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红散文中“饿”的内在精神探析
李晓艳
萧红的小说以抒情、散文化为主要特征，散文却多使用叙事，其中尤以倾诉她与萧军在哈尔滨生活艰难情况的最多，是她当时生活与情感状态的实录。在这类散文里，萧红直接描写了自己“饿”的生理与心理，毫不隐晦地叙述她忍饥挨饿的情形与感受。从表面来看，物质的极度匮乏是她频频述说“饿”的直接原由。实际上，萧红从小饱尝父母亲的冷漠与专制；成年后又遭未婚夫汪恩甲的欺骗与抛弃；即使后来与萧军同舟共济，她炽热的感情仍得不到相等的回应。因而在萧红生理“饿”下潜藏的是她“情绪饥饿”的内在精神状态，而“情绪饥饿”则源自她对“温暖”与“爱”的追求后不得的失望。
一
“何人绘得萧红影，望断青天一缕霞。”这是聂绀弩在《西青散记》中对萧红的描绘。不管是在人生旅途上，还是在文学创作殿堂里，红颜薄命的萧红就像是天空一缕云霞，转瞬即逝。萧红1911年出生于一个生活富裕的家庭，20岁之前一直受着父亲的“豢养”，那时的她饱暖终日，尚不知饥饿的味道。为了婚姻和人格的自由，萧红在1931年毫无眷恋地逃出了桎梏她的冷酷的家庭，从此开始了她追求“温暖”与“爱”的旅程。然而，渴望“温暖”与“爱”的萧红却连连遇人不淑，直至被未婚夫汪恩甲抛弃时，她已身怀重孕即将临盆。萧红在绝望中得到萧军的解救后与其共同生活。1932年8月到1934年6月，在哈尔滨生活将近两年的时间里，萧军和萧红都没有稳定的经济收入，主要依靠萧军做家庭教师和借债非常艰难地维持两个人的基本开支，吃了上顿不知下顿的生活使“二萧”经常遭遇饥饿的煎熬。于是，“饿”这个字眼频繁地出现在萧红的小说里。如“我饿了，冷了，我肚痛”（《搬家》）；“虽然是腿颤，虽然是肚子饿得那样空”（《欧罗巴旅馆》）；有时饿得“在床上辗转，仿佛是个病人一样”（《破落之街》）；甚至饿得“直直是睡了一个整天”，听到过道一响就心跳加速，想“他冻得可怜了吧？他没有带回面包来吧”（《雪天》）；每当“我”肚子饿时，一听到别人家厨房“炒酱的铁勺子一响，都像说：‘炸酱面，炸酱面……’”（《他的上唇挂霜了》）；还因为饥饿，“我”在旅馆的过道口等待“他”的回来时，被别人当成了“偷儿”和“讨乞的老婆”（《他去追求职业》）；即使是过中秋节时，两个人“连买米的钱都没有”，只好“到朋友家去吃月饼”（《中秋节》）……在他们并不长的哈尔滨生活时期，“饿”是他们生活的克星。在萧红众多表现“饿”的作品中，《饿》是最具代表性的一篇。作品以饥饿时独特的心理感受贯穿全文，描绘了作者一早起来等待食物时的饥饿的感觉，甚至还细致描绘了“我”要去偷别人房门上挂着的“列巴圈”的思想活动过程。字字句句漫溢着女作家对生活艰难的无奈，寄寓着她对个人身世飘零的深沉感叹。
萧红童年的辛酸经历和成年后生活的坎坷与饥饿，使她深切地体悟到劳动人民的苦难。故而在悲叹自己“饿”的同时，她还把目光投向了比她更悲惨可怜的劳苦大众，常常把自己融入人群中，以一个饱经人世沧桑的平民身份来观照客观世界，其笔下自然流露出对人民艰辛生存的沉痛哀伤。如“没有鞋子”“用裸露的膝头去接触一些个冬天的石块”的老人终日向天祈祷（《烦扰的一日》）；悲惨的生活逼迫“小六娘”抱着“小六”跳海自杀（《小六》）；小金铃子母亲为了自己的生存要卖女为娼（《过夜》）；俄罗斯姑娘索非亚在异国他乡作为“穷党”渴望回到祖国的梦想到死也没实现（《索非亚的愁苦》）；烂腿的叫花子凄惨地躺在街上乞讨（《春意挂上了树梢》）；抱着孩子的妇人于隆冬时节的寒风中站在店外向门内的食客乞讨却被辱骂（《家庭教师》），等等。这些悲惨的现实景象不仅与作者的“饿”相互映照，更显示出萧红“饿”产生的深刻社会背景。
二
萧红反映哈尔滨时期生活的散文大都是回忆性的，是作者离开哈尔滨经过时间的沉淀后提炼所得。如《饿》载于1935年6月1日《文学》第四卷第六号；《家庭教师》载于1936年2月《中学生》第62号；《广告员的梦想》载于1936年3月《中学生》第63号；《同命运的小鱼》载于1936年4月《中学生》第64号；《欧罗巴旅馆》载于1936年7月1日《文学季刊》第一卷第二期，等等。曾有评论家说：“叙述状态可能就是生存状态，人物状态可能就是作家状态。应该说这种状态和效果正是作家所刻意追求的。……正由于此，这种‘我’的视角，便构成了萧红文本强烈的纪实意味，并使她的叙事呈现出一种明显的自传性。”a事实确实如此，萧红的散文几乎都是抒发其自身的感受。特别是经历了更多世事变化的萧红在回顾自己饿的同时，失家的忧虑和无家的痛苦折射到作家的创作意识中，也从反面刺激了她寻找完整的家、温暖与爱的欲望。因此，作者频繁地述说“饿”的小说并不只是它们表面上所呈现的生理上的“饿”，更是萧红精神上“饿”的映照。因为从心理学的角度来说，一个人情感体验的匮乏会产生“情绪饥饿”。“一个儿童如果从小就生活在缺少温情和欢乐的环境里，或者被剥夺了愉快的情绪体验，那么他的情感发展就会受到阻碍，并且在情感发展过程中会产生一种特殊的情绪状态。心理学称之为情绪饥饿。”b在探寻萧红“情绪饥饿”也就是“精神饥饿”的根源之前，先回顾一下萧红一生的情感轨迹。
萧红从小受到冷漠专制的父母亲的疏远，却蒙年迈的老祖父怜爱，得到祖父全心真诚的“温暖”与“爱”，在老祖父的后花园里也曾享受过童年的美好与快乐。所以她在《永远的憧憬和追求》中说：“从祖父那里，知道了人生除掉了冰冷和憎恶而外，还有温暖和爱。所以我就向这‘温暖’和‘爱’的方面，怀着永久的憧憬和追求。”虽然祖父的疼爱多少能给年少的“我”以家庭的温暖，但这并不能从整体上改变萧红生活中家的残缺以及爱和温暖的匮乏。祖父逝世以后，萧红就感觉整个天似乎都要塌下来了：“我若死掉祖父，就死掉我一生最重要的一个人，好像他死了就把人间一切‘爱’和‘温暖’带得空空虚虚。”失去了祖父的家庭已没有温暖与爱可言，衣食充足而精神空虚的家庭只让萧红觉得窒息，她对专制封建的家庭彻底绝望，遂在1931年10月成功出逃，开始了她追求“温暖”与“爱”的痛苦的流浪之旅。在萧红短暂的一生之中，除了祖父让她感到温暖之外，其他异性都很难使她在情感上得到满足。冷酷的父亲自不必言；幼小的弟弟也不能理解她；懦弱的陆振舜在家庭的高压下中途退出，置萧红于不顾；奸诈的汪恩甲玩弄萧红后抛弃了她，直接把萧红推入人生的最低谷；即使在与著名作家萧军共同生活的时间里，萧红那渴望“温暖”与“爱”的炽热的感情也没有得到相等的回应，她的情绪与精神上始终处于“饥饿”状态。有一次萧红生病了，因为经济拮据，萧军把她送到朋友家去养病，非常不愿意离开萧军的萧红。在多次请求萧军带她回家而不成后心生感慨：“我又不住地乱想：穷人是没有家的，生了病被赶到朋友家去。”在那段时间里，在萧红与萧军共同组成的小家庭里，萧军长时间外出赚钱糊口，留下萧红独守空房，有家也似无家；两人又因性格相差较大，彼此缺乏沟通交流，萧红的情感需要一直处于极度匮乏状态：“失望和寂寞，虽然吃着烧饼，也好像饿倒下来。”萧红自己也和朋友说过：“在思想是个同志，又一同在患难中挣扎过来的！可是做他的妻子却太痛苦了！我不知道你们男子为什么那么大的脾气，为什么要拿自己的妻子做出气包，为什么要对自己的妻子不忠实！忍受屈辱，已经太久了……”c在感情得不到呼应之余，她把目光投向可怜的小动物们，她为干死的小鱼流泪和诅咒（《同命运的小鱼》），为被主人冷落而死的花狗悲哀（《花狗》）：她把自己的痛苦遭遇映射到动物身上。因此，在她眼里，小鱼被禁锢在狭小的盆里，需要更多的自由，与她“同命运”。在小鱼不幸死了以后，萧红发出了这样的诅咒：“这是凶残的世界，失去了人性的世界，用暴力毁灭它吧，毁灭了这些失去人性的东西。”当花狗死了之后，她感慨道：“它是被冷落死了。”照她想来，狗如人一样，也需要感情的慰藉与关怀，当这条跟了主人十来年，与主人关系密切的狗失去主人的关心后就死了。其实，小鱼也好，花狗也罢，都是萧红自己情感得不到满足时的投射。且萧军后来回忆萧红时说道：“我也并不喜欢她那样多愁善感，心高气傲，孤芳自赏，力薄体弱。d“她单纯、淳厚、倔强、有才能，我爱她。但她不是妻子，尤其不是我的！ ……我爱她；就是说我可以迁就。不过还是痛苦的，她也会痛苦。”“我从来没有把她作为‘大人’或‘妻子’那样看待和要求的，一直把她作为一个孩子——一个孤苦伶仃、瘦弱多病的孩子来对待的。”e由此可见，萧红在萧军的心目中并不是与其同等地位的伴侣，不是可以互相沟通心灵的爱人，而只是一个需要照顾的小孩。萧军本人也早就承认：“我和她之间，全是充分认识、理解到我们之间具有不可调和的诸种矛盾存在着的。”正因如此，在两个人共度困难且生活渐渐好起来的时候，萧红却执意要离开萧军，与端木蕻良走到一起。可是萧红最后一次的选择并没有让她真正“温暖”起来，反而在香港的动荡中失去了她坚忍却脆弱的性命，临终时还长叹自己“半世尽遭冷眼，心不甘”。萧红的好朋友白朗感慨地说：“红是很少把她的隐痛向我诉说的，慢慢地，我体验出来了；她的真挚的爱人的热情没有得到真挚的答报，相反的，正常常遭到无情的挫伤。她的温柔和忍让没有换来体贴和恩爱，在强暴者面前只显得无能和懦弱。”
祖父启蒙了萧红“温暖”与“爱”的人生观，但是“从小造成的家庭与亲情的经验匮乏，也使萧红对人间温暖与爱的渴望特别强烈，以至形成了某种心理症结。”g在这种症结之下，萧红对男权主导社会里的异性寄予“温暖”与“爱”的渴望，但从父亲到萧军再到端木蕻良，得到的却是一次又一次的失望，强烈追求后的不满足于是产生了“情绪饥饿”。
三
饥饿是文学一个基本而重要的主题，很多作家都有涉及。但是在中国现代女作家的作品中出现得并不多，因为她们大多出生于殷实甚至豪富之家，成年后的生活也较幸福，如陈衡哲、袁昌英、冰心、林徽因、凌叔华和杨绛等人都有温馨的家庭、甜蜜的爱情和美满的婚姻，所以书写饿并真正挨过饿的就少之又少。在现代女作家中，在散文中叙述自己亲身挨饿经历且比较突出的，除了萧红，还有白薇和谢冰莹。她们三人的共同点是都出身于富足之家，且都曾为了摆脱封建包办婚姻而逃离家庭，但因各自家庭、自身经历与性格不同，她们有关“饿”的表述也大相径庭。
白薇在《我投到文学圈里的初衷》写道：“她（指白薇自己）就卖光所有的书籍、衣服，又忍饥受饿，数月不尝菜米油盐，只吃红薯豆汤延命，省出钱来好救弟弟。 ……真是惨淡如丧家的病狗。”h白薇“忍饥受饿”的时间并不短，长达“数月”，即使感觉自己像“丧家的病狗”但因目的明确——“省出钱来好救弟弟”，是一种自觉的自我牺牲，所以只用寥寥数行语句轻轻带过自己数月的挨饿经历，并不做过多的铺叙。谢冰莹则在《饥饿？女兵日记》中用整篇文章来描述自己遭受“饥饿”时的所为所想，最后还铁骨铮铮地宣言：“虽然穷到这个地步，我这副硬骨头却始终不屈服，不向有钱的人低头；更反对女人的出路是找个有钱的丈夫。‘饥饿只有加深我对现实社会的认识，只有加强我生的勇气。’这是饥饿给我的宝贵教训。”i作为家中幺女的谢冰莹，不管是四次逃婚，还是离家当女兵，甚至继续升学，在生活中以至在情感上都得到兄长们的支持和援助，这是她虽然同样逃离家庭但较白薇和萧红幸福得多的重要原因之一。“饿”在于她只是短暂的人生体验，是对她开朗、乐观、豪放性格的小小考验，并不在她的精神上留下多大的烙印。比较三人“饿”的书写，不难发现，萧红忍饥挨饿的时间最长，人生经历最悲惨，对饿的体验最无奈也最深刻，可以毫不夸张地说，“饿”的意念已经深深地嵌入她的精神之中。所以萧红为满足自己从小因不幸家庭孕育的极度的“情绪饥饿”，不顾物质的匮乏，用尽一生奋力去追求“温暖”与“爱”。
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中国大陆，自然灾害与精神灾难并行，生长在那个时代的人民普遍体验到物质与精神上的“双重饥饿”。因而，萧红以“物质饥饿”书写“情绪饥饿”并带有浓烈自传性质的写作方式得到中国当代作家特别是女作家的强烈共鸣，并对她们的创作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如“个人化写作”的代表作家林白深深敬佩萧红，在散文《回忆饥饿》叙述自己亲身经历痛苦的饥饿后深情地说道：“如果有人因为饥饿，写出‘桌子也能吃吗’（出自萧红《饿》）这样的句子，我一定会被彻底打动，并且流下泪水。”虹影的长篇小说《饥饿的女儿》则直接以“饥饿”命名，并以自己的成长经历为蓝本，叙述了一个父亲不祥的私生女在成长过程中承受的“物质饥饿”与“情绪饥饿”。实际上，从当代女作家这类书写中可以看出是对萧红“饿”书写的延续与发展。是对女性在当代生活环境之下生存现状的重新审视与反思。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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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载《哈尔滨学院学报》第六期，2008年
关于《手》
萧 军
这篇解释《手》的文字，本是为《延安一星期文艺学园》作的讲义提纲，如今附载于此，一以纪念死者，一以为读者助。
——萧军记
一、题目
人与人的划分，这个小小悲剧的形成，大部分全是为了这《手》的缘故，那手的形状和颜色，就可名之为《奴隶的标记》。
二、故事
一个染缸匠的女儿入学校，想要以超自己的力量，拔出自己的阶级结果——失败了。
三、人物
王亚明（书中的主角）、父亲（老染缸匠）、作者（第一人称）、校长、舍监、众同学、校役。
四、大致场景区分
一、“在我们的同学中，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手：蓝的，黑的，又好像紫的；从指甲一直变色到手腕以上。”
