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BA的训练，从人际沟通的“软”技巧到专业科技的“硬”知识都有些两头不靠岸。经过改革，MBA还会在新时代发挥其作用。但是，管理万能的神话已经无法维持。用中国人的老观念说，人要学点真本事，不要老“玩虚的”。在管理普及的时代，学管理的人，要多想想自己还有什么别人没有的东西。
MBA（企业管理硕士）现在在中国依然热得烫手，但西方发达社会却开始面临MBA泡沫的危机。
据《金融时报》报道，最近几年，在美国申请MBA的人数直线下降。这首先和人口因素有关。在20世纪90年代末期，美国二十四五岁的人口有2400万，如今已经跌到1900万。而这个年龄层的人，是MBA的主要生源。不过，更重要的是，越来越多野心勃勃的年轻人，对是否要投资10万美元左右、拿出一生中20个月的时间、在顶尖的商学院拿一个MBA学位产生了疑惑。越来越多的老板，对MBA学生的实际能力也缺乏信心。MBA的价值，正在面临着全面的挑战。
了解MBA的危机，就必须了解其历史，了解MBA为什么一度热得烫手。简单地说，MBA是个“管理时代”进身的敲门砖。当前MBA面临的危机，多少可以归结为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社会正在从“管理时代”向“创造时代”转型。
美国于19世纪末期崛起为世界第一工业大国，企业界的领袖常常是卡内基这样从十几岁就开始打工的实干家。大学的教育不仅不培养企业领袖，反而不时在商业界被耻笑。“二战”期间，大企业受益于大量的战时政府订单，急剧扩张。1939年，13％的美国劳工在有一万雇员以上的大企业就职；到了1944年，这个比例就变成了30％，为美国战后大企业主导的工业结构确定了基本格局。1956年，米尔斯（Wright Mills）在其名著《权力精英》中观察到：过去的企业，不论是劳工还是客户，都是以企业所在的地域为基础；如今拥有全国市场的大企业开始成为主导。过去的企业，被业主阶层控制，企业的拥有者管理着自己的家产；如今企业整合扩张，早已突破了家族规模，其运营的复杂程度也远非一个夫妻店可比。因此，一个人不再仅仅因为继承遗产而成为自家企业的总裁。只有那些能够驾驭庞大的企业、不断创造利润的人，才能领导企业。这样渐渐形成了一个职业管理阶层。
20世纪50年代以后，管理阶层的变化更大。在20世纪50年代，所谓公司白领，一般都是一生与自己服务的公司相始终。他们包括会计师、推销员、工程师，等等。因为一生不跳槽，不换职业，他们都是定型的人才。但是，到了20世纪70年代以后，企业更新换代频繁，人才流动迅速。那些掌握高超的经营技巧、能够在任何行业都“玩得转”的职业管理人才，就开始走红。管理精英集团由此诞生。
这一管理时代的来临，自然呼唤训练有素的领袖。MBA则成为进入这一管理阶层的“会员证”。1955年，美国产生了3000个MBA。到了20世纪90年代末期，每年拿MBA的人达到10万人之多。20世纪50年代，被美国的高级商学院协会（Association to Advance Collegiate Schools of Business）承认的MBA课程（能够授予MBA的学校）大致不到100个；1990年这个数字上升到259个；如今则多达500多个，其中包括75个国外的商学院。
“管理万能”成了MBA的神话。布什成为第一个拿了MBA的美国总统，乃至人们一度相信白宫可以“经营”而不是治理，联邦政府可以变成个董事会，甚至教皇也被称为“企业总裁”。记得1995年，笔者刚刚到美国，住在非常便宜的房子里。邻居是一个同样省吃俭用的中国女孩，正在读耶鲁商学院。一天她突然惊喜得不能自制：她在毕业前夜，拿到一个十几万美元年薪的工作。当时笔者的一位在公司供职多年的亲戚听了后连连摇头：现在大家对MBA迷信到了疯狂的程度。这些大学刚刚毕业的女孩子，没有工作经验，没有见过世面，出来就是十几万的起薪。她们真那么管用吗？
果然，到了2001年，一些顶尖学校的MBA也找不到工作。记得那年作为毕业送别，笔者请一位朋友到中餐馆吃饭。她把她刚刚从耶鲁毕业的MBA男友也带来。饭局结束，这位“崭新”的MBA顺手摸起一个幸运饼干，打开看里面字条对自己命运的预测。想不到，这种一般只会拣好话说的条子上竟写着：“抱着最好的期望，做好最坏的准备。”他看罢一脸阴沉，大家不欢而散。原来，毕业了已经有一个多月，他的工作还没有影子。
这还不算完。紧接着而来的，是“安然”在丑闻中倒闭，引起华尔街的金融大地震。一大群MBA，包括哈佛商学院的MBA、“安然”前总裁斯基林（Jeffrey Skilling），被送上了公众的审判台，成为过街老鼠。
那些管理学院都在干什么？它们没有教给学生有用的技能，更没有帮助学生建立正确的价值观念和道德标准。人们纷纷兴师问罪。在公众的质疑之下，MBA开始了改革。哈佛商学院要求学生在传统的课程之外，必须修一门“领袖、管理与责任”的企业伦理课程。耶鲁商学院则在“安然”丑闻之前，就扛起“在社会责任感中做生意”的大旗，注重“社会经营”而非狭隘的企业经营，鼓励学生服务于非营利机构。事实上，一些企业总裁也越来越注重经营一个更好的社会而非仅仅是管理更好的企业。比如安德森（Ray Anderson），美国最大的地毯公司Interface，Inc．的总裁，在读了《商业生态学》一书后成为环保主义者。他领导的公司投资2500万美元进行废物回收和利用，而且帮助其他公司做同样的事情。Rocky Mountain Institute则进行节能车的开发，把自己的知识产权免费送给任何希望利用自己的技术的汽车制造商。更不用说许多企业大力支持社会公益，许多MBA致力于非营利组织的社会服务事业。
然而，MBA毕竟不是一个道德学位。道德是要从小培养的。家庭、社区、中小学乃至大学教育是培养一个人的道德品性的关键。商学院应该指导学生理解企业行为的社会后果。但其面临的最大的挑战，还是如何传授企业所需要的技能。
在这方面，MBA的危机实际上是企业和大学传统上价值冲突的再现。在19世纪末，美国的经济开始领先于世，高等教育界也野心勃勃地要建造“世界一流大学”。“实干家”（practical man）与“无用的书”（useless books）之间的对立日益突出。当时美国的大学，集中于希腊、拉丁的古典教育，目标是培养上流社会的品位和德行。但在实际生活中，工业化、城市化突飞猛进，需求大学里不教的实用技能。新兴产业给年轻人提供了绕开哈佛、耶鲁的进身之阶，美国版的“读书无用论”大为盛行，大学开始招不上人来。1889年，一个银行家公开宣布，他绝不录用任何大学生。这颇令人想起最近国内用人单位拒绝考虑北大、清华毕业生的事件。不过最著名的，还是工业家卡内基对大学的抨击：“大学生学了一点在遥远的过去发生的野蛮和琐碎的争吵，或者试图掌握一些已经死去的语言。他们的知识仿佛是用来适应另外一个星球上的生活，而不是这个星球的实业。未来的工业领袖应该得到良好的学校教育，学到对他们未来成功必须的知识。”
卡内基并非宣扬“读书无用”。相反，他认为大学教育至关重要，并大力捐助教育事业。他抨击的是当时脱离现实的大学。美国的大学，在这样的挑战下闻风而动，迅速改革，逐渐赢得了企业界的信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