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萧红《生死场》等著作的思考
曾利君
提到三四十年代的女性写作，熟悉这一时期中国文学的人自然而然会回想起女作家对大时代的主动贴近和主流话语、社会政治意识对女性文本的介入，女性自我、女性角色关怀在女性文本中相对淡化甚至消失，这似乎是不争的事实。
然而，在这一特定语境中呈显出了一个例外，那便是萧红的小说文本。萧红的小说或者将时代性主题与女性关怀紧密结合，或者不受时尚影响执著于女性关怀的命题，这与那些单纯用“高音喇叭”a发出时代呼喊的女作家显然有所不同。本文试图以此作为一个契机和入口，来重新逼近萧红的小说文本和理解萧红。
萧红是在充满民族危机的30年代登上文坛，投入创作的。作为一位倾向进步、同情劳苦大众的作家，萧红的不少小说确实记录了那个时代劳苦大众的苦难、民族的苦难以及她的同情愤懑（如《王阿嫂的死》、《旷野的呼喊》、《夜风》等作），这与那个时代的所有进步作家不谋而合，有惊人的一致之处。但在表现时代性主题的同时，萧红始终立足于她顽强的女性意识和独特的审美表现而不为程式与潮流所拘囿。尽管民族灾难和社会革命不断冲淡着女性意识和女性话语，尽管时代要求她撇开“女性关怀”而着力表现社会政治意识，她始终未曾丧失自己的女性立场，也未忘却女性关怀，这是同时代的大多数女作家所做不到的。之所以人们会认为“萧红的作品要比她同时代作家的作品更富人情味，且更引人入胜”b，其重要的原因之一，恐怕即在于此。
由这个视角进入《生死场》文本，细心的读者会发现，这部以东北沦陷前后的生活为背景的小说，在恣意描写东北人民在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压迫的双重灾难下的“生的坚强”与“死的挣扎”的同时，触目惊心地凸显了女性生存的命题。与沉滞而又危机四伏的乡村生活相对应的，是女性低矮而晦暗的生存空间。小说以一个个零散的生活画面，展示出了农妇们的悲剧生态。
在阶级压迫、民族灾难以及贫困、饥饿、病痛的围攻夹击中，农妇们不仅活得沉重，亦死得悲惨：
老王婆先后嫁了三个男人，她年轻时死了女儿，年老时儿子又因当“红胡子”被官府捉去枪毙，在苦痛悲凄的人生中，王婆悲愤自杀，却在下葬时活过来；
金枝出嫁后常因贫穷和丈夫吵嘴打架，横蛮暴躁的丈夫竟在一次盛怒中摔死了刚满月的女儿，金枝愤而离开视女儿（女性）为草芥的丈夫去寻求新的活路。但日本人来了，金枝不得不背井离乡，逃向城市，甚至想当尼姑，但仍未摆脱生存的困境；
月英是“打渔村最美丽女人”，她不幸患了瘫病，在丈夫的冷漠与病痛的折磨中过着生不如死的生活，最后凄惨死去；
奸淫掳掠的日本兵的到来更是女人们的末日——二里半的妻子麻面婆被日本兵的刺刀挑死；13岁的小姑娘被日本兵掳走；深夜不时传来被日军蹂躏的妇女的惨叫……
由一幅幅画面，一个个细节，我们可以真切感受到文本在沦陷区人民的痛苦呻吟与女性悲剧生存的结合中对于真实的逼近。
关于《生死场》，人们非常熟悉鲁迅先生的“女性作者的细致的观察和越轨的笔致”c这一评说，但事实上，历来的萧红研究者很少真正深入去梳理和探究其中所蕴含的鲜明的女性立场和强烈的性别意识，而大多只是简单地把文本中一些颇有意味的描述与“国民性”的揭示相联系。
在《生死场》中，萧红不仅看到了阶级压迫、民族灾难、饥饿贫困、疾病对女性的威胁，还在自觉的性别意识的支配之下，思考了女性自身难以摆脱的宿命，即生育之苦。小说的第六章“刑罚的日子”中，萧红将经久不忘的自身经验填充其间，以滞重之笔描绘了农妇们所受的这一“女性的刑罚”：麻面婆在生孩子时痛楚难忍，禁不住哭闹，大骂男人：“我说再不要孩子啦！没有心肝的，这不都是你吗？我算死在你身上！”“肚子疼死了，拿刀快把我的肚子给割开吧！”金枝也未逃脱这种痛苦的经历，“她在炕角苦痛着脸色，她在那里受着刑罚”；五姑姑的姐姐的经历最为可怖。由于生孩子难产，她被折磨得奄奄一息；这位“受罪的女人，身边若有洞，她将跳进去！身边若有毒药，她将吞下去！”这里，生育对于处在苦境中的农妇们来说，不仅不是一件值得骄傲与喜悦的幸事，反而成了她们沉重人生中的又一大痛苦与灾难。萧红对痛苦不堪的“女性的刑罚”的渲染描写，无疑强化了女性生存的悲剧意味。
值得注意的是，萧红在写女性的“刑罚”的同时，还写到了鸟类及狗、猪等动物的繁殖、生产活动：“房后草堆上，狗在那里生产。大狗四肢在颤动，全身抖擞着。经过一个长时间，小狗生出来”；“大猪带着成群的小猪喳喳地跑过，也有的母猪肚子那样大，走路时快要接触着地面，它多数的乳房有什么在充实起来”；“四月里，鸟雀们也孵雏了！”……这些描写，并非是意外的闲笔或可有可无的枝蔓，而是有作者深刻的用心的，读者从中不仅看到了“在乡村，人和动物一起忙着生，忙着死……”的表象，而且也看到人和动物的生命过程、生命形式中所隐含的深深的悲剧性，而那些遭受“女性的刑罚”的女性们（农妇们），她们的生存质量又何曾强于动物？！我们不能不为此所震撼。
萧红对女性生存的关注、对女性问题的思考并没有就此终止，她敏锐地发现了造成女性悲剧生存的更为深层的原因之一，那便是传统男权尤其是夫权的重压。《生死场》中有不少细节生动描绘了男权尤其是夫权对女人的压迫。头上罩着男权阴霾的女人们简直处在“非人”境地，这从其爱情生活和家庭生活中可得到充分的印证。无论是年老的福发婶，还是年轻的金枝与月英，她们的爱情生活都与幸福诗意无缘，在家庭生活中，她们亦多是男人欺压的对象，她们是没有地位、不被善待的人。
福发婶和金枝等女性在婚前也曾怀着朦胧的爱情追求，期待着异性的爱，但遭遇的却是在田间地头或在“墙角的灰堆上”之类的地方被受本能驱使的男人粗暴地占有。结婚后，她们的容颜逐渐灰暗，她们的男人不再把她们放在心上，只把她们当做泄欲的工具和泄怨的对象。福发婶因此成了男人驯顺的奴仆，在男人面前变得畏缩而胆小。而金枝的丈夫则似家庭暴君，难怪金枝有“男人是炎凉的人类”的感受。至于五姑姑的姐姐，在丈夫的眼里根本不曾被视为“人”，她的丈夫甚至在她被难产折磨得死去活来之时，还对她颐指气使，肆意打骂，“他仿佛是在父权下的孩子一般怕着她的男人”。五姑姑的境遇虽比姐姐好一点，但在粗鲁的丈夫面前，她也是柔弱的：丈夫当义勇军逃命回来，见了她，说话口吻颇为专横霸道：“养汉老婆，我弄得这个样子，你就一句亲热的话也没有吗？”五姑姑则“垂下头，和睡了的向日葵花一般”。在男权、夫权的重压下，女人们抬不起头，也触摸不到生命的价值与意义。萧红在众多琐细的日常生活画面的描绘中，令人信服地揭示出男权及夫权对女性的巨大摧残性，及其给女性的生活命运带来的悲苦，表达了她对女性同胞的深深的同情和她对妇女问题的思索。
人们阅读《生死场》，往往感到沉重与压抑，其中的缘由，不难从上述阐述中找到。不过，正如鲁迅《药》中夏瑜坟上的花环一样，《生死场》中也有作者有意涂抹的“亮色”，比如对农妇们最终觉醒的描写——王婆在痛苦中懂得了仇恨，支持丈夫组织“镰刀会”，并让女儿投身革命；组织敢死队打日本鬼子时，寡妇们亦响亮地回答：“千刀万剐也愿意！”这些描写，既使小说在沉重压抑的氛围中透出了亮色，又使《生死场》将“女性关怀”与民族解放的时代性主题结合起来。那种认为《生死场》只是一部写愚夫愚妇病态生存及其麻木无聊人生的作品的看法是有偏颇性的，同样，把《生死场》单纯视为一部呼应时代的抗日文学作品，而对其女性关怀的意旨视而不见，也是片面的。