作者在开头就简单地表明了这是一只什么样的手，为什么值得奇怪，这又是一座什么样的学校——从来没有类似这样的手，在同学们中间出现过。作者在技巧上是采取了“单刀直入”的手法。
二、“夜里她躲在厕所里读书，天将明的时候，她就坐在楼梯口。只要有一点光亮的地方，我常遇到过她。”
在前一个场景里，这个有着不同的颜色的手的“怪物”。她的愚昧被嘲弄，习惯被耻笑……但她是严肃的，以那青色的抓馒头的手，开始抓住了“知识”。
三、父亲来了，他夸耀自己的小肥猪，自己的匆忙，对于女儿的喜悦：
三妹妹到二姨家去串门啦，去啦两三天啦！肥猪每天又多加两把豆子，胖得那样你没有看见，耳朵都挣起来了……姐姐又来家腌了两罐子咸葱……
每个人全有他可夸耀的东西：富贵人夸耀他们的金钱和权势；资产阶级小姐们夸耀他们的娇贵和挥霍；贫穷人家的女儿就夸耀自己节俭的聪明和劳动的力气……虽然这些夸耀在不同的对方看来常常是成为可笑、可讽刺、甚至是可耻的……但，要夸耀的心，每个人却全是同一地存在着。
四、这可耻的手不独引起了同学们的惊讶，竟也引起了校长的担心，她怕上早操时被墙外的“外国人”看见，丢了学校的脸：
你的手，就洗不净了吗？多加点肥皂！好好洗洗，用热水烫一烫。早操的时候，在操场上竖起来的几百条手臂是明白的！就是你，特别呀！真特别。
虽然她——王亚明——说可以戴上父亲给留下的手套，可是校长为了“整齐”，终于还是免了她的“早操”。
五、要丢脸终于还得丢脸。学校里来了参观人，为了她的“手”，褪色的衣服——她第一次被校长骂哭了。关于这哭，作者是这样写着的：
王亚明哭了这一次，好像风声都停止了，她还没有停止。
这以前，那“留级”的暗影也已经轻轻地擒住了她。
王亚明却渐渐变成了乾缩，眼睛的边缘发着绿色，耳朵也似乎薄了一些，至于她的肩头一点也不在显出蛮野和强壮。当她偶然出现在树荫下，那开始陷下的胸部使我立刻从她想到了生肺病的人。
六、暑假从家里回来，她的手又黑了。同学们就拒绝和她并床，舍监也一再坚持着“这样人”的身上一定有“虫类”。这身上有虫类的人终于就到过道的长椅上，或者地下的“储藏室”里去睡了。
“惯了，椅子也一样睡，就是地板也一样，睡觉的地方，就是睡觉，管什么好歹，念书是要紧的……我的英文，不知在考试的时候，马先生能给我多少分数？不够六十分，年底要留级的吗？
她需要的是“念书”；她恐怕得是“留级”……不是睡觉的地方，也不是侮辱与损害。
七、她因为误用了别人煮鸡蛋的小锅染了袜子，这就引起了一场不小的风波，这里作者写上了一位小姐的威严：
“染臭袜子的锅还能煮鸡子吃！还要她？”铁锅就当着众人在地板上咣啷，咣啷地跳着。人咆哮着，戴眼镜的同学把黑色的鸡子好像抛着石头似的用力抛在地上。
在这里，所说的“人类的”爱，原恕、同情……是存在的么？
八、为了统治阶级的毒害，“下贱人”对于“下贱人”，有时却显得更残酷！有时对于本阶级弟兄们的残害，却反是一种荣耀了。这就是由奴隶降到奴才地位的‘奴才相’。这种‘相’和根性一天不除尽，人类就总要有悲剧发生。
作者描写哈尔滨的冬天的早晨：
冬天，落雪的夜里，从学校出发到宿舍去……我们向前冲着，捕着，若遇到大风，我们就在风雪中打着转，倒退着走……
我踏上了学校门前的石阶，心脏仍在发热，我在按铃的手，似乎已经失去了力量。突然石阶又有一个人走上来了：
“谁？谁？”
“我！是我。”
“你就走在我的后面吗？”因为一路上我并没听到有另外的脚步声，这使我更害怕起来。
“不，我没走在你的后面，我来了好半天了。校役他是不给开门的，我招呼了不知道多大工夫了。”
“你没按过铃吗？”
“按铃没有用，喝喝，校役开了灯，来到门口，隔着玻璃向外看看……可是到底他不给开。”
“里边的灯亮起来，一边骂着似的咣啷咣啷地把门闪开了。”
“半夜三更叫门……该考背榜不是一样考背榜吗？”
“干什么？你说什么？”我这话还没有说出来，校役就改变了态度：
“萧先生，您叫门叫了好半天了吧？”
“我和王亚明一直走进了地下室，她咳嗽着，她的脸苍黄得几乎是打着皱纹似的颤嗦了一些时候。被风吹得而挂下来的眼泪还停留在脸上，她就打开了课本。”
九、必须有了真正的类似“这样”的生活，而后读起“这样”的书来，那才容易真正的懂得这书的意义。作者曾给王亚明“屠场”读过了，听听这位读者是怎样地接受这书的。
“马利亚真像有这个人一样，她倒在雪地上，我想她没有死吧……那医生知道她是没有钱的人，就不给她看病……喝喝……”很高的声音她笑了，借着笑的抖动眼泪才滚落下来：“我也去请过医生，我母亲生病的时候，你看那医生他来吗？他站在院心问我：‘你家是干什么的？你家开“染缸房”（染衣店）吗？’不知为什么，一告诉他是开‘染缸房’的，他就拉开门进屋去了……我等他，他没有出来，我又去敲门，他在门里面说：‘不能去看这病，你回去吧！’我回来了……她又擦了擦眼睛才说下去：‘从这时候我就照顾着两个弟弟和两个妹妹。爸爸染黑的和蓝的，姐姐染红的……姐姐定亲的那年，上冬的时候，她的婆婆从乡下来住我们家里，一看到姐姐她就说：“唉呀！那杀人的手！”从这起，爸爸就说不许某个人专染红的，某个人专染蓝的，我的手是黑的，细看才带点紫色，那两个妹妹也都和我一样。’”
作者在本文一开始对于王亚明的手是如此写的：“蓝的，黑的，又好像紫的……”从这里我们就知道了它的根源。
“你的妹妹没有读书？”
“没有，我将来教他们，可是我也不知道我读得好不好，读不好连妹妹都对不起……染一匹布多不过三毛钱……一个月能有几匹布来染呢？衣裳每件一毛钱，又不论大小，送来染的又都是大衣裳居多……去掉柴火钱，去掉颜料钱……那不是吗？我的学费……把他们在家吃咸盐的钱都给我拿来啦……我哪能不用心念书，我哪能？”她又去摸触哪本书。
上面一句话旁边的黑点是我所加。作者在这里也否定了自己的“同情”：
我仍然看着地板上的花纹，我想她的眼泪比我的同情高贵得多。
十、这是最后一个场景了，校长终于给了她父亲一个“通知”，大概是说他的女儿不必在“这样的”学校里浪费力气了。在父亲还没来接她之前，她：
我的父亲还没有来，多学一点钟是一点钟……
这最后的每一点钟都使她流着汗……
五、情节
由入校——在班上被嘲笑——努力——忍耐着憎恶——开始消瘦——家庭出身——担心落榜——终于回家。这是一条黑色和红色拧成的绳，贯穿着这一串血色的希望的珠宝！——终于那红色的一股，被斩断了！
六、主题
在有阶级的社会里，教育当然也是有阶级的。所谓“有教无类”，那也还需要某种程度一定的身份和经济条件。贫穷和劳动的人们，除了受教育的权利根本上被剥夺了以外，即使你尽了超人的努力，偶尔爬到一步较高的阶级，但是还不等到你替换一口呼吸，那“力量”就来了——打下去！这篇“手”就是一例。在主题最终点上，除了根本改造那社会，在被侮辱与损害的人们还会有什么第二条幻想的路可走呢？但作者却巧妙地深沉地把这“路”和力量，埋伏在了人所看不见却能使有心的读者感觉得到的地方——这就是艺术吧。
七、手法
作者表面上一直是以一种平淡的，似乎不甚开心的态度，只是冷静地，近乎残忍地从侧面描出这一列可憎恶的图书，谱成这人生一只悲凉的小小的插曲，塑出这样一个人型……埋起了表面上的爱情，坚定着自己的立场，轻视那种“宣叙式”的眼泪和同情。
八、结构
后面较暧昧，近乎匆忙，松懈，平淡……缺欠一种更深沉的反驳的力，除了使人茫茫地意识到那主题所显示的远景——改造这社会——而外，给人剩下的哀怜和叹息的成分比较“战封”，却似乎更多些——这是作者一贯的风格。
九、附记
这完全是根据自己的理解，也许又不充分和主观成分过多的地方，愿有意于此文的读者，自己去发掘吧。
年5月3日写毕
原载《东北文艺》一卷六期，1987年5月1日
萧军佚文
—《关于〈手〉》的发现及解读
晓 川
长歌当哭，应在痛定之后。一篇萧军研究萧红短篇小说《手》的“讲义提纲”在哈尔滨发现，可以作如是解读。本文刊于1947年5月1日《东北文艺》一卷六期a，萧军在文前提记说：“这篇解释《手》的文字，本是为《延安一星期文艺学园》b作的讲义提纲，如今附载于此，一以纪念死者，一以为读者助。——萧军记”。全文约四千字，文末署“1942年5月3日写毕”c。
萧军萧红最初两个文学青年，漂泊在人生的道路上。他们传奇般的相逢和结合，仿佛人生一幕戏的开端。1934年6月“二萧”牵手南行，踏上了文学的“跋涉”之路。在鲁迅先生的帮助和指导下共同生活了6年，留下了不朽的著作成果，成为令人羡慕，传为美谈的夫妻作家。后来，由于他们在个性上的差异和文艺观点上的分歧，他们二人不幸传奇般的分手了。1938年临汾，萧红在微笑中的一句：“三郎——我们永远分开吧！”正在洗着脸上尘土的萧军，也平静地回答说“好！”，就这样夫妻分手成为诀别，永无再见。这篇见证“二萧”夫妻生活、友谊和情感的佚文《关于〈手〉》的发现，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
一、本文写作的时代和背景
年萧军在延安接受毛泽东主席最高规格的礼遇。毛泽东称他是一个“极具坦白豪爽的人”，不仅书信来往密切，还常被毛请去“惠临一叙”。
特别一提的是萧军写“讲义提纲”的前一天，5月2日，《延安文艺座谈会》的序幕，在杨家岭礼堂召开。毛泽东致开幕词后，请萧军第一个发言，萧军有点犹豫，在旁的丁玲悄悄鼓励他说：“你是学炮兵的，就第一个开炮吧！”萧军第一个站起来发言，题目是《对当前文艺诸问题底我见》。他谈了六个问题：一立场，二态度，三给谁看？四写什么？……萧军口若悬河，肆无忌惮，在分外激情冲动中，贸然提出作家的“自由”和“独立”问题，把在场的听众搞蒙了。他甚至举出鲁迅在广州不受那个党，那个组织指挥作例子。他的观点，当即受到与会党员作家胡乔木等人的反驳。他怕问题闹大，于是退出会场，不参加会议了，向毛泽东请假“去旅行”d。
年5月3日，就在萧军撰写关于《手》这篇“讲义提纲”同一天，据《解放日报》记者报道，《延安文艺界追悼女作家萧红》的会议召开，一些当年从哈尔滨南下与萧军萧红同时的战友，如罗烽，舒群，白朗等齐聚一堂参加了追悼会。会上何其芳致悼词，老作家周文发言说：“人在生时，常多隔阂，及至死后大家才说好，这种生前与死后的不同看待，应该首先从文艺界加以清除。”据记者报导：“萧军在会上报告了萧红的生平及著作，语多亲切而沉痛，这可能是激发萧军写作这篇‘讲义提纲’的缘故。”
萧红在香港病逝的时间是1942年2月22日上午10时，与萧军写“讲义提纲”的“5月3日”相距101日。百忙中萧军能静下心来写讲稿，一是亡妻尸骨未寒，他十分怀念。二是民间有对逝去亲人“烧百天”的风俗，萧军的讲义提纲，赶在这一天来写，恐怕不是完全的巧合。
萧红小说《手》写于1936年上海，当时被认为是萧红的成名作，还被译成英文，刊登在英文月刊《天下》同年五月号，此后，研究评论《手》的文章络绎不绝，从网上搜索大约有数十篇。但却找不到萧军对这篇小说的只言片语，这其中原因是什么？
二、对自我的一次反思
不必回避这样一个事实：萧军与萧红在文艺观点上一直存在着严重分歧。萧军主张斗争的文学，力的文学，他对萧红写的一些纪实性的小说、散文并不看重。据一段有趣的资料说：萧红失踪了，萧军找到一家私人画院，同事们见大作家来了，请他一起喝酒闲谈，要求萧军讲点有关萧红的事，萧军闭口不谈只顾喝酒。有人说：“萧红最近有本《商市街》不是卖得很好吗？”萧军突然大声反问：“《商市街》有什么好？不就是写些生活琐事吗？”这时萧红突然开门走出来，萧军一见忙说：“我喝醉了。”拉着萧红的手急匆匆地离去。萧红一生在寂寞的孤独中从事她的创作，只有鲁迅才真正理解她，说她是“当今中国最有前途的女作家”e。可惜这样表扬夸奖的话，没有从萧军的口中说出来。萧红的创作才能也多次受到胡风、聂绀弩的夸奖，说她将来最有前途，要胜过萧军，这也许是伤了大男人萧军的面子。一次萧军当着大家的面自吹，说能写长篇小说（暗示自己）才算大作家，写诗、写散文——他伸出小拇指朝下，暗示写些小打小闹的玩意儿，没意思。气得萧红跟他大吵一场。文学观点的分歧，是造成二萧分手的重要原因之一。可萧红则不然，她鼓励萧军在文学事业上发展。在临汾，萧军坚持要去打游击和萧红吵架，萧红说：“我也不仅是为了‘爱人’的关系，才这样劝阻你，以致引起你的憎恶与卑视……这是想到了我们的文学事业。”f萧军坚持不听劝阻。直到萧红下决心与他分手的前夕，还说：“我爱萧军，今天还爱，他是个优秀的小说家，在思想上是同志，又是一同在患难中挣扎过来的，可是做他的妻子却太痛苦了！我不知你们男子为什么那么大的脾气，为什么要拿自己的妻子做出气包，为什么要对妻子不忠实，忍受屈辱，已经太久了……”g萧军对萧红的这一席“临别留言”，铭记在心，直到他七十高龄的晚年，才改口说：“萧红作为一个六年文学上的伙伴和战友，我怀念她”，“作为一个有才能、有成就、有影响……的作家，不幸短命而死，我惋惜她”。h萧军在延安写作这篇文章，正是他春风得意之时，他以怀念的心情，写出的这篇“讲义”，肯定《手》是萧红的一篇成名之作，并选为范文给学员讲课，从中可以看出他对自己当年，对萧红创作的不够珍惜和尊重的态度，做出了一些反省。
小说《手》以作者第一人称作为叙述人，讲述一位染缸匠的女儿王亚平的故事。由于王家贫穷，她想读书，就自己帮父亲染布挣钱缴学费，于是她的手，“蓝的、黑的、又好像紫的，从指甲一直染到手腕上”，与众不同，结果被学校老师和同学视为“怪物”，她的愚昧被嘲弄，习惯被“耻笑”，住宿同学拒绝和她并床，“舍监”坚持说“这样的人”身上一定有“虫类”，她只能到“过道的长椅上”或者转到“地下的储藏室里”去睡觉……校长怕她的手“毁了”学校的名誉，不让她参加早操，期末也不让她参加考试。王亚平被剥夺了受教育的权利，回家了。
