儿什么？玩命！比如一家软件公司的44岁的总裁扎卡里·A纳尔逊（Zachary A．Nelson），最喜欢的是抓鲍鱼。这项运动，要求他不携带任何潜水呼吸器，在充满锋利的礁石的海底，冒着被鲨鱼攻击的危险进行潜水。他的同伴，则是一个互联网公司的副总裁迈克尔·瓦拉赫（Michael Wallach）。他们最近的斩获是：纳尔逊从海底巨藻床上摘下一个直径达10英寸的罕见软体动物，两人同时决定将两家公司的软件产品合并开发。
这种风险体育，或称极端运动，已经代替了高尔夫球，成为硅谷上流社会的重要社交手段。许多生意是在这个圈子里谈成。至关重要的人际网络也是靠参与这样的体育来建立。就像你开的车、住的房子是你的社会地位的标志一样，参与什么样的风险运动，也常常反映了你在硅谷的阶层。低层的白领们，纷纷效法老板们玩命，在企业中向上爬。上面那位潜水专家纳尔逊不无得意地说：“硅谷的企业常常是被一些极端的人格所驱动，我的销售副总裁，潜水的瘾永远也过不完。”
当然，纳尔逊的风险潜水，并非硅谷唯一的潮流。最流行的恐怕是长距离自行车和长距离游泳。不过，这两个看起来普通的项目绝非平淡无奇。比如51岁的风险资本家兰迪·科米萨尔（Randy Komisar），周末时一天的自行车训练达70英里，超过两个半马拉松的距离；一年则骑一万多英里。但是，当他和生意伙伴会面时，发现另外5位企业领袖在那里竞相夸耀自己每周的自行车训练里程。他自己不过是个平平之辈。这位科米萨尔先生20世纪80年代在生意上起步时是波士顿的一位律师。当时流行的是单打式墙网球。现在到了硅谷，则非自行车莫属。
他不无感慨地说：“在硅谷，周末公路上骑车的人中许多是非常有影响的人物。而且他们之间在自行车上有许多真刀真枪的竞争，并不是随便闹着玩玩。加入他们的行列能让你认识许多决策人物，甚至达成交易。一句话，自行车就是新式的高尔夫。”由于自行车的流行，一家自行车赛俱乐部Webcor／Alto Velo的会员人数近年增长了20％，达到400多人。大家周末一起进行50英里之遥的沿海长途奔袭。大部分人来自硅谷的高技术公司。用一家高科技公司的研究部主任保罗·萨福（Paul Saffo）的话来说：“你要不是这些自行车队里的一员，你就成不了一个生意伙伴。”
另一个项目则是户外长距离室外游泳。据一位爱好者——思科（Cisco）系统的产品经营专家、35岁的布赖恩·伯格曼（Brian Boeggeman）估计，这项运动的参与者最近5年增长了4倍。他们的冒险包括横渡塔霍湖（Tahoe Lake）冰冷的水面，或从圣弗朗西斯科湾游到海中的一个岛，然后再游回，其间需要穿过几个危险的急流。用伯格曼的话说，硅谷的人大多是工作狂。这样有冒险性的长距离游泳，能让你回到自然，感受到自己的身体，觉得自己在燃烧。同时，你会认识许多在其他场合不可能认识的人。大家一起冒险，有一种生死与共的感觉，彼此结成牢固的纽带，在生意场上当然也容易相互信任。
当然，这样的运动，并非周末玩玩就行，平时还要进行严格、刻苦的训练。伯格曼大学时是个水球运动员，如今为了长距离游泳运动常常一天在游泳池训练4500英尺。利萨·黑曾（Lisa Hazen）是一位41岁的生物工程公司的信息技术经理。她每周有3天要早晨4点起床，在游泳池进行两个半小时的训练。她还常常利用午餐时间去健身房进行力量训练。这样的训练使那些习惯于超时工作的高技术精英们的日子变得像是场没有一刻停歇的战争。大家必须过严格的军事化生活，早睡早起，否则就赶不上凌晨的训练课。而女性的大量参与，也改变了硅谷人的爱情生活。一位31岁的企业总裁奥朗·霍夫曼（Auren Hoffman）感叹：“在圣弗朗西斯科的高技术圈子里，你要找一个没有参加过3次铁人三项的女人约会简直太难了！”
这样的企业文化，到底是如何形成的呢？从本质上说，这还是盎格鲁-撒克逊精英传统的发扬光大。十八九世纪英国崛起于世，以极少的人口统治“日不落”的帝国，必须有好战、冒险、以一当十的精英帝国战士才能胜任。为了培养这种精英，英国的公学继承了斯巴达的传统，特别强调体育训练。这种训练的目标，是培养孩子坚强的意志、忍受痛苦的能力、与队友同甘共苦的纽带、对集体的忠诚、荣誉感和牺牲精神。这套方法，很快被介绍到美国的精英寄宿学校，并进入大学，影响到常青藤的教育。比如在1869年到1933年间统治哈佛的两位影响最大的校长查尔斯·艾略特和劳伦斯·洛厄尔，都是拿过冠军的竞技型运动员。从罗斯福到福特、里根，乃至布什、克里，美国的政治精英许多也都是运动狂。硅谷这些风险资本家，大都被这样的教育制度训练出来，自然不会例外。
