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萧红的未婚夫汪恩甲其人
何 宏
无论是国内外的萧红专家，还是关心萧红、阅读过萧红传记的同志、朋友都知道汪恩甲是萧红的家庭包办婚姻订下的未婚夫，并且一度和她同居于哈尔滨道外东兴顺旅馆。特别是责备他欠下旅馆600元债务，扔下怀孕的萧红，逃之夭夭，再不见踪影。骆宾基、铁峰、还有笔者自己，都异口同声地责骂过汪恩甲“无耻”、“负心”、“欺骗”……
我于1980年12月4日（出席黑龙江省文学学会年会期间）邀请我的老师，当年和萧红一起在呼兰劝学小学校读书，并一起毕业的同班同学付秀兰老师，访问了萧红的哈尔滨东省特别区立第一女子中学初中四班读书时的同班同学沈玉贤老师。她说萧红当时叫张乃莹，已经订婚，未婚夫叫汪恩甲，也叫汪东海。
当时女中学校对学生管得很严，不允许女学生随便与男人来往。需经家长证明，确系女学生的未婚夫，校方才允许来往。张乃莹和汪恩甲就属于这种情况。张迺莹和刘俊民都住宿。她们互相之间比较熟悉。
年2月8日，沈玉贤老师接到刘俊民给她的信，交给我看了，现摘抄几段：
“后来汪追到北平，才把她接回哈尔滨，他们住在道外十六道街东兴顺旅馆。汪回顾乡屯家中，想要些钱再回来，被哥哥、母亲、 妹妹扣起来……迺莹等急了，去顾乡屯找。汪家人骂她，汪的哥哥说：“你一定得和我弟弟离婚。”汪挣扎着要逃出家门，和她一起回市里。可是他家里人多，硬把他拉回去。迺莹一人回来，找律师写状子告汪的哥哥替弟休妻。开庭时，汪看哥哥要受到法律处分，他只好说不是哥哥而是他自己休妻，当场就离了婚。下庭后，汪向迺莹说，我们是假离婚，可是迺莹一气之下，和汪永远分开了。
汪东海家住顾乡屯，他是法政大学（夜校）学生，白天在道外滨江县第一小学校教书，该校长是他的哥哥。
初中一年（或二年）寒假后，她（指萧红）和汪东海订婚。她们经常通信，还记得她给汪织件毛衣，汪的父亲去世时，她吊过孝。那时，她与汪来往密切。这是她自己向我说的。
既然是汪张两家家长包办的婚姻，为什么汪家又反对了呢？
信中也明确地答复：“因为她表哥的关系，她才不喜欢汪。……她表哥姓陆，在哈尔滨三中读书，……她三番五次往北平跑躲避汪，每次都是她表哥给买去北平的火车票。是她亲口向我说的。1931年春，她上火车前，来校（刘俊民升入女中高中班，张迺莹未升，所以刘仍在女中。——笔者注）告诉我说火车票表哥早买好，马上就去火车站，并嘱如汪来打听，只说迺莹未来。”
刘俊民给沈玉贤的信，无疑是一份研究萧红的第一手珍贵资料。从中不难露出如下三个问题：一、张迺莹与汪恩甲的婚事，虽是家庭包办，他们往来也较多。张迺莹还给汪织过毛衣，可见她并不反对这门婚事。二、后来张迺莹厌恶汪，可能是因他吸大烟吧？更重要的是对她表兄陆振舜产生好感，双双去北京。他们第二次去北京之前，还在沈玉贤家吃过饭，是沈的母亲给做的面条。其他资料一直记载与张迺莹有爱情关系的是李洁吾恐怕是陆冠李戴了。如果是那样的话，1937年她从日本养病回来后， 就不可一度住在李洁吾家了。（见《萧红书简辑存注释录》P112） 三、汪恩甲并不负心，是家庭的束缚和萧红的性格，使他们分离。萧军不是说过吗，萧红是没有妻性的人。在1981年第1期《电影作品》上发表的电影文学剧本《萧红》里，也在责骂汪恩甲（剧中人名为：匡殿才），既然有刘俊民的信了，就该为汪恩甲先生恢复名誉， 无论其健在与否。特别是从萧红的著作、信件中，都找不出责怪汪的字样（哪怕是影射的）来，不都是以反证刘俊民信的真实性吗？
原载孙延林主编《萧红研究》第一辑，哈尔滨出版社，1993年9月
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后
——“我的回忆”
骆宾基
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后，萧红正处于惶惑不安的情绪中，稍晚于她的一个同代东北作家C君，在战争爆发的当天早上，也就是正当敌机开始轰炸不久，就从九龙太子道的路底森马实道寓所，搭X路巴士来到太子道另一端的乐道萧红寓所。他原想共作避难的计议。如果远离市区都到农村去，那么他们可以相依为邻。因为萧红卧床不起，在战争中是需要人照顾的。 决定之后，C君再回自己的寓所收拾东西，必要时自然要带着那个广东“阿妹”共搭伙食。萧红与她的同居者T君，对于C君的来访，正是求之不得。因为T君正想去香港与有关友人作去留计议，而萧红旁边正需要有人照料。不管是去香港还是留在九龙的大青山农村，必得协助病者重新安顿下来，C君才能回森马实道，去搬取自己的东西。