萧军用阶级分析的方法，肯定这篇小说主题的积极意义：“一个染缸匠的女儿入学校，想要以超自己的力量，拔出自己的阶级，结果——失败了。”萧军说，王亚平手上的形状和颜色，那是“奴隶的标记”，因为在阶级的社会里，教育是有阶级的。要使王亚平争取到“受教育的权利”，除了“根本改造那社会外”，没有“第二条幻想的路可走”。萧军还肯定作家萧红，在技巧方面采用第一人称叙述和“单刀直入”的手法用得好，同时也对小说结尾“暧昧，近乎匆忙……缺欠一种更深沉的反驳的力，”“给人剩下的哀怜、叹息的成分，比较战斗，却似乎更多些”——提出了批评。并且认为“这是作者一贯的风格”。这“一贯的风格”——内容指的是什么呢？萧军当时没有说。在他七十多岁的晚年，和女儿萧耘的一席谈话中才说了出来。“如果说我的作品是‘力’的文学，她的作品就是‘情’的文学。打个比方说——月亮能给人一种光亮、清澈的感觉，但是缺乏一种热力。萧红的作品最终的结果是给人一种消极的阴霾的感觉，对人生是失败主义，缺乏一种斗争的，积极的生存力量。”“她是消极的浪漫主义、唯美主义、个人主义结合的混合体。”i女儿萧耘一旁听了，似乎不完全伺意父亲那一套“主义”，对萧红的批评，说了一句：“萧红的读者群还是不俗的”；“是呀，因为她的作品本身很淡雅，是很抒情的‘写意画’，不是那种火爆的，波澜壮阔的东西”，“还是抒情小品的味道”“很有人情味，没有教条儿”。
萧军晚年的这些评论，是否真的把萧红读懂了，恐怕只有时间才是最伟大的评论家。
三、他把萧红带回了“家”
萧军这篇《关于〈手〉》的“讲义提纲”的发现，是哈尔滨学界同仁为纪念萧红诞辰一百周年，准备编选一部大型资料工具书《萧红研究七十年》时，课题组成员彭小川于2010年2月23日在哈尔滨图书馆翻阅旧报刊时，无意之间发现的，同时在《东北文艺》上发现萧军的文章，还有：
（一）《目前东北文艺运动我见》/萧军//《东北文艺》创刊号1946年12月1日出版
（二）《新“五四”运动在东北》/萧军//《东北文艺》1卷6期1947年5月1日出版
（三）《〈採薇〉篇一解》——鲁迅先生历史小说《故事新编》/萧军//《东北文艺》1卷3期1947年2月1日出版
以上四篇文章经与主编《萧军全集》，萧军的女儿萧耘通电话求证，均是萧军佚文，无疑。
年8月14日，传来日本投降的喜讯，延安一片欢腾。萧军收拾行囊，随鲁艺文艺大队，绕道经张家口，9月23日“挈妇将雏”回到第二故乡哈尔滨。游子还乡，哈尔滨各界群众举行萧军归来的欢迎会，盛况空前，紧接着是安排萧军，用50天的时间，给全市学生、知识界演讲，回答群众的问题，其中不少涉及他与萧红恋情与婚变的事，萧军对家乡人过分关心他的私生活，不以为然，他私下里说：我不欺负死人，不说“死无对证的话”。但内心却暗地里做宣传介绍萧红的工作。比如，将《八月的乡村》与萧红的《生死场》由鲁迅文化出版社再版；开始写《鲁迅先生书简注释》（53封信）在他主编的《文化报》上连载；写纪念萧红的散文《零落》，称萧红是“一个给予她的民族、国家以及人类带来过一些光和热的作家”；用“年来故友飘萧尽，待赋招魂转未能”的诗句，表达他对萧红著作成果的纪念和赞许j。此外还另写了还乡感怀五绝一首，表达他衣锦还乡，独身一人归来的复杂心情：
金风急故垒，游子赋还乡。
景物依稀在；亲朋半死亡！
白云红叶暮；秋水远山苍。
十二年如昨，杯酒热衷肠。
十二年前，萧军、萧红为躲避敌人追捕，逃离哈尔滨，重新归来时，景物依旧，物是人非，怎不令人黯然神伤？不日，萧军又在逛哈尔滨市旧书摊时，购得他和悄吟当年首次合著的第一本书《跋涉》，又不禁感慨系之，又于目录页空白处，题写：“珠分钗折，人间地下，一桢宛在，伤何如之”。暗示该书的另一位女作家，已不在人间了，只剩下他一人，表达他对英年早逝的萧红——曾经的伴侣，一往情深的伤悲。
萧红一生颠沛流离，终其天年，也未能返回故乡，在她病弱的身上负载的乡愁乡怨太沉重了。她的创作几乎都是以故乡呼兰河为题材的，她的作品向读者表达：人生除了冰冷和憎恶而外，还有“温暖和爱”，并一生为之奋斗和追求！萧军把他从延安带回来的那篇“讲义”，交付《东北文艺》发表时，同期转载《手》这篇小说。他当时的心情怎样？现有金人l转载小说时加写的《附记》可以代表。
萧红——这位出身在哈尔滨的女作家已经逝世五年了。她于1942年4月2日（原文有误，应为2月22日——晓川校改）因贫病死于香港，那时我们许多老朋友，听到她死去的消息，实在难过透顶了。她的写作天才是超等的，如果假以相当年月，必然有很大的成就，这是大家公认的，可惜死时只有32岁……现在许多朋友都回到哈尔滨来了，只有她没有回来，而且永远不会回来了。为了纪念她，特选了她的成名作《手》转载在这里，同时还转载一篇萧军同志《关于〈手〉》，更能帮助我们对这篇文章有较深刻的理解。——金人附记
萧红生前的东北，还在日本关东军的蹂躏之下，有家归不得，国无宁日，居无定所。萧红曾多次表达过她的命运悲苦和返乡的急切心情。她在“自集诗稿”中写道：“野犬的心情我不知道/飞向异乡去的燕子的心情我不知道/但自己的心情/自己却知道。”（《沙粒》第三十）
萧红自己的心情是怎样的呢？
从异乡又奔向异乡，
这愿望该多么渺茫！
而况送着我的是海上的波浪，
迎接着我的是异乡的风霜。
（《沙粒》第三十五）
萧红返乡之路是多么遥远多么难呀！
萧军回到哈尔滨，曾写诗幻想为她“招魂”，“年来故友飘萧尽/待赋招魂转未能”。
而今，萧军把他写的研究萧红小说的文章《关于〈手〉》，从延安带回来，在故乡的《东北文艺》上发表，一以告慰萧红的在天之灵，一以回报呼兰河乡邻的思念。如果萧红地下有知，她会欣喜地道一声：“三郎，你把我带回家了”！
注释：
《东北文艺》是东北1945年光复后，1946年12月1日创刊的。本刊编者为《东北文艺》编委会，出版者为“东北文协”出版部，是东北解放区有较大影响的文艺期刊。萧军、舒群、罗烽、金人、白朗等为编委。
《一星期文艺学园》——当年延安一部分作家和文学爱好者自发组织的文艺学习小组，附属于《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简称“文抗”）延安分会》，萧军常去那里发表演讲。
萧军萧红分手后，萧红辗转武汉——重庆——最后病逝香港。萧军去了延安。萧军写《手》的“讲义提纲”是在1942年5月3日。
参见《跋涉者——萧军》张毓茂著，辽宁人民出版社2000年11月版第272—280页。
参见《斯诺1936年4月—5月与鲁迅谈话记录整理》。载《新文学史料》1987年第3期。
载《从临汾到延安》萧军著，山西人民出版社1983年12月版。
载《聂绀弩自叙？在西安》周健强编，团结出版社1988年1月版第311—313页。
萧耘：《父女恳谈录》载《萧军与萧红》萧耘、建中编著团结出版社2005年1月版。
见萧耘《父女恳谈录》载《萧军与萧红》萧耘、建中编著，团结出版社2005年1月版。
载《萧红评传》郭玉斌著，中国社会出版社2009年6月版第275—283页。
《萧军近作》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年6月版第223页。
金人（1910—1971）原名张少岩，改名张君悌，笔名金人。文学翻译家，译有《静静的顿河》、《磨刀石农庄》等多种苏联小说，1946年任东北文协主席《东北文艺》编委，1933年任《哈尔滨国际协报？副刊》编辑。
原载《北方文学》第五期，2010年
两人世界的反顾 一种心境的独语
—解读萧红的散文集《商市街》
郭玉斌
萧红作为散文家的声誉，是由《商市街》奠定的，正如《生死场》奠定了她的小说家声誉一样。在逃离哈尔滨后，经过两年时间的过滤和感情的沉淀后，萧红以悄吟为笔名，于1936年8月在上海出版了散文集《商市街》。该书出版不到一个月就再版，可见其受欢迎的程度。美国学者葛浩文在《萧红评传》中，将《商市街》同《生死场》 《马伯乐》 《呼兰河传》并列，称它为萧红的四部代表作之一。
一、不折不扣的生活记录
阅读《商市街》，我们最鲜明的感受就是：它是有着明显的自传性和连贯性的序列散文。《商市街》共收散文四十一篇，完全是萧红与萧军两人在哈尔滨那段生活的实录，其书名就取自他们所住的一条街的街名。散文从他们居无定所的《欧罗巴旅馆》写起，直到别离哈尔滨的《最后一个星期天》。正如萧军强调的那样：“这仅仅是一点不折不扣的生活记录。”a也就是说，萧红在写《商市街》的时候，是把自己经历过的生活以及在这种经历中内心的情感，作为创作源泉的。单凭这一点，就保证了它的价值——为研究二萧早期的生活与创作提供了具体生动的材料。
萧红在哈尔滨生活的时候，长期受到饥饿的威胁，她在散文《黑“列巴”和白盐》中自叙道：“黑‘列巴’和白盐，许多日子成了我们唯一的生命线。”在散文《提篮者》中，她写了面包怎样强烈地吸引她：“挤满面包的大篮子又等在过道，我始终没推开门，门外有别人在买，即使不开门我也好像嗅到麦香。对面包我害怕起来，不是我想吃面包，怕是面包要吞了我。”在《饿》这篇散文里，她对着空落落的屋子，甚至发出了“我拿什么来喂肚子呢？桌子可以吃吗？草褥子可以吃吗？”“只有饥饿，没有青春”这样令人酸辛而又令人颤栗的慨叹。在《搬家》一文里，萧红又写到了对于寒冷的感受：
在屋里，只要火炉生着火，我就站在炉边，或者更冷的时候，我还能坐到炉板上去把自己煎一煎。若没有木柈，我就披着被坐在床上，一天不离床，一夜不离床，但到外边可怎么能去呢？披着被上街吗？那还可以吗？
萧红把自己饥寒交迫的悲惨处境，毫无保留地倾诉在文章中，字里行间滴着血泪，而又矜持地保持着自己的尊严。“文章憎命达”，如果没有那么多坎坷而丰富的经历，萧红是难于写出《商市街》这样的作品的。
《商市街》的动人之处，不只在于它能够唤起读者对萧红身世的同情，还在于作者创作态度的率真。的确，在中国现代女性作家中，很难找出另一位像萧红这样不幸的作家，同时也很难找出另一位像萧红这样勇于表现自我、大胆剖白自己内心世界的作家。我们在阅读萧红的《商市街》时，常常为萧红的率真而感动。真挚、坦诚、不加藻饰地直抒胸臆，使人感到萧红是在向读者呈现出一个晶莹纯净的灵魂，是本真的直接显现。
萧红在散文《饿》中写道，天还没有亮她就被饿醒了，看到旅馆别的房间的门上挂着“列巴圈”，自己萌生了“偷”的念头。萧红细致入微地描写了自己当时的心境，可以看出作者对自我心灵的解剖达到了极致。萧红在《最末的一块木柈》中又写道，为了做饭、取暖，他们不得不向房东借柴火。由于不好意思张口，他们只好写了一张字条去求借。萧红在这两篇散文中，写出了她想“偷”而未“偷”，想借又难以开口的窘态。还有像《一个南方的姑娘》《家庭教师》等又流露出那种淡淡的妒意和隐隐的忧虑。萧红以女性特有的心理领悟力，紧紧把握当时的情形，把一般人容易忽略的细枝末节真切地表现出来，从而很轻易地把读者带到当时的情境中去。特别是当萧红在述及自己处境难堪的时候，往往写出了自己内心感受最真实的东西，因而很能打动人。她对自己的感情从不隐藏、从不文饰，这一点对于一个作家来说是难能可贵的。
哈尔滨这段生活，是二萧生计艰难的时期，但同时也是他们最恩爱的时期。散文《他的上唇挂霜了》写道：
我站在过道窗口等郎华，我的肚子很饿。
铁门扇响了一下，我的神经便要震动一下，铁门响了无数次，来来往往都是和我无关的人。汪林……向我笑了笑，滑稽的样子用手指点我一下：
“啊，又在等你的郎华……”她快走到门前的木阶还说着：“他出去，你天天等他，真是怪好的一对！”
这是《商市街》里的典型情景。当萧军出去为生活奔波时，萧红就这样倚门望归。这对贫贱夫妻的恩爱竟使房东女儿羡慕了。而当萧红出去的时候萧军也焦虑不安。《广告员的梦想》中记述了这么一场小小的风波：有一次萧红出去谋得一个做广告副手的差使回来晚了，萧军跑出去两次没找到她，便喝醉了酒，在地板上打着滚，对晚归的萧红嚷嚷：“一看到职业，什么也不管就跑了，有了职业，爱人也不要了！”从中也可看到二萧形影相依的感情。
《商市街》的动人之处，还在于它表现了萧红与萧军不屈服于恶劣环境的奋斗精神。尽管萧红有过那么多、那么沉痛的不幸，但她却从不悲观。《当铺》中有这样的描写：“好，我去，我就愿意进当铺，进当铺我一点也不怕，理直气壮。” “带着一元票子和一张当票，我快快地走，走起路来感到很爽快，默认自己是很有钱的人，看一看自己带着这些东西而很骄傲，心血时时激动，至于手冻得怎么痛，一点也不可惜。”作者身处逆境，却不仅毫不灰心，还“理直气壮”，可见她是以怎样的一种态度对待生活的。
萧红动情地追怀往事，表达了她对商市街的生活无比珍视、无限怀念，也表现了她对萧军的钟情，尽管在上海期间他们之间已出现裂痕，尽管萧军感情不专一。萧红这样写《商市街》，除了忆旧，是有所寄托的，那就是她希望萧军也能像自己一样珍重感情、不负初衷。进一步说，萧红的《商市街》就是写给萧军的，是两人世界的反顾。也正因如此，内容必然有所选择。所以《商市街》中的散文尽管带有传记性，却并非纯传记作品，萧红并不是有意写自传。
二、清新、沉郁的抒情色彩
作为“自叙传”型作家的自传性作品，萧红的《商市街》是很抒情的。从萧红的个性气质来看，她很具有诗人气质，在做事时“感情胜过理智”b。从萧红的人生经历来看，她又是一个屡遭不幸的女子，悲哀和痛苦如影随形般地一直缠绕着她，使她生活在孤独、寂寞之中。感觉敏锐而又经历坎坷，使她的散文形成了一种清新而又沉郁的抒情格调。美国学者葛浩文评价说：“萧红确是一位富有感情的人，她这些感情，在她的生活中固然是她的悲剧根源之一，但在她的文学作品中，竟是最具撼动力的一面。”
先看一下《又是春天》一文对初春的松花江的描写：
太阳带来了暖意，松花江靠岸的江冰坍下去……江上的雪已经不是闪眼的白色，变成灰的了……江冰顺着水慢慢流动起来，那是很好看的，有意流动，也像无意流动，大块冰和小块冰轻轻地互相击撞发着响，啷啷着。这种响声，像是瓷器相碰的响声似的……
然而它们是走的，幽游一般，也像有生命似的，看起来比人更快活。
那天在江边遇到一些朋友，于是大家同意去走江桥。
我和郎华走得最快，松花江在脚下东流，铁轨在江空发啸，满江面的冰块，满天空的白云……
