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制王朝对体现个人主义的勇武一直惧怕，担心更多的不是军队不能打仗，而是军队要造反。所以尚文轻武，军人缺乏训练，甚至到了扛不动自己的口粮的地步。教育精英们也都是手无缚鸡之力的无用文人，遇到危机只会坐而论道，毫无行动能力。最后，中国作为世界最富有、人口最多的国家，常常被人口只有我们百分之几的小民族征服。这也难怪西方人称中国是“东亚病夫”了。这一传统，在我们今天的教育制度中仍然根深蒂固。这样的教育不改变，中国就还是一个硕大的病夫，中国永远不可能有一个大国气象。
橄榄球如今已经是美国最商业化的体育项目之一，运动员常常是些大学也没有上完的大老粗。然而，橄榄球在美国的流行，最初还要归功于培养统治精英的需要。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的大学橄榄球联赛开始成型。特别是哈佛、耶鲁、普林斯顿这三巨头的联赛，逐渐奠定了橄榄球在美国社会生活中的地位。这一粗野的比赛，其核心的教育目的就是把盎格鲁-撒克逊民族的精英培养成世界的征服者和统治者。
用体育来培养精英，来源于古希腊的教育观念。古希腊人认为，刻苦的体育训练，可以培养公民坚韧不拔的品格和忍受巨大痛苦的能力，同时也锻造了强健的身体。这样培养出来的公民，在战场上就是最好的战士。特别是在斯巴达，立国之本是少数斯巴达公民对数倍于己的被征服人口的奴役，每个人必须有以一当十的能力才能生存。所以斯巴达对公民的训练，严格得近于残酷。而在几百年不停的战争中，斯巴达和雅典是希腊世界中最有生命力的城邦，并最后在伯罗奔尼撒战争中击败了雅典。斯巴达的教育，对后来的西方世界影响至大至深。
19世纪大英帝国崛起，使盎格鲁-撒克逊民族成为世界的统治者，也使这个民族不得不面对斯巴达人曾经面临的困境：这么一个小小的民族，如何维持对全球众多人口的统治？这对英国的教育提出了严峻的挑战。培养“雄赳赳的基督徒品格”，也就成了教育的目标。剑桥大学的教授查尔斯·金斯利（Charles Kingsley）为此强调严酷的体育训练在精英教育中的意义。他认为体育能够给英国的特权阶层提供痛苦的经验和耐久力，塑造坚强的人格和体魄，使他们有能力和意志完成上帝的使命。我们中国人大概都以为，19世纪的英国教育培养的是儒雅的“英国绅士”，但忽视了这种教育更重视培养所谓“雄健的基督徒”。
这套教育，对当时在剑桥读书的美国上流社会子弟恩迪科特·皮博迪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毕业回国后，他于1884年在马萨诸塞州首府波士顿郊外40多英里的地方建立了著名的格罗顿寄宿学校，彻底贯彻英国式的教育哲学。此校的毕业生，很快就成为哈佛的中坚，也成为美国统治精英集团的核心。比如富兰克林·罗斯福和他的阁僚、后来成为国务卿的迪安·艾奇逊全是格罗顿出身。美国政治、经济界的精英，也大多把自己的孩子往格罗顿送。皮博迪和当时的哈佛校长查尔斯·艾略特成为美国教育界最有影响的两位人物。富兰克林·罗斯福毕生都把皮博迪视为自己的恩师，甚至安排皮博迪为自己的葬礼致辞，根本没有考虑到皮博迪比他大20多岁，很难熬到他死的那天。
