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生
曾虑多情损梵行，入山又恐别倾城。
世间安得双全法，不负如来不负卿。
——仓央嘉措情歌
每一个人，都是时间和空间这纵横的两条轴线上一个小小的坐标，哪怕最强悍的自由意志也无法自拔出那张名叫因果的大网。帝王将相如是，才子佳人如是，草民百姓如是。人，在时空的坐标里边，在因果的大网里边，就像被一条看不见的细线拴住的一只蜻蜓，线有多长，生活的半径就有多大。若要拼命飞出你的半径，就会被那条细线勒住，勒到痛，痛到死，没有人可以例外。
这条看不见的细线是被太多、太久的因果编织起来的，一条线的端头就是一个人的生命。是的，由这里开始，我们就将走入六世达赖仓央嘉措的时代了，而此前的种种铺垫，无论多么漫不经心的细节，无论多么久远而无干的人和事，都一齐编织出了这条细线，让千百年和千百里的重重因果斩钉截铁地指向了一个共同的终点。
今天的藏人依然会说：“天上不能没有太阳和月亮，人间不能没有达赖和班禅。”达赖驻锡拉萨，统辖前藏；班禅驻锡日喀则，统辖后藏。这就好像太阳普照白天，月亮守卫夜晚。达赖和班禅不断地转世再生，日月的轮回永远不会消歇。
谁也不曾想过，假如太阳陨落……
1．五世达赖的圆寂
有为诸法从因缘而生，如由于击鼓而发音。
——《清净道论·说见清净品》
一开始，清政府和五世达赖的甘丹颇章政权保持着相当友好的关系。到了顺治帝去世、康熙帝继位之后，仍然每年都要派出使臣去西藏，带着皇帝的亲笔信和许多礼品去看望达赖和班禅。康熙帝还会每年拨给达赖和班禅白银五千两、茶叶五十大包，礼敬有加。
有人来示好、来礼敬，这怎么看都不该是坏事，但你如果怀着佛门的众生平等之心来者不拒，这就很容易惹麻烦了。很快地，西藏的佛门又迎来了一位大施主，他就是受封为平西王、驻兵云南的吴三桂，和五世达赖的关系处得很好。
康熙十三年，吴三桂在云南举兵起事，史称“三藩之乱”，五世达赖给康熙帝写信，说吴三桂如果兵败乞降，请求饶他一命，如果他的势力太大，不如和他裂土分治，就不要打仗了吧。
这里必须要交代一下，古人的领土观念和现代人很不一样，领土问题只是财产问题，不是原则问题，只要利害权衡得当，领土是可以放弃的。所以在五世达赖的这封信里，单纯建议裂土分治并不是什么不可饶恕的罪过，真正让康熙帝心生芥蒂的是，五世达赖在政治站队的问题上不但没有坚定地站在自己一边，反而为吴三桂说好话。
这一仗越打就越对吴三桂不利，后来清军包围了云南，吴三桂的儿子写信向五世达赖求援，提出割地来换取西藏的援兵。五世达赖会不会同意出兵，我们已经不得而知了，因为这封信根本就没能送到五世达赖的手上，而是被清兵截获，交给了康熙帝。
看过这封信之后，康熙帝什么话都没说，但我们有必要记住西藏这时候的主要人事结构：政治领袖是蒙古的达赖汗，实质上执掌西藏政教大权的是五世达赖，桑结嘉措担任第巴是在康熙十八年，也就是“三藩之乱”发生后的第五年。康熙帝对达赖一系有想法，对桑结嘉措有顾虑，就是从这时候开始的。
到了这里，想来细心的读者会总结出一个规律：黄教总是在精心地搞外交，联络外援，精心得甚至到了谨小慎微的地步。这样做自然有他们的道理——我们要知道，即便到了五世达赖的甘丹颇章政权统领西藏政教的时候，他们仍然有一个致命的不足，那就是没有足够的军队。
不只黄教如此，其他教派也是一样，所以一旦斗争加剧，大家会做的同一件事就是引入外援。五世达赖和桑结嘉措最想解决的问题就是：怎么把蒙古军队赶出去。想解决这个问题，也就是要引进另一个外援来制约先前的外援。
我们知道，晚清政府遇到过类似的局面，自己的力量敌不过西方列强，最后想了一个办法，叫做“以夷制夷”，用外交手段使列强们互相牵制。五世达赖和桑结嘉措想到的就是这个办法，联络另外一支蒙古部族，由他们来骚扰达赖汗的大后方，逼迫达赖汗把驻扎在西藏的蒙古军队都调回去。天佑黄教，要实施这个方针，恰好就有合适的人选。