这条流着冰排的大江，被写得有静有动、有声有色，一幅多么生机勃勃的“初春开江图”！
不仅写景，写人也别具情调。萧红在《新识》中描绘了一个读剧本的少妇：“她的背靠着炉壁，淡黄色有一点闪光的炉壁衬在背后，她黑的作着曲卷的头发，就要散到肩上去。她演剧一般地在读剧本。她波状的头发和充分作着圆形的肩，停在淡黄的壁炉前，是一幅完成的少妇美丽的剪影。”使人感到诗意盎然。值得一提的是，萧红的散文无论写景还是写人，都不是精雕细刻的，而是追求写意、传神。就像传统的中国画一样，妙在似与不似之间，太似则媚俗，不似则欺世。萧红在这一点上做得恰到好处。
萧红曾说：“我本一无所恋，但又觉得到处皆有所恋。”d对哪怕是一件物品，只要是与她朝夕相伴，她也怀着少有的女性的温情。《拍卖家具》一文写到萧红与萧军要离开商市街远走高飞了，一些炊具只好卖掉。萧红像是对亲密的老朋友那样依依惜别，最后一次用小锅做完了饭后她感叹道：“明天它就要离开我们到别人家去了，永远不会再遇见，我们的小锅。没有钱买米的时候，我们用它盛着开水来喝；有米太少的时候，就用它煮稀饭给我们吃。现在它要去了！共患难的小锅呀！与我们别开，伤心不伤心？”正是这样朴素而充满感情的文字，打动了千万读者的心灵。
无论借景抒情、写人抒情，还是托物抒情，萧红的抒情都带着清新而又有些沉郁气息。她有一种举重若轻的才能，往往是娓娓道来，生活的河流，载着情感的小舟，从来处来，到去处去。然而又不能用所谓原生态的概念来注释这种追求，那样会把《商市街》中所闪现出的光泽与灵气淹没。萧红的抒情依然是透明的、清澈的，她以独特的生活体验和率真的笔触营造出一种迷离凄清之美。
三、注册商标式的优美简洁
《商市街》在语言风格上也有自己的特点，那就是行文的简洁、自然和有力，正如葛浩文所评价的那样：“她无论在对话或叙述的章节中，已是非常技巧地避免使用华而不实、枯萎无力或过分纠缠不清的语句”，“注册商标式的优美简洁”e。比如《又是冬天》一文对萧军肖像的描写：“颧骨很高，眼晴小，嘴大，鼻子是一条柱”，仅十五字，便有棱有角，形神兼备了，我们再来看散文《雪天》中的一段对话：
当他问我时，他和呆人一般直直的腰也不弯：“饿了吧？”
我几乎是哭了，我说：“不饿。”为了低头，我的脸几乎接触到他冰凉的脚掌。
他的衣服完全湿透，所以我到马路旁去买馒头，就在光身的木桌上，刷牙缸冒着气，刷牙缸伴着我们把馒头吃完。馒头既然吃完，桌上的铜板也要被吃掉似的，他问我：“够不够？”
我说：“够了。” 我问他：
“够不够？”
他也说：“够了。”
这一节的对话要是提出来就是极为简省的三组问答句：“饿了吧？”“不饿。”“够不够？” “够了。”“够不够？”“够了。”当萧军问萧红“饿了吧”的时候，已经知道萧红饿到什么程度了，而萧红却说“不饿”，这是善意的谎言。吃完了馒头，他们相互都问“够不够”， 这仍是明知故问，而又都答“够了”。够什么够？分明是不够的。这一组对话，饱含了他们多少辛酸，多少爱恋。同时让读者洞察了他们的生活、个性和潜意识，从而缩短了作者和读者的距离。
《商市街》的语言不仅简洁、自然、有力，而且生动、细腻、优美。比如《家庭教师》中写到萧军在“破烂市”上要买的一顶棉帽，简直给写“活”了：“他的帽子仅仅扣住前额，后脑勺被忘记似的，离得帽子老远老远的独立着。很大的头，顶个小卷沿帽，最不相宜的就是这个小卷沿帽，在头顶上看起来十分不牢固，好像乌鸦落在房顶，有随时飞走的可能。”有些事经萧红眼睛一过，便投下了艺术性的审美观照。
萧红具备捕捉细节的本领，尤其是当她叙述自己亲身经历的生活和抒发自己内心感受，或描写自己熟悉的事物时，这种捕捉细节的本领，就更突出地表现出来了。《家庭教师》中有这样的细节：“走进房间，像两个大孩子似的，互相比着舌头，他吃的是红色的糖块，所以是红舌头，我是绿舌头。”寥寥几笔，淡淡写来，却栩栩如生，一个简单朴实的细节，把两个人在窘迫的生存环境中，内心仍保有童真的莹澈，以及两人之间缠绵悱恻，爱恋相依的情愫表现得相当充分。
四、实幻相生的意识流
《商市街》中有很多篇幅是写饥饿、孤独、受人歧视等独有的感受，对这些心理感受的描写，萧红往往用了一些实幻相生的意识流手法。就拿写饥饿感来说吧：在《饿》中“那种想头越来越充胀我”的时候，觉得“列巴圈比每天也大了一些”；在《他去追求职业》中又写道，“有的房间门上已经挂好‘列巴圈’了”，萧红觉得“好像那成串肥胖的圆形点心，已经挂在我的鼻头上”。这是从视觉引发而来的幻觉。在《提篮者》中写道：“挤满面包的大篮子又等在过道，我始终没推开门，门外有别人在买，即使不开门我也好像嗅到麦香。对面包我害怕起来，不是我想吃面包，怕是面包要吞了我。”这是由嗅觉引发的幻觉。在《他的上唇挂霜了》中写道，萧红站在过道里，嗅到了隔得很远的汪家厨房飘出来炒酱的气味，猜想“他家吃炸酱面吧！”从而引发了幻听：“炒酱的铁勺子一响，都像说：炸酱面，炸酱面……”萧红从各个角度，变换着技法，写出饥饿引发的视觉、嗅觉、听觉上的幻象，深入揭示了萧红在饥饿线上挣扎时的心理意识的流程。
较为典型的意识流写法是《饿》中的一段：
窗子在墙壁中央，天窗似的，我从窗口升了出去，赤裸裸，完全和日光接近：市街临在我的脚下，直线的，错综着许多角度的楼房，大柱子一般工厂的烟囱，街道横顺交织着，秃光的街树。白云在天空做出各样的曲线，高空的风吹乱我的头发，飘荡我的衣襟。市街像一张繁繁杂杂颜色不清晰的地图，挂在我的眼前，楼顶和树梢都挂住一层稀薄的白霜，整个城市在阳光下闪闪烁烁撒了一层银片。我的衣襟被风拍着作响，我冷了，我孤孤独独的好像站在无人的山顶，每架楼顶的白霜，一刻不是银片了，而是雪花，冰花或是什么更严寒的东西在吸引我，像全身浴在冰水里一般。
这段文字写的是萧军去做家教后，萧红从窗口探身出去后的一种感觉，是萧红当时心理的反映。这一段是东现其鳞，西现其爪，运笔具有相当的随意性，跳跃性，但又并非无机的组合，而是在一定的感受方式下，统一在感情的流动之中。
赵园认为：“萧红作品的语言结构……是在模仿情绪，它们是依据作者本人极为深潜极为内在的情绪流来组织的，也因而往往有像是随意的省略，有其明显的有意的不规范性。你只有在这种语言结构的整体功能中，在这种语言组织与一种诗意情绪的对应关系中，在这种语言组织负载的情绪中体验那美。”f这正强调了萧红作品的意识流特征。《商市街》中的散文随着情绪的自然流动，或张或弛、或起或伏，而无论作品写得多么自由、散漫，都有一种内在的气韵在贯通，都显得是那样和谐自然。
注释：
萧军：《商市街？读后记》，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1936年版。
许广平：《追忆萧红》， 《怀念萧红》，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8页。
葛浩文： 《萧红评传》，北方文艺出版社，1985年版，第172页，第69页。
萧红： 《沙粒？三三》， 《萧红全集》，哈尔滨出版社，1991年版，第1183页。
赵园： 《赵园自选集》，广西师大出版社，1999年版，第91页。
原载郭玉斌《名作欣赏》第七期，2008年
在寂寞和忧郁中唱出的凄婉歌谣
——浅论萧红散文的个性风格
张传芳
文学史家杨义在《中国现代小说史》中，对萧红作过这样一段精彩的阐述：
诗人不会担当不起诗的譬喻：萧红是30年代的文学洛神。她是“诗之小说”的作家，以“翩若惊鸿，婉若游龙”的笔致，牵引小说艺术轻疾柔美地翱翔于散文和诗的天地，令一时的人们产生了对人间才华何等殷切的期待……
应该说，萧红无愧于这样的称誉。
这个聪慧而早醒的女性作家，以她短暂的年轻生命，携牵着那些用寂寞和忧郁编织的凄婉歌谣，彗星般地划过艺术的长空，给惊异于她的人们留下绚烂后的迷惘，阑珊后的惆怅。当寂寞的萧红不再“寂寞”，萧红艺术世界的魅力于是成为文学研究领域里经久不衰的热门话题。
不过，几乎所有的研究者都将目光投注于萧红的小说世界。诚然，占其创作总量三分之二之多的小说以“诗的别才和散文的风韵”展示了萧红“才华横溢、不拘格套，其清如水，其味如诗”的艺术风格a，是萧红研究中最重要最不可缺少的部分，反映了萧红艺术创作的总体风貌和基本特征，但若论及全人还须顾及全体，倘若撇开约占她创作总量三分之一的清新活泼的散文作品，忽视对它们个性风格的研究，无论是对萧红本人的认识还是对其整体艺术世界的领悟与把握都不能不是一种缺憾。基于这一点，本文拟对萧红的散文创作作一点粗浅的探索。
一
郁达夫在论及五四散文的特色时说：“现代的散文之最大特征，是每一个作家的每一篇散文里所表现的个性，比以前的任何散文都来得强。”b同五四时期散文作家一样，萧红的散文同样显示了鲜明的个性风格。
萧红散文的个性风格首先体现在她极其注重抒写强烈的个人生命体验，具有鲜明的自传色彩。
萧红的一生是短促而多难的，虽曾有耀眼的辉煌但更多艰辛与沧桑，这丰富独特的人生经历铸炼了她早熟与敏感，也成就了她的沉郁与炽热。她是一个对人间的温情与真情有着炽热追求的浪漫与感伤的女人——“从祖父那里，知道了人生除掉了冰冷和憎恶而外，还有温暖和爱。所以我就向这个‘温暖’和‘爱’的方面，怀着永久的憧憬与追求”c。——但又是一个屡遭冷遇屡受欺骗的女人，憧憬与失望，追求与幻灭，寂寞与不甘的痛苦情绪编织着她生命的花篮。这种丰富而独特的生命体验熔铸在萧红创作的整体艺术世界中。
在《王阿嫂的死》、《生死场》这类早期小说中，萧红虽然以色彩浓厚的场面描写和抒情化的叙事风格见长，但在王阿嫂、王婆这类形象还不太鲜明的人物身上，在她们“对于生的坚强，对于死的挣扎”的顽强生命意志里，可显现出女性作家个人生命体验与生命意志的融入，也委婉地折射出萧红身上“非女性”的胸襟与气度。到了《呼兰河传》、《小城三月》，笔法更趋圆润，自传色彩也更加浓厚。茅盾曾经这样指出：“从《呼兰河传》，我们又看见萧红的幼年也是何等的寂寞！读一下这部书的寥寥数语的‘尾声’，就想得见萧红在回忆她那寂寞的幼年时，她的心境是怎样寂寞的。”d真可谓是准确地道出了萧红的创作心态，在作品浓郁忧伤的抒情情绪中分明清晰地传递出萧红内心的孤寂和落寞。
如果说在萧红小说世界里，在温柔委婉的叙述中可以读出一个情感化的缠绵哀愁的萧红，而这个萧红是潜藏在纤丽的文字背后通过色彩明丽的场景描写，人物的线型勾勒和浓郁情感的发抒所折射出来的；那么到了散文世界中，一个有着率真个性的萧红便活脱脱地走到你的面前，你甚至可以触摸到她的肌体，感受到她细微的喘息之声。
年结集出版的《商市街》是一个最具典型性的散文集。它不仅真实地记述了她坎坷艰辛的人生境遇，更深刻地镌刻着她情感世界的心路历程。这本散文集翔实地记载着萧红与萧军1932年从哈尔滨洪灾里逃出东兴旅馆到1934年南下青岛这一段颇具传奇色彩的经历。只要大致留意一下这些文章的标题，便可了解他们当时经历了怎样的艰难与奋斗：《欧罗巴旅馆》、《家庭教师》、《广告员的梦想》、《搬家》、《女教师》、《册子》、《剧团》等等，这些题目清晰地反映出二萧逃出东兴旅馆，借居哈尔滨《国际协报》副刊编辑裴馨圆家，因不被其妻与岳母所容被迫迁居欧罗巴旅馆，为生计只得当起家庭教师挣取微薄的薪金度日，后又以教授汪姓家独子的武术与语文不收学费为代价换得免费住进其院内的一所空房子的待遇（即商市街25号）；萧红曾有当广告员与教师的愿望，但瞬息即为破灭，再其后他们加入共产党员罗烽等人组织的星星剧团，排练进步剧目，因受日伪特务监视只得自行解散，在极端困难中着手创办《夜哨》并积极为之撰稿，及至1933年俩人联合出版短篇小说与散文的册子——《跋涉》。若要看一看《饿》、《最末的一块木柈》、《黑“列巴”和白盐》、《白面孔》这类有趣的标题，更不难想见他们曾经面临过怎样的艰难与窘迫。应该说生命的艰难，跋涉的艰辛在《商市街》中烙下了清晰的印记，这本散文集完全可以看作是他们那段生活的翔实而生动的记传。
值得注意的是萧红在追忆往事时，运笔是冷静而沉稳的，决无一般作家的夸张与无病呻吟的造作，它从从容容地讲述着每一段艰辛困顿的生活经历，冷冷静静地描述着每一个铭心难忘的细节，既无大喜亦无大悲，字里行间流动着的是隐隐的哀叹，淡淡的忧愁和徐徐的温柔。这里是《黑“列巴”与白盐》中的一段描述：
玻璃窗子又慢慢结起霜来，不管人和狗经过窗前，都辨认不清楚。
“我们不是新婚吗？”他这话说得很响，但唇下的开水杯起了一个小圆波浪。他放下杯子，在黑面包上涂一点白盐送下喉去。大概是面包已不在喉中，他又说：
“这不正是度蜜月吗？”
“对的，对的。”我笑了。
他连忙又取一片黑面包，涂上一点白盐，学着电影那样度蜜月，把涂盐的“列巴”先送上我的嘴，我咬了一下，而后他才去吃，一定盐太多了，舌尖感到不愉快，他连忙去喝水：
“不行不行，再这样度蜜月，把人咸死了。”
盐毕竟不是奶油，带给人的感觉一点也不甜，一点也不香。我坐在旁边笑。
在这里，萧红娓娓地讲述着生活里的一份凄苦，那无可奈何的苦中作乐的戏谑，既浸透着悲凉，也渗透着人生的感喟。
《商市街》集中的散文皆产生于萧红个人情感最为苦闷的时期，因萧军与某女士的暧昧关系，二萧的感情产生了裂隙，但萧红仍是极深地依恋着萧军，那种欲爱不得、欲罢不能，“抽刀断水水更流”的痛苦境地使往日里那份即便在困境中也是手牵着手的浓浓情愫成为最美好的回忆，成为对寂寞苦涩的心灵的慰藉。读萧红的这类散文，你会觉得这是伤透了心的女人在流她的寂寞之泪！
二
萧红是一位对人生与人性有着深切关怀的作家，她执意地憧憬与追求着人间的温暖与爱，也执着地保持着人生的悲悯情怀；她嘲讽着人性中的冷漠、狭隘与伪善，又同情并关注着那些挣扎在社会低层的不幸者，一句话，她是以一颗清纯透明的平常心去感受生命，观照生活，抒写人生的，这使她的作品朴实中透出真诚，平淡中尽显诗意，闪耀着人道主义的理性之光。