等屋内只有两人的时候，萧红就要C君伸出手来，说是自己过于疲倦了——仿佛在C君来访之前，由于敌机轰炸、战争突然爆发而带来的不安过于猛烈了，又仿佛两位同居者之间发生过什么意见分歧，引起过激动的争论。总之，她显然是过于劳累了！要闭闭眼，要“眯”一会儿，打个盹，但必须要抓住身旁人的手，很怕身旁的人在自己睡着后就突然会悄悄溜掉似的，仿佛在战争中任什么朋友都不可信任，只有手握着手才牢靠似的。她说：“这样，我的心里就踏实一些！”这是闭着眼，自语般说的。C君就感到她的极度疲劳，是由于战争带来的惶惑感，或者她是有些神经过敏。因之为了宽慰她，说些“有我们在，你就放心好了！怎么样也不会丢下你不管呀”之类的话。
君是萧红的同母弟张秀珂的朋友，他们是1937年在上海法租界美华里相识，又是同乡，又是伴搭伴的年纪，都小于萧红五六岁。因而热情有余，阅世不深。他在这时候哪里会知道轻出诺言是要付出意想不到的代价的，就是在40年后的今天，由此还产生了不少真伪相混的若干报刊“史料”与鄙俗的传闻。
不久，国民党的左派元老之一的柳亚子敲门来访了！在《萧红小传》中作者已有记载，就不须再作复笔引述了。在这里须要补充的是柳亚子先生和病者谈话将结束，T君也归来了，但仍然嘱C不要走，在T君陪送访者走出以后，萧红曾作过这样的解释，她并不是怕死，而是怕朋友们各自逃生，呼人无应声，喝水无人取，自己站又站不稳，坐又坐不住，这样的死，岂不可怕，也实在不值得！
君认为不需要向自己解释，不需要为此而耗费精神，但病者是滔滔不绝的，简直不容对方开口，正如刚才的来客不容她再开口，尽自要陈述自己的战争观以壮听者的肝胆一样。
最后C君只得又说：“你一定不要这样想，T也不会那么自私，自私到会在战争中丢下你，尽自一人跑掉！而且还有我们呢？如果他真的掷下你，独自一人跑掉了，那我们也不让呀！”这里所说的我们，自然是泛指在港的以茅盾、夏衍两先生为首的文艺界的朋友们。
晚上T君才回来，首先要大家很好地休息，得等候夜深人静才偷渡海峡。这时不但港九之间的公共渡船停驶了，就是街上所有的公共汽车、电车也停驶了。港九都已实行灯火管制，窗外的街道都已沉浸在暮色苍茫之中。拉开遮光的窗帏，才能点燃蜡烛。虽然在地板上铺了毯子，C君几乎是坐守到夜半。
据说，偷渡海峡的渔船，是东北救亡协会香港分会的负责人于毅夫同志为这三位东北作家准备的，因为海峡在夜间戒严，要封锁海峡之间交通的。C君之所以必须留下来，是由于病人不能动。下楼、上车，还有到了尖沙咀对面的码头换坐穿越封锁线的小划子，都需要人双臂托着上下。既然C君有言在先，不管自己的私务还急切地要等待赶回去料理，也不管心里是怎样焦灼不安，只得耐心地等待履行自己宽慰病人时所作的诺言。因为床下有席地而坐的两个人在侧，萧红自然是安心地在夜深之后睡着了。
下半夜两三点钟之后，也就是12月9日黎明之前，三人按夜晚的协议，即病人由C君护理，T君体弱，就提着随身的包裹与暖水瓶之类，终于由两辆三轮车载到汽轮码头之侧那个约定的地点，遂登上了早已在那守候着的小划子。夜是静悄悄的，两岸暗无灯火，完全像死寂的荒山野岭一般。而且三个乘客与划船人之间，不交一语，仿佛船上什么生物也没有。木桨的划水声也很轻，仿佛这小渔船是缓慢地随着海浪飘动着， 随着风飘动着，是只空船一样。因为是穿越封锁线，自然三人在沉寂中都感到一种战争的紧张气息。
终于在黑暗的尖沙咀头附近，三人安然地悄悄登岸了。