关于《呼兰河传》，也有话题需要重新提说。萧红去港后完成的《呼兰河传》，是萧红一生中付出心血最多的作品。与《生死场》不同的是，《呼兰河传》中没有一点“抗日”或时代硝烟的影子，由于它与抗战关系不密切，不免使急于或惯于寻找重大主题的人们感到失望，故而小说问世后在当时反响并不强烈。
从表面上看，萦绕着思乡恋土情绪的《呼兰河传》确实远离了“火热的斗争”生活和大时代“血淋淋”的现实，远离了民族解放战争这一主流话语，但实际上，它隐藏着许多值得肯定和探究的东西，而“亲近现实、趋近时代”也并非就是评判一部作品的唯一价值尺度。新时期以来，不少研究者对《呼兰河传》进行了价值重估，看到了它对现代文学史上“国民性”主题的延续和拓展，确认了它在萧红的创作中乃至文学史上的重要地位。对此，本文不作展开和赘述。
引起我注意的是，在《呼兰河传》这一疏离主流话语的女性文本中，同样有着对女性问题的思考。虽然作品的主要描写对象与描写内容是故乡呼兰河，是呼兰城，是童年生活，作品以巨大篇幅状写了呼兰城沉滞落后的生活及呼兰河人坚韧、麻木而又怠惰的精神性格，并在种种病相的展示中，触及“国民性”命题，但是，“女性关怀”仍然无法阻挡地进入了文本。在小说末尾三章，浮现出了小团圆媳妇和王大姐两位女性的形象，亦因此牵引出特定时代女性的悲剧生存图景。
在20年代的呼兰河一带，封建意识仍然严重损害着妇女的身心。那个“黑乎乎，笑呵呵”的12岁的小团圆媳妇来到婆家后，因不知害羞、长得高大、一顿能吃三碗饭而被左邻右舍说长道短，认为她没有“规矩”，“不像个团圆媳妇”，她的婆婆遂用严厉的打骂来管教她，小团圆媳妇终于被“管教”致病，后被折腾死去。而漂亮的王大姐在没有“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情况下与磨倌冯歪嘴子的结合，注定要以悲剧作结。封建意识根深蒂固的人们无法认同和接受这一事实，他们认为王大姐“伤风败俗”，不仅辱骂她，还窥视、骚扰王大姐的私生活，冯歪嘴子的东家更觉得他们夫妻罪不可赎，遂在数九寒天把他们一家子赶出了碾磨房，王大姐终于在寂寞冷眼中死去。
《呼兰河传》对两位年轻女性生命毁灭的叙写，说明萧红已注意到根深蒂固的封建积弊的巨大残害性，注意到女性存在的阴森的氛围。当她以含泪的微笑回忆这寂寞的小城和不乏温馨的童年的时候，分明又向我们提示了当时的呼兰河威胁女性生存的一大祸首，那便是封建意识、习俗和封建礼教。人们认为萧红的创作在一定程度上带有反帝、反封建的性质，这似乎可由此找到依据。
曹雪芹之伟大，在于写出了一直让后人评说不尽的《红楼梦》，关于萧红小说文本的众多话题，也足以证明萧红是一个何等优秀的作家。通过以上对萧红小说文本的简略考察，我们需要明确的是，萧红的小说创作不管是否积极应和时代生活，却始终潜存着女性关怀的情愫和对女性命题的坚守，如果仅仅把她的小说文本放到“进步文学”之类的范畴中来评析、来理解，显然是很不够的。
注释：
王观泉：《萧红短篇小说集？编后记》，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2年6月版。
葛浩文：《萧红评传》，北方文艺出版社，1985年版。
鲁迅：《且介亭杂文二集？萧红作〈生死场〉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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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死场》重版前记/萧军//《生死场》（单行本），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0版，入选本卷第九章
国民灵魂改造的挽唱：论萧红的《呼兰河传》/肖海凤//《白城师范学院学报》，
断裂：《生死场》主题的历史误读/肖青峰、邵宁//《名作欣赏》，
对命运挣扎的乡土文学：《生死场》的再评价/ 邢富君、陆文采//《北方论丛》，
《生死场》评价问题一议/邢富君、陆文采//《锦州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生死场》：萧红小女儿心态的另一种诠释/徐小凤//《湘南学院学报》，
萧红《生死场》的艺术探索管见/徐艺红//《广西民族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八月的乡村》和《生死场》比较/徐元容//《六盘水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
“生死场”：萧红小说的创伤体验与诗性展现/薛荣玉//《山东师范大学》，
野蛮之祸与野性之美：从东北地域文化角度重读《生死场》/闫秋红//《学术论坛》，
在民族主义的旗帜下：《生死场》与《八月的乡村》比较谈/严英秀//《社科纵横》，
从金枝的命运看《生死场》中人性伦理的冷漠/杨超文//《安徽文学》（下半月），
论萧红小说的诗性和灵性：以《生死场》 《呼兰河传》为例/杨传明//《名作欣赏》，
谈《生死场》对抗战前后中国人生的透视/杨泉良、席永杰//《前沿》（呼和浩特），
不分国界共同关注：从《大地》、《生死场》看赛珍珠、萧红对中国女性的关注/姚慧卿、朱顺//《宿州学院学报》，
《生死场》“越轨”笔致浅见/姚淑英//《山西师大学报》（社科版），
谈谈《生死场》里挣扎着的女性群体/殷路辛//《牡丹江师范学院学报》（哲社版），
《生死场》的重新阅读与萧红文学史评价再阐释：对萧红文学史写作的一种思考/袁洪权、陈才斌//《西昌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生命的悲吟：对《生死场》、《呼兰河传》苦难主题的创作心理/袁丽娟//《湖南科技学院学报》，
萧红与《生死场》/袁一同//《现代语文》（高中读写版），
时代、女性关怀与女性文本：关于萧红《生死场》等著作的思考/曾利君//《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99.02 ，入选本卷第九章
生死场上的中国魂：话剧《生死场》观后/曾镇南//《中外文化交流》，
穿越生死场的自由孤魂/张博实//《当代作家评论》，
“沉默”的“羔羊”：再读萧红《生死场》中的女性命运/张国飞//《安徽文学》（下半月），
走向现代的焦虑：论萧红《生死场》中的两种声音/张海琳//《赤峰学院学报》（汉文哲学社会科学版）
何处是归程：《生死场》金枝的女性生命救赎意识解读/张丽军//《德州学院学报》，
人类的摧毁与挣扎：访话剧《生死场》导演田沁鑫/张璐//《中国戏剧》，
论《生死场》的叙述结构与话语结构/张倩//《理论与创作》，
论《生死场》/张宇宏//《东北文学研究丛刊》，
《生死场》与《屠场》比较谈/张镇//《龙江社会科学》（哈尔滨），
人与非人：从人与动物的关系看《生死场》的题旨/张芝秀//《太原大学教育学院学报》，
《〈生死场〉：从长篇小说到电视剧》/赵凤翔//载《文艺报》，
场域理论视野中的《生死场》新读：兼论其阅读史上的是是非非/赵黎明//《重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解读《生死场》/赵琴玉//《榆林高等专科学校学报》，