《蹲在洋车上》是萧红对懵懵懂懂的童年生活的鲜活记忆。作品在充满童心与童趣的语境中叙述着幼年的“我”津津有味地听着祖母炫耀的种种街头见闻，尤其感兴趣于“乡巴佬”坐车的笑话——不是坐在车上，而是蹲在车头放脚的地方，为的是给拉车的省力。并且萌发了对“蹲”车的浓烈兴趣，直至有一天“我”自作主张地逃出家门，因迷路后被好心的车夫拉着找家时，也执意地模仿着“乡巴佬”的“蹲”车，但后来祖父却猛打了车夫，并把他轰出门去而没给车钱。尽管“我”极力辩解是自己愿意蹲的，但祖父却认为有钱人的孩子不该受气。作品透过“乡巴佬”的同情之心对照出有钱人的冷酷，透过心灵被虐儿童的委屈眼光折射出对缺乏温情的人性的微讽。
《镀金的学说》勾勒的是正人君子的漫画。“我”的伯伯是一个博学、严肃又讲正理的人，一派练达的儒家风度。他夸奖“我”的好学，又严厉地约束着“我”那儿童天性中不合中庸的所谓的“夸口”，并在就学问题上执意地反对“我”去念中学，因为在他眼中，“哈尔滨的女学生太荒唐”，她们“交男朋友啦”，“谈恋爱啦”，“很让他看不惯”。可是就是这样的伯伯，有一天在街上偶然遇到了20多年前曾寄居在他家的王大姐后，却表现得那么动情，那么忘情，原来他也有“荒唐”的过去。动情之中的伯伯对我一改了往日的严肃与端庄之仪，甚而大赞起“言情小说，西厢是绝妙，红楼梦也好”来。作品在颇似滑稽的细节里写出了伯伯言与行，表与里的矛盾。结篇“点睛”式的议论更是对违背自然、压抑人性“镀金的学说”予以巧妙讽刺。
《夏夜》、《一个南方的姑娘》还在饶有趣味的故事里嘲讽了时髦男女的感情游戏。正是在一颗清纯善良的平常心的观照下，萧红对不幸的家庭施以深切的同情（如《小六》中对小六一家非人境遇的悲悯），也对寒微的劳动者（如《小偷、车夫和老人》中的拉锯老人）抱有深切的同情与敬意。甚至推人及物，将关注之心投射到微小的生物身上。一条小鱼生命的挣扎会敏感地牵动她的悲喜，并引起她对命运的感伤，所以将标题命之为《同命运的小鱼》；一只大花狗的老死能触动她心中的琴弦。
也正是怀抱着一颗真率自然的平常心去察人体事，萧红的散文显示了动人的光彩。说到萧红的散文，不能不提到她的力作《回忆鲁迅先生》。在鲁迅先生逝世之后，追忆与怀念鲁迅先生的文章纷至沓来，但在所有的文章中，最贴近真实鲁迅，情感最为真挚，写法最能独树一帜的该是萧红的《回忆鲁迅先生》，这虽得益于她与鲁迅的亲密交往，得益于她的情与才，但更得益于她能以一颗普普通通的平常心去体察与感受鲁迅先生的思想与情感，从而写出鲁迅先生最真实最本然的生存状态。在萧红所撷取的鲁迅先生一段段生活常景中，不仅从衣食住行等方面将鲁迅先生堪称简陋的物质生活条件与忘我的工作状态形成鲜明的对照，展示出“平民的像一位乡下老人”的鲁迅吃的是草，挤的是奶和血的伟大奉献精神，而且最真挚、最动情地记述着以“严厉”、“冷峻”著称的鲁迅先生的“温情”与“慈爱”的一面，摄下“恩师”与“慈父”的人格魅力，从而写出了一个地地道道平民身份知识分子伟大的文化人格，在“平民”与“伟大”双重结构中展示出鲁迅先生“平凡的伟大，伟大的平凡”的高尚精神境界，使其焕发着永久的艺术魅力。
三
萧红是一位有着极强的艺术敏感又极端情感化的女性作家。她运用手中的笔执着地抒写她丰富独特的生命体验，抒写她对人生与人性的终极关怀。她的作品不仅具有鲜明的自传色彩、浓郁的抒情风格，同时还透露着女性作家所特有的脱俗的灵秀之气。这“灵秀”源于她的聪慧，更得力于她的细腻，她善于将其灵敏而纤细的艺术触觉伸入到极微妙的感情世界和美学境界中，去捕捉生动精彩富有个性的生活细节，然后再巧妙地借鉴电影艺术的蒙太奇手法，将这些细节巧妙地剪辑、衔接起来，构成富有意义的生活图景，传达她对生活的感知感受。如果说“小说的散文化”是其小说艺术一个重要的表现方式，那么“散文的小说化”则是构成萧红散文个性风格的一个重要方面。
《小六》是极具典型性的一篇。它叙述了小六一家在凄苦无助的困顿中被人撵着一次次搬家的故事。故事中既有小六帮着娘搬家的情景，那么幼小的孩子便“顶着一块大锅盖，蹒蹒跚跚大蜘蛛一样从楼梯爬下来”，以她稚幼的生命去承受生活的一份艰辛；也有小六爹卖西瓜、油条、包子，为营生毫不惜力的辛劳，和小六娘砍树枝、替人洗衣做饭的劳碌。但他们一家无论如何舍命，也不能取得一席安身之地，爹的东西卖不出，娘的帮佣又被“算掉”，极度贫困中一家人被撵着，从亭子间搬到厨房，从厨房又搬到露天之外，在绝境之中，爹与娘发出困兽般的撕搏：“他们像两条狗打仗似的……打仗停下了的时候，爹爹在墙根这面呼喘，妈妈在墙根那面呼喘”……构成这个哀婉故事的，是一串凄楚心酸的生活“蒙太奇”。正是用细腻的细节描述去取代平淡的叙事，使这篇散文产生震憾人心的艺术力量。
在萧红的文学世界中，小说与散文的界限极为模糊，《呼兰河传》你可以当作弥漫着浓郁的乡思乡愁的一组散文去读；《小六》、《初冬》、《白面孔》等，你若将其当作小说去读也未尝不可。这种小说散文化与散文小说化并存的艺术风格，既是萧红独特的叙述策略，也是她独到的美学追求。
当然，如若进一步拓展开去，缠绵真率的抒情风格，清丽凄婉的意境氛围，清新俊朗的语言特色都可以说是构成萧红散文个性风格的重要成分，囿于篇幅，就不再展开论述了。不过，仅就以上分析已不难断言，萧红纵使跻身于30年代散文的名家行列也是毫不逊色的，她的散文必将以其鲜明的个性风格和独特的艺术魅力而愈来愈为研究者所重视。
注释：
杨义，《中国现代小说史》，人民文学出版社，1993年，第563页。
郁达夫，《中国新文学大系 ？ 散文二集 ？ 导言》，见《郁达夫文集》第六卷，花城出版社，1983年，第261页。
萧红，《永远的憧憬与追求》，见《萧红全集》（下），哈尔滨出版社，1991年，第1044页。
茅盾，《呼兰河传？序》，见《萧红全集》（下），哈尔滨出版社，1991年，第700页。
原载《汕头大学学报》第二期，1999年
张爱玲和萧红的散文比较
官娇英
张爱玲和萧红都是有才华的女作家，她们在小说、散文方面都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该文拟就两人在散文创作上的异同做一分析。
一
从题材的选择上看，张爱玲、萧红都钟情于琐碎零散的世俗生活，表达了对世俗生活的独到见解，这拉近了与读者的距离，具有明显的亲和力。究其原因，从女性主义角度看，因为都身为女性，她们对世俗生活比较熟悉，不自觉地把目光投向普通人的日常生活，下意识地拒绝宏大叙事；从社会学角度分析，“五四”以后，文学表现自我成为时尚，张、萧是这种文学时尚的实践者。但具体分析，张、萧又有所不同，萧红散文创作的题材主要来自对个人经历的追忆：有对遥远的童年生活的回忆，有去国离乡的痛楚追忆，有在困境中与爱人相濡以沫的温馨记忆……这些组成了萧红散文创作的血肉，而其灵魂则是一种敬重生命的意识和悲天悯人的情怀，体现了一名处于黑暗旧社会中知识分子的人文关怀；但另一方面，也可看出萧红散文创作题材过于狭窄，给人一种顾影自怜的印象。茅盾就曾批评过她：“被自己狭小的新生活所束缚，和广阔的进行殊死搏斗的大天地完全隔绝了。”a这或许连萧红自己也未曾自觉意识到。倔强叛逆的性格对包办婚姻的抗拒，逼迫她最终选择了一种无奈的流浪生活，而其中居无定所的困厄、世道的冷漠无情促使她拿起笔将生命所遭受的苦难忠实地记录下来。她不能像张爱玲那样从容地去关注广阔的世界，也不像张面临上海的文学市场的巨大压力不得已为迎合读者而创作。换句话说，萧红的文学创作只是为压抑已久的情绪找到一种最好的宣泄途径。再者，不够系统的学校教育使萧红的知识结构没有张那样健全完善。萧红的作品主要是她深厚的文化底蕴和她的天资相铸就的结果。而在其散文创作中，更多的是通过对周围人物不幸遭遇的描写达到对黑暗社会批判的目的。
张爱玲也以普通人的日常生活为题材，但确切地说，她的取材更为世俗，饮食男女、人情世故、衣食住行等皆入文章。但是，她俗中有雅、俗雅并举，并不偏废其中一种。她神采飞扬地谈论书法、绘画、京戏、电影、音乐、服饰、创作等，并从中流露出对中西文化的独到见解，也渗入对人性的深刻剖析。这种取材意向也有因可察，优裕的家庭条件使她储备了深厚的中国文化知识，西方式的学校教育让她对西方文化熟稔于心，处居复杂多元的繁华都市上海让她有得天独厚的条件对世俗生活掌控于心，而早慧的资质使她对人性有入木三分的体察……这一切使张爱玲对世俗生活的描摹显得游刃有余。如对女性的叙写中，张写道：“女人……女人一辈子讲的是男人，念的是男人，怨的是男人，永远永远。”b张爱玲充分认识到女性在男权文化思想的影响下永远以男性为中心失去自我的可怜心理，但也客观分析了女性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男子偏于某一方面的发展，而女人是最普遍的，基本的代表四季循环，土地、生老病死、饮食繁殖，女人把人类飞越太空的灵智拴在踏实的根桩上。同时，张爱玲勇敢地正视女性自身的缺陷：“女人当初之所以被征服，成为父系宗法社会的奴隶，是因为体力上比不上男子，但是男子的体力也比不上豺狼虎豹，何以在物竞天择的过程中不曾为禽兽所屈服呢？可见得单怪别人是不行的！
和萧红生活困顿借笔浇胸中块垒不同，张爱玲的创作显得更为自觉，她说：“一般所说‘时代的纪念碑’那样的作品我是写不来的，也不打算尝试……我甚至只是写些男女间的小事情，我的作品里没有战争，也没有革命。”这番话道出了她写世俗题材的自觉性，以及有意争取市民大众读者的心理。
总之，两人都选择了普通生活，但萧红更多的沉浸于个人经历的追忆，而张爱玲的创作视域较为开阔；萧红的创作是一种情绪宣泄式的非自觉创作，而张爱玲则有意识地为名利或实现人生价值而创作。
二
从文学风格上来说，萧红、张爱玲的散文都表现出悲凉的美学风格。萧红作品中经常描写家的寂寞无聊、精神没有慰藉的落寞、人心麻木的悲哀等等，处处流露出一种悲凉的感觉，由此可见萧红生活的灰暗和沉重，其原因可追溯到她的童年。她出生于一个富裕的地主家庭，但这并未给萧红带来快乐和温暖，相反，家人大都对她很冷漠，甚至毒打她，童年不幸的经历使她较早地体味到了人生的悲凉。成年以后，只要有类似的境遇出现，沉潜在心头的悲凉感便会浮现出来。为衣食奔走的无奈屈辱、时局动荡命运不能自主的悲哀、被迫去国离乡的痛楚等等，经常弥漫在她的散文和小说作品中。这是萧红不幸的经历和她敏感的性格使然，她无从选择也无法改变，她的人生悲大于乐，她的悲凉感也因此显得凝滞沉重。
张爱玲的散文创作更具悲凉韵味。张爱玲清醒地看到了人生的底色是磨难胶固着的悲凉：“长的是磨难，短的是人生。”对于乱世中的生命，她有种不能自主无所依托最终归于空虚的恐惧感。对于时代，她也同样缺乏乐观：“个人即使等得及，时代是苍促的，已经在破坏中，还有更大的破坏要来。有一天，我们的文明，无论是升华还是浮华，都要成为过去。”显而易见，张爱玲的笔调中也流溢着浓重的悲凉感。但是张的悲凉与萧的悲凉仍有不同。萧红的悲凉感中包含着愤世嫉俗的悲愤感，充塞着一种令人窒息的沉重感、憋闷感，使人对她悲惨的人生处境油然而生一种悲悯同情；而张爱玲的悲凉感中蕴藏着一种引导生命沉思的灵动感，因她的悲凉感是对人事、生命、人生的一种睿智的哲思，一种智慧的积淀，它引发读者作形而上的沉思，对人事作一种通达透彻的观照。究其原因，张的家庭由显赫之家迅速没落，这促使她幼小的心灵早熟，多了份繁华富贵如过眼云烟的情绪积淀，这为她的悲凉感奠定了基调。而后来港战的经历，使她产生了文明因战争而毁灭、却无法因时间而恢复的不可逆性，及由此带来的虚无感。但张爱玲的文笔具有超越性，能化个人的遭际为深邃的思想。
两人除悲凉的美学风格外，也都在作品中流露出率真的个性。在萧红的作品中，率真主要体现为对人间温暖真挚恳切的呼唤，对卑微弱小、命运不能自主的人的同情和悲悯。这因为萧红在污浊黑暗的社会中始终保持着一颗赤子之心，并未因生活的磨难而变得冷硬麻木。“从祖父那里，知道了人生除掉了冰冷和憎恶之外，还有温暖和爱。”c善良有爱的品格是保证其作品率真的最好“防腐剂”。
张爱玲的作品也有率真的一面，这主要体现在以世俗为价值标准的坦然，能大胆坦白自己的世俗欲望：“我要比林语堂还出风头，我要穿最别致的衣服，周游世界，在上海自己有房子。”坦言以发展天才为目标并不顾虑有狂妄自大、自不量力之嫌；也敢于正视自己人性中的自私并公之于众，战争期间充当护理员却拒绝护理病人，为病人的死感到如释重负……总之，言所欲言，无所顾忌。这缘于她标新立异而又能顺时入流的独特个性，同时也缘于她想出类拔萃的功名欲望：“我认为与其做一个平庸的人过一辈子清闲生活，终身默默无闻，不如做一个特别的人，做点特别的事，大家都晓得有这么个人，不管他人是好是坏，但名气总归有了。d由此可见，张爱玲是一个世俗得非常彻底，却又孤高得极其纯正的率真之人。
此外，两人都表现出细腻的创作风格，因题材的普通琐碎而体现的情感便显得细腻真挚在萧红的作品中，对在外忍冻挨饿的爱人的怜惜、对年龄相仿的女子接近自己情人的疑心忧虑……种种情感真挚感人、细腻真实。在张爱玲作品中，对公寓生活的种种细节耐人寻味的咀嚼、对名字的品头论足和津津乐道等，描写细腻琐碎，感情真挚动人。在她们的作品中，经常选用细微的事件来描绘。在萧红的作品中，爱人外出回家时的脚步声、饥饿中只能闻闻的饭菜的香气……这体现了萧红对人事的细致体察，对景物的入微描绘，而这都缘于她敏感的个性。张爱玲也热衷于描绘那些普通微小的事件，这是她对生活一如既往地投入激情所致，也缘于耳濡目染贵族文化中精细挑剔的审美眼光。
总之，两人的作品中都有一种悲凉的美学风格，都表现了率真的个性、细腻的创作风格。
三
文体特点方面，两人则各异其趣。萧红侧重于写实，以叙述为主，多叙述自己遭遇的人和事，有时也借景抒情，如《失眠之夜》中通过对家乡秋天的美景来传达自己浓得化不开的乡愁。由于萧红学过绘画艺术（这和张爱玲的生活经历相似），她的景物描写中渗透着绘画的影响，如注意色彩搭配和空间分布的层次感等，但这些在萧红作品中出现的频率不高，她情绪的表达主要隐藏在叙述中，她的叙述语言也极其朴实自然。总之，萧红的散文内容平实，情感深厚，叙述语言自然天成。
