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传记北洋风云人物系列之吴佩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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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2章 夜猫子进宅

1934年10月,日本核心内阁做出“日本期望逐渐削弱国民政府在华北的行政权力”的决定,具体工作由土肥原等三名将军主持。他们使用欺骗、恫吓、软硬兼施等手段,迫使国民政府在签订《上海协定》、《塘沽协定》之后,又相继签署“秦(德纯)土(肥原)”、“何(应钦)梅(津)”两协定,有效地把国民政府的势力,从华北大部地区排挤出去,轻而易举地叩开冀察两省门户。

侵略者的野心并未因蒋介石的忍让而收敛。为进一步推行“华北自治”计划,土肥原等挖空心思想物色一个既反蒋、又反共,既有野心、又有影响力的人物。他们把曹锟、段祺瑞、靳云鹏、王揖唐、张敬尧、唐绍仪、吴佩孚,一一进行权衡比较,不管从哪方面讲,吴佩孚都是出类拔萃的人物。于是,他们不顾几次失败的教训,向吴佩孚发起攻势。

吴佩孚的门庭冷暖,一向随着政治气候的变化而变化。近来,他的门庭突然热闹起来。

这天,一辆插着“膏药旗”的黑色轿车,一直开到吴佩孚的楼下。从宋哲元取代何应钦成为北平主宰之后,日本人出入吴公馆更方便了。车门开处,符定一从副驾驶座上下来,打开后车门,低头哈腰把一个五十多岁的男人请出来,一前一后来到楼上。

来人深鞠一躬,故作激动地向吴佩孚请安问好。吴佩孚看出来人是他分别多年的老朋友冈野增次郎。他笑着说:“托福托福。冈野君,你是稀客,快快请坐。”

冈野说:“多年不见很是想念,特来拜访。”

冈野增次郎,日本老资格军人,大佐衔,中国通。他毕业于上海东亚同文书院,肄业于南京正文书院,是南通状元张謇的大弟子。虽非汉学饱学之士,但诗词歌赋颇知一二,对华夏遗风并不陌生。他与吴佩孚既是生死之交,又有主仆之谊。早于1904年日俄战争期间,他们就一起参加中日联合侦察队,在东北搜集俄军情报。吴佩孚升任直鲁豫巡阅副使后,日本人把他安插在吴佩孚的身边工作,随时刺探吴佩孚的情报。因冈野是吴佩孚的老相识,吴佩孚便把他收在自己左右。冈野的上司对他苛之甚严,不许他给家人写信、打电话,不准他单独会见日本人,更不准他暴露身份。吴佩孚榆关战争失败后,冈野在鸡公山与他拜别回国。一晃十多年过去了。这次他奉土肥原之命,为土肥原拜访吴佩孚牵线搭桥。

吴佩孚知道他不是来叙旧的,也多少猜出他的来意,他倒要看看小日本能玩儿出什么花样。他支开恭身侍立的符定一,与这个完全中国化的日本人开始交谈。

冈野东拉西扯,殷殷话旧,兜了一阵圈子后谨慎地问:“玉帅想必知道土肥原将军吧?”

吴佩孚洒脱地说:“土肥原?知道。他的大名谁人不知?”

冈野虔诚地说:“他让我代他问候玉帅。”

吴佩孚故作惊奇:“噢,他怎么突然对我感兴趣了?”

吴佩孚对土肥原这个为害中国二十年的“中国通”并无好感。因为他的名字跟溥仪出逃,组建“满洲国”,“塘沽”、“何梅”、“秦土”协定,组建冀东傀儡政府等一系列侵略活动联系在一起。照吴佩孚过去的脾气,多难听的话都会甩出来。但经过一系列磨难之后,吴佩孚的脾气变得好多了。

冈野解释说:“十二年前,土肥原将军在洛阳曾与玉帅有过一面之缘,后来一直无缘拜晤,感到十分遗憾。他想在玉帅方便时前来拜访,不知玉帅肯不肯赏光?”

吴佩孚大度地笑道:“哈哈,中国是礼仪之邦,不会慢待朋友。再说,我一介平民,大门一直向土肥原先生开着,他愿意哪会儿来我都欢迎。”

冈野受宠若惊,赶忙站起施礼:“哎呀玉帅,您过谦了,卑职代土肥原将军感谢您。您是一代英才,无人能比。您在国内外有很大影响,中国的事离开您是办不成的。”

吴佩孚的虚荣心得到满足,又飘飘然起来:“嗯,这倒是,我的政治潜力很大,老蒋差得远呐。”

冈野下楼时,陈廷杰、符定一早等在楼梯口。冈野一露面,他们就把他拉到密室,还没坐稳,陈廷杰便问:“谈得怎样?”

冈野得意地说:“一切顺利。老头子表现出少有的和蔼,破例没说疯话,看来事情成功有望了。”

符定一说:“别看老头子嘴上硬,其实早为出山耐不住了。等土肥原一亮底,他肯定会欣然答应,这五省总头目算是当定了。”

陈廷杰老谋深算地说:“别高兴得太早,老头子脾气古怪,谁知道他心里想什么?”

冈野小声说:“土肥原将军说过,只要对日本国有利,打着抗日旗号也无妨,主要看实质。你们要不断拉拢吴夫人、少帅、他内弟、小姨子,要他们不断地吹风、哭穷。要不时给他们点甜头儿,只要能办成此事,帝国有的是钱。吴佩孚如能上台,你们都是功臣,少不了你们的好处。”

次日上午,年仅四十四岁的陆军中将——结实而矮胖的土肥原,恭顺地坐在吴佩孚对面的太师椅上。他容光焕发的圆脸上,挂着谦和自信的微笑。他没料到脾气一向古怪的吴小鬼,这么快就接见他。因为他知道吴佩孚对日本人、对他本人向来无好感。

土肥原贤二,1883年出生于日本冈山县一武士之家。其父为陆军少佐,其兄为陆军少将。他从十三岁起就读于陆军幼年学校、士官学校,二十一岁陆大毕业后,以优异成绩任职于参谋本部。不久,就被派往中国做谍报工作。先后任队长、旅团长、师团长、奉天市长、关东军特务机关长、军团司令官、方面军司令、航空总监、陆军大臣等要职。二十多年来始终活跃在中国舞台上,成为首屈一指的谋略家,地地道道的中国通。

他诡计多端,阴险狡诈,以生活随便、不修边幅著称。他喜欢穿中国便装,从不向他人炫耀自己的军阶与权势。他随和敦厚的举止和一口流利的中国话,迷惑过不少中国人。人们愿意和他交往,说心里话,各种情报自然而然流进他的腰包。他不吸烟,不饮酒,从不把自己搞得酩酊大醉。虽然官阶很高,但生活简朴清廉。就是他,给中国制造过无数灾难和麻烦……

今天,二人一见面,他们不期而然想起十二年前会面的情景。

那时,土肥厚在北京坂西机关工作。当时的该机关,根据寺内内阁的方针,是支持段祺瑞和张作霖的。但经过直皖、直奉两次战争,段、张相继败北,吴佩孚如日中天,不可一世。于是,坂西机关便派土肥原和铁木贞一去接触吴佩孚,想弃段、张而就曹、吴。

他们一到洛阳,便受到吴佩孚的隆重接待,把他们安置在中州迎宾馆。晚上,吴佩孚设宴为其接风,八大处幕僚悉数出席,他们进行了两三个小时的会谈。吴佩孚大吹大擂,自诩中国主宰,很少给别人插嘴之机。

回到宾馆,铁木贞一大骂吴佩孚是狂徒,成不了大气候。土肥原却认为,他绝非等闲之辈,他在跟你装疯卖傻,今后主宰中国者必吴也,日本不能拉他,就狠狠打他。

日本人几次试探失败,更忌恨吴佩孚。榆关战争中,拼命支持张作霖。土肥原的庞大特务集团,则干扰破坏吴佩孚的金融财政,终于前后夹攻,把吴佩孚赶上鸡公山。由于土肥原的出色工作,他肩上多了一颗将星,吴佩孚也恨他恨得要命。

吴佩孚逃亡四川后,日本人利用他急于复国的心理,派人去白帝城输诚,谁知吴佩孚就是不上日本人的贼船……

想起这些,吴佩孚想,我要认真对付这个恶魔;土肥原想,我一定要撼动这头倔牛。

土肥原呷了一口茶,口称“玉帅”,恭维吴佩孚是一位德高望重、高风亮节之人,说他早想与其交往。现在他伸出友谊之手,希望与吴佩孚精诚合作。

“玉帅”是幕僚好友对吴佩孚的昵称,土肥原这样称呼他,一是想套近乎,一是以其部下自谦。吴佩孚朗笑道:“哈哈,中国有句老话:多个朋友多条路。为什么不呢!”