同根异株的花朵：《生死场》与《松花江的浪》之比较/赵朕//《台港与海外华文文学评论和研究》
关于《生死场》人物问题的认识：兼与邢富君、陆文采同志商榷/肇新//《呼兰师专学报》（哲社版）（黑），
《生死场》与《红高粱家族》的生命意识/郑阿平//《文艺争鸣》，
重读萧红的《生死场》/郑锦丹//《中国商界》（下半月），
从《生死场》到《呼兰河传》看萧红创作的基本风格/郑夜星//载姜志军编《〈生死场〉研究》，天马图书有限公司，
论《生死场》小说观念的更新/仲伟春//《呼兰师专学报》（黑），
《生死场》与《呼兰河传》的时空构架比较/周春英//《绍兴文理学院学报》（哲社版），
关于《生死场》的出版费/周惠忠//《艺谭》，
在“生死场”和“呼兰河”之间：论萧红创作之转变/周伟红//《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生死场》悲剧意识初探/周新华//《文学教育》（下）（武汉），
在“生死场”与“后花园”之间：论中国现代文学中的乡土想象/周新顺//《山东社会科学》，2007.08，入选本卷第九章
《生死场》：女性的悲惨世界/周雪琴//《晋中学院学报》，
重评《生死场》/朱德发、冷淑芬//《北疆》，
金枝、王婆与萧红：读《生死场》札记/庄善忠//《大庆师专学报》，
《呼兰河传》与《果园城记》合论/邹午蓉//《江海学刊》（南京），
第十章
诗歌及散文(含小说)研究
有关《萧红自集诗稿》的一些情况
吕福堂
《萧红自集诗稿》的手稿本，是由许广平同志保存下来，生前移交给北京鲁迅博物馆的。这个手稿本的原件，现仍保存在北京鲁迅博物馆中。
这个手稿本收录了萧红从1932年起到1937年止的诗歌十题七十一首。这是作者本人亲自集录的一本完整诗稿，用钢笔竖行写在一个日本印制的稿本上，字迹清楚工整，除个别地方掉字又补上者外，没有修改勾划的痕迹。整本诗稿没有前言，没有后语，没有集录的年代，每篇作品下面也没有注明创作日期。诗稿的本身向我们说明，这显然不是作者最初创作时的原诗稿，而是她后来经过修改，又重新抄录的手稿。诗的排列是按写作先后为序的。
要弄清这本诗稿集录的确切时间是比较困难的。但是，根据萧红生平和诗稿保存的经过，再结合这本诗稿本身的内容，我们可以大体确定它是在1937年2月萧红从日本回上海后，8月又离开上海到武汉去之前这半年时间内。
诗稿收入的作品截至1937年，其中包括1937年创作的《沙粒》、《拜墓诗》和《一粒土泥》三篇作品。《沙粒》是萧红在日本东京时陆续写成的，至1937年1月完稿，3月15日在上海《文丛》上发表。《拜墓诗》写于她从日本回上海后的时候，6月10日发表在《好文章》第9期上。《一粒土泥》也是写在她1937年回国以后的这段时间。她回国以后，4、5月份到北京一次，5月下旬又回到上海。从5月下旬至8月离开上海去武汉，这两个多月安定在上海。另外，这本诗稿是萧红、萧军8月离开上海时由萧军亲手交给许广平同志的。他们和许广平关系密切，相信许广平，因而在离开上海前，将诗稿和其他一些书籍等委托许广平保存。因此，这就排除了1937年8月以后集录这本诗稿的可能性。所以我们说，在1937年萧红从日本回国后至8月离开上海去武汉前，作者或在北京，或在上海整理集录了她过去发表和未发表的这本诗稿。
萧红写作小说、散文始于1933年。这一年，她发表了十多篇小说和散文。由此，过去一般都认为萧红的创作生活开始于1933年。其实，萧红第一次发表的作品不是小说，也不是散文，而是诗歌；最早发表作品的时间不是1933年，而是1932年，即创作于1932年7月的短诗《春曲》，发表于同年哈尔滨《国际协报》副刊上。这次我们从萧红自集诗稿中，读到她1932年创作的几首新诗，因而我们能够说，萧红从1932年起，就以写新诗为起点，开始走上了她的文学创作道路。
作者在这本自集诗稿里，为我们描述了她不同年代处于不同环境下的生活，记载了年轻诗人对美好生活的热烈追求、向往和赞美， 同时也记下了她生活的苦痛、哀愁和寂寞。真挚的情感跳跃在作品的字里行间。
萧红从小就失去了父母的爱，失去了家庭的温暖，除了祖父疼爱她以外，整个童年处在冷酷凄楚之中。九岁那年，母亲死了，父亲续娶，萧红在家庭中的处境更加恶劣。十三岁时，父亲就把萧红许配给汪家。这样的生活环境，使萧红从小养成了倔强、孤独的性格，同时也产生了追求自由、渴望温暖的思想。中学时候，又参加了一次学生爱国运动，她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反对封建压迫、争取民主自由的民主主义思想进一步增强了。在这次学生运动中，她结识了一个进步青年学生，1931年又随他一同去北京，他们在共同的相处中结下了情谊。1930年萧红二十岁，为反抗封建婚姻，离家出走，从此开始了流浪生活。由哈尔滨到北京，由北京再返回哈尔滨，后来受汪家未婚夫欺骗，陷入哈尔滨东兴顺旅馆险恶的生活环境中，身体受到摧残，精神十分痛苦。
联系萧红的这段生活经历，我们认为，收集在诗稿最前面的五首诗，即《可纪念的枫叶》、《偶然想起》、《静》、《栽花》和《公园》，是作者1932年春夏间被困在东兴顺旅馆时写下的作品。这是作者对过去生活的回忆和思念。面对现实，想想过去，看看眼前，她感到“生活的痛苦，真是有如青杏般的滋味！”犹如“秋心沁透人心”那样令人心凉。在写到爱情时，不仅有痛苦，而且包含有思念、惋惜之情。
《春曲》是1932年7月写作的，是在认识萧军以后。被困在东兴顺旅馆的萧红，实在到了走投无路的境地，7月间她大着胆子给哈尔滨《国际协报》副刊主编写了一封求援信，信写得凄切动人。经过商量后，报社派人前来旅馆看视萧红，这其中就有萧军。在困苦危难之中， 萧军对她寄以同情，带来希望。他关心她，帮助她设法逃出旅馆，又住进医院。从这以后， 萧红精神的创伤得到了医治，身体也慢慢恢复。对她来说，真是“春天到了”！
《春曲》共六首。这六首诗并不是一天或一次写成的。第一首写成后，在《国际协报》副刊上发表，1933年10月又收入萧军萧红合编的小说散文集《跋涉》里。其他五首至今未查到发表处。写作《春曲》时的作者，心境不同了，因而它的调子也改变了，完全没有以前那种哀愁、酸苦和思念，有的是对新生活的赞美，对爱情的追求，对恋人的执着。
爱情本身是美好的，但在男女彼此相爱的过程中，并不总是都那么一帆风顺，会遇到挫折。萧红和萧军结合以后，由于共同的命运使他们患难相依，从哈尔滨到青岛，从青岛到上海，携手战斗在文艺战线上。特别是在鲁迅的关怀培育下，他们进步得更快。但是他们在相处中也并不十全十美。萧军曾用这样的比喻概括他们的关系：“这所谓：‘心有灵犀一点通’，也如一个小令上所说：‘一块泥巴，捏两个娃，男娃和女娃；又把它们揉到了一起，再捏两个娃，这时候她的身中有了我，我的身中也有了她，……’这也就是当时我们的关系和实情。又如两个刺猬在一起，太靠近了，就要彼此刺得发痛；远了又感到孤单。这也是我们当时的关系和实情。”这彼此刺得发痛的时候，往往容易引起裂痕，引起误会和猜疑，结果带来痛苦。对此萧军也直截了当地向人们表述过：“我知道她不真正欣赏我这个‘厉害’而‘很有魄力’的人物；而我也并不喜欢她那样多愁善感、心高气傲、孤芳自赏、力薄体弱……的人，这是历史的错误！历史也做了见证，终于各走各的路；各自去寻找他和她所要寻找的人！”他们的裂痕有一个慢慢发展的过程，从萧红这方面说，到了1936年春，在感情上几乎被阴云所笼罩。那时他们已经搬到离大陆新村鲁迅住处不远的北四川路底的地方住下，萧红说她那时“每夜饭后必到大陆新村来了，刮风的天，下雨的天，几乎没有间断的时候。”（萧红《回忆鲁迅先生》）这种情况在《鲁迅日记》里也不时有记载。许广平在《追忆萧红》中也说：“有一个时期，烦闷、失望、哀愁笼罩了她整个生命……萧红先生无法摆脱她的伤感，每每整天的耽搁在我们寓里。”组诗《苦杯》就是这个时期的真实心情的表露。