张爱玲的作品也采用叙述性的语言，但她的语言并非完全是写实的。首先表现在作品里丰富的联想，如《谈画》一文中，她对一幅画中的女子进行了富有张氏特色的联想；其次体现在她的语言包含浓烈的主观色彩：“紧紧的朱红的快乐”、“蓝色的月光那静静的杀机”。张的作品更多的是以议论的方式谈论对人生的看法，这也是最能传达张爱玲才情的方式。她的聪明智慧不允许她停留在表层，她能超越凡俗，洞彻本质，剖析鞭辟入里。因此，在对俗人俗事的叙写中不时现出有警句妙语，如评论男女时说：“完美的女人比完美的男人更完美，同时，一个坏女人往往比一个坏男人坏得更彻底。”另外，张爱玲和萧红一样学过绘画艺术，她的文学语言如同她的绘画一样，设色富丽，给人一种雍容华贵之感。从叙述角度看，萧红几乎用的是第一人称，这能和读者建立起信任亲近的关系；张也用第一人称但用的频率不高。究其原因，这除她的视野更开阔不局限于自身遭遇的叙写外，还因她对此有种自觉的意识。她在《童言无忌》中这样说：“通篇‘我我我’的文学是要挨骂的。
鲁迅曾说：“萧红是最有前途的女作家，看来她有可能接替丁玲女士正如丁玲接替了冰心女士。”e遗憾的是萧红英年早逝。从已有的散文、作品看，张爱玲的散文更具永恒的魅力，她一以贯之地表达着对人性、文化的深刻思考。而在小说创作中对民族文化劣根性大加挞伐的萧红在散文中却改弦易辙，转而注重描写个人的遭遇，文化批判的色彩若有若无。总而言之，张萧两人的散文都是文字中的奇珍异葩，两人都为散文的发展做出了不可抹灭的贡献。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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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义．中国现代小说史（第二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553．
原载《河北科技师范学院学报（社科版）》七卷二期，2008年
一个深沉内向的女性
——谈《小城三月》中的翠姨形象
慕卫军
短篇小说《小城三月》是30年代文坛著名女作家萧红留给后人的最后一部文学作品。作者以“细致的观察和越轨的笔致”，饱蘸同情、怜悯之墨，怀着一腔真挚的情感，在小说中塑造了一个温柔、聪明、深沉、内向而又薄命的少女——翠姨。
翠姨是一个“出了嫁的寡妇的女儿”，因此受到众人的冷眼，尽管她是一个动人的窈窕淑女。“走起路来沉静而且漂亮，讲起话来清楚的带着一种平静的感情”，然而却被迫同一个又丑又小的男人订婚，尽管她对自己的晚辈中的一个青年爱慕至深，迫于封建婚姻的束缚和阻挠，则不能和他结合。在封建礼教和封建婚姻观这堵大墙、这条大江的隔离下，最终孤独地、忧郁地离开了人世，以死向封建宗法制度作了强有力的控诉。
作者调动了多种艺术手段，着重刻画了翠姨深沉内向的独具的性格。在小说中，作者只是以抒情散文的笔法写了几件事，而正是在这几件事当中，我们看到这个深沉内向的少女。买绒绳鞋不过是日常生活中千千万万的小事中的一件，而作者利用这平凡的一块小镜子，照出了翠姨那朴素、自然的爱慕之心。作者拾起这片普通的草叶，而全神贯注地描绘了这片草叶上的一颗晶莹闪光的露珠。她那样纯静、漂亮，可是这颗露珠不是在叶儿的上面，却总喜欢藏在叶子的后面。不愿被别人发现，她有一种特别的性格。作者写道：“不管什么新样东西到了她总不是很快地就买了来。也许她心里边早就已经喜欢了，她必须等到许多人都开始采办了，她才稍稍像有些动心”。妹妹的绒绳鞋都穿了，并且坏了，她才动身去买。而她去买鞋的时候，已经是“早就爱上那绒绳鞋了”！她从没向任何人讲过，从没有半点的流露，从没有丝毫的表白，她是默默的、默默的想着自己的事，走着自己的路。作者没有议论，没有抒情，只凭着行云流水般的简洁。而又真挚的叙述，充分地展示了翠姨性格的深沉内向。而她妹妹的“大说大笑”，“十分不修边幅”。都和翠姨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使翠姨的性格更加突出。使我们自然而然地看到一个贤淑、温顺而又倔强的少女，心事重重地出出入入于大店小铺，搜觅着那心爱的绒绳鞋，寻找着自己的志趣，自己的爱好，她不可能是任何一个别的少女，她只能是翠姨，—个深沉、内向的女性。
作者采取了欲抑先扬的艺术手法，极写了翠姨的爱美之心，买鞋、弹琴、吹箫特别是她发自心底爱上了“我的堂哥”以后，梳洗更认真，先前吃饭要请二遍，如今要请四遍了。生活在她的面前毕竟是闪光的美好的、充满了乐趣的。正是因为如此，翠姨才把自己的全身心都投入在和姐妹们。和家人们。和我的堂哥欢度的时光中。然而，绒绳鞋终究没有买到，悲剧无论怎样避免，怎样躲闪，它还是最后酿成。
作者由买绒绳鞋自然地过渡到翠姨的恋爱问题上。翠姨恋爱悲剧的描写，使翠姨深沉、内向的性格达到高峰，最后趋于完成。
翠姨的恋爱悲剧的描写，不仅突出了她的性格，更主要的是作者揭示了造成悲剧的重大的社会原因，是根深蒂固的封建宗法制度，是旧中国人的愚昧的思想观点。同时于悲欢离合、是非善恶的交错中，也寄寓着作者对生活的追求和探索，饱含着作者的辛酸。
像《牡丹亭》中的杜丽娘，像《家》中的梅表姐和《孔雀东南飞》中的刘兰芝一样，翠姨，也是被残酷的封建宗法制度摧残死的。
因为她是“寡妇的女儿”，“寡妇的孩子，命不好”。翠姨整天整天地背着这“囚歌”，她像一个被封建宗法制度的锁链紧紧地束缚着的囚徒，没有恋爱的自由、婚姻的选择。而这条无形却狠如毒蛇的锁链，使她的性格更加深沉、内向了。“我们有时去打网球玩玩，她一上场站在白线上就是白线上，站在格子里就是格子里，她根本不动，”“尤其是大家打完了网球，吃东西的吃东西去了，洗脸的洗脸去看，唯有她一个人站在短篱前面，向着远远的哈尔滨市痴痴望着”。翠姨“根本不动”，她想着什么？翠姨“痴痴望着”，她看的是什么？不是别的，不是那又丑又小的未婚夫，而是那她从心底里爱上了的正在哈尔滨读书的“我的堂哥”。这里充满了一个少女的纯真无邪的诚挚的恋情。这是勇敢的，是大胆的，这种真正的爱，是对封建宗法制度的抗争，是向封建宗法制度的有力的挑战。在偏僻的小城里，翠姨是一个强者，是一个反抗者，按照她的性格的发展说来，她也是一个胜利者。她深深地爱着“我的堂哥”，可是由于她多年来形成的深沉、内向的性格，使得她从没有过异样的表现。只是在“堂哥”讲故事时，她更认真地听。而在她发现自己不能与心爱的人结合，而要与那又丑又小的人生活在一起的时候，正是她的性格决定了她以死相争，以死相抗，在得不到真正的爱的时候，宁肯死。甚至，在她临死前，在她那爱慕之心得到一点安慰的时候，当她拉着自己心爱的人的手的时候，她却连一个“爱”字也没有吐出。她把自己满腔岩浆一样、烈火一样的感情，紧紧地、紧紧地控制在内心。至此，翠姨的深沉、内向的性格得到了充分的、尽善尽美的表现。作为这样一个深沉、内向的少女。在她临死前，她会感到她是幸福的，她是胜利者，似波涛翻滚的江河，尽管她心潮如浪，话语万千，可是她却没有流露出一丝、一毫、一点、一滴。“她似乎要把它带到坟墓里去，一直不要说出口，好像没有一个人有资格听她倾诉。”作者以饱含感情的笔法，刻画了翠姨的性格，使之栩栩如生地出现在读者的眼前，足以使人产生如临其境、如见其人、如闻其声之感。作者通过塑造翠姨这一深沉、内向的少女性格，从侧面反映了20年代到30年代青年的不幸和遭遇，反映了那个时代不合理的婚姻制度给青年精神上带来的巨大痛苦，说明了“五四”反封建的浪潮在这偏僻的小城里虽然有了反响，但封建买卖婚姻还在那里横行无阻，它正在继续毁灭青年的幸福，使洁美的灵魂遭到摧残。这样的主题无论是在当时，还是在现在，都是有一定意义的。
原载《辽宁广播电视大学学报》第一期，1999年
从《跋涉》看萧红的早期创作
谢嫔丽
年岁末，哈尔滨《国际协报》要在新年出版一份“新年征文”特刊。在萧军和朋友们的鼓励下，萧红在陋室之中，开始了她的文学创作活动。1933年5月21日，萧红写完了第一篇短篇小说《王阿嫂的死》。这篇处女作标志着萧红文学生涯的开始。从此，萧红的创作就像决了堤的江水一样奔涌不止，显示了这位女作家文思敏捷、勤奋多产的特点。仅从《王阿嫂的死》问世起，到1934年初夏“两萧”迫离哈尔滨的一年多时间里，萧红就创作了十多个短篇小说，并创作了诗歌《八月天》。这些作品大部都以“悄吟”的笔名发表在哈尔滨《国际协报》副刊和长春《大同报》文艺副刊《夜哨》上，其中两篇笔名为“田娣”，一篇笔名为“玲玲”。
由于辛勤的耕耘，萧红和萧军的创作都有了一定收获。于是，1933年10月，他们在友人的赞助下，自费由哈尔滨五画印刷社印行了两人的第一部短篇小说集《跋涉》。《跋涉》收萧红的短篇小说：《王阿嫂的死》、《广告副手》、《小黑狗》、《看风筝》和《夜风》，共计五篇。
以上我们粗略地勾勒了萧红成名前早期创作的概貌。我们认为这段创作是应该引起萧红研究者的重视的。萧红能够写出得到鲁迅褒扬的成名作《生死场》，写出受到海内外学者赞誉的《呼兰河传》，是和她的早期的创作基础分不开的。《生死场》、《呼兰河传》固然各有独特的情节结构和艺术手法，但是也有和萧红早期作品一脉相承的思想倾向和艺术风格。研究萧红的早期作品，对于深入探索萧红的创作道路，对于正确理解萧红在表观主题、选取题材方面的创作主张，对于全面评价萧红作品的思想和艺术，都是颇有意义的。
下面试对《跋涉》中萧红的五篇小说做些粗浅的分析，以探讨萧红早期作品的思想和艺术。
一
萧红创作一开始，便接受了党领导下的左翼文艺运动的创作思想。30年代初期，哈尔滨活跃着一大批革命文艺工作者，共产党员金剑啸、罗烽，舒群，就是他们卓越的代表和带头人。萧红和萧军就是在他们的带动下进行现实主义创作的。因此，坚持进步的思想立场，无情揭露和鞭笞城乡的剥削者压迫者，热情关怀下层劳动人民，描写被凌辱被压迫人们的现实生活，同时揭示劳动人民的觉醒和反抗，是萧红早期小说的一个鲜明特色。
处女作《王阿嫂的死》是对地主阶级血泪斑斑的控诉状。小说细致入微地描述了王阿嫂一家奴隶般的生活和悲惨的遭遇。他们一家辛辛苦苦为张地主卖命。结果都惨死在张地主手中。王大哥被剋扣工钱，继而被逼疯，最后在熟睡时被张地主派人放火活活烧死。王阿嫂拖着怀孕的身体继续做工，张地主因其在地头上稍喘一口气，便恶狠狠地踢了她一脚，结果王阿嫂连同她降生的婴儿都惨死在血泊中。张地主就是这样一个惨无人道的恶霸地主，他们父子是一伙禽兽不如的败类。小说就是这样鲜明地表现了旧中国农村尖锐的阶级对立，揭示了二三十年代北方农村的黑暗现状。
值得指出的是萧红在写这篇小说的前后已经接受了阶级观点。她在小说中几次提到“佣工阶级”、“工人阶级”、“同一个阶级”的字样。看得出，她是自觉地运用阶级观点进行创作，因此，《王阿嫂的死》表现的阶级矛盾才那样深刻、那样使人忿忿不平。
如果说作者在这篇小说中只写了农民阶级潜在的愤懑和不平，而还没有明确指出农民应走怎样的道路的话，那么，在稍后写成的《夜风》中则形象地揭示出了农民阶级的觉醒和反抗，生动地说明了只有在党的领导下组织起来反抗地主阶级，农民才能求得自身的生存和解放。《夜风》这篇小说写的就是在地主逼迫下农民造反的故事。它反映了“九一八”前后北方农村尖锐的阶级对立，表现了作者强烈的爱憎感情和鲜明的政治倾向。这篇小说中的长青和他的母亲在绝路中没有像王阿嫂那样默默地死去，而是投入义勇军行列，在斗争中求得了生路。作者在这篇小说中告诉读者，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人民只要在党的领导下，团结一致，就一定能推翻一切反动势力。为生活在苦难中的广大贫苦农民指出了一条生路。在30年代初的中国现代文学中，以农村为题材，反映农民觉醒，进行反抗斗争的小说虽然有，但很少像《夜风》这样公开描写共产党领导农民进行武装斗争的。所以它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是应该占有一定的地位的。作者的思想能达到这样的高度和共产党人对她的帮助教育是分不开的。
萧红还自觉地站在革命立场上积极塑造革命者的形象，宣传为广大劳苦群众的解放而奋斗的革命的人生观。在《看风筝》中作者塑造了革命者刘成的形象。刘成因为宣传革命，不幸被捕，经过三年的牢狱生活，他斗志弥坚，释放后立即下乡继续宣传革命。作者虽然写了刘成第二次被捕，但却用了象征手法，预示着革命的胜利。作品中写道：“天空里飘起颜色鲜明的风筝来，三个五个，近处飘着大的风筝，远处飘着小的风筝，孩子们在拍手，在笑……”我们从中可以体会到萧红对美好事物的热烈追求，体会到她对革命前途充满了必胜信心。从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出，萧红创作伊始，便接受了“五四”以来现实主义作家们“为人生”的创作传统；同时又接受了共产党人的阶级和阶级斗争观点。前者，使作者能从生活出发，保证作品的真实性；后者则使作者寄予革命理想，保证了作品鲜明的倾向性。
二
萧红在小说创作题材方面是有自己一贯的主张的。她曾经说过：“一个题材必须跟作者的情感熟悉起来，或者跟作者起着一种思恋的情绪” （《现实文艺活动与七月》，转引自韩文敏：《〈呼兰河传〉我见》）。可以说萧红一生的创作，在选材方面都是恪守自己这条原则的。写他最熟悉的人和事，写她见到过和经历过的生活是她早期小说创作在题材方面的一个重要特色。
萧红的童年和少年时代是与别人不同的，她由于出生在地主家庭，从小就得不到父母的爱抚，只能从她的祖父那里得到一点人间的温暖；她所看到的是父亲，为了钱冷酷得没有人性，特别是她在亲生母亲死后又受到继母的冷眼相待。这一切使她很小就品尝到了人间的苦痛，体察到劳动人民的疾苦。这为她以后的创作奠定了坚实的生活基础。