土肥原进一步说:“我们有过不愉快的过去,不该有不愉快的未来,我相信我们会跟玉帅相处得很好的。”

吴佩孚不愿跟他闲扯淡,直截了当地说:“吴某生性耿直,快人快语,土肥原先生有话请直说吧。”

土肥原迂回包抄,问吴佩孚对当前中国局势有何看法。

吴佩孚直言不讳地说,中国局势之所以糟糕至此,皆因日本所为。长期以来,日本插手中国事务,谋夺中国领土,制造“九一八”事变,侵占中国东北,建立伪满洲国,签订不平等条约,这才是致乱之源……

土肥厚虽然心中不快,但依然装聋作哑,不去计较,反问吴佩孚对蒋介石和国民政府的看法。吴佩孚直抒胸臆,一吐为快。他说蒋介石搞独裁统治,国民政府失信于民,已不可救药,中国人对他们绝无好感,他本人对他们也不抱希望。

土肥原又问他对解决中日间的问题有何高见。

吴佩孚故意卖关子:“吴某落魄之人,无权无势,空有满腹经纶,如之奈何?”

土肥原听出吴佩孚的弦外之音,心中一阵窃喜,认为吴佩孚是权力狂,投其所好他不会不上钩。于是直白地说:“如果玉帅视在下为朋友,我们可为玉帅的东山再起效犬马之劳。”他进一步说,“玉帅适才讲的四个问题中,在反共、反蒋、解救中国三个问题上,我们的观点是一致的。至于敝国之行为,确有有失检点之处,敝国政府正在作检讨。我们的共同敌人是苏俄,共同任务是防止共产主义的传播。如此说来,我们有广泛的合作基础,您不这样看吗?”

吴佩孚对土肥原的谈话技巧和缜密思维颇感吃惊。他的话条理清晰,环环相扣,沿着自己的思路,巧妙地达到预定目标。吴佩孚接触过许多谈判高手,他无疑是最出色的。吴佩孚想:我差点儿被他绕住。不行,得给他点厉害的,逼他宣示真意。

吴佩孚说:“不不,土肥原先生,你忽略了一个根本问题:你们侵占了我们的领土,你们是侵略者。维护领土完整是每一个中国人的神圣职责,我当然也不能例外。只有先解决了这个问题,才能谈到合作。”

土肥原乱了阵脚,一时间显得六神无主。心里骂道,这老东西果然厉害!但他很快镇定下来,诡辩道:“哈哈,玉帅,别误会,日本国之所以如此,一是不满国民政府之行为,二是出于对共产主义的担心,三是出于对大东亚共存共荣的考虑。一旦中国有了玉帅这样的英明领袖掌权,日本自然会退出中国的。”

吴佩孚问:“阁下说贵国正在检讨你们的政策,是什么意思?”

土肥原终于宣示真意:“为削弱国民政府,把中国引向光明,敝国拟帮助玉帅建立华北国,把河北、山东、山西、察哈尔、绥远划在一起。如果玉帅愿意,您就是华北政府的最高领导。”说到此,土肥原停留片刻,一双机敏的眼睛睨视着吴佩孚,接着说,“为玉成此事,在下已与阎锡山、宋哲元、韩复榘、商震等将军就商过,得到他们的认可。并表示一定坚持中日亲善,与满洲国通力合作……”

吴佩孚突然爆发出一阵大笑。他明确地告诉土肥原:“你既称我为朋友,我愿明明白白地告诉你,你们的计划难以成功。第一,自治者,自乱也。中国已经乱了很久,民众吃够动乱之苦,再有人制造混乱,分裂国家,为民众所不容。第二,我若与你们合作,出任傀儡领袖,民众会骂我汉奸、卖国贼,我一生清白将毁于一旦,吴某将无地自容。别人我管不了,但有损人格、国格的事我是不干的!”

土肥原的脸一红一白,颇显尴尬,方知吴佩孚是个可怕又可恨的对手。但他毕竟老谋深算,处变不惊。他自找台阶下,笑道:“哈哈,玉帅真是快人快语,我喜欢与您这样的人交朋友。今天的谈话只是设想,望玉帅考虑。其实,玉帅渴望出山,民众又寄予厚望,只要能达到目的,何必计较形式?这可是千载良机呀。至于民众不容这也无妨,只要对中日亲善有益,打着‘抗日’的招牌也无妨嘛。”

吴佩孚怦然心动,对呀,如果真能打着抗日招牌东山再起,又可保住名声,何乐而不为哉?对,不能把门关得太死,应该留有余地。他说:“好吧,土肥原先生,既然你们瞧得起我,容我进一步考虑。”

土肥原大感柳暗花明,十分高兴,说:“一言为定,改日拜访。”鞠躬告辞了。

土肥原刚走,吴佩孚的幕僚一窝蜂地拥上楼,七言八语地问。吴佩孚正好想听听大家的意见,便把谈话情况简述一遍。陈廷杰吹过大话,当然愿意吴佩孚就范。陈廷杰极力怂恿吴佩孚答应。紧接着符定一、王惠民、刘永谦、张锡九等笑逐颜开,你言我语,狂热附和。

半天不语的刘泗英表示,事情没有这么简单。

气氛骤变,众人不约而同地瞧着他,肚子气得鼓鼓的。近来,他们的分歧日渐严重。一方愿意投靠日本,一方愿意投靠老蒋。刘泗英直截了当地表示:“第一,这种政权充其量是傀儡政权,与‘满洲国’没有区别;第二,政权一旦建立,即使打着抗日的招牌也会引起众怒,民众看的是做什么,而不是说什么;第三,这个政权一旦建立,必然引起国民政府的激烈反对,还会担着分裂中国的罪名,我们将成历史罪人!”

张方严完全同意刘泗英的观点:“小日本不图名利不早起,他干吗这么死气白赖地缠着玉帅?”

他的话只有张伯伦支持,顿时招来亲日派的集矢。双方吵得不可开交。

吴佩孚知道吵下去于事无补,大声说:“够了!你们都下去,我自有主张!”大家你看看我,我看看你,退出了书房。

从此,吴佩孚的幕僚、亲眷向他发起攻势:陈廷杰、符定一、刘永谦等首当其冲,江朝宗、白坚武、齐燮元等外部配合,张佩兰、吴道时、张锡九、张佩珠迂回包抄,哭哭啼啼。亲日派占尽先机。

吴公馆突然门庭若市,冠盖云集。失意军人,无聊政客,三教九流,纷纷来凑热闹。陈、符等人内外勾结,串联旧部,发劝进电、劝进信,劝吴佩孚毅然出山,挽救危局;日本特务机关大造舆论,推波助澜,催进电话不断给吴佩孚打来……

这天晚上,吴佩孚拖着疲惫之躯回到卧室,见张佩兰暗自垂泪。吴佩孚上前询问,她更悲悲切切,放了哭声,说:“实指望跟你享受荣华富贵,没想到受苦受穷。一扒眼皮一百多人要吃要穿,一到月底电灯不明,车轮不转,电话不响,收水费、电费、电话费的挤破门;十几年不发饷,基本生活难保证。王处长老娘死了,公家拿不出一分钱丧葬费;刘处长老爹病了付不起医药费……这日子……怎么……过呀?呜呜……”

女人的拿手戏是眼泪。张佩兰配合男人们一起行动,刮起“枕边风”。其实,她是哭穷,这些年她没少得日本人的实惠。吴佩孚被她哭得心烦,说:“行了行了,我知道你们变着法劝我当汉奸,去舔日本人的碗边子。你知道做走狗的滋味吗?你能体会被国人唾骂的感受吗?我是那种没有骨气的人吗?”

“谁让你当汉奸、做走狗了,人家不是说尊重主权吗?”

“我的太太,那是糊弄小孩子的玩意儿!小日本没好处的事能干吗?上船容易下船难呐。人生在世不过几十年,只有清白、名节才是重要的。我不能阻止别人威胁利诱我,但我自己要有主心骨、定盘星!”

“我知道说服你不容易,可小日本狠毒阴坏,我怕你锋芒毕露,招来杀身之祸呀。”

“行了,对付几个土肥原我还有办法,就是拖。”

这天,吴佩孚正在花园里侍弄花草。“玉帅,”身后突然有人喊,“您看谁来了?”

吴佩孚回头一看,张方严领着一位着长衫、戴墨镜的人走过来。来人摘掉墨镜,吴佩孚高兴地说:“云史兄,你可来了,好想你呀!”

来人杨圻,字云史,江苏常熟人,以江东才子著称。他出身名门,当过清廷驻新加坡总领事。后弃官经商,在南洋群岛购地万余亩,种植橡胶园。因欧战骤起,橡胶跌价,亏本回国。后投赣督陈光远门下,因政见失和而辞职。1922年投到吴佩孚帐下,二人相见恨晚,被吴佩孚聘为机要处长。杨圻在给夫人的回信中高兴地说:“三年择妇而得君,十年择主而得吴。”可是,好景不长,1927年吴佩孚在逃亡四川中,众多幕僚风流云散,杨圻心灰意冷,决心告别仕途,潜心学术。近来,“日本人拉吴佩孚下水”,“吴佩孚不日出山”的消息屡见报端,于是,他赶忙来北平打探虚实。

吴佩孚命人端来早点、酒菜,在楼上小餐厅边吃边谈。张方严、杨云史是吴佩孚的心腹,三个人有说不完的离情别绪,非常开心。

吴佩孚问杨云史所来何事。杨云史莞尔一笑,意味深长地说:“是专程给玉帅道喜的。”

吴佩孚抑郁地引用了晋明帝《远长安》中的两句诗:“长安远于日,搔首独徘徊。”

杨云史笑道:“不会吧,怕是‘休话长安远,江月随人圆’吧?”他说,“国人吵得沸沸扬扬,报纸连篇累牍,谁人不知玉帅即将出任华北国元首?”