究竟是由“时代书店”的职员伊君的热情协助，雇了两人抬的躺椅作担架，送萧红到半山间的前东北大学校长周鲸文的别墅式寓所；还是就由伊君找到的书店职工抬的自备躺椅式担架，当事人C君已经记忆不清了。原因是C君已经认为只身追随在担架之后去护送已经没有必要，以为可以脱身了。反正“时代书店”有人作护送就可以信赖了。因而未对这些事务作什么考虑，相反却考虑着九龙方面自己寓所的情况，为自己做家务的广东女佣人“阿妹”是不是还在厨房里忙碌着，等待他归去……但萧红不同意C君在她还未确定她的安身之处就离开，只有到达周宅，作了稳妥的安顿之后，才能让他回九龙。一离开市区，在郊外的山坡柏油马路上，从海滩一角传来的枪声就十分响亮，而且有些震耳了！显然为山峦所遮挡住的海滩附近，有日敌的陆战队在进攻，机枪声仿佛是从峰岭之巅上往下射击的，因而是近在咫尺一般，路经茅盾先生寓居的山坡，C君立刻想到他们夫妇的安全。作为对自己多方资助过的前辈，就是有意外的风险，C君认为也是应该作次探望的。萧红在躺椅式的担架上，慨然同意，并嘱C代她向茅公夫妇致意、问候。
等C君从茅公夫妇寓所吃过午饭赶到前东北大学校长周鲸文的山间寓所的时候，岂知萧红仍然躺在客厅的长沙发上，急急告诉来者：“这里不能住，都要到市区去，你还不能走——不管有谁在我旁边，你不能走。你得把我安置妥当，再离开，好吗？那你是答应了？那么你说说，茅公夫妇好吗？他们也都捆好东西准备往市区搬啊！知道他们住的地方吗？”
“他们还不知道，得搬过去以后才知道。”
“谁帮助他们搬家呢？”
“东西很简单，都捆扎好了！以群约定午后坐车去接他们，因为知道你在病中需要帮手，就要我回来帮你先安顿下来，以后到市区再联系！”
他们哪里会想到一迁再迁，哪里还会找到联系的地点，从此C君就和茅公失去了联络，无从闻问了！
在周宅豪华的客厅里，一切平日人们过往之间的文雅而悠悠自如的神色与仪态都不见了，来往的人们都是急匆匆的，现着紧张而严肃的眼光。没有事务相关，就是偶然在这里相遇，都连招呼也不打了，仿佛已经丧失了一般来往相互寒暄的心情，一切都由于战争的爆发而简便化了。漂亮的女主人甚至于连眉毛也未画、口红也未涂就惹人注目地出现在客人们面前。谈话都是匆匆忙忙，而且简单、急促，仿佛远在九龙海滩的日本登陆艇或从日本军舰上发出的炮火能顺着人们在客厅的谈话声跟踪追击似的，仿佛这座半山腰的别墅，已经在敌人的登陆部队的望远镜监视之下，军舰上有什么无线电的探测谈话的装置似的。自然主人夫妇都对病中的萧红表示了应有的关切。很久以后C君才知道，就在9日的当天，所有“时代书店”的职员已经都领到300元港币的遣散费，以便在战争期间各自安排各自的生活出路，所有这些都是C君来到之前都已办理结束了，仿佛C君与萧红谈话时，餐间里的客人与主人已经商量定了关于萧红的安排。
这个决定是萧红可以住到市区一角的铜锣湾的某公寓里去，这公寓有一位东北寓公何某租的一个房间。他是张学良西安时代某驻军的参谋长，有着少将的军衔，现在把自己的房间，据说是慨然地转让给这位病中的东北著名女作家了。因之，C君必得待萧红在铜锣湾某公寓安顿下来之后，才能回九龙，但届时是不是还能赶上末班的轮渡，又是一个问题。如果是在夜间，自然又需雇私家渔划子偷渡宣布戒严的封锁线了。 C君焦灼不安的心理，读者是可以想象到的，因之，究竟是怎样到达的铜锣湾，他现在已经全然不记得了，可见这个轻于言诺的青年作家的注意力，当时与周围是怎样完全脱节了！显然在去铜锣湾的路上，他所想的，完全是关于港九之间的公共轮渡，以及入夜之后再次偷越海峡的风险，自然想到的还有他的那个年轻的广东女佣人“阿妹”，在森马实道寓所守候主人归来的情景……因之，他是恍恍惚惚地来到了香港市区一角的铜锣湾某公寓。甬道是木板构成的，点着蜡烛，闪闪发光。萧红住的房间早已腾空，似乎并未打扫，但却是洁净无尘，唯一未经消除的标志，是墙角有五六件待洗的男衬衫仍然堆积在那里，而且都是只穿过一两天那样洁白，说明那个迁走的少将衔东北军官的生活是多么阔绰。等待公寓的女侍役来室内灌满开水瓶，而年老的女杂役把那五六件待洗的男衬衫一起抱走，并向卧在床上的女客人致谢，轻轻关上门以后，C君仍然不能离开。
“你坐到这里来！”萧红宽慰般地说，“抽支烟哪！先歇歇，等T回来了，你再走，好吗？”
“好！我是要等他回来！”
君是购买应该储存的食物去了！大米、挂面、面包、黄油、腊肠、奶粉，总之，如果战争继续一周之后，谁也难料在市区会发生什么变化，而且市内的汇丰银行已经关门了。据说银行门前挤兑之风，已经转为市场方面的食用物资的抢购了！
“总算安顿下来了！”萧红神色舒畅地说，“这两天一夜，你也够累的了！坐下来，喝口水！”
“坐不住呀！”