《苦杯》共包括十一首短诗，具体写作时间不详。根据诗中反映的思想和描述的生活，约在1936年春。我们查阅了有关资料，作者生前未见发表过。《苦杯》称得上是一首失恋诗。作者在这十一首诗中向人们表述，一旦失去爱情，袭来的痛苦是多么深刻。
《沙粒》是作者在日本东京时的作品，这也是一首组诗，曾发表于1937年3月15日上海《文丛》第一卷第一号（创刊号）上，下署写作日期1937年1月3日。这里需要说明的有三点。第一，这首诗的创作经过。它发表时虽然签署1月3日，但它却是断断续续写作的。对此萧红1936年11月24日给萧军的书信中曾说过：“现在我随时记下来一些短句，我不寄给你，打算寄给河清，因为你一看，就非成了‘寂寂寞寞’不可，生人看看，或者有点新的趣味。”这几句话告诉我们，《沙粒》至少从1936年11月已经开始创作了，1937年1月3日或是创作的完成日期，或是作者为了投稿，抄录诗稿的日期。第二，这首诗发表的经过。上面引文中萧红说这些短句“打算寄给河清”。河清，即黄源，当时也在上海。这诗是否经黄源发表的，为此我们询问了黄源同志，他回答说，1936年底和萧军、萧红的关系比较密切，但对于这件事却记不起，未留一点印象。这些短句，如当时就寄给他，一定会早介绍出来发表，不至于等到1937年在《文丛》上发表。由此推断，萧红虽说“打算”寄来，可能实际上没寄。根据黄源同志的回忆，这可能是萧红自己将 《沙粒》投寄给《文丛》发表的。第三，现存诗稿与《文丛》发表时的不同点。现存诗稿共三十六首，发表时是三十四首。发表时缺现存诗稿的第十四、十五、 十七首，增多一首，发表时编为第二十六首。组诗的编排顺序也不一样，其中有十八首改动了位置。除了标点符号有些不同外，字句也有不同，有的是发表时为两句，诗稿上合为一句，少数字词也有修改。
年10月19日，文化革命的旗手鲁迅先生病逝了。由于鲁迅的逝世，萧红提前从日本回国，1937年2月间她回到上海，立即拜仰了鲁迅墓，并且写下《拜墓诗》。这首诗，篇幅虽然不长，但却十分真切感人，它凝聚了作者对鲁迅先生无限的敬仰之情，她为失去这位伟大的导师而悲痛万分。 这首诗写作日期是3月8日，先发表在4月23日的《大公报》上，后又发表在同年6月10日出版的《好文章》上。
紧接着《拜墓诗》，收集在诗稿中的最后一首《一粒土泥》，也是一篇悼念诗，这是为被敌人杀害的革命烈士金剑啸而作的。写作时间是1937年8月。这时候，萧红参加编辑出版金剑啸遗作《兴安岭的风雪》的工作，她的这首诗也就发表在《兴安岭的风雪》中。金剑啸，当时的中共地下党员，30年代在东北从事革命文艺活动，1936年6月被捕，同年8月在齐齐哈尔被杀害。去年，黑龙江省文联主持召开了悼念金剑啸的大会。萧红和金剑啸的关系始于1933年。当时，金剑啸所在的党组织注意启发青年的革命觉悟，引导教育他们投身于革命斗争之中。在金剑啸等地下党员的影响下， 萧红积极参加当时的革命文艺活动。1933年春季，金剑啸等组织发起一个画展，萧红拿出自己用粉笔画的两幅作品积极响应。金剑啸等还和一些进步学生、青年组织了一个星星剧团，积极排练节目，萧红也参加了这个剧团的活动。1936年8月金剑啸牺牲时，萧红已去日本，由于闭塞，不知道这个消息。这篇悼念革命烈土的诗作收集在诗稿最后，是她从日本回国以后，得知金剑啸牺牲的消息而作的。
这首诗和《拜墓诗》一样，在这本诗稿中占有特殊的地位，它不同于前面我们读过的那些诗作。在这两首诗中，作者站在革命的立场上，站在工农大众一边，沉痛地哀悼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忠诚战士。
萧红一生颠沛流离，体弱多病，在个人生活的路途中，又是坎坷不平。这种生活对她的性格形成和发展影响很大，这使她遇事往往容易以情感代替理智。这个弱点她自己也是感觉到的。但这个弱点，她始终没能克服。1937年她曾说过： “……我知道这是不对的，我时时在批判着自己，但这是情感，我批判不了，我知道炎暑是并不长久的，过了炎暑大概就可以来了秋凉。但明明是知道，明明又做不到。正在口渴的那一刹，觉得口渴那个真理，就是世界上顶高的真理。”正因为此，萧红的诗，多以描写个人的生活和抒发个人的情感为主，题材狭小了。后来虽然写了像《拜墓诗》，《一粒土泥》这样的作品，但这类直接反映社会和劳苦大众生活的作品毕竟不多，这不能不使她的大部分诗作的思想性，在一定程度上减弱了。尽管如此，萧红的这个自集诗稿仍然是很难得的，它为我们研究萧红的诗歌和她的生平、思想，提供了宝贵的新材料。
原载《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第三期，1980年
心底的歌
——读《萧红自集诗稿》
田碧洁
萧红，以小说的成就蜚声于中国文坛，所以人们多半只知道她是我国30年代左翼著名女作家。殊不知，她也是一位“不为诗名，别具诗心”的诗人。
《萧红自集诗稿》（发表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以下简称《诗稿》第三集），这是她诗歌创作的结晶。这些经过她自己挑选、修改过的诗作，是萧红“心灵之火”中迸发出来的一朵朵火花。
《诗稿》共辑七十一首，从内容上看，可分为爱情诗、感怀诗、哀悼诗三类。无论诗的内容有什么变化，歌咏的对象有什么不同；无论是自由诗，还是格律诗，诗人始终保持着自己独特诗歌风格，具有诗人鲜明的个性。这些诗，是从她心中“滴出快乐和忧愁的血”，全是她心底的歌。
一
萧红是一个叛逆封建社会的新女性。为了反抗封建婚姻，她离家出走，辗转于哈尔滨——北京。饱尝了人世的炎凉，蒙受过生活的耻辱。曲折的爱情生活，给她纯洁的心灵上刻画了一道道伤痕。因此，爱情诗在《诗稿》中占了大量篇幅。
开头《可纪念的枫叶》、《偶然想起》、《静》、《栽花》、《公园》五首诗，是她初次对美好爱情幻灭后的悲叹，也是她困居东兴顺旅馆时对爱情苦酒的回味。
诗人以其灼热的感情、冷静的思索，捕捉耐人寻味的形象，写出了“生活的痛苦，真是有如青杏般地滋味”这样带着酸涩的诗句。旧社会妇女被压在最底层，有多少妇女受到凌辱、欺压，惨遭不幸。一个只身谋生的少女，生活在牢固的封建罗网之中，就如一棵小草，随时都有被腥风血雨吹倒、席卷的危险。诗人不由得有一种“树大人小，秋心沁透人心了”的感觉。这带着哲理的诗句，是诗人发自内心对不幸爱情的控诉。萧红这个受过五？四以来革命文学熏染、经过抗日学生运动洗礼的青年，毕竟并非一棵弱不禁风的小草，而是一枝经风雨、傲霜雪的红梅。她没有被痛苦的生活所吓倒、压垮。她充满信心地向前看，她深信冬天过了春天就会来临。《春曲》就是她这一心情的写照。诗人在《春曲》中，向着美好的未来引吭高歌：
那边清溪唱着，
这边树叶绿了，