吴佩孚问杨云史怎么看。杨云史推开茶杯,向后一仰说:“那就恕我不恭了。回思民国以来,军人政客无不仰洋人鼻息、唯洋人之命是从,唯独玉帅保住中华民族的铮铮铁骨。你反皖、反奉、反安福皆为制倭,你提出‘外侮日急,国人要合力国防’,你呼吁‘忝列戎行,移师对外,尽军人捍卫国家之责’。凡此种种,人民未曾一忘。你隐居北平,穷愁潦倒,但在国家存亡之际,仍不忘忠邦爱国;你见张学良第一句话是‘为什么不抵抗?’,你撰写申讨伪满檄文中有‘方今四海横流,国亡无日,佩孚以退处之身,不能默尔’;你面对国际调查团慷慨陈词,痛斥日寇凶顽,坚决反对列强瓜分中国……凡此种种,人民记忆犹新。你就是人民心目中的大英雄!”

吴佩孚含泪大笑:“哈哈,知我者云史也!”

杨云史接着说:“一个英雄,不管他蒙上多少历史尘垢,不管他遭遇怎样的误会,人民总能把他找到,还以足够的尊敬;一个汉奸、叛徒、卖国贼,不管多么巧言令色,涂脂抹粉,人民总会把他从人民中剔出去,给予应有的蔑视!”

老头子越说越激动,竟至慷慨激昂。张方严怕他言词过苛,惹恼吴佩孚,忙给他倒杯茶,扶他坐下慢慢说。吴佩孚却笑道:“哈哈,没关系,你接着说。”

杨云史呷口茶继续说:“去年4月7日,日本外务省发表一个狂妄的天羽声明,叫嚣日本是亚洲的主人,是中国的‘保护者’,日本将以武力保持对中国军事、政治、经济的垄断权。日特松宝孝良说得更露骨,说什么‘帝国原料与市场之解决,实不得不注意华北,华北诚为我最好之殖民地’!”杨云史愤怒地说,“白坚武、齐燮元、王揖唐之流,竟助纣为虐,帮日本人分裂中国。我相信我尊敬的师长,不会同他们同流合污!你看这个……”

说着,他从书包里拿出一大杳信件、文章、电稿。有章太炎、蒋方震、蔡元培、方振武、陈铭枢等人的,都力劝吴佩孚保持晚节,勿上贼船。此外,还有一份许多人签名的《抗日救亡书》。

吴佩孚说:“这是共产党发起的,你不怕上当?”

杨云史坦言道说:“老实说,我跟你一样,不了解共产主义,对这个主义也许有误解。但救亡书中所说,‘一切不愿做亡国奴的同胞们,一切愿意参加抗日救国神圣事业的党派团体,不分政治信仰、种族、职业、性别,都应团结起来,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无疑是正确的。现在,像陈桂棠、李宗仁、白崇禧、张学良、杨虎城、于学忠、邓宝珊、刘湘、刘文辉、冯玉祥、傅作义、宋哲元……都有合作抗日、一致对外的愿望。只有少数顽固派,还在逆潮流而动。”

听罢杨云史的话,吴佩孚在杨云史拿来的万民书上,浓笔酣墨签上自己的名字。签完后,铺开宣纸,挥毫泼墨写下:寸寸河山寸寸金,侉离分裂力谁任?杜鹃再拜忧天泪,精卫无穷填海心。

吴佩孚感慨地说:“很久没作诗了,就抄录黄公度诗一首聊表心迹吧。请回去转告诸君,吴某不能阻止别人走什么路,但我绝不丧失民族气节!”

杨云史郑重地给吴佩孚深鞠一躬,抬头时已是老泪纵横:“你没有变,是我们永远的大帅!”

三双手紧紧地握在一起,每个人的眼睛里都溢满泪花。

尽管土肥原对建立“华北国”充满信心,但工作并不顺利。他在跟吴佩孚谈话后,便穿梭于阎锡山、宋哲元、韩复榘、商震之间,跟他们说,你们联合起来,建立一个华北政权,华北很快可以繁荣起来。蒋介石找你们麻烦,日本政府全力支持你们。不这样,你们会被蒋介石吃掉。他们异口同声表示赞同,并表示今后绝不抗日排满。但土肥原试图把他们约到北平时,他们却态度暧昧。他们一怕得罪蒋介石,二怕得罪民众,三怕国人骂他们汉奸……

吴佩孚的态度更令他失望。大迫通贞、冈野增次郎问他考虑得怎么样时,吴佩孚故技重演,软磨硬抗。他讲六道轮回,因果报应,无念为宗,说一些令人费解的颠言狂语,让日本人摸不着头脑,怀疑他神经出了问题,迫使土肥原把拉吴佩孚下水的工作暂时搁置起来。

1936年6月的一个傍晚,中南海怀仁堂举行中日军人“联谊会”,第29军招待日本驻北平营级以上军官。29军团职以上军官作陪。

第29军广大官兵早对日本人的飞扬跋扈和蒋介石的妥协退让心怀不满。宋哲元秉承蒋介石的旨意,一再压制反日情绪,讨好日本人,以缓和一触即发的局势。

日方出席宴会的有特务长松宝孝良,旅团长边村,顾问松宝、樱井等二十余人。中方有冀察绥靖公署委员长、军长宋哲元,北平市长、副军长秦德纯,河北省主席、师长冯治安等三十多人。此外,吴佩孚、张怀芝、江朝宗、王怀庆等也在受邀之列。

几年来,什么联谊会、联欢会、招待会,吴佩孚参加不少,举办者都把他视为老古董,拿他来撑门面。1934年,蒋介石来北平视察,曾把他奉为上宾,自己甘坐下手。吴佩孚吸取过去的教训,只喝酒,少说话,实在把握不住,说几句“疯话”,博得众人一笑。

今天,他又被推上首席,与宋哲元、秦德纯、冯治安、松宝孝良、边村、樱井、江朝宗坐在一起。其余中日人员分坐七席。宋哲元、松宝先后讲话,无非是中日亲善,同文同宗,一衣带水,团结和睦等套话。

酒过三巡,菜过五味,日本人得意忘形,有的大嚷大叫,有的又哭又笑,有的吵吵闹闹,有的脱光上衣……乱得一塌糊涂。看得出日本人有意拆台,给中国人难堪。

突然,一个日本军官跳到一张空桌上,比手画脚,摇头晃脑唱了一首日本歌。何基沣旅长不甘示弱,也跳到桌上唱了一首《黄水谣》:“黄族应享黄海权,亚人应种亚洲田……”副师长李文田唱了一段“包龙图打坐在开封府……”随后,又有两个日本人跳到条案上,一个狂叫,一个跳舞。董升堂打了一套“螳螂拳”,李致远打了一套“梅花拳”。

一个日本人,骂了一声“八格”,刷地抽出倭刀,赤足裸背,凶相毕露地舞起倭刀。刀锋寒光闪闪,上下翻飞,向四周散布着威慑与恐怖,挑衅地在每张餐桌前肆虐,吓得人们抽脖缩肩。他的丑行引起日本人的狞笑。宋哲元、秦德纯屏气敛声,张怀芝、江朝宗面如土色,更多人气愤不已,但大气不敢喘。宋哲元怕把气氛搞僵,影响缓和,用比哭还难看的笑,喊道:“好了好了,点到为止,请太君归座,归座。”有的中国军官忍无可忍,几个想跳起来对舞,均被宋哲元制止。

吴佩孚气炸了肺,他没见过这种场面,更不允许有这种场面发生。虽然他知道这不是针对他,但辱谩中国军人,便是辱谩中国。作为军人,他绝不能视而不见。他“啪”一拍桌子站起来,两道剑眉倒竖,虎目圆睁。他见邻桌李致远带着军刀,大声说:“李旅长,把刀借我一用,吴某卖卖老!”

李旅长霍地站起来,一抱拳说:“报告大帅,有年轻人在,何劳您老出马?瞧我的!”

说着,一纵身跳过餐桌飞到地上,嗖嗖练起“滚堂刀”。这套刀他从十来岁就开始练,二十多年不曾间断。刀法娴熟,技艺高超,只见寒光飞舞,不见人影行踪。他精湛的技艺博得满堂喝彩,日本人的刀法相形见绌。练完后,李致远面不改色,大气不喘。日本人气得红头涨脸,气喘吁吁。吴佩孚端起酒杯大声说:“李旅长,好样的,你不愧是中国军人,我敬你一杯!”

李旅长鞠躬致意:“谢大帅!”接过酒一饮而尽。日本人棋输一招,纷纷起哄鼓噪。一个矮胖日军少佐,晃悠悠来到首席餐桌,他要出吴佩孚、宋哲元、秦德纯的洋相。他放肆地把酒杯横扫在地,把两只碗里斟满白酒,用生硬的中国话,挑衅地对宋哲元说:“宋,一人一杯,喝下去!”