天还未黑，T君终于背着一个装满吃食的旅行袋回来了！ 但C君仍然不能走，事情又发生了意外的变化……萧红不同意独自在这并无保证的公寓里留下来，C君是站在萧红这一方的。如果发生巷战或轰炸的危险，公寓里的所有寓客、侍役、经理、杂役之类人员必然要逃避一空，那时会有谁来照顾这个没有亲友在侧的病人，T君只好答应同迁市区中心的思豪大酒店。于是三人乘坐一辆黑色的“的士”在黄昏之前到达了思豪大酒店。这里的房间原是张学良将军之弟张学铭先生预订的。据说，是在知道萧红拒绝独自留在铜锣湾某公寓之后，又转让给病者的。在这里表现了这位早已退休的东北将领对于自己家乡的流亡作家的尊重。
在铜锣湾三人协商当中，虽然并没有发生以后那样尖锐的争执和对立，但由于C君支持萧红，在三人的友情关系上发生了明显的有所偏重的变化。可以说，C君从此才开始对于T君真正的有所认识。
在思豪大酒店五楼订的房间是很大的，大到可以容纳一二十人在房间里开会。因而C君和萧红两个人，最初感到大得不适用，大得空空荡荡。待到萧红被安置在有床帏架却无床帏的床上之后，被安置的人却并不安适。房间虽然有防空的黑布红里窗帏，虽然有电灯、有电话，但桌子没有台布，沙发上没有罩布，木椅子上没有坐垫，台灯上撤去了灯罩，任什么东西都是赤裸裸地现出它们那早已陈旧不堪的外表，尤其是床周围的铜栏杆柱，因为失去了床帏的衬饰而更显得斑锈点点，简直是古董店的陈列品一般。是由于战争的关系吗？既不见大酒店的经理人员，也不见白制服的侍役出现，仿佛酒店处于无人值班管理的状态，这就是战争呀！不但听到，还处处感觉到。
自然，T君归来之后，会作适当解释，以慰病者的惶惑不安的情绪。但T君究竟在楼底下办理什么手续呢？久久不见上来。C君是要等待他上来之后，起身告别的。到了这里，自然是没有交通将来被切断（如居铜锣湾公寓那样有与市中心的朋友们失去联系）之危。在C君来说，是为病者舒出一口气，也感到自己两天一夜的奔波总算有了着落。如果顺利，晚上在海边找到私渡海峡的小划子，当夜他就可以乘九龙码头上暗地活动的私人出租汽车回到森马实道与在悬念中守候寓所的“阿妹”见面了，就会把稿子带回来，衣物带出来。但T君久久未来。在苍茫的暮色中，在五楼的走廊口C君迎见的却是大公报记者杨刚女士。她是特意来专访萧红的。C君说：“她在房间里，请进！”就打开门带领访者走到萧红的身侧，她们是早就相识的老友，不需第三者作介绍，C君就留下她们两人谈话，自己重又回到走廊口外，守候T君的归来。
显然他是越来越焦急。听着辽远的海滩上传来的炮火声，望着从油麻地（？）油库上空升腾起来的两股浓烟横越海峡上空，缓缓飘展着，他哪里知道护理病者的责任会占据了他整整两天一夜的时间，更想不到那个人已经是不告而别了！
等到杨刚走后，C到萧红床侧，问及是不是自己还必须要在这里等T归来，才能离去。她要对方坐下来。显然与来访者谈话，有过激动，现在她有些疲倦，而且脸色越加苍白、阴暗，与迁进铜锣湾那个公寓的欣慰神色全然不同。她说：“T君是不再来了！”又说：“我们从此分手，各走各的了！”
“这是为什么？”
“他要‘突围’……”
君当时确乎吃惊得有些呆然了！这岂不是要在战争中脱身自逃，把护理病者的责任变相地强加在作为并非深交的朋友肩上吗？C君当然是没有这种精神准备的，实在来思豪大酒店之前，T君背负着口袋安置在萧红住室的一角，悄悄唤出C君作密谈的时候，C君是没有想到会到这一步的！这样，对C君来说，却是完全出于意料之外的。
在友情方面来说，C君除了对病者在艺术创造上的富有才华的贡献怀着尊崇之情外，也由于自己的长篇小说的标题画，是出于病者之手，且在标题画中显出那样的非凡的笔力——从几棵接近成熟的高粱棵，就可以看出只有东北肥沃的土地上才能生长出这样的叶阔秆壮的庄稼。只三五棵就使你感到是高粱如林——而钦佩，因而C君在危难之始，为了保证她安然抵达香港，竟自暂时弃置了自己的家务于不顾，而首先协助他的同时代的同乡女战友在香港安顿下来。这种“牺牲”是有限度的。一天当中连移三处，这也是迫不得已的。但现在，他必须要抢时间，在日本侵略军的海军陆战队还未占领九龙市区之前，赶回森马实道自己的寓所里去。而且战争已经进行了两天一夜，他认为再也不能延迟时间了。不列颠帝国有限的几千人组成的部队，是绝对不能长期守住这个海峡两侧的英国租借地的！
