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格拉底：下面让我们来考虑一下，这种制度是不是最早允许最大的毛病存在的？
阿得曼托斯：什么是最大的毛病？
苏格拉底：一个人可以出卖自己的全部产业，另一个人可以买他的全部产业，卖完了以后，还可以继续住在这个城邦里，不作为这个国家的任何一部分，既非商人，又非工人，既非骑兵，又非步兵，仅仅作为一个穷人或依附者。
阿得曼托斯：是的。这个国家体制最早发生过这种情况。
苏格拉底：在寡头制度里，没有可以阻止这种情况发生的法律。否则就不会有人变得极穷，有人变得极富了。
阿得曼托斯：对。
苏格拉底：还有一点要注意。即：一个人在他富有的日子里，当他花费自己的财富时，他在上述几个方面对社会有什么益处吗？或者，他是不是仅仅看上去像属于统治阶级，事实上既不在别人领导下为社会服务，又不领导别人，而只是一个单纯的生活的消费者呢？
阿得曼托斯：不管看上去像什么样的人，他就只是一个消费者。
苏格拉底：我们是不是可以说他在国家里就像雄蜂在蜂房里一样，一个是国家的祸害，另一个是蜂房的祸害？
阿得曼托斯：这个比喻很恰当，苏格拉底。
苏格拉底：阿得曼托斯，你同意这个看法吗？所有天生就能飞的雄蜂，都没有刺，但是人类中的雄蜂就不同了，有些没有刺，有些有很可怕的刺；那些没有刺的老了成为乞丐，那些有可怕的刺的老了就成了一些专做坏事的人了。
阿得曼托斯：很对。
苏格拉底：由此可见，每当你在一个国家里看到有乞丐，也就在那里附近的某个地方藏匿着小偷、扒手或抢劫神庙的盗贼，以及各种各样的为非作歹的坏人。
阿得曼托斯：这是很明显的。
苏格拉底：那么，你在寡头政制城邦里看到乞丐了吗？
阿得曼托斯：是的，除了统治阶级以外几乎每个人都是乞丐。
苏格拉底：那么我们是否可以认为，在这里也可以发现大量有刺的雄蜂，即罪犯，被统治者严密地控制着呢？
阿得曼托斯：我们可以这样认为。
苏格拉底：那么，我们是不是将这种公民的存在归因于城邦缺少好的教育、好的培养和好的政治制度呢？
阿得曼托斯：可以这么说。
苏格拉底：刚才所说这些诸如此类的，大概就是寡头政制城邦的毛病，或许还有其他许多毛病。
阿得曼托斯：很有可能。
苏格拉底：因此，像寡头政制这种由财产资格决定统治权力的制度，我们就说这些吧。接下去我们来讲讲与此相应的个人吧，讲讲这种人的产生以及这种人的性格特征。
阿得曼托斯：好。
苏格拉底：我认为爱好钱财的人从爱好荣誉的人转变过来，大都经过如下的过程。是吗？
阿得曼托斯：什么样的过程？
苏格拉底：爱好荣誉的统治者的儿子，最初效仿他的父亲，亦步亦趋，后来看到父亲在政治上忽然触了礁，人财两空——他或许已是一个将军或掌握了其他什么大权，后来被告密，受到法庭审判，被流放或处死，所有财产都被没收了。
阿得曼托斯：这是很可能发生的。
苏格拉底：我的朋友，这个儿子目睹了这一切，经受了这一切，我想他会变得胆小，动摇他灵魂里的荣誉心和好胜心，他会因羞于贫穷而转向赚钱，贪婪地、吝啬地节省，努力工作以敛聚财富。你不认为他们这时会把欲望和爱财原则奉为神圣，尊为心中的帝王，饰之以桂冠，佩之以宝刀吗？阿得曼托斯：我是这样认为的。
苏格拉底：在这样的原则统治下，我认为理性和激情将被迫折节为奴。理性只被允许计算和研究怎样赚取更多的钱，激情也只被允许崇尚和赞美财富和富有的人，只以致富和致富之道为荣耀。
阿得曼托斯：再没有什么比从好胜型青年到贪财型青年这一变化更迅速、更坚定不移的了。
苏格拉底：这不就是寡头政制型的青年吗？
阿得曼托斯：无论如何，我们这里所说的这种年轻人，反正是来自寡头政制所发生的那种制度相对应的那种人。
苏格拉底：那么，让我们来看看在这种人和这种制度之间有没有相似的特征。
阿得曼托斯：看吧。
苏格拉底：他们的第一个相似特征不就是崇拜金钱吗？
阿得曼托斯：当然是的。
苏格拉底：他们的第二个相似特征不就是节俭和勤劳吗？他们只求满足基本需要，绝不铺张浪费，视其他一些欲望为无益，并加以抑制。