在另一方面，硅谷的这些学校出身的高技术新贵和传统的企业精英有所不同。传统的企业精英常常出身草莽或世袭豪门，比较有等级。他们只要爬上精英阶梯的顶端，就可以俯视众小，在老百姓进不去的高尔夫球俱乐部和一群身体发胖的同僚慢条斯理地周旋。硅谷则大为不同。只要有能力，财富几乎一夜之间就可以创造出来。你见了一个穷兮兮的研究生也不敢怠慢，谁知道他明天会不会创建一个Google呢？相反，以万贯家财守成却不易：你很快会被别人超过，变得无足轻重。所以，硅谷的企业文化非常平等。人无高低贵贱，但竞争非常激烈，一切决定于你是否是一个超人，具有极端性冲动的人格，敢不敢干别人不敢想的事情。这种突破极限、创造奇迹的风险资本家精神，自然塑造了他们所从事的运动。
我们还必须看到，高科技实际上是碗年轻饭，大家必须为“年轻”这一本钱保值。黑曾女士在讲起她早晨4点起床训练两个半小时的习惯时说：“这也许是因为我们拒绝接受自己正在变老这一事实。”这种心态在硅谷特别典型。高技术日新月异，现有的东西转眼就过时。而每年有几千位野心勃勃、才能卓著的大学毕业生“入侵”硅谷。这些小比尔·盖茨们充满了新思想和冒险精神，很可能转瞬之间就征服硅谷的“原住民”。老一代要想在这个领地站住，就得要在这些年轻气盛的“征服者”面前证明自己能玩年轻人玩的东西。
这大概也可以解释为什么风筝冲浪（kitesurfing）这样的高惊险体育近三年风靡硅谷。这一项目的参加者要双脚绑在一块冲浪板上，然后借助风力用一个类似降落伞的大风筝把身体从海面上拉起，时速最高可达50多公里。这时人就如同鸟一样在天上飞翔。尽管这项运动自2000年以来已经导致将近20人的死亡，但依然阻止不了那些IT老总们。像一个网络公司的副总裁皮埃尔·沃尔夫（Pierre Wolff），已经4l岁，依然豪情万丈，可以一天玩6次风筝冲浪。他常常在海滨成交自己的生意。在这些人看来，没有类似20岁小伙子那样的玩儿命精神，在硅谷的风险高科技领域就别混了。
比起打高尔夫球的企业精英来，这一代玩命的新精英领导着后现代的上流社会体育。打高尔夫球的老板们统治的，是一个以制造业为基础的蓝领世界。在这个世界中，“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许多老板是白手起家，什么粗活都干过，卖够了力气，成功后自然不愿再卖力气。于是高尔夫球就在他们之间成为时尚。如今这些从事极端体育的老板们，则很少和制造业有什么关系。他们统治的是一个白领的高科技世界。即使在艰苦创业的时刻，他们也不是在那里扛大包、挖土方，而是一天十几个小时在计算机前“熬脑子”。
所以，他们即使是为了维持自己的工作效率，也要活动一下肢体。构成这些新企业精英的社会基础的，是经济学家理查德·佛罗里达（Richard Florida）所谓的白领“创造阶层”。这个阶层在业余生活中与蓝领有鲜明的不同。比如，在美国的一些湖泊、河流上，开汽艇的大多是劳动阶层，而满头大汗地在那里划船的，大多是白领。在前者眼里，后者简直就是在“干活”，而不是休闲。所以，在所谓创造阶层聚居的地方，人口的健康指数最高。根据佛罗里达的统计和评估，旧金山的“创造指数”在全美排第一，其健康指数排第五，仅次于圣地亚哥、西雅图、华盛顿等其他几个充满高科技精英和统治阶层的城市。
总之，这些企业精英，挑战的不仅是高科技的极限，而且是身体的极限。他们希望做一个全方位的超人。实际上，成功白领的中高产阶层，都在体育运动上显示了类似的倾向。他们不愿意坐在职业球赛的观众席上当被动的看客，而要自己主动参与：自行车、长跑、划船……并把体育变成他们的一个社交中心。可以毫不夸张地说，硅谷的大款玩命，不过是在白领时代的参与型体育中所形成的一种新型的上流企业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