因之C君坚持自己必须偷渡，必须回九龙去取稿子。回头，再来思豪大酒店探望她。在双方争执中，病人突然转过脸去，显然是在避开什么——不愿为对方见到自己的眼泪。
“难道—个处于病中的朋友，她的生命就不及你的那些衣物珍贵？”
“当然不是这样的！”C君低声辩解，“朋友的生命我是珍贵的，正像看待我自己生命一样的珍贵。但，我在桂林桐油灯底下写的那些稿子，我是比自己的生命还珍贵的！”
“那你尽管去好了！”
“当然我会连夜赶回来，我绝不会把您摆在这里，就此不管了！”
“那就很难说了！”
“怎么很难说呢？”C君断然地说，“绝对不会！”
“你听着！在这里坐下来——我现在是以一个对于中国现代文学有过贡献（且不管它是大是小吧），这样一个作家的身份，向你，就不要说是我弟弟秀珂的朋友吧！是向另一个东北的流亡作家谈话。我们都是在艺术上追求真、善、美的，都讲究精神世界的崇高，灵魂如何如何，难道这仅是在文字上的东西吗？难道在现实生活中，就是两码子事，战争一来……”
“不能这样说，当然在现实生活中，我们也应该像在艺术上的追求，但不能说，我回九龙去一趟，就是把您掷在这里，从此不管了……”
“你听我说，好吗？你想，你真的能说回来就回来吗？这是战争呀！你听炮声这么激烈，你知道，九龙现在是怎么样了？尤其是你住得离码头又那么远，坐巴士要走二三十分钟，是太子道路底呀！那里是不是已经在巷战了？你怎么能冒这个险呢？”
总之，萧红从为自己的未来命运担心，转移到为C君的只身去九龙的命运而担心了！正如许广平先生在《追忆萧红》一文中所说，而笔者也曾引用过的：
萧红先生是自身置之度外地为朋友奔走，超乎利害的正义感弥漫着她的心头。在这里我们看到她却不软弱，而益见其坚毅不拔。
实际这也是东北左翼知识分子的特点。
他们的谈话归结到底，还是病人身旁无人，C君是不能就此离开的。哪怕仅仅是一夜之间，他也必须找人代替自己，哪怕是留在思豪大酒店值一个下半夜的班也可以。但这个大酒店里此时见不到五楼有值夜班的白衣侍者。他又想，就是有侍者值夜班，也是不能信任的，因为这是战争时期，说不定哪时哪刻，市区就要受到大轰炸，说不定哪时哪刻全酒店的寓客包括白衣侍者和楼下的管事人都会—逃而空。但，如果9日当夜再不回返九龙，说不定次日一早，九龙整个市区就会发生巷战，港九防线迟早必然崩溃，谁都明白，这仅是时间问题。
“那么战争过去以后，你一个人打算怎办呢？”C问，“回内地，还是去延安呢？”
“到上海，只要把我安排到许先生旁边就可以不用你操心了！这只是一两个礼拜之内的事情！”
是的，反正战争不会坚持多久了！因为美国驻军根本没有后援和弹药的补充。C君终于慨然担负起在整个战争中要与病人同生死共命运的护理责任，这是以鲁迅为主帅的革命营垒中的战友之间的崇高义务，是任何一个流亡南方的真正的左翼东北作家处于这样一种状态下都是不会推卸的。是的，……在革命作家阵营里，却也并非都是如此的呀。自然，这个与病者患难相共的诺言，在萧红来说，是无限欣慰的。两只敏感的大眼睛立刻现出胜利者的喜悦光辉，并以大姐的姿态要他坐到床侧，说，她早已知道，他是不会把她丢开不管的。两人的友情由此顿然转入亲切无间的阶段，仿佛是姊弟般那么坦率，战友般亲切，少男、少女一般天真、纯洁。
于是C君开始说，为什么你和萧军离开呢？为什么又 ……呢？你和萧军是共同从哈尔滨流亡关内的患难夫妻呀！
萧红说：“这是两回事，和萧军是另一回事，各不相干的，我们是早已经不能一起相处了！”
是在9日当晚，就谈到“八？一三”上海抗战之前夕，她就曾经私自从家庭里出走，背着萧军和周围的朋友，在吕班路附近犹太人开的一所私立画院里报了名，而且作了画院的寄宿生；还是以后谈的？C君在历经40年的坎坷奇突的人生路程之后，是记不那么确切了。但从9日晚上开始，直到十天左右再迁皇后大道背后一条街上的二楼民房，直到香港沦陷，三迁“时代书店”职工宿舍，是一个月有零的谈吐自如的“对话”。