宋哲元连连摆手:“不不,本人不胜酒力,甘拜下风,甘拜下风。”日本人得意忘形:“哈哈,你的承认?”

宋哲元说:“承认承认。”

日本人发出一阵怪音。

日本人转向秦德纯:“秦,你的喝。”秦也摆手,也甘拜下风。日本人更加得意,以戏谑的口吻问吴佩孚:“哈哈,你也甘拜下风?”

吴佩孚哈哈大笑,掷地有声地说:“哈哈,小子,你错了,在吴佩孚的词典里,从来找不出这几个字。不过,我不能跟你喝……”

日本人瞪着眼问:“为什么?”

吴佩孚举起手杖,敲着他的肩章说:“第一,你级别太低,多会儿你的肩章换成三颗将星,再来跟我比武;第二,你态度不好,连你的主子土肥原见我都毕恭毕敬,点头猫腰,你竟敢如此无礼?你滚回座位去,这里没你说话的份儿!”

他的话铿锵有力,大义凛然,说得小日本哑口无言,十分尴尬,站也不是,走也不是。中国将校热烈欢呼:“说得好,不愧是我们的大帅!”

日本人正在死气白赖地请求吴佩孚出山,不敢得罪他。松宝赶忙站起来,对少佐斥责道:“不得对大帅无礼,大帅是我们的朋友,还不向大帅道歉!”

日本少佐红着脸向吴佩孚连连鞠躬:“卑职多有不恭,请大帅原谅,原谅!”说完,灰溜溜回到座位上。松宝也向吴佩孚鞠躬致歉。这时,宋哲元站起来笑道:“哈哈,友谊为重,友谊为重啊,喝酒!”

1937年7月7日夜,暑气蒸人,辗转难眠。吴佩孚在睡梦中被隆隆炮声惊醒。他披衣下床,站在廊下倾听。他凭着多年经验判断,炮声来自二三十华里外的西南方。

近来,日本人加快侵华步伐。去年8月,日本“五相会议”决定了“国策大纲”,对外加紧占领中国,并向南方海洋发展;对内疯狂扩军备战,进行法西斯统治。此后,日本侵略者大肆增兵华北,在古北口修筑炮台工事,在北宁路、通县、平津一带屯驻重兵,侵占华北军事重地丰台,大批军舰开抵青岛、上海及长江各埠……

西安事变后,蒋介石虽在抗日态度上有所改变,全国抗日战线基本形成,但宋哲元秉承蒋介石的旨意,对日本仍抱姑息迁就、息事宁人的态度,以求得一时苟安。蒋介石在军事上、思想上毫无战争准备。冀察二省和平津二市只有29军四个步兵师,一个骑兵师,一个特务旅,两个保安旅,总兵力不到十万人,装备素质无法与日军相比。

北平外围形势相当严峻:西起丰台、东至山海关铁路沿线,均由日军占领;东面,已沦为日军傀儡政权的统治区;北面和西北面,有日本豢养的察北伪满政权;只有西南面由29军占领。但日军还在丰台打了一个“楔子”,妄图卡住北平的西南门户,将北平变成一座孤城……

对日军的疯狂气焰和严峻形势,吴佩孚经常忧心忡忡。但自己手无寸铁,干着急也没有用。

吴佩孚正思绪纷纭,匆匆脚步声打断了他的思路。张方严、刘泗英、陈廷杰等人上楼来。张方严说:“听炮声不像军演,我看十有八九是干起来了。”

吴佩孚说:“惠民,你打电话询问情况,我们进屋商量。”

大家走进会议室,王惠民给绥靖公署打电话。不一会儿,他急匆匆回来说:“昨天傍晚,日军在宛平城外演习,说点名时少了一名士兵,并说士兵进了宛平城。日军要求进城搜查,守城部队请示专员王冷斋,王不允。夜间十一时许,日军开炮轰城,守军奉命还击,日军打了一夜未能进城,现正在交涉中……”

吴佩孚看看表,天快亮了。他让王惠民再去打探消息,回来报告。上午十时,王惠民拿着一大卷报纸、号外、传单急匆匆回来。他向大家述说了见闻。

……北平人听到战争消息,与其说惊惶,不如说兴奋。电车照样隆隆开,商铺照常开门营业,马路上依然车水马龙,行人如织。议论的话题大多是中国军队还手了,这口恶气该出了,打了一夜,小日本也没占到便宜……北平学生联合会、工商联合会、民族解放先锋会等民间团体上街游行,横幅写着:“拥护29军抗日救国”,“向抗日英雄学习”,“打倒日本侵略者”……旁观者不断加入游行队伍。宣传队、腰鼓队、秧歌队,在街头表演、讲演,演出活报剧,街头募捐,组织战地服务团、慰问队。绥靖公署前排起长队,要求参军参战,参加救护队、卫生队……整个北平沸腾了,从未见过一场战争牵动这多么人的心。

说完,王惠民把传单、号外、报纸分给大家看。上海、南京、武汉、广州、太原等大城市的爱国民众、机关团体,纷纷组织劳军团、代表团、慰问团、后援会,准备到前线慰问;国民纷纷支援29军的正义行动。中国共产党发表通电、宣言,号召全国抗战……

吴佩孚踱步沉思,许久才停住脚步,忧心忡忡地说:“诸位,这是一次震惊中外的大事件,很可能成为中日全面战争的导火索!我们要看清形势,谨慎应对,凡事三思而行,不可乱了方寸。这些天要多到社会上走走、看看、听听,对报纸、广播也要随时注意。晚上少出门,早关门,加强保卫工作,防止坏人趁机作乱。好了,大家分头行动吧。”

局势飞转直下!日本当局抱定侵华野心,一面表示“和平解决”,一面急调三个师团七万多人投入平津战斗。国民党迫于形势,不得不抽调四个师,四万多人,开进河北增援29军。

7月19日,宋哲元才从山东老家赶回北平。当时,他仍抱和平解决的幻想。但见日军重兵源源开来,方知和平无望,被迫全面抵抗。

7月25日,日军的缓兵之计达到预期目的,无需再伪装。于是,赤裸裸地向29军防线发起总攻。连日来,前方捷报曾一度频传,北平市民燃放鞭炮,敲锣打鼓,游行祝贺。各机关、团体再次掀起劳军高潮。

29日晨,吴佩孚照样五时起床,绕墙跑步。刚下楼,忽听大街上人声鼎沸,杂以哭叫声。不一会儿,张方严气喘吁吁跑来,离老远便喊:“大帅,大事不好,29军撤走了,门口站岗的士兵也不知去向!这里有一份《安民告示》。”

吴佩孚接过一看,是冀察政务委员长张自忠将军的布告,大意是根据战局发展,29军收缩防线,向保定一带集中,继续抵抗,劝告市民勿惊慌自扰……

吴佩孚手持布告僵在那里,许久不置一词。少顷,他心情沉重地说:“通知大家,开会!”

垂头丧气,心灰意懒,仿佛世界末日降临。吴佩孚倚着桌子站着,似在吹嘘,又似在抱怨:“要我是宋哲元,早在二十号以前就集中优势兵力,解决平津之敌。他倒好,待敌人调兵遣将部署就绪再去抵抗!结果,佟麟阁、赵登禹等高级将领阵亡,许多官兵捐躯,不得不放弃平津。宋哲元呐,简直是宋襄公第二。有什么办法?我无兵无将,回天乏力呀!”

刘泗英见吴佩孚空发议论,委婉地提醒:“玉帅,你对去留有何打算?”

吴佩孚好像从未想过这个问题,说:“我?听天由命。小日本猖狂一时,不能猖狂一世。我哪儿也不去,就留在北平!谁也休想对我怎样。常言道,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趁小日本没来,谁想走就走吧。散会后,跟大家说一声。”

各人有各人的想法。陈廷杰、符定一等大多数人不想走,因为他们对日本人抱有幻想。他们幻想吴佩孚一旦得势,他们水涨船高。刘永谦、赵如星等人既无能耐又无影响,只能依附吴佩孚混口饭吃,吴佩孚不走,他们也不走。张方严家居东北,早被日军占领,自己大半生追随吴佩孚,在危难中不想背叛他。只有刘泗英有自己的想法。

吴佩孚话音刚落,陈、符等人慷慨陈词地说:“玉帅不走我们也不走,坚决追随大帅,永不变心!”

散会后,刘泗英留在吴佩孚的书房,他说想回四川,并把一封信递给吴佩孚。

信是杨森发来的。自从吴佩孚回北平后,杨森跟蒋介石攀上姻亲。杨森需要依靠蒋介石向上爬,蒋介石需要杨森稳住四川,二人一拍即合。于是,杨森大肆招兵买马,发展队伍,当了四川省长,重掌军政大权。7月16日至20日,国民党召开庐山会议,蒋介石发表“守土有责”的讲话。杨森等纷纷发表“拥护领袖,抗日到底”的宣言。刘泗英是杨森的肱股之臣,杨森急于要他回任。

吴佩孚想,杨森发迹对己有利,刘泗英回蜀对今后争得一席之地有好处。现在既不能得罪日本人,又不能疏远蒋介石,必须做两手准备。他说:“好,你去吧,这里的事你放心,有重大情况我们联系。”

刘泗英激动地说:“局势险恶,吉凶难料,望玉帅多多保重!有机会我来看您。”

吴佩孚拿过酒瓶,斟满两杯酒,一杯递给刘泗英,一杯留给自己。他真挚地说:“来,喝杯壮行酒,祝你一路平安!”说罢,一饮而尽。他掏出怀表,抓过刘泗英的手,放在他手心里。吴佩孚背过身去,哽咽着说:“快走快走!”