以英国公学的范本来经营格罗顿的皮博迪，自然把竞技体育视为教育的一大核心。他认为，竞技体育培养学生的忠诚、勇气、合作精神和男子汉气概，能够教他们无论在任何艰难困苦的条件下都尽自己最大的努力、拼到最后一口气，同时懂得自我控制、遵守规则、保持荣誉和尊严、公平竞争。而他最大的热情就在橄榄球上。他认为，橄榄球对学生的道德发育来说，超出了对他们的身体成长的意义。橄榄球场上的拼杀，能够培养出好的战士。他信奉的是社会达尔文主义的道德哲学：在善与恶的竞争中，有时需要用暴力来维持道德秩序。所以，在他的学校，无论学生体格如何，都必须进行橄榄球训练。
这么被训练出来的富兰克林·罗斯福到了哈佛，想的当然不是读书，而是进橄榄球队。当时的哈佛和耶鲁、普林斯顿一样，学生的首务是竞争进入精英秘密会社，再就是进入橄榄球队，读书的重要性远远排在后面。运动场是证明自己的领袖才能的地方。竞技体育要求献身精神，要求参与者为自己的队作出牺牲，是进入公共生活的准备。读书则是私人的事情，是为自己。读书好常常会给人一种与世隔绝、自私自利的印象。当时读书刻苦、功课甚好的犹太人，就是这样的典型，让许多人不屑于与之为伍。所以，罗斯福和其他1／4的新生一到哈佛就先到橄榄球队试身手。他身高6英尺1英寸，是个高个，但体重仅146磅，并无特别天分，最后落选。其实在格罗顿时，他体育上就不突出，也许这是他成不了皮博迪的得意门生的原因之一。皮博迪后来在总统大选时竟投了罗斯福的对手胡佛的票，让罗斯福大为伤心。因为他把皮博迪视为自己一生的精神导师。
橄榄球早在殖民地时代就传入美国，并且很快在大学校园中流行。不过，一直到19世纪末期，还章法混乱，不同的队有不同的规则，常常主场按主队规则打，客场入境随俗、按人家的规则打。在19世纪70年代，以常青藤为主的东部大学渐渐完成了对规则的整合，大学橄榄球渐热。1893年，耶鲁与普林斯顿在纽约的一战，竟吸引了4万观众。10年后，哈佛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钢筋混凝土结构的橄榄球体育场，有35万个座位，后来很快扩张到58万个座位。耶鲁则在1914年建立了全美国最大的橄榄球场，有7万个座位。虽然现在的常青藤橄榄球联盟是美国大学橄榄球的低段位，但当时哈佛、耶鲁和普林斯顿这三巨头却是超霸。特别是耶鲁，在传奇般的教练沃尔特·坎普（Walter Camp）的带领下，从1872年到1909年，赢了324场，输17场，平18场，垄断大学橄榄球冠军，是美国橄榄球的王中之王。
但是，随着橄榄球竞争的白热化，比赛从激烈变得粗野残酷，使许多人开始反对这一运动。其中最主要的人物，就是哈佛校长查尔斯·艾略特。其实，查尔斯·艾略特校长并非不看重体育。1881年，他还称赞日益盛行的大学校际体育比赛把那些驼背、软弱、病病歪歪的学生转化成了强健、精力充沛、体格完美的理想型精英。他自己当年作为哈佛划船队的一员，还和队友一起破了哈佛的纪录。那时的大学校长中，运动健将可以说是层出不穷。比如查尔斯·艾略特的继任者A．劳伦斯·洛厄尔，就曾是大学顶尖的中长跑选手，赢过半英里、一英里、两英里等许多项目。
查尔斯·艾略特开始反对橄榄球，不仅在于其野蛮，而且和他个人的教育观念、他的“男子汉”的观念有关。当时的总统西奥多·罗斯福和格罗顿的校长恩迪科特·皮博迪，都感觉到美国势将崛起为一个世界帝国，教育要为盎格鲁-撒克逊民族统治世界培养精英，学生要成为无所畏惧、坚韧不拔、敢于牺牲、能够吃其他人无法吃的苦的战士，以胜任统治世界的使命。所以他们对近乎残酷的橄榄球，一直持鼓励态度。艾略特则反对美国的扩张，反对以强凌弱。他坚信美国的价值是民主，绅士的品质是“体贴周到、慷慨宽容、工作努力、保护弱者”。橄榄球比赛一旦发展到野蛮程度，他就要叫停。早在1895年，他就要罢掉橄榄球，称之为是比斗鸡、斗牛还残酷的运动，并且他注意到运动员的学业一般都不佳。橄榄球和他要提高哈佛学术质量的目标也不一致。
