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课程改革有四大目标：一、培养全球性的公民；二、发展学生适应变化的能力；三、使学生理解生活的道德面向；四，让学生意识到他们既是文化传统的产品，又是创造这一传统的参与者。
这四大目标，则以核心课程的方式显示出来。所谓核心课程，是所有本科生都必须修的基础课，也就是通才教育的主干。哈佛把这些核心课程分为七大领域：文化传统与变迁，道德生活，美国，世界中的（各种）社会，理性与信仰，生命科学，自然科学。同时，所有本科生还必须修一门写作课并掌握一门外语。
哈佛的前校长萨默斯，从上任到离任一直不停地告诫哈佛不要自满自足，必须锐意改革，否则就要落伍。美国高等教育界也普遍有强烈的居安思危意识，感到目前大学的教程陈旧，无法适合全球化时代的需要，必须尽快改革。萨默斯在任上，把改革核心课程当成一项重大使命；但他很快卷入各种争议之中，最后被教授们逼下了台，核心课程的改革也不了了之。然而，就在萨默斯下台后的三个月时间里，由六位教授和两位本科生联合起草的核心课程改革方案迅速出笼。而这一方案比起萨默斯任上提出的方案来，则大胆得多，顿时成为美国高等教育的热点。这个方案最令人瞩目的，是使哈佛成为常青藤中唯一一个把宗教和美国史作为本科生必修课的学校。具体而言，这一核心课程改革有四大目标：一、培养全球性的公民；二、发展学生适应变化的能力；三、使学生理解生活的道德面向；四、让学生意识到他们既是文化传统的产品，又是创造这一传统的参与者。
这四大目标，则以核心课程的方式显示出来。所谓核心课程，是所有本科生都必须修的基础课，也就是通才教育的主干。哈佛把这些核心课程分为七大领域：文化传统与变迁，道德生活，美国，世界中的（各种）社会，理性与信仰，生命科学，自然科学。同时，所有本科生还必须修一门写作课并掌握一门外语。
与现有的核心课程相比，这一新核心课程给学生提供了更广泛的知识领域，而淡化在某一具体题目上的深度。换句话说，就是求广不求深。这里的一个重要理由是，大学要为学生面对现实生活作实际的准备，而不仅仅是提供专业知识。根据统计，哈佛只有4%的新生把当大学教授当作自己的事业目标，只有5%的毕业班学生准备读文理学院的博士。哈佛显然不是为培养学究而存在的。
这个方案中最可注意的是两项：宗教与美国历史。方案的起草人，英国文学教授Louis Menand指出：“宗教将在这个世界上扮演重要的角色。这是三四十年前我们预料不到的。”据统计，94%的哈佛新生讨论宗教问题，71%参与宗教仪式。于是，理性和信仰就顺理成章地成了学生必修的领域。学生无论是修“为什么美国人热爱上帝而欧洲人不热爱”，还是修“达尔文讨论班：进化论和宗教”，都能满足这一要求。同时，美国史也被大力强调。诚如Menand所说，时代不同，世界不一样了，但基本的理念并没有变。核心课程就是要向学生传授美国的基本价值。
这一改革方案能否实行，还必须看在教授会议上是否能被投票通过。在投票之前，通过广泛征求意见进行修改的可能性也相当大。不过，从这个方案，我们还是能够看出美国高等教育的几个动向，值得中国的高等教育界注意。
第一，随着科技的发达，大学教育不是变得越来越专，而是越来越博。教育的核心不在于让学生掌握什么具体的深度知识，而是让他们具有适应变化的能力。
第二，向学生传授道德和价值观念，是教育的核心内容。在七大核心领域中，理性与信仰，道德生活都是直接讨论价值观念的。文化传统与变迁等领域，也与此相关。美国大学中的知识分子很清楚地意识到，任何社会都需要一种核心的价值系统和道德规范作为粘合剂。
第三，我一向强调大学要尊文史。哈佛的教改方案也证明了这一点。核心的七大领域，只有两个是科学范围的，其他都可归于文史类。可见文史是大学教育的核心。在人家看来，学生面临的最大挑战，是如何变成一个良好的公民，而不是成为一个什么专家，掌握什么具体的谋生技能。这也是大学和社会对学生的最大责任。这种责任，必须通过文史类教育才能完成。
相比之下，中国的大学，特别是一流大学，课程过于实用化。名校纷纷设立管理学院，吸引最好的学生，形同工匠作坊。教育的目标，是培养市场上走俏的专才，而不是未来社会的领袖。在大学教师和其他知识分子中，非道德化的倾向十分严重，甚至许多人干脆把道德看成是对人性的压抑，不懂得道德是一个人对他人的基本责任。这样的教育，很难培养未来良好的公民。我们一天到晚喊着建设世界一流大学，但是，几乎没有人讨论大学的核心使命：基础课程的设置。现在，是把我们的精力转移到具体的教学内容上来的时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