刘泗英跪伏在地,给吴佩孚叩了一个头,洒泪而去。

中日战争爆发后,日本侵略者先后成立“满蒙自治政府”、“满洲执政府”、以王克敏为首的“华北临时政府”、以梁鸿志为首的“南京维新政府”。但他们看到,没有哪个傀儡政府有足够的号召力,没有哪个政府能让国民党高层人物和地方军阀归顺“皇军”……

于是,1938年年中,日本当局经过反复权衡酝酿之后,召开“五相会议”,决定建立一个由五大臣直接领导的“对华特别委员会”,负责策划、组织一个最高权力机关——中国中央政权,物色一个既反共、又反蒋的铁腕人物。该委员会由土肥原、津田静芝、坂斋利八郎三名中将组成,土肥原任主任委员,称“土肥原机关”。在上海设立办事处,预算经费高达一千万日元!足见日本当局的急切心情及重视程度。

土肥原确定以吴佩孚、唐绍仪、靳云鹏为拉拢对象。工作先易后难,先从唐绍仪和靳云鹏开始。

唐绍仪是清朝老官僚,多年来一直隐居上海。1873年,他就读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回国后担任袁世凯的秘书,并多次担任清政府外交官。后任民国首任总理,未久倒台。以后几经沉浮,于1934年退出政界。他崇尚泛亚主义,他认为强大的日本与中国结盟,是实现中国人从西方列强统治下解放出来的关键。日本入侵中国打破了他泛亚主义的迷梦。但时至今日,他仍坚持这一观点。难怪土肥原们对这个老官僚如此垂青了。当土肥原请他出山,并要他发一个“和平通电”公开亮相时,他简直受宠若惊。就在他为女儿张罗婚事时,两个国民党蓝衣社特务光顾其家门,两把锋利的小斧头同时砍进他的脑袋……

对靳云鹏的劝诱工作也不顺手。1895年,靳云鹏应募加入新建陆军,投于段祺瑞门下,先后任镇统、师长、山东军务督理等职。1919年到1921年,先后三次出任总理,四次出任陆军总长。下台后息政津门,过着寓公生活。随着政事更迭,他几次蠢蠢欲动,均未得逞。后皈依佛门,拜佛诵经。土肥原之所以看中他,是他始终如一的对日本的亲善态度。土肥原想把他从圣洁的佛堂上拉下来,但没有成功。再说他是个首鼠两端的人,土肥原对他不是特别感兴趣。于是,土肥原把全部精力放在吴佩孚身上。

土肥原做了精心的布置和谋划。首先,他增哨加岗,加强吴公馆的“保卫”工作;其次,他把吴佩孚的老友、伪满“外交部长”张燕卿调到北平,安插在吴公馆毗邻,随时劝诱吴佩孚出山;第三,派出大批特务联络吴佩孚的旧部,要他们拥吴出山,造成非他莫属的气势;第四,在北平组建“正大社”、“新民会”,广泛网罗失意军人、政客,并在华北广建分社,大造吴佩孚出山的舆论;第五,利用报纸、杂志、电台大肆宣扬吴佩孚的“功德”、“声望”,以满足他的虚荣心和领袖欲,其中冈野增次郎写的《吴佩孚》一书,影响甚大,流传甚广;第六,用封官、许愿、收买等手段买通吴佩孚的亲朋僚属,造成劝诱吴佩孚出山的氛围。真可谓煞费苦心。

这些准备工作部署好后,土肥原紧锣密鼓,向吴佩孚发起总攻。

这些天,吴公馆又火爆起来。吴佩孚成了舆论中心、恭维对象和宣传重点。他每天收到大批函电,接待几十位劝进者,既疲劳又厌恶。他想进不敢进,怕留下千古骂名;想退又退不下,担心得罪日本人,冷了劝进者。真是进退两难,委觉难下。他每天寝食难安,一下子把早睡早起、写诗作画、种树养花的平静生活打乱了。

这天下午,他在卧室假寐,刘副官小心翼翼地报告:“土肥原求见。”

吴佩孚本想发脾气,但强忍住了。这是土肥原近几天的第三次来访。他非常固执、执著,通报不通报他说来便来,态度好坏他都不计较,死皮赖脸,软磨硬泡,只要能达到目的就行。他前天来,吴佩孚曾出言不逊,拒不接见;但一回头,他已幽灵般站在身后。吴佩孚颇觉尴尬,而他却哈哈一笑置之。今天,吴佩孚不敢造次,只好耐着性子说:“客厅请。”

第一次见面时,土肥原采取单刀直入的方式,他乐呵呵地说:“大帅,两年前我们的讨论该有结果了吧。时局已趋明朗,国民政府名存实亡,现在大帅出山不仅恰逢其时,而且顺理成章。大帅,别再犹豫了。”

吴佩孚心力交瘁地说:“谢谢阁下抬举。我已年过耳顺之年,心灰意懒,实在不想出风头了,你们另请高明吧。”

土肥原摇唇鼓舌地说:“大帅,老实说我们不愿意打仗,更不愿意死人。我们的愿望是与中国亲善,共同建设大东亚新秩序。只要我们携手,将无敌于天下。大帅呀,构建美好亚洲的重任,历史性地落在您的头上,这是多么光荣的事啊!”

但不管土肥原怎样费尽心机,好话说尽,吴佩孚托病,托老,就是不同意,最后摆起“肉头阵”。吴佩孚如此“不识抬举”,使土肥原的自尊心受到严重伤害,他气哼哼地抬脚走了。

吴佩孚以为他碰了软钉子不会再来了,孰料,过了三天他再次笑眯眯出现在客厅里,谦和而宽厚地说:“和平是中日人民的共同愿望,我相信大帅也不例外。既然大帅不愿担任实职,那就为调停中日和平做出贡献吧。”

吴佩孚想听听他还有什么花招,慷慨地说:“和平?好啊,我能做点什么?”

土肥原喜出望外,心想,好小子,只要你能公开亮相,我就能拉你下水。他说:“那就请你做和平调节会会长,实实在在做些有利和平的事情。”

吴佩孚知道日本人耍的伎俩,于是煞有介事地说:“哎呀,吴某系一介平民,担任调停大事名不正言不顺呐,蒋介石未必肯听。假如贵国天皇和我国蒋公共同授权,要我负调停之责,我当尽心竭力。这单方授权不合规则呀。”

从表面看,吴佩孚并无不恭不敬不对,可他的要求实质上却断难做到。土肥原不好反驳,更感到吴佩孚是个软硬不吃、又臭又硬的家伙,只好怏怏而去。

时隔两日,土肥原厚着脸皮又来了。他有难言之隐,不得不来。

首先,东北、华北、华中几个派遣军总司令部都有自己的傀儡政权,都不希望自己辛苦建立的政权,成为新中央政府的下属,都反对拟议中的中央政权。但是五相会议,是日本天皇决定的,所以一定要拉吴佩孚下水,组建中央伪政权。一旦这项计划破产,日本决策者不会善罢甘休的。其次,拥立对象是土肥原力排众议争来的,如果吴佩孚不作脸,无异于自己向自己捅刀子。所以,今天土肥原是抱着背水一战的决心来的。一见吴佩孚,他便急躁、恼怒地说:“吴将军,今天我们开诚布公地谈谈,我很可能无法顾及礼仪了——不过,我没有恶意。”

吴佩孚知道土肥原来者不善,很难招架。他做了最坏的打算,冷静地说:“你说吧。”

土肥原咄咄逼人地说:“吴将军,日本政府三番五次请你出山,你总是推三阻四,请问你能告诉我真实意图吗?”

吴佩孚冷笑道:“哼哼,阁下是明白人,其中原因还用我明说吗?”

土肥原红着眼睛火辣辣地说:“你是说我们是侵略者,跟我们合作怕坏了名声,对吗?”

吴佩孚尽量口气缓和地说:“古人云:道不同不相为谋。不错,我是想东山再起,可我得对得起民族感情,对得起祖宗爷娘和自己的良心。一句话,我不愿意让人骂我汉奸,担千秋骂名!这就是我真正的想法。如果日本当局真心请我出山,你们就退出华北,退出中国。试问,你们能做到吗?”