作者在她的第一篇小说中塑造的张地主，和小说《夜风》中描写的人物都有现实生活中的原形。她把家里的地主阶级代表人物几乎都点到了，把他们贪婪的本性、丑恶的灵魂一一做了暴露。因此，她家里人骂她大逆不道，迫使她同封建家庭彻底决裂。
在她的作品《广告副手》中就有作者的影子。萧红在中学读书时酷爱绘画，因此，走向社会后，她曾担任过别人的广告副手。在艰苦的劳动中，她亲身体察了城市下层劳动人民含辛茹苦的生活，因此，才把一对失业的城市青年拮据的生活处境、苦闷的心理状态描绘得十分真切。小说女主人公芹和她的丈夫蓓力在困境中患难与共，这情景让人们看到了萧红当年在哈尔滨生活的写照。和《王阿嫂的死》一样，《广告副手》也着意渲染了下层劳动妇女所特有的痛苦，写出了她们的不幸和悲哀，真是如见其人，如闻其声。这些真实的描写，也是萧红切身体验的产儿。
《小黑狗》是一篇别具特色的小说，它托物言志，通过女主人公对狗的生死的悲怜，表现了作者对人生的慨叹，反映了当时作者的苦闷寂寞心情。
《放风筝》、《夜风》都写了革命者对日伪统治和地主阶级的反抗。萧红选择这样的题材，仍然有着深厚的生活基础。萧红所处的30年代初，虽然日伪统治十分残酷，但是共产党领导下的反满抗日活动始终没有停止。萧红在中学时代就参加过抗议日本帝国主义的示威游行，并上街撒过革命传单。同共产党员金剑啸结识后，又积极地参加了进步文艺团体的戏剧活动。她曾目睹了剧团团员被搜查乃至被捕入狱的事实。同时也耳闻了大量工人、农民起来造反的故事。因此，激发了她创作的热情，产生了表现革命者的愿望。
三
萧红在《跋涉》中的小说，除了表达了被压迫人民的爱憎悲欢，体现了进步的思想倾向之外，在艺术上也取得了初步成就。
第一，用朴实无华的语言，再现了普通人的生活，有浓郁的生活气息。作者善于描绘日常生活中的事物，她把观察到的东西如实地反映到作品中来，因而使作品增加了真实性和感染力。同时，作者注意人物对话的口语化，使对话十分符合人物身份。比如王阿嫂和王妹子的对话，一方面写出了两人的如泣如诉的悲哀，也表现了农村妇女的语言特点。
第二，用优美的景物描写，再现自然景色，同时烘托和渲染了当时社会环境。作者走上创作道路一开始，便表现了描绘自然景色的才能。
《王阿嫂的死》一开头，便把人们带到一种幽静、凄婉的境界中去：“草叶和菜叶都盖上灰白色霜。山上黄了叶子的树，在等候太阳。太阳出来了，又走进朝霞去。野甸上的花花草草，在飘送着秋天零落凄迷的香气。”
雾气像云烟一样蒙蔽了野花，小河，草屋，蒙蔽了一切声息，蒙蔽了远近的山岗。
这种景色是静美的，使人爱恋的，然而在爱恋的同时，不能不使人产生一种抑郁悲凉的感觉。这种描写恰恰能和小说内容有机地融汇在一起。这正是萧红景物描写的独到之处。
又如《夜风》中的一段描写：
两棵立在门前的大树，光着身子在嚎叫已失去的他的生命。风止了！篱笆也不响了！整个的村庄，默得不能再默了。
短短的几句，也表现了日伪统治下的农村万马齐喑的沉闷空气。
第三，用恰当的比喻来状物寓意，增加了作品的表现力。
在《王阿嫂的死》中这样的比喻俯拾皆是。比如“王阿嫂拾得的土豆是用眼泪换来的。”这里用暗喻的手法，形象地表现了王阿嫂丈夫死后那种极切悲恸和生活的艰辛。又如“小环是一个被大风吹着的蝴蝶，不知方向，她惊恐的翅膀痉挛在振动。”用被大风吹着的蝴蝶，比喻这个年仅七岁的孩子在养母惨死后所遭受的巨大打击，使人读来心灵震撼。
总之这几篇小说具有质朴、清晰的散文美，以至后来成为萧红创作风格的重要特色之一。我们在她的早期作品中也能察觉出她的创作风格的形成。
四
鲁迅在充分肯定《生死场》重要成就的同时，曾指出这部作品“描写人并不怎么好”的不足。《跋涉》中萧红的五篇作品主要弱点仍然是人物描写欠佳。她作品中的人物缺乏细致的肖像描写，特别是心理刻画，因此人物形象都是粗线条的，显得比较单薄。王阿嫂固然是五篇中着墨较多的人物。她的坚毅、忍耐的性格刻画得比较成功。但形象不够丰满。至于其他小说的人物如《放风筝》中的革命者刘成的刻画，也显得苍白和简单化。
除这一主要弱点外。小说的选材不够集中、结构比较散乱；有的句法太特别，比如“三个人寂寞着在” （《王阿嫂的死》），有的比喻难理解，比如：“太阳在东边放射着劳工的眼睛” （《王阿嫂的死》），读来不解其意。这些，势必影响作品的艺术效果，大概是初学写作者常犯的毛病。
萧红写作《跋涉》中五篇小说时，年仅二十岁。她创作一开始便摆脱了一般女性作家那中胭脂粉黛气味，也摆脱了对个人痛苦哀叹，而全身心地去再现人民大众痛苦的人生。这在二、三十年代的女作家中是十分少见的。因此她的创作一开始便引起了东北文艺界的重视。当时，评论界就指出：萧红“笔下写出来的人物，都是下层被毁辱与被损害的人们生活奋斗的故事。”她的创作“真正可以说是为人生的。”（王秋萤：《满洲文学史》，转引自铁峰：《坚实而可贵的一步》）今天，当我们重读这些作品的时候，仍会被深深地感动，同时，我们仍会发现这些作品有着深刻的社会认识价值。
原载《萧红研究》，《北方论丛》丛书第四辑，1983年内部版
评萧红后期短篇小说与散文创作
沙金城
萧红后期的4年，可以说是她一生中最为动荡的时期。从上海“八？一三”战争之后，她便开始辗转于战火中：上海——武汉——临汾——西安——武汉——重庆——香港。她，疾病缠身，在写作条件极其困难的情况下，以惊人的毅力，写下了两部长篇小说、一部短篇小说集，一本散文及很多未成集的作品，共计约有50万字，占了她十年文学道路创作总量的一半还多。不仅在量上，而且在质上，萧红后期的创作也是引人注目的：风格更加成熟，主题思想更加深沉，表现手法力求创新。应该指出，由于多年来受极左思潮的影响，批评家对萧红后期作品很少问津，即使在今天的研究“萧红热”中也显得很薄弱。由于同样的原因，有些研究文章谈及萧红后期作品，多持否定态度，或低估其思想性。而对萧红后期创作是走了上坡路，还是走了下坡路这一原则问题，在研究者中分歧很大。我认为，这个问题只有对作品做深入的分析，认真的讨论，客观的评价，才能正确解答。我这里试对萧红后期几部重要作品进行探讨论述，提出自己的见解，以就教于方家。
时代的回声《旷野的呼喊》
《旷野的呼喊》收入6个短篇小说，包括：《朦胧的期待》、《旷野的呼喊》、《逃难》、《山下》、《莲花池》、《孩子的讲演》 （初版中有作于武汉的《黄河》，后删去），都是作于重庆。这些小说的内容大都与抗日主题有关，从生活的各个侧面反映了抗日战争伟大的时代面貌。
《朦胧的期待》写一个女佣人李妈送她的恋人金立之上前线的事。作者以不长的篇幅，塑造了两个令人信服的形象。
李妈，纯朴善良，她为金立之上前线感到愁苦，因担心他的安全时而表现焦躁。但她在金立之的影响下，也唱起“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的歌曲；当恋人即将出发时，她没有拉后腿，而是不顾天黑，跑去用自己仅有的一元钱为金立之买来了纸烟。她盼望着抗战胜利，“夜里她梦见金立之从前线回来了……他打胜了。”李妈代表了口头上虽然没有大唱抗日高调（小说中的“太太”即口口声声不离抗日二字），但却以实际行动真诚地支持抗战的一部分基本群众。
金立之是一个具有爱国热情的普通士兵形象。他清楚地认识到：“我们打仗，是为了国家。连长说，宁做战死鬼，勿作亡国奴。我们为了家庭、妻子、儿女，我们必须抗战到底。”因此他毅然决然地离开了爱人，义无反顾地走上了前线。小说塑造这个形象，对激励士兵抗战，无疑是起着积极的作用。
作为短篇集名的《旷野的呼喊》，也同《朦胧的期待》一样，没有正面去描写轰轰烈烈的抗日战场，而是把笔触伸到后方。作者用较多的笔墨写了陈公公老夫妻俩对自己独生儿子的担忧。他们怕他参加抗日活动被鬼子抓去，连活计也做不下去了，到处寻找他。陈姑妈一急之下，竟向灶王爷烧香问卜。但他们的小儿子却真的与村里的李二小子参加了破坏铁路的活动，使日本鬼子的火车出了轨。后来，他与所有修桥工人一起被捕了。小说以生动的文笔展开情节，通过曲折的情节，一方面反映了人民英勇的抗日斗争，揭露了日本侵略者的暴行，一方面也批判了在少数落后群众中存在着的“看不到民族利益，只顾自家安危”的错误思想。
令人耳目一新的是《逃难》。作者在这里成功地运用了犀利的讽刺笔法，刻画了一个逃难者的典型——何南生。他战前在南京当小学教员，抗日战争爆发后，逃难到了陕西，在朋友的帮助下，当上了中学教员。他时刻计划着逃难，终日生活在自我恐怖之中，而事实上，敌人还在十分遥远的地方。小说简直就是一幅国民党蒋介石畏敌如虎、草木皆兵、仓惶逃跑的素描图。作者用深刻有力的线条，勾勒出抗日战争中逃跑主义者的丑恶嘴脸。萧红在以后写的长篇小说《马伯乐》中，把这一主题用更广阔的背景充分地表现出来。
《山下》叙述了一个悲惨的故事：一个生活在长江边的残废穷寡妇和女儿林姑娘给人做佣工，因为主人减低了女儿的工资，妈妈去说理，反而被解雇了。母女俩哭告无门，过着衣食无着的悲惨生活。这个小故事让我们看到了当时劳动人民的生活是多么没有保障。
在《莲花池》中，作者写一个叫做小豆的孩子和他的以盗墓为生的老祖父相依为命的挣扎。小主人公最后悲惨地死去，揭示了战争给人民带来的深重灾难。小说展示的那个令人惨不忍睹的场面，催人泪下，感人肺腑。
《孩子的讲演》是小说集中最短的一篇，写西北战地服务团的生活。小主人公王根只有9岁，就坚决地参加抗日活动。他在一个会上，毫不畏惧地登台讲演，宣传抗日，受到人们的欢迎。作者用这个小故事表现了当时全民上战场、老少齐动员的真实场景，让我们看到了汹涌澎湃的抗日洪流在奔淌。
这些小说，都是直接或间接地围绕着抗日主题写作的。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它们已经显著地克服了萧红在以往作品中刻画人物尚欠笔力的缺点，努力用有限的篇幅塑造各种类型的典型人物：农民、女佣人、士兵、教员、抗日小战士……这些人物，作者对他们的态度是不同的，有同情与肯定，也有鞭挞与批判，爱憎分明，“笔端常带情感”。但是，有的研究者不加区别不加分析地认为萧红这个集子里“都是一些浑浑噩噩、愚味无知、自私自利、庸俗不堪之类的人物，没有一个积极的形象”，简单粗暴地否定作品中人物的思想意义，显然失于武断。我认为，《旷野的呼喊》是萧红研究中不可忽视的作品，虽然它还称不上是其代表作品，但它比较广泛地反映了抗日时期的社会生活，并带有作者的感情，因而不失为我们研究萧红思想的重要材料。
人如在，心如倾——《回忆鲁迅先生》
《回忆鲁迅先生》是一篇回忆散文，真实、亲切地记载了鲁迅先生的日常生活：
鲁迅先生的笑声是明朗的，是从心里的欢喜。若有人说了什么可笑的话，鲁迅先生笑得连烟卷都拿不住了，常常是笑得咳嗽起来。
鲁迅先生走路很轻捷，尤其使人记得清楚的，是他刚抓起帽子来，往头上一扣，同时左腿就伸出去了，仿佛不顾一切的走去……
鲁迅先生的记忆力非常之强，他的东西从不随便散置在任何地方……
鲁迅先生坐在那儿，和一个乡下的安静老人一样。
鲁迅先生吃的是清茶。其余不吃别的饮料。
鲁迅先生这样一位老人，穿着布袍子，有时到这里来，泡一壶红茶，和青年人坐在一首谈一两个钟头…
萧红就是这样用涓涓细水般的笔调，把鲁迅先生最朴素的一言一行，栩栩如生地再现在读者面前。这些生活细节，倘若不是萧红与鲁迅有着那样密切的交往是无从得知的；倘若不是萧红有着她那特有的细致的观察，是很容易忽略的；更主要的是，萧红对鲁迅先生无比的崇敬和热爱。出于这种真挚的感情，她捕捉了鲁迅先生的言谈举止，乃至一个眼神。在《回忆鲁迅先生》中，她用她对先生的爱戴与思念之情，把铭刻在她头脑中的鲁迅生活片断贯穿起来，读来感人至深。
臧克家认为：“写回忆文章，首先要真实。一般的不写，要忠实于回忆的人物，就个人所见所闻所感而写，不夸张，不压低，恰如其分。”a《回忆鲁迅先生》可以说是完全符合这些要求的。鲁迅先生是一位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革命家，但同时又是青年们的师长、亲人。他是人而不是神。萧红没有把鲁迅拔高，写得不近人情，不食人间烟火，而是用朴实无华的语言，把一个平易近人的伟大、慈祥的老人的形象在我们面前树立起来。萧红曾经当面问鲁迅先生：“您对青年们的感情，是父性的呢，还是母性的？”鲁迅先生回答说：“我想，我对青年的态度，是‘母性’的吧！”b她正是把握住这一点来写鲁迅的，所以笔下一往情深，真可谓“思往昔，念亲人，表敬意，抒缅怀。人如在，心如倾，写时为之大感动”c。因此，我们今天读来也是“为之大感动”。
鲁迅先生逝世时，萧红远在日本，那之前3个月先生的情况她不太了解，写得比较简略，尤其结尾，只有寥寥几笔，但却庄严、含蓄，胜过千言万语：
十九日，夜的下半夜，人衰弱到极点了。天将发白时，鲁迅先生就像他平时一样，工作完了，他休息了。
在萧红心目中，鲁迅只是“休息”了，他没有死，他永远活着。这是多么真挚的感情啊！
《回忆鲁迅先生》是公认的回忆鲁迅先生的文章中最动人心弦的篇章之一，充分显示了萧红散文创作的杰出才华。以往人们没有给予这篇文情并茂的散文更多的注意，大概是为她小说创作方面取得的成就所掩，而忽视了其艺术价值。
注释：
臧克家：《怀人集？前言》。
端木蕻良：《鲁迅先生和萧红二三事》，载《新文学史料》1981年第三期。
原载沙金城著《东北文学新论》，吉林文史出版社， 1989年9月
文学的个人主义
——在上海大学文学周的讲稿
阎连科
昨天，我来听了李锐和蒋韵老师的讲演，他们做的第一件事，就是都把自己讲演的题目改掉。我觉得，今天不改一下我的讲演题目，那我一定吃亏了。（笑）原来，我要讲的题目是：“当下生活与现实主义”。这个题目特别大，非常宽泛，那么，把它改成“文学的个人主义”，就狭小、集中了。个人主义有一个好处，我说这是我个人的、自己的、不是别人的。这样，就不牵涉任何人，如果大家有什么质疑，就都对我个人来，不要干涉到别的作家和其他的文学作品。这样呢，我也就可以尽情地胡说八道，尽情地和大家聊天说话了。