这完全是置战争与尘事于思考及注意之外的童话般的生活，像处于万里沙漠中的一所绿洲一般，不但谈及她的少女时期的初恋；谈及她第一次随着自己的情人去北平，坐火车的心情与充满憧憬的幸福感；谈及在北平一个胡同的小院里突然发现站在那李姓青年面前的却是他的“真正的妻子”，而立即提起皮箱昂然地只身一人离开的愤然情绪；谈及当时心想：“真是笑话，我又不是到北平和你争男人来的！”也谈及在哈尔滨市立第一医院生过孩子，不能交费出院而受到院方的债主式冷视，甚至患了重感冒而主治医生也不加闻问。因为她欠着他们的住院费，分文未付！这样就激起了萧军的愤慨，去亲自找那主治医生，声称：“如果我的病人出了问题，我不但要宰了你，也要杀掉你全家！”以致那个胆怯的主治医生不得不收起了傲然之态，乖乖地丢下手里的棋子，去给她打针；而且为了能在病人的丈夫面前很快显出效果，竟例外地用了珍贵的国外进口的针剂。萧红回述这种关于过去的往事，不仅仅是意欲说明作为丈夫的萧军，当时是怎样爱护自己，也反映了她对萧军的默默的遥远的怀念！（但她却避开了或疏忽了在与萧军1932年秋，第一次于道外那个二层楼的旅馆相遇时，已经是个待产的孕妇这一情节，以致很长一段时间为C君误为在哈尔滨第一医院所生的孩子是萧军之女，根本不知在萧军之前还有一个汪某，即萧红那个在呼兰有名的地主家庭为之包办婚姻所订的未婚夫。结果在《萧红小传》关于这次生产的年代就出现了一笔差误，误为与萧军婚后的1933年冬天的事了。）
自然也谈及萧军作为丈夫的自傲，仿佛妻子只能依属于丈夫，而丈夫总该是妻子的“庇护人”。因之，萧红时时要摆脱这种处于家庭从属者的地位，尤其是在两人之间又出现了第三者之后。
但她仅仅开始了两三天的私立画院寄宿生的独立而自主的生活，就由于1937年7月的抗日战争开始而结束了。大敌当前，任什么家庭之间的爱情呀、诗呀、艺术呀，都在民族危亡之秋失去了它们以往的光泽和价值。
因而当两萧在哈尔滨时期的患难相偕相助的友人S终于找到这家私立画院，而画院主人听说这个寄宿女生原有丈夫， 而且未得丈夫同意，私自从家庭出走的，自然就拒绝或不敢再留她在画院里寄宿了！而她也不再坚持离开那个处于从属地位的家庭独自出走了！她是带着一种为人所“俘”的情绪暂时回来了。
在西安与自己的丈夫萧军分手时，萧红在自述中，对C君谈得也比较细致。说，萧军在西北战地服务团驻在地的院子里，和出迎丁玲、聂绀弩的萧红见面之后，很快就同意两人从此分手了！并且再也不给他单独谈话的机会，因为她该要向他说的已经说过了，并且两人在单独对话时她还警告过对方：“你若是还尊重我，那么对T也该尊重。我只有这一句话，别的不要谈了！”
但萧军事后，还是有许多话要向她谈的，但后者有意避开两人再次单独谈话的机会，坚持：“谈什么都可以，就是不能我们单独两个人！”最后，当萧军讨取以前托她代为保存的一些友人信件的时候，前者终于获得了这个机会。
当她走进储存室之后，萧军却抢先一步坐到积存信件的那个属于萧红所有的木箱子盖上，阻止她先打开箱盖取信，显然想在分手后再单独说几句话。
“我不听！若是你要谈话，我就走！”萧红说得坚定而且果真不听一句就匆匆走出来了！并且也注意到那些三三两两站在院子里遥远注视的目光，注视两人一先一后神色冷峻地走出来，而现出的失望神情，多么美好天真的愿望呀！两萧永远分离的命运是从此已经这么定下来了！
而最后一次，当天色已晚，暮色苍茫，两萧与T三人散步路过莲湖公园时，萧红提议进公园去走走！萧军认为天已这般晚了，还进去玩什么？公园确实是寂无人迹了！但萧红全然不听，坚持要去。
“要去你一个人去！”
“T！你跟我来！”
“你不能去！”
萧红以为，他当是我一个人在这夜色茫茫而又旷寂无人的树木深处会害怕吗？径自一人走进去了，却不想走未多远就听见背后传来属于萧军所有的健壮有力的脚步声，她就立即离开林荫道在一棵大树背后隐藏起来。终于再次躲开了单独谈话的机会！
萧红当然在自述这段往事时，现着孩子般的天真，她仿佛从未想到在这种捉迷藏式的追逐中，反映着追踪者对于曾经与自己度过六年之久颠沛流离的患难生活的伴侣，所怀有的一种深情与特有的一种钟爱。而给C君印象最深的，却是她在回忆中时时流露的一种分手之后的独立自主的昂扬情绪，仿佛从此摆脱了从属于对方的地位就是个人的自由与解放，就是不屈的意志获得了胜利了。
因之在叙述萧军“要去你一个人去！”又对另一个人说“你不能去！”使听者感到这种仍然以庇护人的权威自居的声势，只能加强对方在力求摆脱那种家庭从属地位的妻子的离心力，加强那种力求独立自主的坚决性和抵拒。她哪里还会想到在追逐单独谈话机会的人，满腔所怀的是对于自己已经分手的妻子的未来命运的关切之情？