土肥原无言以对,只好装腔作势:“好,痛快!我愿意跟你这样的人交朋友。但是,日本人不是侵略者,而是你们的朋友,是来帮助中国人推翻黑暗统治的。一俟反动政府被推翻,贤明君主确立,我们就把政权交给英主。我们选择阁下就是最好的证明。”

好狡猾,好无耻,竟把强盗逻辑说得如此冠冕堂皇!吴佩孚有许多话要驳斥他,羞辱他,但像这种野蛮的侵略者,跟他讲道理是白费口舌。吴佩孚不软不硬地说:“至于是朋友还是侵略者,还是让事实说话吧。日本的德川家族,残酷统治日本七百多年,然而,西乡等民族英雄并未请外国人帮忙打德川,而是依靠自己的力量,走向明治维新之路。倒是德川自己,甘做外国人的奴仆,受到人民唾弃。中国人的事还是让中国人自己管,包括挑选他们的英主。”

吴佩孚尖刻得体的回答,令土肥原又敬又恨又怕。但他并不甘心认输,继续挖空心思地说:“将军素以反蒋反共自居,就说国民党政府吧,较之德川幕府有什么两样?它欺罔民众,贪污误国,以致灾害并臻,魑魅横行;更有甚者,竟不惜与共党同流合污。这些,吴先生也看不到吗?我们伸出友谊援手救民于水火,有什么不好呢?”

吴佩孚对其强词夺理不屑一辩,只有放声大笑。土肥原也知道跟吴佩孚纠缠这些问题有害无益,于是另辟蹊径说:“本人有幸拜读过阁下的作品,粗知你的观点。你认为自‘五四’以来,纲常不振,五德不修,越礼乱分。所以,你决心拨乱反正,挽陷溺者之人心,遏世界之乱源,把旧道德、旧礼教奉为规矩准绳,终身拳拳服膺;你决心教人民做到‘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妻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阁下稍有留意则不难看出,我们拯救中国的基准,恰恰在于复兴东方文化,与阁下的主张不谋而合。此其一也。”

吴佩孚内心叹服:这个土肥原为让我就范确实下了工夫,他想用“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的手法征服我。

土肥原继续说:“阁下极力主张以实行王道政治为中心,使中天唐虞之治,庶可见于未来,以孔孟为法,辟邪说,放谣辞,扶持名教纲常,五行八作,作中流之砥柱。大日本帝国正是本着儒家思想作为立国之本,作为衡量贤德国君的标准。这不正是中日两国合作的基础吗?此其二也。”

吴佩孚不得不叹服他的精细和诡诈,但他依然不动声色,任凭土肥原滔滔不绝地说下去。土肥原说:“阁下曾认为西洋的浅薄物质文明,及物欲横流的享乐主义均应打倒。你在蜀陇流亡期间,曾不止一次地引用《大学》中的一句话:‘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而我们正是用中庸之道,抵制三民主义、共产主义和西方的腐朽思想。我们广泛组织新民会,教育青年学习孔孟之道,强调重礼、敬上、忠顺、好学。凡此种种跟阁下倡导的思想是一致的。由此看来,我们没有根本区别,更多的思想绝对一致。请问,阁下有什么理由拒绝中日友善,拒绝为中日和平做出应有的贡献呢?”

不难看出,在土肥原虚伪谦虚的背后,是自负、得意和居高临下。吴佩孚被这种形恭实倨的样子激怒了。突然,他迸发出一阵大笑,笑得土肥原颇显尴尬,以为自己说了露怯的话。

笑过之后,吴佩孚终于说:“土肥原先生,你很会说话,不过你忽略了我的基本品质:公忠体国!我平生最恨者是卖国媚外,最痛者是国无完土。我衡阳班师,反皖倒奉,善读春秋,力行忠义,失败不出洋,不托庇洋人,都是忠邦爱国、振民育德之精神!现在,你让我自食其言,岂不是自己打自己嘴巴?请问,国都没有了,还谈什么主义?”

顿时,土肥原脸色蜡黄,像泄气的皮球颓废下去。他又气又恨又恼,而更多是伤痛!是啊,怎么忽略了这一点?通观吴佩孚几十年与洋人打交道的历史,哪一时、哪一刻跟日本友好过,合作过?把政治赌注压在他身上,是大错特错了。现在,他才知道骑虎难下是什么滋味了。可是,不能失败,不能退缩!一瞬间,他的流氓无赖气质暴露出来,铁锈色的冬瓜脸,变得十分吓人。他近乎咬牙切齿地说:“吴佩孚,我告诉你,还是现实点儿好,不要把事情做绝,伤了和气!”

吴佩孚大义凛然,一字一顿地说:“土肥原,我也告诉你,要我出山不难,首先你们立即撤兵,把占领的中国领土交还给中国,什么顾问、教官通通撤走,经济政治统治即行解除!”

土肥原气得嘴大鼻歪,哆哆嗦嗦地说:“好,你好,你是敬酒不吃吃罚酒,走着瞧吧!”

吴佩孚不慌不忙地说:“请便!”

土肥原气咻咻拂袖而去。像往常一样,吴佩孚坐在沙发上,连屁股也没抬。他知道,这一下彻底得罪了这个魔王,他绝不会善罢甘休的。等待自己的将是什么?

早在楼下焦急等待的陈廷杰、齐燮元、符定一、陈中孚等,见土肥原哭丧着脸下楼来,知道他碰了钉子,赶忙满脸赔笑迎上去。土肥原正一肚子冤气没处发泄,一抬手照最前面的陈廷杰和齐燮元左右开弓,扇了两个大嘴巴:“饭桶,滚开!”然后把他们一推,大步走了出去。上车后,他从牙缝里挤出三个字:“回天津!”

届时,正是一月下旬,是华北最冷的季节。窗外寒风瑟瑟,田野一片银白,车窗结着厚厚的霜花。但土肥原心里燥热难挨。他索性把肩上披的大衣抖掉,把领扣解开,可依然感到浮躁。

土肥原跟中国官僚打了二十多年交道,得出一个结论:只要想办,没有办不成的事,想得到的东西没有得不到的。上乘的工作能力,累累功绩和上司的赏识,使他目空一切。可他现在竟在一个衰败的军阀身上碰得头破血流。这是他始料不及的。因此,恨、恼、急、躁涌上心头,心里有说不出的滋味。

他脑子里翻腾着制服吴佩孚的方案:抓,严刑,拿他夫人、儿子做人质,断水断电断粮,杀死他?他苦苦思索,忽然,眼睛一亮,心也随之豁亮起来。他自言自语地说:“对,就这么办!”随即大声命令司机:“加速!”车子风驰电掣向前冲去。

土肥原一到机关便一头扎进密室,马上把津田静芝和坂斋利八郎叫来,无比气恼地说:“他妈的,吴佩孚这小子软硬不吃,实在可恨,又让我碰了钉子!不是东京催得紧,我早把他干掉了!”接着,他简述了一遍与吴佩孚交锋的经过,然后说:“我想出一套行动方案供大家讨论:一、组织人写文章,造舆论,发通电,造成吴佩孚即将出山的空气,拉他下水;二、以他的名义,到河南、山东等地招抚土匪,网罗吴佩孚的旧部,扬言为吴佩孚组织三十万大军供他指挥;三、立刻联络他的旧部齐燮元、白坚武、陆锦、蒋雁行、汤芗铭、张敬尧、寇英杰等人,或联名、或单独发‘拥吴出山’的通电,手法要精,规模要大,不要露出破绽;四、约请社会名流,以成立新民会为名,拥吴佩孚出山,规模越大、人数越多越好,尽量多约吴公馆的人参加;五、让王克敏、梁鸿志代表两政府发对吴佩孚的拥戴电;六、也是最重要的一条,这一切有眉目后,以吴佩孚的名义召开中外记者会,让吴佩孚宣读‘出任时限’的声明……我想做到这几条,他再想翻悔也不可能了。”

这些日子,为让吴佩孚出山,津田和坂斋没少费脑筋,一直想不出好办法。他们以为土肥原会想出什么好主意,结果还是老一套,不免有些泄气。坂斋晃着大脑袋说:“我说土肥原呐,你老糊涂了?怎么说起梦话来了?你想召开记者会他就召开?你让他宣读声明他就宣读?他要听你的,还用得着这么费劲吗?依我看少费唇舌,把他干掉算了!”这个不苟言笑的家伙早就不耐烦了。

津田性情比较随和、老练,他笑着摇摇手说:“哈哈,土肥原君,前面的办法还可行,至于召开记者会怕是不行。正像坂斋君所言,他不参加怎么办,不宣读怎么办,他说出不利于我们的话怎么办?”

土肥原意味深长地笑道:“哈哈,你们的疑虑我都想过,我正是根据他的弱点才这样设计的。他不甘寂寞,好出风头,中外记者会他肯定会参加;他重名节,讲义气,最怕别人骂他汉奸,肯定要表白,于是……”他跟坂斋、津田窃窃私语。三魔头哈哈大笑。

主子一动,喽啰紧跟。按照土肥原的策划,整个华北动了起来,函电交驰,说客盈门,顿时闹得鸡飞狗跳。吴佩孚心烦意乱,愁肠百结。

这天,吴佩孚接到天津一个长途电话,刚交谈两句,他连日来紧锁的眉头便舒展开来,面前的阴霾一扫而光。他压低声音,高兴地说:“哈哈,太想你了,这里‘狗’太多,经常咬人。你先到曹公馆,你嫂子在那里做客,你陪她来,免得‘狗’咬着。我等你。”

吴佩孚放下电话,情不自禁地说:“嘿嘿,来得正是时候!伯伦,你过来……”吴佩孚在张方严耳畔悄悄耳语几句,张方严领命而去。

次日下午,刘泗英出现在吴佩孚的书房里。吴佩孚紧握他的手,激动地说:“泗英,一路辛苦了!没遇到麻烦吧?”