一、三种“集体主义”对“个人主义”的束缚
关于文学的“个人主义”，个人主义是相对于集体主义来说的。为什么说集体主义？是因为我们当代文学，长期受集体主义的影响，长期处于一种集体主义创作和半集体主义的创作状态，摆脱不了集体主义对个人创作的约束。这里说的集体主义，有三个背景和来源。第一是意识形态的背景和来源。意识形态必然是国家的、集体的，是和个人主义相对立的。我们从建国之初到现在，所有的文学作品，都受国家意识这个庞大集体主义的影响，因此，大家的作品，都在国家意识的束缚中，朝着一个方向写，用一种方式去进行写作。解放初，我们写作中表达的那种战争年代的人和事，都是革命英雄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这种所谓的“红色经典”，在需要艺术上千姿百态时，却是表现得大同小异。看十部作品和看一部作品几乎一样，没有大的差别。每个作家当时的基本思想立场是一致的，在艺术的表达的方式上，基本也是一致的。这一点，我们不用具体分析，同学们都不会有什么异议。昨天，我看我们上海大学出了一本书，叫《热风学术》，《热风学术》上有一篇董之林老师写茹志娟前辈的评论，谈到《百合花》时，让我非常感慨。为什么《百合花》在当年会有这么不一样的影响？会有如此的生命力？恰恰就是因为，在当年的“集体主义写作”中，茹志娟老师表现了她写作中的“个人主义”。今天在我看来《百合花》是个短篇，但它对文学的贡献，要比许多所谓的经典长篇都要大。如何在“集体主义”写作的氛围中表现个人主义，这是我们的文学，长期面临的困境和挑战，直到今天，也依然如此。
第二种集体主义对个人主义写作的束缚，是批评家和文学思潮。这种情况，从新时期到20世纪90年代，尤其明显。比如那时风起云涌的伤痕文学、寻根文学、改革文学、知青文学，还有后来的探索小说、新写实主义和新历史写作等。这些思潮是作家的作品形成的，更是批评家的思想和论说形成的。这是一种新的“集体主义”，在一定程度上，它也在影响着作家的个人主义写作。我们知道，很多作家非常有才华，但在写作的过程中，不自觉地被批评家引导到某一种轨道中去，然后就和许多作家一道，形成了一种新的“集体主义创作”。这种集体主义创作的可怕之处，在于它使许多作家心甘情愿，不加入这种集体主义，反而感到一种失落和写作的失败。这种集体主义，从根本和长远上讲，它同样是作家写作的天敌，同样需要作家警惕和努力地去摆脱。
第三种集体主义对写作的束缚，那就更为可怕，它就是今天的市场。我们今天的市场，是最为可怕的集体主义，在很大程度上左右着我们作家的写作方向。我们仔细分析，卖得特别好的小说，必然是有一个类型化的集体创作。这里，如果我们把卖了20万册以上的小说随便拿来10本作比较，会发现他们有许多泯灭了写作个性的共同之处。比如思想上的拒绝深刻，内容上倾向于大众猎奇中的遗忘和语言上的“情调化”，如此等等。市场是今天最大的集体，在它的号召下，已经形成了更大的一种“集体主义创作”。就拿《狼图腾》来说，这样一本小说，卖了将近200万册，毫无疑问，这是一次作家和市场的“合谋”。是一次个人写作、集体参与的过程。有了这次成功，作家在今后的创作中，就已经很难再摆脱市场的束缚，就会逐渐彻底地走入一种由市场参与的集体主义创作。我们讲一点具体情况：大家对姚明都非常熟悉，在《狼图腾》刚刚上市那一阶段，你有没有发现，电视上有一个特别奇特的现象，就是姚明出来谈体育的时候，他总要讲到一点，说我最近看了一本书叫《狼图腾》，我出来打NBA，是因为有“狼的精神”。姚明是大家非常熟悉的，也是我们上海的人，为了尊重姚明，我们可以不可以说姚明也是今天如此畅销的《狼图腾》的“作者”之一？当然，《狼图腾》的成功畅销，在市场运作上还有别的许多合谋和手段，这些合谋和手段，正是一种市场的“集体主义”，这种市场的集体主义，和别的集体主义一样，正在更严重地抹杀着文学创作中最为可贵的个人主义。
二、20世纪文学是个人主义的最大成果
刚才谈到集体主义是文学的最大天敌，是抹杀文学中个人主义的最大敌手。而个人主义在20世纪文学创作中，恰恰又得到了最大的释放和解放。我们甚至可以说，20世纪文学，是个人主义写作的最大收获。所有20世纪的经典，无不是写作中个人主义的极度展示。先以我们30年代的作品为例，《阿Q正传》是我们经典中的经典，而《阿Q正传》又正是最具鲁迅个人主义特点的一部作品，它的语言，它的人物，它的故事中巨大、犀利的讽刺和批判精神，甚至鲁迅那种有些刻薄的文风都在其中有最大的展示。《边城》也是如此，那种带有乡愁的忧虑之伤和唯美的作家情怀，在故事中得到了最大的描述，从语言中透出的寂静的美感和我们中国画有着异曲同工之妙的不可言说的含蓄，都在沈从文的小说中有了最集中的体现。还有萧红的《呼兰河传》、《生死场》，包括在最近20年，愈来愈红的张爱玲的小说等，仔细去分析，他们的艺术价值，我以为最大的，就是他们文学中的个人主义，是在群星灿烂的“集体主义”中闪烁的写作中的个人主义的光辉。
我们经常在谈到20世纪30年代的作家时，会说鲁、郭、茅，巴、老、曹。在这六位大家都相继离开我们的时候，我们和时间会共同发现，鲁迅是当之无愧的大家，因为他的作品更为突出了个人主义这一点；其次，老舍的作品，也有较为鲜明的个人主义。另外四位大家，他们在个人主义这一点上，我以为都还没有萧红和张爱玲突出。我想，随着时间的延续，读者会更清楚地感觉到，哪些作家的作品更有生命力。那些更有生命力的作品，我相信，一定是更具写作中的个人主义精神的作家的作品。
再说20世纪一些我们耳熟能详的一些作家和作品。比如卡夫卡，他是20世纪最重要的作家之一，可是卡夫卡的小说，充满着个人主义的光辉和不可模仿的个性。卡夫卡之所以成为今天的卡夫卡，对20世纪的文学有着这么大的影响，正是因为卡夫卡和他同时代的作家太不一样，太个人主义了。我们说他“荒诞”也好，“不荒诞”也好“变形”也好，不“变形”也好，“城堡”也好，不“城堡”也好，你会发现有一点，就是卡夫卡在小说中极度个人主义的精神的奴隶性和情节上的皇帝性。说他是精神的奴隶，是指卡夫卡在小说中传达出的精神具有奴隶般的痛苦；说他是情节上的皇帝，是说卡夫卡在他的故事中的为所欲为，敢于让故事的情节像皇帝一样专断与武断。如果我没有说错的话，在20世纪的文学史中，是卡夫卡首先最大胆、最专断地让“人”在没有故事逻辑和物质逻辑的背景之下，一下子变成了虫的；是卡夫卡在没有任何“道理”的情况之下，就让土地测绘员K，无论如何进不了那个不知为什么进不去的“城堡”的。现在，我们来说另外一个作家，那就是墨西哥的作家胡安？鲁尔夫，他最重要的小说，就是仅有七八万字的《佩德罗？巴拉莫》。纵观这位作家，一生的创作没有超过20万字，全部作品就是这部中篇和八九个短篇小说，而这些短篇小说，你可能压根儿看不进去，这让你无法相信、不敢相信，这些短篇和那部中篇，是出自同一作家之手。但有了那部中篇，已经足以把你征服，足以让他挤入世界大作家的行列。我们看他的那部中篇小说，会发现他充满着神性的写作。神性写作，是一个可遇不可求的“绝对的个人主义”。这种神性的写作，与卡夫卡形成了一个鲜明的对照。卡夫卡是非常理性的写作，而《佩德罗？巴拉莫》，却是极度神性的，“绝对个人主义”的写作。故事是讲一个土匪司令员的儿子，当司令员死掉的时候，他沿着父亲的足迹，就像我们今天革命的后代重走长征路一样，沿着父辈的足迹，去寻找父亲的人生和影子。当然，我们革命的后代，发现的只能是他们父亲伟大的壮举，而在拉美的这部小说中，司令员的儿子，没有发现他父亲的壮举，而一路上发现的，都是他父亲留下的孩子——他的弟弟和他的妹妹们，这是一个问题。还有一个就是，在这部小说中，这个司令员的儿子，每走到一个村庄，他就会在这个村庄住上一夜到两夜，会了解当地的情况和他父亲当年生活的状况。待他到了下一个村庄的时候，有人问他你从哪里来的？他说出了上一个村庄的名字。人家又问他你是从哪儿来的？那儿碰到了谁？他就说我是从上个村庄来的，在那村庄碰到了谁谁谁，并说我在那儿住了两夜，甚至和某个女人睡了一夜等等。下一个村庄的人就告诉他，你怎么能在那个村庄住呢？那个村庄的人，在很多年前的战乱中就全部死绝了，你见到的人都已经死过了，没有一个是活着的人。他当时大吃一惊，明白原来我遇见的上一个村庄，已经不再存在了，已经是一片废墟，是一片坟墓了。当他说那我还跟某个女人在那儿睡了一夜时，人家又告诉他说，那个女人，就是你父亲当年和她妈妈有什么关系生的女儿呀，说她其实就是你的姐姐哦。就这样，这个寻找父亲足迹的儿子，再到了下一个村庄，他又住了一段时间，他又走，再到另外一个村庄。另外一个村庄的人问他，你从什么地方来的，他说我从上一个村庄来的，如何如何，这下一个村庄的人，就又告诉他说，你说的那个村庄、那些人，都是在上一场瘟疫中消失的村庄、死掉的人、他们都是不存在的呀。就这么，一个村庄、一个村庄，非常非常神奇地一直走到小说的结尾。
这里，胡安？鲁尔夫是另外一种和卡夫卡相对立的极端的个人主义。虽然他在世界上的名声和卡夫卡不能同日而语，但他在拉美世界的名声，却是一点也不比卡夫卡小，我们之所以选他为例，是因为大名鼎鼎的马尔克斯不仅喜欢卡夫卡，而且喜欢胡安？鲁尔夫。是这两个作家的神性写作和理性写作，成就了“神理”写作的马尔克斯。至于这三个作家的写作关系，我已经说得过多，近乎啰唆，这里就不再重复。但有一点，就是他们都是20世纪的大作家，都为我们留下了不朽的作品。而他们的作品，又几乎没有任何相通、相同的东西，个个都是充满着写作的个人主义的光辉。与此可以比拟的，还有博尔赫斯、福克纳、普鲁斯特、卡尔维诺、乔伊斯，还有我们大家熟悉的《麦田守望者》的作者塞林格，《第二十二条军规》的作者约瑟夫？海勒，《北回归线》的作者亨利？米勒，还有《在路上》的作者杰克？克鲁亚克等等，还有伍尔夫和劳伦斯，这些我们所知道的20世纪对我们的阅读和写作产生过影响的作家，无不是在文学的个人主义上，有着独有的思考和实践的作家。他们在文学上的个人主义精神，非常值得我们今天的写作借鉴和学习，能够给我们的写作带来不可替代的启迪和想象。
三、个人主义与中国经验
关于文学的个人主义，其实你如何“个人”，都离不开一个中国经验，离不开一个今天中国的普遍现实。就是说，无论你如何用个人主义进行写作，你都必须面对我们中国的现实，必须面对我们中国的历史，你必须有你“个人与现实”的必然联系。这种联系应该是非常独特的，非常微妙的，非常复杂的。可是这种联系，落实到每个作家的头上，其实都是那么一点点，都是一个局部的，而非整体的。面对诺大的中国，你纵有天大的才华，对现实再有什么深刻的看法，你说的那个现实，其实也都是你笔下的现实，都是中国局部的现实。张爱玲写得再好，她写的也是上海的现实；王安忆写得再好，那也不是我的上海，而是王安忆的上海；王朔写得名满天下，可他写的北京，也只是北京的北京，而非上海的北京。这就有了一个问题：面对一个国家今天如此丰富、如此复杂的社会，你必须意识到的一点就是，你写的现实，只是一点点的中国现实，是中国现实中的一个部分，一个现实之点。你必须意识到，北方的现实，绝对不会成为南方的现实，南方的现实，也绝对不会成为北方的现实，千万不要有一种我要写整个中国现实的那种想法和奢望，谁都没有这个能力。任何作家都没有这个力量，就是今天鲁迅活着，他面对今天的中国经验，面对今天的中国现实，他也一样只能从一个个点，来尽可能地透视更大范围的中国现实。
我前天曾开玩笑地说，别人说我的小说很有现实感，很有些当下的“中国经验”，这是因为，很幸运我是河南人，父母把我生在了河南。河南这个地方普遍而独特，为什么我们都说河南是中原？因为中原就是中国的中心。中国的中心既然是河南，那河南的中心又是在哪儿？今天，我正经八百地、明确无误地，而决非玩笑地告诉大家这个我不愿意给别人说的秘密，河南的中心，就在我们县。我们县的中心在哪里？就在我们村。那么，我们村的中心在哪里？就在我们家。就在我们家院里的一棵树根上，就在我家院里房檐下的那颗石头上。（笑）
同学们，你们谁如果有兴趣去我家看一看，会发现我家院里的那棵树、那颗石头，确实就是我们村的中心，就是我们县的中心，就是河南的中心，就是咱们今天谈到的中国经验和中国现实的中心。有了那块石头和那个村落的中心坐标，我就可以营造出整个中国的现实。那么，河南也确实是这样，最富有和最贫穷的，最政治化的和最边缘化的，最深刻的和最浅薄的，最理想的和最世俗的，你在河南都可以找到。都融合在了河南人的身上。几年之前，我们在很长一段时间都在说河南人如何如何，但恰恰是这个中原，这个河南，为我们提供了整个中国的一个透视点。我的写作，我写作中关于个人主义的自信，说实在的，就是因为我是河南人，就是因为，我坚信我们家的那个村庄，正是整个中国的中心。而我家院落的那棵树，那块石头，也正是中国的中心点。
还有一点，就是你找到了中国的中心是在你家的院落里，那么，世界的中心在哪里？原来，中国人不知道地球是圆的，以为世界的中心就是在中国，后来发现地球是圆的，不是平面的圆，而是圆球的圆。那么，就不能再说中国是世界的中心了，数学家、科学家、哲学家，一切有学问的人，这时候都不知道世界的中心在哪儿了。就在这个时候，作家发现了世界的中心在那儿。原来，世界的中心就在作家的内心，就在作家的灵魂中，就在作家充满个人主义写作的笔下。作家不仅发现，而且也已经在20世纪的文学中再三证明，世界的中心，就在最个人主义的充满灵魂不安的写作中。（笑，掌声）
谢谢大家，谢谢上海大学举办的这个文学周。
原载《渤海大学学报》第二期，2009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