且不说，9日当晚两人肝胆相照的谈话。而当10日之晨，早餐以后，萧红就开始给老诗人柳亚子打电话，这是病者与外界的唯一一次联系，今天看来仿佛是与大公报记者杨刚约好，次日须通过柳亚子先生，以告慰关心她的左翼文艺界的友人似的。
柳亚子接到电话，知道她在思豪大酒店安顿下来，还有友人在旁照顾，自然是欣慰的。尤其使他高兴的，是他在电话中听出她的精神很好。这声音，使他不但欣慰，而且向她祝贺。她在通话后也愉快地向C说：“这位长者，真叫人感动！在这样紧张的战争危急的关头，还在电话上注意到我的声音，从我的声音里听出我的心情而且感到欣慰，祝贺我会早日康复！这种友情真是珍贵！”不须说，这次通话对于病者鼓舞之大、慰藉之深了！
从此，萧红的眼光不但再也见不到那种对于周围过敏性的观测神色（仿佛总在惶惑不安），且在怡然而谈自己所走过的坎坷世路之外，也倾心谈及自己在构思中业已成熟，但却还未及下笔的短篇小说——“万花筒”的故事（即《红玻璃的故事》）。自然，直到这时，C君才对于这位才华出众的《牛车上》与《手》的作者，有了深入肺腑的理解，不再因遗留于九龙的长篇小说手稿为念而心神不安了。
三四天之后，T君突然来访，病者默然不语，类似曾相识。C君问及“还没有突围呀！”答以：“小包都打好了，随时准备渡海！”而且很快就离开了。二次又来，C君就由于他的谈话侮及两个人而愤慨不已。以后思豪大酒店内再也不见其露面了！萧红也不与其交一语。其人究竟当时躲于哪一家大酒店，是与什么人住在一起，那时是避而不谈的，对任何人都在保密似的。自然C君也不过问。
约一周之后，思豪大酒店六楼遭受日军炮击。轰然一响，楼窗颤然发声。C君当即匆促走出探望，走廊上白衣侍役在低声招呼人：“快，快，都到地下室！”几乎是各个房间都有人匆促出入，这是晚间七八点钟。C君很快得知，须要赶紧躲避，于是匆匆托起病者走出房间，经电梯到达了大酒店的地下室。人是拥挤的，因为地窖式的台阶不宽。仿佛过去那儿原是储存酒类的库房，由于战争才腾空应用似的。电灯光也阴暗，简直没有安置病者的空隙。不久，病者闪着观察周围的眼光，显然已经发现护理人两臂吃力而在寻找哪怕是在水门汀地上坐一坐的空间似的，因为人挤人，肩擦肩，于是她坚持要自己在地上站一站。
“试一试！我能站在地上！不怕！”病者反而对护理人宽慰了。
当C君终于不得不在那些衣着虽然失去项链之类盛饰的仕女、国人及外籍的绅士之间，扶持着病者站稳之后，她又说：“你看！我这不是很好吗？”这仿佛她病倒之后的第一次挺身站立，自然主要的是为了解脱C君两臂的担托之艰，足证萧红虽在久病，腿力极为衰弱的情况下，仍然是待人体贴入微的，而且一再宽慰对方：“你看，我这不是还能迈步嘛！不要紧呀！”在周围的寓客注视中，她坚持要试试走几步，而且走出两步，就怡然自得地说：“你看，这不是很好吗？”实际上，她的两腿有些发颤的。直到“警报”解除，她仍然孩子般固执着，自己缓慢地走上地下室出入口的台阶，几乎是走尽了三分之一的台阶，这才作罢。
在这次炮击六楼的次日午后，自然所有思豪大酒店的寓客都疏散到南山之腰的一所空无一人一物的别墅里去了！C君与萧红两人出现时，早到的人已经各自占领了夜间栖身安睡的地方。或者是在花砖地面铺上羊毛毯，或是安置了简易的行军床。著名的京剧表演艺术家梅兰芳穿着中式长袍，留着黑胡也在这里露面了。可见在这里避难的不只思豪一家酒店的寓客了。在这座有瞭望台的别墅式建筑物里一时仿佛置身于三等统舱里一样全是席地栖息的旅客，他们以方言交谈，有广东话，也有英语，不过穿戴却又都似一二等邮船客舱里的远洋航客，只是手指上的钻石戒指、耳朵下垂的那些闪光宝石的耳坠之类，却都已收藏在各自的腰包、手提箱里了，有的少妇，却照样涂着很鲜艳的口红。一到黄昏，人们都各自躺倒下来，悄悄地谈话了，划火抽烟斗的声音和光亮，特别显著，仿佛谁都在担心地等待着从九龙发来的炮声。果然在暮色降临之后，炮击又照例频繁地开始了，而且在距离这所别墅千米之遥的市区，在三五声炮响当中，最先有木筑楼房燃烧起来，那火势越来越旺……相反，炮击却突然停止了，仿佛那三五发炮弹专攻这座木料建筑楼房，专门要它起火以便夜间照明似的。有人悄悄起身瞭望，小声相互问讯：“是哪里呀？”也有低低的嗤声，在警告大声说话或划火吸烟的人，而且整个三等统舱式的酒店寓客当中，立即在低低嗤声中哑然无声。萧红在寂静中安然席地而睡了！但在夜半却为猛然突起的排炮声惊醒，果然日本陆战队的炮兵以千米之外的那座仍在焚燃着的木料建筑物为照明的标星，排炮是由远而近，一尺间距一尺间距似的推进，全别墅里避难的远洋旅客般的仕女与富豪、商贾，或坐或卧，都静悄悄地屏息以待死之神似的。