姑娘啊！
春天到了。
这是一幅多么美好的春意图呵！这里，有景有情，有声有色，有动有静。诗人用单纯的色彩、流动的线条，满怀喜悦地告诉人们：“春天到了”。果不其然，诗人的预见，成了现实。她从东兴顺旅馆的噩梦中惊醒，置身于春的怀抱之中。《春曲》（二）、（三）、（四）、（五）、（六）就是诗人这一心境的反映。
春天是美好的。溪水潺潺地响着，柳丝轻轻地摇着，在这明媚的春光里，一对情人热烈地爱恋着。他们在美好的自然里，享受着爱神赐予的幸福，饱尝着爱情的甜蜜。诗人用“水一般，花一般”的诗心轻轻地召唤着：
你美好的处子诗人，
来坐在我的身边。
你的腰任意我怎样拥抱，
你的唇任意我怎样的吻，
你不敢来在我的身边吗？
你怕伤害了你处子之美吗？
诗人啊！
迟早你是逃避不了女人！
请听，真是多么痴情地呼唤！ 与其说是呼唤恋人，不如说是诗人用满腔的热情呼唤着生命的春天。是的，萧红的春天到了，她不仅跨进了生活的春天，而且以更大的活力跨进了创作的春天。
《春曲》是一组感情细腻、旋律优美的诗篇。诗人用毫不掩饰的激情唱出了对新生活的向往和对爱情的执着。那坦率、真实的声音给人的信赖，形成了一种新的、区别于别一诗人的创作个性。
《春曲》重点写情，没有更多的春景描写。但是诗人并没有忽略春的存在，诗人选择“春曲”命名，显然是深有寓意的。所以，我们不应只是一般地理解为爱情诗，更应看到，当时困顿窘迫的萧红，一经得到党的营救，一经得到失去的爱情，怎能不像一只飞出樊笼的鸟儿，站在春的枝头而歌唱呢！
春天是短暂的。随着憧憬的春天的过去，秋霜和寒冷又笼罩着她的生活。
在萧红的诗中，爱情诗占了很大的比重，固然，爱情不是生活的全部，但它却是生活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春曲》和《苦杯》都同选于爱情的题材，可诗的基调却截然相反。如果说《春曲》是愉悦的，《苦杯》则是痛苦的。如果说《春曲》是热烈的，《苦杯》则是低沉的，如果说《春曲》是追求美的，《苦杯》则是追求善的。
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雪莱在《诗辨》中说：“人性的构成本身就缺少和谐，这原是无法解释的。而我们本身的卑微部分所予的痛苦又往往和崇高部分所予的欢乐相联系。悲愁，恐惧痛苦、失望的本身，往往被选择为接近善的一些表现”。
《苦杯》由十一首短诗组成。每一首诗看起来体积很小，可是浓度很大，是一杯杯爱情米麯酿制而成的苦酒。它写于萧红去日本之前。这时，她所爱的人，已另有所爱。正如诗中所说：
昨夜他又写了一只诗，
我也写了一只诗，
他是写给他新的情人的，
我是写给我悲哀的心的。
面对朝三暮四的负心汉，萧红心情不安，她深怕有一天，别的姑娘会重蹈她的覆辙，上当受骗。因此，她在诗中这样写道：
带着颜色的情诗，
一只一只是写给她的，
像三年前他写给我的一样。
也许人人都是一样！
也许情诗再过三年他又写给另外一个姑娘！
这既是从她爱情生活中总结出来的沉痛教训，又是对那些喜新厌旧、玩弄女性者的有力鞭打。
她所爱的人，为什么变心了呢！是像有些人说的萧红“神经过敏”，“太任性”了吗？不，请看下面这一首诗吧！
他又去公园了，
我说：“我也去吧！”
“你去做什么？”他自己走了。
他给他新的情人的诗说：
“有谁不爱个鸟儿似的姑娘！”
“有谁忍拒绝少女红唇的苦！”
我不是少女，
我没有红唇了，
我穿的是从厨房带来油污的衣裳。
为生活而流浪，
我更没有少女美的心肠。
他独自走了，
他独自去享受黄昏时公园里美丽的时光，
我在家里等待着，
等待明朝再去煮米熬汤。
这是一杯多么难喝的爱情苦酒，诗人面对着负心的爱人，含着失望、悲哀的眼泪，忍气吞声地喝下了。在这杯苦酒里，既照出了负心汉子蛮横无理、喜新厌旧的面孔，也映现了诗人忍辱、善良的心底。这给那些无原则偏袒负心汉者，也是一个有力的耳光。
即使“往日的爱人
为我遮避暴风雨，
而今他变成暴风雨了”；
“我幼时有一个暴虐的父亲，
他和我的父亲一样了”
诗人仍怀着一个善良的心，并不想声张出去，让别人去谴责自己所衷爱过的人。只是自己默默地流着眼泪。她说：“坐在床上哭，怕是他看到；跑到厨房里去哭，怕是邻居看到；在街头哭，那些陌生的人更会哗笑。”这是一个多么善良的心呵！
关于这段生活，许广平在《追忆萧红》里也有记载：“有一个时期，烦闷、失望、哀愁笼罩了她整个生命……萧红先生无法摆脱她的伤感，每每整天的耽搁在我们寓里。”组诗《苦杯》就是这个时期的真实心情的袒露。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萧红的这一心底的声音，不仅是属于她个人的，而且是属于那个社会的，是一切不甘屈辱的女性，向封建的旧中国发出的血泪控诉！
二
生活的磨难、感情的中伤，并没有使这位倔强的女诗人放弃对理想的追求。她用宁可损伤毛羽，也要挣脱束缚飞向天空的决心，表现了她追求自由的意志。她和萧军感情发生裂痕后，在鲁迅先生的爱护和帮助下，1937年7月，离开祖国，只身东渡日本。这一时期的萧红心情是寂寞的，但是她并没有放弃追求，在给萧军的信中说：“我自己觉得满足，一个半月的功夫写了三万字。”可见萧红的创作多么勤奋！她把个人的痛苦深深地埋在心底，在创作中寻找心灵的安慰。表现了萧红鲜明的个性。
《沙粒》写于1937年1月，署名悄吟，曾载于3月15日《文丛》创刊号上。在这一组诗里，诗人并未能摆脱个人生活的痛苦，真是，“剪不断，理还乱。”但是这组诗较之前面更深刻了。她回忆过去探索未来，赋予了很深的哲理。
诗是通过形象来反映生活的，只有当他对生活有了深刻的感受和独特的发现时，才能引爆他的想象力。萧红的想象力是丰富的。在她的笔下，野菜、铜铃、麻雀、蜘蛛、海洋、珍宝、沙石、春草、流水、沙漠、圆月、野草等都成了带有主观色彩的事物，但它们不是静止地走入诗中的，而是诗人洞穿了事物的表象之后，通过诗的意境，托物言志的。
七月里长起来的野菜，
八月里开花了。
我伤感它们的命运，
我赞叹它们的勇敢。（其一）
走吧，
还是走吧，
若生了流水一般地命运，
为何又希求着安息！（其十五）
月圆的时候，
可以看到；
月弯的时候，
也可以看到；
但人的灵魂的偏缺，
却永也看不到。（其十九）
绿色的海洋，
蓝色的海洋，
我羡慕你的伟大，
我又怕你的惊险。（其九）
这些看来极为平常的小诗，但却在这有限的空间里，反映了事物的两个方面，赋予了深刻的人生哲理，从而也揭示出诗人内心的复杂感情。萧红这一时期的诗歌，艺术上更加成熟了，思想上也产生了质的飞跃。她开始从“自我”中解脱出来，对自己进行了坦率而深刻地解剖，把她的气质和追求，用诚实的情感毫不掩饰地表现出来。世界那么广大，而我“却恨各自的胸中狭小”，面对着广阔的生活，发出了“我将去了”的声音。纵观萧红《诗稿》不难发现，她的诗植生于爱，更包括爱她的祖国，爱她的故乡。
在一个细雨绵绵的夜晚，诗人这样写道：“归来的时候，踏着落叶思想着远方”。面对着东京飘飞的白雪，“好像看到了千里外的故乡。”她意识到：“从异乡奔向异乡，这愿望该是多么渺茫！”于是她想到“蒙古的草原上，和羊群一同做着夜梦”，梦见自己做祖国的“牧羊赤子”。这是多么纯净的心灵！我们似乎听到了一个浪迹天涯的“赤子”的心愿。
萧红在离乡背井、充满乡愁的日子里，总是以对祖国的爱，来排除心中的郁闷。一想到祖国，她就“恨各自的胸中狭小”。