我们看传统的二十四史，会发现这样一个规律：政府对宗教和教育经常表现出一种非常敏感的心态，原因其实也很简单，无论是宗教还是教育，都有可能形成一种不可小觑的社会影响力，而师徒关系、师生关系，都是一种相当牢固的人脉。
在黄教的发展里，这种人脉的力量是随处可见的，诸如四世达赖是俺答汗的重孙，五世达赖出身自第巴家庭，而在五世达赖发展出的人脉里，有两个人将会大大影响到西藏未来的命运。
这两个人都是五世达赖的学生，一个就是我们已经熟悉了的桑结嘉措，另一个则是蒙古准噶尔部的王子，名叫噶尔丹，今天我们的中学历史课本里就有这个名字。
在五世达赖座下学佛的经历看来并没能驯服得了这位准噶尔王子的权力欲，噶尔丹在返回自己的部落之后，杀掉了自己的侄子，登上了准噶尔的汗王之位。机缘巧合，噶尔丹的一个仇家就躲在青海，受到达赖汗的庇护。桑结嘉措便一方面因着同学的关系，一方面晓以利害，让噶尔丹以武力威胁青海。
青海是达赖汗的大本营，大本营既然受到威胁，要不要把驻扎在西藏的军队抽调回去，这就成了一个敏感的军事问题。
对于噶尔丹来说，有了五世达赖亲传弟子这个身份，又有老师和同学为自己撑腰，做起事来自然名正言顺多了。噶尔丹也是一个很有雄心壮志的人，这一年趁着外蒙古出现乱局，便长途奔袭，打败了外蒙各部。
外蒙各部为自己寻找保护伞，便投降清朝，请求清朝的保护。康熙帝也知道噶尔丹是五世达赖的学生，就派人到西藏，请五世达赖出面，劝说噶尔丹罢兵归顺。
这个时候，布达拉宫已经初具规模了，五世达赖早已经离开了甘丹颇章旧居，住进了布达拉宫。当康熙帝的使臣看见五世达赖的使臣从布达拉宫出发北上的时候，这颗心才算安定下来。哪知道五世达赖的使臣带给噶尔丹的却是一个阳奉阴违的指示：让噶尔丹撤离外蒙，麻痹康熙帝，实则兴兵内蒙，以便近距离地对达赖汗的青海大本营形成威胁。
等内蒙的兵戈一起，康熙帝这才知道受了欺骗，索性不走外交途径了，直接派出清军，在乌兰布通大败准噶尔。但兵败之后的准噶尔却改用外交手段了：没过多久，五世达赖座下的一名高僧来见清军统帅，以佛祖之名立誓，为噶尔丹换来了和议。噶尔丹这才得了一线喘息之机，带着残兵败将逃到外蒙去了。
就这样过了三四年貌似风平浪静的日子，五世达赖仍然和康熙帝保持着貌似友好的关系。这一天，五世达赖的贡使到了北京，给康熙帝带来了一封书信。五世达赖在信上说，自己年事已高，国事完全交由第巴裁决，恳请康熙帝赐给第巴一个封号。
这封信看上去平平淡淡，实际上措辞非常巧妙，说的是“国事决诸第巴”，意味着第巴就是西藏最高的政治领袖。如果康熙帝依言给了桑结嘉措一个封号，就等于承认了桑结嘉措的这个政治地位。五世达赖的信里虽然只字未提达赖汗，但这个封号只要一给，不就等于承认西藏同时有两位最高政治领袖么？更何况达赖汗的位子是从固始汗一直传下来的，每一代汗王都接受过清朝的承认和加封，如今怎么能用一个同样的封号来给桑结嘉措呢？五世达赖说自己年事已高，难道真是老糊涂了吗？
但康熙帝知道，五世达赖不但没有老糊涂，反而精得很呢。黄教原本的计划是用噶尔丹来制约达赖汗，但噶尔丹兵败之后远遁外蒙，显然靠不上了，这才想出了让清朝加封第巴的主意，为的只是加重黄教这边的政治砝码而已。
但这封信该怎么回呢？如果同意了五世达赖的请求，就等于在西藏认可了两个政治领袖，局面一定会乱，达赖汗也一定会和清朝翻脸；如果不同意，就等于公然驳掉了五世达赖的面子，以后肯定不好相处。总之，最理想的回应就是既同意又不同意，这就叫政治手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