刘泗英面容憔悴,但精神矍铄。他说:“还好,卑职从上月21日由重庆出发,绕道香港转赴上海,再乘英轮到天津。日特一再上船盘查,卑职险遭罹难,幸亏佯称伪治安军总部部长齐燮元旧部,上北平投靠老长官,方平安脱险。”

吴佩孚笑道:“哈哈,吉人自有天相。你一晃走了七八个月,快说说南方的情况。”

刘泗英解开皮祅上衣,从夹层里取出一封叠得很小的行政院长孔祥熙的亲笔信。吴佩孚戴上花镜观看,只见上面写着:“迩来流传,奸人妄借名义,以资号召,遂致愚氓揣疑,谣诼繁兴,弟及中枢同仁深知先生正气凛然,不可侵犯,唯念居处困难,辄为悬系不已。”

看完,吴佩孚漫不经心地把信扯碎扔在纸篓里,淡然笑笑,告诉他前天蒋介石拍来同样的电报。他说:“看来,南边儿还是对我不放心呐。”刘泗英刻意掩饰说:“这倒未必。不过国人对玉帅的处境十分担心。行前孔祥熙召见我,说玉帅忠邦爱国,不屈不挠,精神可嘉。要我代他深表敬意,并对玉帅的处境极其关注。他要我向玉帅面陈重庆情况,请玉帅详示救国大计,俾作指南。”

吴佩孚笑道:“这是官话。我喜欢听真话。人们对日本人屡次请我出山怎么看?”

泗英说:“反应很强烈,众说纷纭。有人说你已经下水,有人说你早晚要下水,有人说你不可能下水。当局的态度是又怕、又恨、又忧。”

吴佩孚说:“这是预料中的事。西南抗日情绪如何?”

泗英介绍说:“去年台儿庄一战,鼓舞过不少人。可徐州会战失败,广州、武汉失陷,悲观情绪、亡国论调又甚嚣尘上,再战必亡的论调又唱起来,老蒋也受了影响。去年12月18日,汪精卫夫妇跑到昆明,跟先期到达的国民党高层曾仲鸣、周佛海、陶希圣、陈公博、林柏生一起转赴河内,从事叛国活动。他们被日寇的气焰吓破胆,又见英、美、法对日、德侵略者姑息退让,更觉前途无望,妄图组织傀儡政府。”

吴佩孚问:“汪集团出逃,是不是老蒋默许的?否则,这么大的举动怎么会没有蛛丝马迹?”

刘泗英说:“不少人有这种怀疑。但汪精卫到河内后,不仅投敌叛国,而且策划西南部队拥汪反蒋,使用日本经费,组织什么‘反共救国同盟军’,这就使老蒋不能见容了。老蒋先派人游说汪精卫不要反蒋,遭拒后又派刺客行刺汪精卫。结果,错杀其心腹曾仲鸣。汪精卫一气之下,揭出老蒋向日乞和的内幕。老蒋则揭露汪精卫的投降罪行。二人演了一出互相揭丑的闹剧。”

吴佩孚让刘泗英介绍日本人的情况。

刘泗英说:“日本人发动侵华战争两年来,中华民族团结抗战的潮流锐不可当。日本人认为即使推翻蒋介石,这股反日潮流也阻挡不住,而从中受益者是共产党。因此,日本朝野都在‘检讨’对华政策,确定了对国民党采取以‘政治诱降为主,军事打击为辅’的总方针。半年来,日本发表了三次‘近卫声明’:第一次,承认国民政府,不承认蒋介石;第二次,允许国民政府与蒋介石并存;第三次,尊重蒋介石的地位,重点打击共产党。老蒋心领神会,遂制定‘防共、限共、溶共、反共’的政策,消极抗日,积极反共。”

吴佩孚起而徘徊,边走边说:“老蒋的做法未免过分。你回去告诉他们,不管我的处境多么艰危,不管日寇如何威逼利诱,我永远保持民族气节,绝不当汉奸!我要做一个站得起躺得下的中国人!”

刘泗英十分感动,表示回到重庆后,一定把这里的情况告诉大家,坚定抗日信心。

不知不觉,两人谈了四个小时,直到副官请吃饭,吴佩孚才拉着刘泗英的手去了小餐厅。刘泗英说,他在此地不可久留,一旦被日本人发现,必将给吴佩孚添麻烦,他打算明天就回去。

吴佩孚已六十五岁。他半生坎坷,晚年磨难,性格反差越来越大,有时感情十分脆弱。他跟刘泗英交往十几年,可谓患难之交,感情一向深厚。想到自己身陷魔窟,吉凶难卜,此次一别,不知能否再见。再说人生苦短,他已届风烛残年,奔波劳碌,奋斗了大半生,竟落得如此下场,不禁感到凄怆、惆怅。他的眼睛湿润了,沉吟良久方道:“唉,走吧,这里人多眼杂,有的人未必可靠。明天上午再谈一次,顺便给孔祥熙捎封信。今晚跟佐民、伯伦计划一下回渝方案,明天下午即可动身。”

刘泗英说:“玉帅休息一下,我到处里看看同仁。”

次日下午,刘泗英再次来到书房,吴氏夫妇早等在那里。吴佩孚给孔祥熙写了一句话:弟处境安如泰山,应对绰绰有余。信的末尾附有四句太公语录,“纯刚纯强,其国必亡;纯柔纯弱,其国必削;能柔能刚,其国乃昌”,作为他对“救国大计”的思考。

刘泗英看罢,小心翼翼地把它叠成小方块,脱下皮祅,请张佩兰缝在衬里内。他们坐下来,谈抗战前景、国府前途、共产党的发展、自己的未来……最后,吴佩孚强调说:“不管怎么说,国民政府是中国合法政府,老蒋是公认的领袖,现在只能维护他、支持他。当务之急是团结一致,抗日救亡,一切内部摩擦均应停止。这是大前提。你回去转告蒋、孔二公:第一,要继续动员全国民众,坚定抗日信心,不做亲者痛仇者快的事;第二,修正内政,肃清贪腐,整饬纪律,正吏治而收人心;第三,运用外交手段,争取广泛同情,广交国际朋友。这里请他们放心,我绝不做有损国格人格的事。”

刘泗英情真意切地说:“玉帅的话字字珠玑,卑职已牢记在心,回去定转告蒋、孔二公。”

吴佩孚说:“好吧,别前无以为赠,写两句话以为纪念吧。”说着,铺开宣纸,提笔写了一幅条幅:飒飒西风里,秋风动地衰。斯民何所惜,端仗大英才。

写完,吴佩孚郑重落款、加印。刘泗英十分激动。只是诗意颇显悲凉、哀婉,大有易水悲歌的味道,令刘泗英十分难过。他把条幅小心折好,与吴氏夫妇道别。吴佩孚打破不送客的惯例,拉着他的手送到楼梯口,恋恋不舍地目送他离去。

刘泗英刚走,吴公馆收到一份日本机关总部的紧急公文。吴佩孚展开一看,日方通知他1939年1月30日下午,在吴公馆举行中外记者招待会,要吴佩孚公开声明对中日亲善的立场,口气强硬,没有商量余地。

吴佩孚一看气炸了肺,把通知往桌上一拍,骂道:“流氓!无赖!赤裸裸的政治讹诈!”他急急地走来走去,思索对策。

许久,刘副官怯生生地说:“大帅,信使等待回话。”

吴佩孚大声说:“告诉他,记者会如期举行!”

次日下午,吴公馆内外军警林立,护卫森严。各种车辆停留在院内,中外记者百余人陆续来到吴公馆,接受日特验证检查。

记者会在一楼大厅内举行。为表明心迹,吴佩孚命人提前将来北平时写的“得意时清白乃心……”长联悬在正中央,把亲手抄录的文天祥《正气歌》挂在醒目处。记者们纷纷驻足观看、品评、记录、拍照。日本特务扮成招待人员斟茶送水,严密监视与会人员……

时间一到,副官高喊:“大帅到!”众人纷纷归座注目。吴佩孚在张方严、陈廷杰等幕僚陪同下,健步走入大厅。他举止文雅,态度安详,一派学者风范。进门来面带微笑,拱手致意,记者们热烈鼓掌。之后,他泰然坐在主席位上,翻译丛大经坐在他的左侧。就在幕僚即将落座时,一个着便装、戴墨镜的人,抢占吴佩孚的右侧——张方严的位置。吴佩孚瞪了他一眼,但他故作不见。吴佩孚知道,这是土肥原指定的翻译。

吴佩孚坐定后扫视会场。这些所谓记者,是经过日特严格审查筛选的,有许多是具特务身份的假记者。他们的报社、电台多是日本御用机关;日本以外的国外媒体,也是倾向日本的。为挑选这些媒体和记者,土肥原可谓煞费苦心。吴佩孚看到,每位与会者面前都有一份印刷精美的中英日文对照的“宣言书”。

主持人陈廷杰宣布:“诸位记者,诸位嘉宾,记者招待会现在开始,请吴将军讲话!”