《沙粒》，反映了诗人独在异乡为异客，自我思想的解剖。从诗人要跳出不幸爱情生活的小圈子，想当个祖国的“牧羊赤子”中，不难看出诗人有着一个“海洋之广，天地之广”的胸怀。就在这自我解剖之中，表现了诗人强烈的爱国主义思想感情。一个人，只要对祖国有强烈的爱，个人的忧愁就会烟消云散。萧红，正是以她对祖国的爱，抛开了那种“剪不断，理还乱”的个人忧愁。她怀着对祖国无比热爱的感情，离开日本，回到祖国，把全身心，投入到祖国的民族解放事业之中。
三
在萧红的诗歌里，最能代表她思想成就的要数《拜墓诗》和《一粒土泥》两首哀悼诗了。
《拜墓诗》写于1937年3月8日，这是萧红从日本回国后，在上海拜望鲁迅先生的墓地后写的。这首诗写得含蓄、凝炼、深沉。表达了诗人对自己导师的崇敬和怀念。诗中这样写道：
我就在你的墓边竖了一株小小花草，但，并不是用以招吊你的亡魂，只说一声：久违。
诗人用明丽的笔触、凝炼的语言、深沉的感情，将悼念说成是“久违”后的见面。诗人并没有让强烈的悲哀之情以外在的、呼天抹泪的形式表达出来，而是将这种感情溶铸在深沉的艺术形象之中。随着情节的发展、随着镜头的慢慢推进，终于使得这位女诗人到了“触目愁肠断”的地步。
我们踏着墓畔的小草，
听着附近的石匠钻着墓石的声音，
那一刻，
胸中的肺叶跳跃了起来，
于是她再也抑制不住这种悲哀的心情，禁不住流下了“我哭着你”的眼泪。但是诗人并没有只局限在个人的感伤之中，而是站在时代的高度，去挖掘鲁迅先生得以闪光的精神世界。
我哭着作，
不是哭你，
而是哭着正义。
短促的三行诗，使全诗骤然升华。使人们感到鲁迅先生的逝世不单纯是他个人生命的完结，而是我国人民和全世界人民的巨大损失。因为他的死，使人们“总觉是带走了正义”。
继《拜墓诗》以后，萧红在1937年8月又写了一首哀悼诗《一粒土泥》。这首诗是为纪念哈尔滨的好友金剑啸烈士遇难一周年而作的。这两首诗有着同样的欣赏价值和认识价值，在萧红的诗歌创作中具有特殊的地位。萧红在《一粒土泥》里，彻底摆脱了以往的那种抑郁的感情，站在了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的立场上，对一个为革命而捐躯的革命烈士，表示了深切地悼念。在这首诗里，诗人笔下的烈士形象是活生生的：
你还活活地走着跳着
你还活活地说着笑着。
回忆是深沉的：
也许临行的时侯，
没留给你一言半语，
也许临行的时候。
把你来忘记！
感情是诚挚的：
而今你的尸骨是睡在山坡或是洼地？
要想吊你，
也无从吊起！
信念是坚定的：
将来全世界的土地开满了花的时候，
那时候，
我们全要记起，
亡友剑啸，
就是这开花的一粒土泥。
诗人把现实斗争的残酷和未来的美好世界做了对比，从而也使人们看到，烈士的鲜血是不会白流的，在被烈士鲜血染过的土地上，必定会开出人类最美好的花朵！
哀悼诗，虽然只有两首，然而都抒发了诗人对为祖国解放事业而牺牲的革命先烈无比缅怀、无比崇敬的思想感情。她用诗的语言、诗的意境，告诉了读者，鲁迅先生、金剑啸烈士，不仅永远活在诗人的心中，也永远活在革命人民的心里。
萧红虽然并非以她诗歌创作的成就而被载入中国现代文学史，但从她的心底的歌中的的确确可以看出她称得起一位“不以诗名，别具诗心”的女诗人。
原载《萧红研究》，《北方论丛》丛书第四辑，1983年（内部版）
心灵的变奏（节选）
—从散文创作看萧红的心态流变
吕若涵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提起那批才华横溢却英年早逝的女作家，总令人扼腕叹息。石评梅、庐隐、萧红、罗淑，没有一个不是经历了生活的坎坷，苦苦挣扎奋斗过，终于撑起了一方自己的天空时，却让死神过早的带走了她们无量的前程。就萧红而言，她的文学创作生涯只有短短的10年，却贡献了《生死场》、《商市街》、《呼兰河传》等一批动人的作品；在人生之旅上她仅走了31个春秋，最终怀抱寂寞和不甘离开了人间。我们该怎样感叹这不可续的才情和生命呢！
身为女性，萧红有过最不幸的遭际：花开的年龄便流浪无着，物质生活曾极度贫乏，情感世界又几度失落，这些灾难直接从生理上造成了她体弱多病，在人生最美好的20年华中时受病魔侵扰，直至最后早夭；从心理则形成了她内向沉郁的性格、纤细的气质和自强自尊的生活勇气。因而，尽管人们对萧红艺术上的成就交口称赞，但她坎坷多变的生活经历却似乎更能引发人们的兴趣，人们渴望了解她在生活磨难前的态度，探究她一次次抉择的心态依据。而最直接的途径就是研读作品，尤其是散文作品。一般说来，作家的身世之感、性格气质，或多或少、或隐或现都会在作品中体现出来，尤其像萧红这样一个才情胜过学识、感情富于理智的作家：无论写小说还是写散文，她使用的都是同一种文笔，一种非她莫属的情绪语言，所不同的只是对象世界，小说展示的是东北农村一个乡土世界，散文摹写的是身边的世界和内心世界。小说中，作家的心态意绪毕竟较为隐秘难寻，或是作家有意掩饰，或是融进人物、场景等的处理之中；而在散文这种可以赤裸裸地抒情感怀的文体里，作家的情绪特征就较为明显。所以当我读着萧红那批一向不大被人注目的散文时，便以为从作品中去体会作家在特定时期流露出的特定情绪，不仅可以观照出她在艰难的人生之旅上真实的心态变化，还可以对萧红作品风格的形成有更全面的理解和把握。
生命的焦灼与忧患
商市街，是萧红与萧军共同生活了近两年的哈尔滨的一条街道。萧红将当时生活的点点滴滴化作了41篇长短不一的系列散文，合成《商市街》，纪念着那段刻骨铭心的岁月。这部集子真实地记录了两个不甘沉沦的青年挣扎奋斗进取的生活经历，折射出东北沦陷区进步青年的精神风貌。1936年8月当它初版时，便引起了轰动。
生活道路的不同往往决定作家创作气质和作品内容的差异。 1932年，年仅21岁的萧红，早已体味到无爱的家庭和“偏僻的人生”带来的苦涩辛酸，被欺骗与被抛弃的屈辱更剥蚀了她作为一个女性特有的自尊和洁癖；而当她跟着萧军走上新的生路时，迎接她的还是长长的一段“只有饥饿，没有青春”a的艰难日子。因此，萧红笔下伊始，就表现出与二三十年代的女作家完全不同的创作个性，没有冰心那般对爱与美的讴歌和梦幻般的理想色彩，也不似石评梅、庐隐那样多愁善感、痴笑痴哭，细诉着个人的哀情和时代的苦闷，更找不到绿漪笔下的闺阁闲情和从容平和的心态。萧红几乎一落笔，即以忧愤不平的笔墨抒写生活的窘况，并流露出了对现实生存状态的深深忧虑，笔底流泄着二十出头的年轻女性不应有的沧桑感。最早的散文之一《中秋节》，记录了一个断了炊的节日，饥寒交迫的萧红孤寂地呆在四面清冷的房间里，迷糊中做了一场白日梦，梦到的仍是“哭泣的落叶”、“森森的天气”、“结了冰般”的床和薄衣，一个三年前的中秋节。灰色的梦强化了灰色暗淡的现实，也强化了女作家那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凄楚感觉。在另一篇《破落之街》中，更有一根鞋带两个人用，奔波一天借来的钱还不能填饱饥肠辘辘的肚子的令人沮丧的细节。然而这也是萧红早期散文独具魅力的地方：愿意真实地表达，而不作矫情的渲染。这些零星散文，“为以后的《商市街》弹起了前奏”b，其内容和情绪，都在《商市街》里得到延续。这41篇系列散文，虽是时过境迁后的追忆，却真切得如同日记一般，已立足上海的萧红回眸哈尔滨那动荡不安、贫困无助的岁月，犹感心悸，在她略带急切和伤感的叙述中，可窥探到她彼时的心态。