1905年，艾略特几乎得手。在1904年，21人在橄榄球赛中丧生。当时美国大学很少，比赛也少，这样的死亡率，把橄榄球场变得比现在的伊拉克战场还危险。那时精英大学的学生踊跃报名进橄榄球队，确实得有些敢于牺牲的勇气。1905年，媒体刊登了斯沃斯莫尔学院一位运动员死亡的照片：他的脸被打得血肉模糊、无法辨认。这张照片让全国震惊。1905年后，哥伦比亚、斯坦福、西北大学、加州大学等校退出橄榄球比赛。如果在这个节骨眼上艾略特把哈佛的橄榄球也给封杀，其他剩下的几所学校就会效法。
这可急坏了支持橄榄球的总统西奥多·罗斯福和格罗顿的校长恩迪科特·皮博迪。早在1896年，罗斯福的盟友、参议员亨利·卡伯特·洛奇（Henry Cabot Lodge）针对艾略特要废除橄榄球的主张就指出：“体育比赛所消耗的时间，比赛中的伤痛，是英语民族征服世界所必须付出的代价。”罗斯福自己也认为艾略特废除橄榄球的做法是“孩子的行为”，是娇纵溺爱，相信艾略特的教育哲学早晚会蚕食“我们种族的战斗精神”。在1907年对哈佛学生的演讲中他明确指出：我们不能坐视大学里培养出来的学生成为畏惧身体的痛苦、从肉搏中退缩的人。因为我们的国家需要那些有勇气进行艰苦卓绝的奋斗、对抗心灵和身体的敌人的男子汉！
也正是出于这样的考虑，罗斯福竭尽全力挽救大学橄榄球。在他的密友皮博迪的建议下，他于1905年10月在白宫召开改革橄榄球的会议。受邀请的只有哈佛、耶鲁、普林斯顿这三巨头。他深信，这三巨头是大学的领头羊，说服了他们，其他学校就会效法。当时参加的哈佛橄榄球教练小威廉·里德（William Reid Jr．）是罗斯福的重要盟友，年薪7000美元，比任何哈佛教授的工资都高。改革也是由他来主持。会议结束后发表文件，要求严格规则，限制野蛮行为，使橄榄球变得温和一些、让人更好接受一些。结果，虽然艾略特坚持要废除橄榄球，但哈佛校董事会被改革所打动，投票保留橄榄球。
橄榄球逃过这一危机，以后就蒸蒸日上。“二战”后，美国的大学教育虽然越来越注重知识训练，但体育仍然是教育之本，大学申请的竞争中，体育还是一个重要的筹码。这大概也构成了中美教育的重要分途。
西方传统上是个尚武的社会，当今的美国也继承了这一传统。体育由此成为教育的一个核心。看看美国的统治阶层，从政治家、将军、企业领袖，到媒体大腕、大学教授，运动健将到处都是。不喜欢体育的反而成了怪人。盎格鲁-撒克逊民族人数虽然很少，但统治世界已经两百多年。这样的成就至今还没有人能比。其从古希腊传承下来的以体育为核心的教育，自然功不可没。中国则很早就没有了军事传统。“好铁不打钉，好男不当兵”，当兵不是特权，而是服劳役，能躲就躲。而且专制王朝对体现个人主义的勇武一直惧怕，担心更多的不是军队不能打仗，而是军队要造反。所以尚文轻武，军人缺乏训练，甚至到了扛不动自己的口粮的地步。教育精英们也都是手无缚鸡之力的无用文人，遇到危机只会坐而论道，毫无行动能力。最后，中国作为世界最富有、人口最多的国家，常常被人口只有我们百分之几的小民族所征服。这也难怪西方人称中国是“东亚病夫”了。这一传统，在我们今天的教育制度中仍然根深蒂固。这样的教育不改变，中国就还是一个硕大的病夫，中国永远不可能有一个大国气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