在一片掌声中,吴佩孚声音铿锵有力地说:“女士们,先生们,朋友们!今天,本人很高兴结识大家……”

丛大经刚要翻译,日本翻译首先喔里哇啦翻译起来。众人甚感惊诧。吴佩孚霍地站起来,气恼地说:“对不起,本人作个小小声明,这位先生我不认识,也没有授权,我的翻译是丛大经先生!”

从吴佩孚的语气神态,到日本翻译的尴尬表情,大家全明白了。会场响起轻微的笑声和耳语。日本翻译脸一红一白,但仍赖着不走。吴佩孚接着说:“余渴望和平,向往和平,一向以维护和平为职志。民国七年,余奉命南下,直捣衡阳,鉴于北方外侮日急,国事危危,本人以国家社稷为念,不惜甘冒风险,毅然罢兵北归,力谋和平……”

丛大经刚要翻译,那日本人又照讲稿翻译起来。这一来大家全愣了。吴佩孚再次严厉地说:“我再次申明,这位先生的翻译我不承认!”

经丛大经翻译后,会场一阵骚乱。有的吹口哨,有的出怪音。稍事平静后,吴佩孚继续说:“民国八年,为解决派系之争,为中国之永久和平,本人不顾各方阻力,力倡召开国民大会,发表国民大纲,解决时局。民国十九年,中原大战又起,生灵涂炭,本人发表和平通电,力主和平……凡此种种,足能说明本人钟爱和平之诚意……”

吴佩孚的讲话令日特不快不安。他所举的例子都是反对日本人的,他所说的“外侮”都是指的日本人。而吴佩孚之所以如此,是提醒日本人,我是反对侵略行径的,不要对我抱不现实的幻想!

这时的吴佩孚并不轻松,他面临的是沉重的历史责任和生死抉择。他知道,他的讲话是火、是祸,将会给他带来灭顶之灾、塌天之祸;他更知道,日本当局已忍无可忍,这之后会对他下毒手。他本可含蓄点,委婉点,给日本人留点面子,但他终于做出抉择:不,我是吴佩孚,我是中国人!千百万人看着我,我不能给祖宗爷娘、中华民族丢脸!

他断然说:“日本当局多次请我出山,负起调停之责,我甚表谢意!但是,恢复和平、亲善是平等的、全面的。要想中日议和、亲善,必须基于以下三条:一、日本全面地、无条件地从中国撤军;二、中华民国必须保持领土完整;三、日本应以国民政府为谈判议和的对象……”

听了这些振聋发聩的话,日本特务大惊失色。中外记者心情激动,奋笔疾书。会场气氛紧张凝重,令人透不过气来。这时,吴佩孚的副官抱来一捆书,百余记者每人一本。吴佩孚举着书掷地有声地说:“诸位记者,诸位朋友,这就是我,吴佩孚——一个中国人的声明——《大丈夫论》!”

顿时,日本特务气得脸色铁青,阵脚大乱。但众目睽睽之下,既不好发作,也不好反驳,急得团团转。外国记者哪肯放过吴佩孚,纷纷围着他七嘴八舌地提问。吴佩孚面对记者一律笑而不答,日特声嘶力竭地喊:“诸位,口头翻译有误,请按书面文字发稿。”众记者似乎没听见,一哄而散。

上楼时,张方严问吴佩孚:“对记者发问,大帅为何置而不答?”

吴佩孚笑道:“哈哈,你看不出来吗,土肥原给我拟的稿子是问答形式的,我不能入他窠臼。”众人大悟,哈哈大笑。

楼下几个人可没有这么开心,他们垂头丧气,如丧考妣。陈廷杰抱怨:“没见过这样的怪人,人家好心好意抬举他,他就是不识时务!”

符定一说:“敬酒不吃吃罚酒,得罪日本人吃不了兜着走。”

张锡九说:“自作聪明,早晚大祸临头!”

土肥原的办公室。矮壮的土肥原气急败坏,暴跳如雷。发过一阵脾气后,赶紧采取补救办法:命全体特工分赴各报社、电台,不准刊播吴佩孚的讲话;命令各媒体,不惜任何代价,扣留记者电讯稿;命日本媒体,全文发表日方代拟的声明稿。从1月31日起,“吴佩孚已出山”、“吴佩孚愿起调停之责”等假消息要充斥电台、报端。

当驻北平的外国记者发现他们拍发的电稿被扣发时,无不义愤填膺,马上或联名、或单独对日方提出抗议。但日伪摆出一副流氓腔,死不认账。

正当土肥原刚刚松口气,以为天衣无缝时,被2月3日美国合众社的一则电稿惊呆了!它一针见血地指出,日本同盟社元月3日发表的《吴佩孚在中外记者会上的讲话》是日本当局伪造的!同时,吴佩孚的真正讲话原文,包括三点声明,赫然出现在报端!更有甚者,它还将日本威胁各报、扣压新闻稿、假翻译等种种丑行公之于众……

这“漏网新闻”令日本朝野震惊,令土肥原颜面尽失,令中国人惊喜不已。一时间,中外报纸全文转载,电台转播,闹得满城风雨。中国人奔走相告:“吴佩孚没有下水。”“吴大帅好样儿的!”……土肥原从精神到肉体全垮了。他输得太惨,败得太惨。他挨中国人的骂,挨日本人的怨,挨五相和天皇的严斥。

出于本能的反抗和复仇心理,就在美国合众社新闻稿面世的当天,土肥原全副武装地出现在吴佩孚面前。他凶神恶煞地当门一立,怒冲冲地喊:“吴佩孚,你、你干的好事!”

吴佩孚断定他会来,知道他来者不善,早做好迎战准备。他镇定地放下笔,身子向后一仰,头枕着交叉的双手,冷眼看着这个气得五官挪位的魔王。土肥原见他满不在乎的样子更加生气,恶狠狠地说:“你太不够朋友啦!”

说着,一屁股坐在吴佩孚对面的椅子上,呼呼生闷气。吴佩孚站起来,习惯地绕室徘徊,终于站住,不紧不慢地说:“土肥原先生,什么叫‘够朋友’?难道一定要听你摆布,给你们做傀儡、当走狗、同流合污才够朋友吗?你们有你们的立场,我有我的人格。你要是够朋友,就让我清静一回,别再来烦我,这要求不过分吧?”

几句软中透硬的话,说得土肥原哑口无言。突然,土肥原脸皱鼻歪,声泪俱下,哭道:“玉帅,看在老朋友的分上,拉兄弟一把吧!我的压力实在太大了。为你我力排众议,夸下海口,花了帝国几千万经费……你说,你要什么条件才肯出山?给我一点面子吧,我也是有头有脸的人,别让我脸面丢尽吧。我求你了……”说着,他双手合十,连连鞠躬,样子十分可怜。

吴佩孚对“软”的防范力远不及“硬”的那样强固。一瞬间,他的心软了下来。但他马上想起国人对汪精卫的口诛笔伐;想起爱国民众、志士仁人给他致电、发函、撰文、密访,交口称赞他的爱国行为;连中共领导人董必武都撰文说:“抗日的都是朋友,附逆的都是仇敌,不管他过去历史如何,凡甘心借日寇利用阻碍抗战者,都一定为国人反对”,希望吴佩孚“发扬其固有精神,顽强不屈,弃所谓‘绥靖委员长’的伪职于不顾”……

想起这些,他意志更加坚定。他说:“中国乃礼仪之邦,周公握发、蔡邕倒屣、陈蕃下榻被传为千古佳话,视为诚友敬宾的楷模。于私,我可以视你为朋友;为公,则绝对不能!你们侵我国土,杀我人民,坏事做尽……”

土肥原急躁地说:“交不交友我不在乎,你说,什么条件你才肯出山?!”

吴佩孚义正词严地说:“我要实地,以便训练兵马;我要实权,以便指挥裕如;我要实力,以便推施新政;最主要的是你们退出中国。”

“啪!”土肥原拍案而起,吼道,“吴佩孚,不要逼人太甚,我们的忍耐是有限度的!”

吴佩孚笑道:“嘿嘿,笑话,到底是你逼我还是我逼你?”

“吴佩孚,你就不考虑后果吗?”

“后果?请随我来……”说着,吴佩孚从容地向楼下走去。土肥原不知何意,气咻咻紧随其后。他们来到楼下,推开一间房门,一具油漆过的棺木停放在屋中,棺首赫然写着几个白漆字:

吴佩孚之灵枢

年?月?日

吴佩孚说:“这就是我的考虑!”

土肥原声嘶力竭地喊:“吴——佩——孚——,我恨你,恨——你——!”说着,大步离去。

回到机关,土肥原立刻以强烈措辞电告东京大本营:吴佩孚屡次背信弃义,已不能容忍,要求“土肥原机关”立即关闭,请求处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