《商市街》的价值在它的整体性而非各个单篇，诸多篇章内容重复交错，但结成一体就呈现出光辉。最令人惊异的是，萧红是那样反复地、细致地从各个角度描述她和郎华（萧军）当时所处的恶劣的生存环境：饥寒交迫是每日的功课，四处求助又总碰壁，最无奈时只能去朋友家以瓜子一类的点心充饥；她甚至不放过也许为大多数女性所耻于细说的细节：饿的时候，道德感和羞耻心难抵挡“偷”的欲望（《饿》）；冷的时候，则成天披着破棉被御寒（《飞雪》）。当男子汉像一条“受冻受饿的犬”奔波在风雪中寻求职业时，萧红则如一只羸弱待哺的小鸟终日在等待中度过。萧红仅仅是在诉说一个相濡以沫、患难与共的“爱情故事”吗？尽管时间已过去两年，萧红却无意在其中添加诗意的、崇高的、浪漫的字眼。我以为萧红之所以那样频繁地、琐碎地，且不那么动听地叙说着生活的磨石和齿轮下挣扎的点点滴滴，是要从中传达出一种个体生命倍受压抑的忧患意识，抒发青春在贫困中逝去的无限感伤和无所作为带来的苦闷焦躁情绪：
我饿了，冷了，我肚痛，郎华还不回来，有多么不耐烦！连一只表也没有，连时间也不知道。多么无聊，多么寂寞的家呀！我好像落下井的鸭子一般寂寞并且隔绝。肚痛、寒冷和饥饿伴着我，…… 什么家？简直是夜的广场，没有阳光，没有暖。（《搬家》）
我想：雪花为什么要翩飞呢？多么没有意义！忽然我又想：我不也和雪花一般没有意义吗？坐在椅子里，两手空着，什么也不做；口张着，可是什么也不吃。我十分和一架完全停止了的机器相像 。（《雪天》）
每每读到这类令人伤感的文字，就使人想起一首英译残诗：“一餐或者是一口，肥，或是瘦，/整整三天，啥也吃不上。/我的二十华年啊，我的速度和力量！/谁肯来把这二十岁的机器收购？”c其潦倒、绝望而又不甘的心态何其相似。商市街时期的萧红并没有可引为自豪的背景和成就，却不乏拥有“速度和力量”的自信，而价值的实现却受阻于最基本的生计问题！正是这种压抑、痛苦和自怜的情绪充满《商市街》。于是，即便是一只小鱼死去，也招致她对这“失去人性的世界”的诅咒（《同命运的小鱼》）；而参观一艘破败生锈的战舰，竟引发了她英雄末路的同感（《又是春天》）。由于心中的落寞和苦意，萧红的孤独是显而易见的，即使是一些欢快、热闹的场合她也仍有无聊、厌倦之感和与众人的距离感，甚至看待周围的朋友也不免有些变形，试读读《“牵牛房”》、《十元钞票》、《几个欢快的日子》诸篇吧。有时，萧红的愤世嫉俗难以控制，便由己及人，将同情和悲愤的眼光投向哈尔滨那些挣扎在生死线上、完全被遗弃的下层人民身上，使个人忧患扩展到社会忧患的层面上。
对生命的执着和焦虑心态是可以从萧红一系列举措中得到佐证得。17岁时，她反抗家庭的包办婚姻，不顾一切追随情人到北京；时隔不久，迫于经济压力，情人向家庭妥协，萧红也为家里软禁乡下，但数月后，她又设法藏在马车里逃往哈尔滨；当她身怀六甲而被未婚夫遗弃在洪水泛滥的城里时，她做出了向报馆投笔求援的大胆举动，从而引出了她与萧军的相见和相恋，人生之路也因此得到大转折。这些经历虽都涉及“情爱”，但又不是一句追求理想爱情所能概括的，还应被看作30年代的女性对个性解放和实现自我价值的一种自觉的、不屈不挠的追求。因其如此，萧红才在获得萧军的关爱后，仍表现出精神上的许多困惑、紧张和不满足。直到《商市街》的后半部，她确定了自己的文学之路，与萧军一起印行了小说集《跋涉》，两人的生活条件也较前改善了，她的紧张才有所缓解。而这种焦灼和渴望的心态却作为萧红的人生体验而沉淀下来，并在《生死场》、《呼兰河传》等作品传达出的深层审美意蕴中得以体现——在小说中，苍凉的人生意味弥散各处，萧红带着悲悯的忧思展示了病态乡民亘古不变的麻木孤寂状态，那对生命的无所欲求和浪费真是惊心动魄！就萧红本人来说，在商市街以后的岁月里，她便将写作视为自己的宗教，始终放在第一位，从此笔耕不辍，直至临终，挥洒了她全部生命的热量。
对“家”的心态变化
萧红的一生，经历了数次情感的惊涛骇浪，每一次对她的心理都是深深的刺激和伤害。其中影响最大、持续时间最长的便是1936年她与萧军的情感变故。“本也想静静的生活，本也想静静的工作”d的萧红猝不及防，陷入了极端自苦之中。1936年7月，萧红只身东渡，想以分离来弥补裂痕、消除烦恼，同时静心写作，直到1937年1月才自东京回国。但这一切努力实际上并未收到预期的效果。这时期，萧红创作数量不多，总体上调子也是哀婉凄美的，在诗歌《苦杯》、《沙粒》中，她尚能直抒胸臆，显示苦闷、孤独、伤感的情怀；而在同期散文中，她却有所矜持，文章多以回忆呼兰往事、委婉诉说心曲的面目出现；值得注意的是，正是从1936年下半年开始，以家族中的人和事作题材的小说也越来越多。这在萧红的心态历程中意味着什么呢？让我们从一位出走的娜拉对“家”前后态度的转换去观照萧红对“家”、对“情感”的种种复杂难言的心态吧。
家是传统女性的生存空间。当她们中的一部分人在自我独立意识的驱使下纷纷以不同方式逃离旧有的家而闯进社会以后，面临的却是生存的艰难、竞争的残酷和情感的失落，在彷徨无奈中，母女之情、手足之谊或童真之趣就诉诸笔端，这是女作家们对家的返顾和眷恋，显示出女性无法割裂的恋家情结。萧红的情况也是这样，但又不尽然。从作品中去揣摩，可看出她对“家”前后观照角度是不一致的。早年，家是冷漠的令她厌恶的父亲的家，维系着她与家庭关系的纽带的是她的祖父，一个宠她、给予她温暖和爱的老人。祖父一去世，已年满17又极具叛逆个性的萧红旋即选择了离家出走。这个举动蕴含着重建自己的家，也即重新寻找身心庇护所的意味。结果却是始料未及的，如前所述，她遇人不淑，经历了被欺骗，被抛弃，分娩，失去孩子等一系列人生最惨痛的一幕。因此，在早期的一些散文里，她除将自己的不幸指归社会外，也不放过伤害过她、令她辛酸失望的无爱的家庭。她以一种单纯的情感、决绝的态度、叛逆的心理指斥家庭的“迫害”：父亲的吝啬、贪婪和专横，伯父的道学面孔，母亲的冷落，继母的隔膜，“我”被压抑的性情，以及祖父年老力衰的悲哀，等等（《祖父死的时候》、《镀金的学说》），在新与旧的冲突、年轻与腐朽的对立、叛逆与专制的斗争中凸出一个又凄苦又倔强的个性。有的研究者甚至认为萧红有时言过其实，她的家庭背景也因此众说纷纭，充满疑团。其实，这正说明萧红当时被激怒的心态。偶尔，萧红也会摇摆于因血缘亲情而产生的温情中：《初冬》亲切地表现了弟弟的关怀，如何“在我散漫与孤独的流荡人的心板上”印下一个温暖的印迹；《蹲在洋车上》童趣盎然，尽管萧红意在阐发一个阶级对立的概念，却情不自禁地流露出对娇嗔、顽皮的童年生活的眷恋。但这些文字仍然不乏对家的义无反顾和年轻人特有的自尊和勇气，所表白的是“我”宁做一个没有目的和归宿的“女浪人”，一直飘流下去，也不愿回到那个家去“受和我站在两极端的父亲的豢养”的决心（《初冬》）。这时期萧红是站在以父亲为代表的家庭的对立面而取一观照角度的。