阿得曼托斯：正是。
苏格拉底：他实在是个寸利必得之徒，不断地积攒，大家称赞这种人。这种人的性格恰恰与寡头制度对应一致。
阿得曼托斯：我很同意。这种国家和这种个人最重视财富。
苏格拉底：据我看，这是因为这种人对自己的文化教育从来没有注意过。
阿得曼托斯：我想他没有注意过。他如果受过良好的教育，他就不会选一个盲人做剧中的主角，让他得到最大的荣誉。（古希腊人相传，财神是个瞎子。阿里斯托芬有剧本《财神》传世）
苏格拉底：说得好。但请考虑一下，由于他们缺乏教养，雄蜂的欲念在他们胸中萌发，有的像乞丐，有的像恶棍。但因为他们的自我控制、自我监管，所以这些欲念总算被压制下去了。我们能不能这样说呢？
阿得曼托斯：当然可以这样说。
苏格拉底：那么，你知道你从哪些地方可以看出这些人的恶棍特征吗？阿得曼托斯：你说呢？
苏格拉底：从他们为非作歹而不受惩罚上面可以看出来，从他们监护孤儿上面可以看出来。
阿得曼托斯：当然。
苏格拉底：这将再清楚不过，在交易往来、签订契约方面，他们似乎有诚实的名声。这是他们心中邪恶的欲望被心灵中比较善良的欲望压了下去，不是用道理说服，也不是用委婉的劝导，而是用强迫恐吓的方法，要自己为了保住财产而小心谨慎。
阿得曼托斯：完全是这样。
苏格拉底：我亲爱的朋友，说真的，你就能在他们当中大部分人身上看到有雄蜂似的嗜欲，当他们一有机会花别人的钱时。
阿得曼托斯：肯定如此。
苏格拉底：因此，这种人无法摆脱内心的矛盾。他是某种双重性格的人，而不是事实上的一个人。然而一般来说，他的较善的要求总能战胜他的较恶的要求。
阿得曼托斯：是这样。
苏格拉底：因此，我以为，这种人与许多其他的人相比更体面些、更可敬些；然而心灵自身和谐一致的真正的至善离他远远的，从不亲近他。阿得曼托斯：我也这样想。
苏格拉底：再说，省俭吝啬者在城邦里常常是一个软弱的竞争者，难以取得光荣和胜利。他们不肯花钱去争名夺誉，担心自己花钱的欲望觉醒后来帮助赢得胜利支持好胜心。他们只肯花费一小部分钱财，作真正孤家寡人般的战斗。结果通常是失去了战利品，保全了他们的财富。
阿得曼托斯：的确是这样。
苏格拉底：吝啬的、只想赚钱的人与寡头政体相对应，对于这一点我们还有什么怀疑的吗？
阿得曼托斯：一点怀疑也没有。
苏格拉底：看来我们下一步要讨论平民政治的起源和本性了，然后进而讨论与之相对应的个人品格。我们还要把这种人和其他种类的人加以比较，作出我们的判断。
阿得曼托斯：这至少是个前后一贯的研究程序。
苏格拉底：那么，从寡头政制过渡到平民政制是不是要经过贪得无厌地追求最大可能的财富的过程？
阿得曼托斯：请详细说明。
苏格拉底：统治者既然意识到自己的政治地位依赖于财富，他们就不愿意用法律来禁止年轻人中出现挥霍浪费祖产的现象；他们借钱给这些浪荡的人，要他们用财产抵押，或者收买他们的产业，以此增加自己的财富、影响及声誉。
阿得曼托斯：的确。
苏格拉底：崇拜财富与朴素节制的生活不能并存，二者必去其一的道理在一个国家的人民中不是不言而喻的吗？
阿得曼托斯：这是不言而喻的。
苏格拉底：这样，一方面崇拜金钱，一方面又丝毫不能自制，铺张浪费，在寡头社会里这种
鼓励懒散和放荡的结果总是不断地把一些世家子弟变成了无产的贫民。
阿得曼托斯：是的。
苏格拉底：但是，他们仍然住在这个城邦里，像有刺的雄蜂，全副武装。他们有的负债累累，有的失去了公民资格，有的两者兼有。他们的仇恨、妒忌吞并了他们的产业以及其他的富贵者，因此他们急切地渴望革命。阿得曼托斯：是这样。
苏格拉底：但是，那些专讲赚钱的人，终日孜孜为利，只顾把自己金钱的毒饵继续抛出去，对这些穷汉熟视无睹。他们寻找受骗的对象，用高利率给予贷款，仿佛父母生育子女一样，使得雄蜂和乞丐充满整个城邦。
阿得曼托斯：结果必然如此。
苏格拉底：当这种恶的火焰已经燃烧起来时，他们也不会去扑灭，或通过一项法律禁止财产自由处置，或用其他补救措施。
阿得曼托斯：什么法律？