这种心态在1937年前后竟有很大的改变。首先是两萧共有的家由于一方的动摇而面临危机，萧红不能不联想到自己的孤独无助：“我没有家，我连家乡都没有，更失去朋友，只有一个他，而今他又对我取着这般态度。”e她甚至将萧军与自己的父亲对照：“我幼时有个暴虐的父亲，他和我的父亲一样了！”f接踵而来的是鲁迅先生的逝世，再次让萧红失去了一个温暖的家和导师更是慈父的关怀。当萧红尚未调整好自己的精神状态时，抗战又爆发在即，“家”更加易毁难存了。在一年多的时间里，萧红时常出现失眠、烦躁、恶心、胆小、孤独、想要哭泣等种种抑郁症急性发作的病征。正是现实中情感的失落使她在散文中泪眼婆娑地回顾自己的身世，而从对家庭的仇视和怨恨转向某种心理上的复归和依恋。《永远的憧憬与追求》是她唯一的自传，仅几百字，却极凄美精致，文中父亲的形象依旧，萧红的态度却少了先前的坚决和自信，多了几分伤感和无奈。《感情的碎片》更是欲哭无泪，令人不忍卒读。她回避完整地忆旧怀人，有的只是闪闪烁烁的几个片段和稍纵即逝的影像，那心灵的隐痛，没有归宿感的茫然，心态的犹疑脆弱真是清晰可辨。曾遍尝生活苦水的萧红欲搏无力，“在梦中常常生起死的那个观念”g，感觉自己走的是一条败路，对拯救自己也显得十分无望。当抗战的炮声响起，东北流亡者涌动起打回老家的热望时，当他们将收复旧河山具体化为吃高粱米粥、咸盐豆，骑上毛驴去赶集时，萧红又“失眠”了，“心慌”了：
但买驴子的买驴子，吃咸盐豆的吃咸盐豆，而我呢？坐在驴子上，所去的仍是生疏的地方，我停着的仍然是别人的故乡。
家乡这个观念，在我本不甚切的，但当别人说起来的时候，我也就心慌了！虽然那块土地在没有成为日本的之前，“家”在我就等于没有了。（《失眠之夜》）
“女性游子文学中的漂泊意识源于丢失家的痛苦”h，浓烈的漂泊意识又促使女作家以对家的回归作为对现实的回避。时间开始抹去萧红心目中对家的阴霾，以父亲为表征的家渐渐隐退，代之以她与祖父共有过的一片天地，她的童年，她的后花园，这是她对家的另一片记忆，喧闹中透着寂寞，却安宁、纯真。萧红写不尽写，《王四的故事》、《家族以外的人》、《呼兰河传》、《后花园》等成为萧红作品中的精品，它们带着童稚的朴拙，透着动人的哀婉，且绵长蕴藉，耐人寻味。Albert Mordell 说得对：“寂寞与想家的感觉造成很多好文章，也显示了压抑的情绪。”
忆旧与思考
萧红散文最明显的改变是在题材和内容上，由战前的单一集中地对个人生活实况的摹写和内心体验的表达转向纷繁多样的战时现实景况和社会中人。战争带来的动荡不安，使萧红加入了当时迁移、跋涉的人群中，这一经历开阔了她的视野、扩大了她的创作领域。她记下了耳闻目睹的人和事，用手中的笔参加抗战：《滑竿》、《林小二》、《火线外》诸篇是抗战初期普通军民精神面貌的剪影；《天空的点缀》、《放火者》、《牙粉医病法》则以事实展示战争的恐怖与灾难，控诉日本侵略者的残暴行径；绝笔之作《给流亡异地的东北同胞书》和《九一八致弟弟书》情真意切，既有浓重的乡愁，又热烈地呼告广大东北流亡者“为了失去的土地”而努力工作。这些文章出自一个东北流亡女作家之手，应更具有打动人心、激发士气的力量吧，它们显示了萧红自觉的爱国热情和作为一名作家的责任感、道义感。尽管萧红的精神状况一直处于郁郁不振中，但她仍努力使这类散文基调现出明朗、热烈和坚实来，而避免个人阴郁心态投射其中，以适应当时的战争环境和要求。作家这种由内视角向外视角的转换，由急切激越的外露心态向客观沉静的内敛心态的变化，固然使文章更具即时性和现实意义，却也丧失了一些为萧红才有的个性。希望通过散文去聆听她心灵变奏曲的人们不能不遗憾：《商市街》里那个有着相当丰富内涵的抒情主人公在此间只留下个淡淡的身影；我们能和从前的“我”同呼吸、共悲欢，却再难听到同一个“我”——在经历两萧分手、孩子夭折、再度被身边的男人冷落、无视，并为友人们所不理解和疏远等精神创痛后——的倾诉了。在《商市街》里，那间“好像匣子，好像笼子，……使我的思想没有用，使我的力量不能与人接触，不能用于世”j的小屋虽然隔绝了萧红与身外世界的联系，却无法遏止她向世人展示美丽的灵魂世界；而在抗战的硝烟中，她却将心门悄然掩上。在日益感到自己抑郁、寂寞，“走着败路”的时候，萧红很难静心清理那些剪不断、理还乱的愁绪，这是不难理解的。而从作品艺术价值来看，萧红散文的最大魅力恰恰在于她对个人心态的细腻的、充满灵性的展现，在于她对外界事物的独特感悟和瞬间捕捉，在于她无处不在的情绪之流。她那些有关抗战主题的散文却不同程度地改变了这一风格或失却这一个性，因而显得散漫且草率。
这时期，最具有艺术光彩和长久生命力的是一系列回忆文字，包括《呼兰河传》和《回忆鲁迅先生》等。这些对往事和故人的回忆，字里行间不时跃动着萧红自己的身影；每一细节和片断，都来自她独特的体察和感受方式。在《回忆鲁迅先生》中，她展示了鲁迅一家人既不平常又确实十分普通的日常生活。在心理上她显然将自己纳为这家中的一员了，因而才能以一种亲人的眼光将鲁迅写得更像一位普通的长者，一位慈严的父亲，才能以那种亲切而温馨的感情去回味那房子里一切的陈设，细致到一棵万年青，几粒药丸，甚至一丝暖风、几缕阳光。至今人们仍公认这是最出色的关于鲁迅的回忆文字，最主要的原因就在于它是萧红心灵的产物。所有的回忆都是如此，与其说是些给读者的，不如说它们更像作者在自言自语，通过忆旧这一手段，排遣现实中的空漠和孤寂，建构起一条时光隧道，重新回到童年、家乡和后花园。在这些文字里，萧红还有意无意地重塑或还原个人的形象，隐含些许自恋。倘若我们再联想一下她在生命后期所选择的“蛰居”的生活方式，就更可见其心态是如何自闭与消沉了。30岁，本不是一个有资格忆旧的年龄，萧红自己也绝没意识到生命将走到尽头，难道冥冥之中真有一只主宰的手操纵着一切？就后期的文体风格来说，《商市街》的急切和激愤，《永远的憧憬和追求》的啜泣和悲切都消失了，代之以与寂寞心态更相吻合的从容舒徐的行文、含蓄委婉的叙说、略带悲凉和忧伤的情调。这些回忆之作，无论从哪个角度看，都达到了萧红创作的最佳形态。
在萧红悲剧的一生中，来自男性的伤害是最主要的。因而常引发她对个人命运、对女性命运的深深感喟。有关这类的文字不多，却不能等闲视之。1938年和1940年写下的两篇读书札记，《〈大地的女儿〉与〈动乱时代〉》和《〈大地的女儿〉——史沫莱作》，就明确地表达了她对男权社会的不满和强烈的女性意识。在西安，她向聂绀弩说了一番意味深长的话：“女性的天空是低的，羽翼是稀薄的，而身边的累赘又是笨重的！而且多么讨厌啊，女性有着过多的自我牺牲精神。这不是勇敢，倒是怯懦，是在长期的无助的牺牲状态中养成的自甘牺牲的惰性。我知道；可是我还是免不了想：我算什么呢？屈辱算什么呢？灾难算什么呢？甚至死算什么呢？我不明白，我究竟是一个人还是两个；是这样想的是我呢，还是那样想的是。不错，我要飞；但同时觉得……我会掉下来。”k萧红将自己的弱点，二重矛盾心态分析得鞭辟入里，也许她再坚强些、再果敢些，甩掉翅膀上的重负，克服自甘牺牲的惰性，就真能像一只大鹏金翅鸟，飞得更高更远吧。不过萧红并未完全悲观，她仍希望自己活得更坚强。在后期的散文里，那些以双肩谋生，踏蜀道于脚下，看似瘦弱飘忽实则担负着整个重庆交通运转的四川轿夫（《滑竿》），那个多年流浪街头如今却在温暖和爱中成长的少年林小二（《林小二》），还有鲁迅家中那株终年长绿的万年青（《鲁迅先生记》），都令萧红生出无限敬意，它们像一个个喻体，隐喻着为萧红所惊奇、所感动、所自勉的坚强品性。最后，我们还是引用萧红自己的话作结吧。在《〈大地的女儿〉与〈动乱时代〉》一文中，萧红诠释了自己的人生态度，并表明了对未来道路的选择：
不是我把女子看得过于了不起，不是我把女子看得过于卑下；只是在现实社会中，以女子出现造成这种斗争的记录，在我觉得他们是勇敢的，是最强的，把一切都变成了痛苦出卖而后得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