苏格拉底：是一项仅次于最好的法律，可以迫使公民们在乎道德。如果有一项法律规定自愿订立的契约，由订约人自担风险，则一国之内唯利是图的无耻风气可以稍减，我们刚才所讲的那些恶事，在该国也可以减少一些了。
阿得曼托斯：会少得多。
苏格拉底：但实际情况是，由于上述这一切原因，在寡头政制的国家里，统治者使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他们和他们的追随者，尤其是统治阶级的年轻人习惯过着奢侈和懒散的生活；他们四体不勤，无所用心，苦乐两个方面都经不起考验。
阿得曼托斯：非常正确。
苏格拉底：他们只顾赚钱，别的什么也不顾。对于道德，他们像一般穷人一样简直不闻不问，不是吗？
阿得曼托斯：是的，他们简直不闻不问。
苏格拉底：统治者和被统治者平时关系如此，一旦他们走到一起，或一起徒步旅行，或一起行军，或一起参加宗教庆典，或一起执行其他任务，或同在海军中或陆军中参加战争，或竟在同一战场对敌厮杀，他们彼此观察，那时富人就一点也不会瞧不起穷人了。相反地，会不会出现这样一种情况，战场上一个瘦而结实的晒黑的穷人就站立在一个白白胖胖的富人的旁边，看到后者那气喘吁吁、束手无策的样子，你是不是相信，这时这个穷人会想到：这些人富有，是因为穷人胆小，没有勇气去掠夺他们吧！当穷人碰到一起时，他们也会在背后议论说“这样的人不是什么好样的”？
阿得曼托斯：我很知道他们是这样做的。
苏格拉底：就像一个不健康的身体，只要遇到一点儿外邪就会生病，有时甚至没有外邪，也会病倒，一个整体的人就是一场内战。一个国家也是同样的道理，只要稍有机会，这一党从民主国家引进盟友，那一党从寡头国家引进盟友，这个国家就病了，内战就起了。有时即使没有外人插手，党争也会发生，不是吗？
阿得曼托斯：是的。
苏格拉底：如果贫民得到胜利，他们就把一些敌党的人处死，或流放，其余的人都有同等的公民权及做官的机会——官职通常抽签决定。我想，一个民主制度就是这样产生的。
阿得曼托斯：对。这就是民主制度，无论是通过恐吓手段，还是通过武装斗争建立起来的，最后结果都一样，反对党被迫退出。
苏格拉底：那么在这种制度下，人民的生活方式是怎样的？这种制度的性质又是怎样的？因为，很显然，这种性质的人将表明自己是民主的人。
阿得曼托斯：很显然。
苏格拉底：首先，他们不是自由的吗？城邦不是充满了行动自由与言论自由的吗？不是每个人都想说什么就说什么，想做什么就做什么吗？
阿得曼托斯：据说是这样。
苏格拉底：既然可以这样随心所欲，每个人显然就会都有自己过日子的一套计划，爱怎么过就怎么过啦。
阿得曼托斯：当然。
苏格拉底：于是这种城邦里就会有最为多样的人物性格。
阿得曼托斯：必然的。
苏格拉底：那么，可能是政治制度中最美的一种人物性格，各色各样，好像锦绣衣裳，五彩缤纷，看上去确实很美。就像女人小孩只要一见色彩鲜艳的东西就觉得美一样，一般群众也或许会因为这个缘故而断定它是最美的。
阿得曼托斯：确实如此。
苏格拉底：是的，我的好友，没有比这里更合适寻找一种制度的地方了。
阿得曼托斯：为什么？
苏格拉底：因为这里容许有广泛的自由，所以它包括所有类型的制度。很可能凡是希望建立一个国家的人，像我们刚才说过的，一定要去一个民主城邦，如同到一个市场上去选购自己喜欢的东西一样，在那里选择自己所喜欢的东西作为模式，以确定自己的制度。
阿得曼托斯：肯定会有足够多的模式供他挑选。
苏格拉底：在这种国家里，如果你不愿意服从命令，你也完全可以不服从，没有什么勉强你的；如果你有资格掌权，你也完全可以不去掌权。别人在作战，如果你不愿意，你可以不上战场；别人要和平，你也可以要求战争；即使有什么法律阻止你得到行政的职位或审判的职位，只要机缘凑巧，你也一样可以得到它们。就眼前而论，这不是妙不可言的赏心乐事吗？阿得曼托斯：就眼前而论也许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