“怕吗？”
“不怕！有你在旁边，怕什么？”
“真的！”
萧红与C君在低声交谈。C君从病者的谈吐中，感到无限的宽慰，仿佛自己真的高大而且坚硬得如她的护身的钢板一般，感到只要有她这样一语之酬，虽陪着她一起在炮击下牺牲了也是甘心情愿的。终于一声炮击，炮弹在这座别墅的半圆形瞭望台附近爆炸了，响声巨大，就在他们一旁搭起行军床独自蒙头而卧的人，就在炮弹爆响那瞬间不由自主地突然一滚而落在萧红与C君之间，仿佛找到护身板似的并声称：“我们死在一起好了！”他们尽管都相识，但在炮击之前，却相逢如路人。而且这人也不是思豪大酒店的寓客。自然很快他就恢复了理智，讪讪起身溜回自己的行军床上去了！出乎人们意外的是，在这击中圆形阳台环墙附近的炮弹爆响之后，炮口又移动了，排炮是从左往右，又是一公尺距离、一公尺距离似的发射了，有时带着尖锐的与空气摩擦的哨声，几乎使人感到这种炮击是棋盘线似的纵横着，险峰是过去了！所有躲避在这里的各大酒店的寓客，无人伤亡。但次日各自搬走，再也无人敢于留在这里栖息了！
于是萧红再次迁往皇后道背后的一所两层楼的民宅里，这是在“时代书店”一位广东青年朋友协助下找到的隐避点。与“时代书店”职工宿舍在同一条街上，仅仅隔着一条马路，中间也不过三二十户商店的间距。约十天左右，三迁“时代书店”职工宿舍，这已是日本帝国主义的登陆部队占领港九市区三天之后了。
年1月12日从“时代书店”职工宿舍转入跑马地养和医院的当天午后，在整个太平洋18天战争时期不知躲在哪里的T君，却如在思豪大酒店楼下不告而去一样，又不告而来了！声称，愿陪C照料病者，且有内疚之色，C君当表欢迎，说自己夜里间劳累，实在疲惫不堪，很愿回书店宿舍大睡一觉。萧红是敏感的，乌黑闪光的两只大眼睛立刻现出机警的神色，命令式吩咐：“T！你出去！”
在与C君单独谈话中，萧红提出她的要求：“明天一早你就要回来，不能离开太久了！只一夜。”说：“我知道，你这些日子确也辛苦了！你回去可以好好睡一夜，休息休息，但只一夜。”因为次日或许会诊，所以还不能回九龙去探望旧居，去取稿件之类的东西。并且重申，和T是“分道扬镳”了！自己仍然是去上海的。说：“你可答应送我到许广平先生那里，再去浙江寻找那‘半部红楼’的！不会忘记吧！”
“当然，怎么会忘呢？”
“你答应我，明早一定赶回来？”
“答应。”
“不去九龙？”
“当然啦！没有你的同意，我不会回去！”
于是问他，身上带着多少钱，并以百元港币一张相赠，告以带在身边以备意外之用。关于这百元港币，笔者在“写于《萧红选集》出版之前”（见“长春”1980年第七期）已有交代，还有C、T两人在萧红病危的1月22日行经××道，在这个香港繁华市区公然遇到“乱仔”持枪拦劫，这也牵涉到T君。所有这些都是题外的属于C君未来的“回忆录”里的史料，因而“太平洋战争之后”到此为止，距离萧红逝世之日，也不过十天了！
原载《北方文学》第一期，1981年
我与萧红
端木蕻良
此文根据端木蕻良1980年6月25日，与美国学者、《萧红评传》作者葛浩文的谈话录音有关内容抄录整理。端木先生身前曾过目并略加改动。他曾再三表示谈话是即兴的，想到什么说什么，不可能全面和严谨，因此表示要写文章发表。可是现在这个愿望已不能实现，现征得端木夫人同意，将谈话发表，仅供参考。
我是1935年底到上海，1936年8月在上海发表《鹭湖的忧郁》。10月大概发表《爷爷为什么不吃高粱米粥》。当时是有机会认识萧红他们的，但并不认识。当时我正写一个长篇《大地的海》。我想要是与文艺界关系密切了，我就写不完《大地的海》。
另外，其中还有一个周折，我把《大地的海》写完了，我预备和鲁迅先生见面，就把稿寄给《作家》，以为它必定会转给鲁迅。还有孟十还是不是化名，我还不清楚。当时有时为要注册，就说一个假名字。我当时对上海情况很不了解、很天真，因此寄稿既没写孟十还，也没写要转给鲁迅。我根本没想到此小说不会转到鲁迅手里。但我也多了一个心眼，把一页稿子倒过来。因为有的编辑，根本不看你的稿子——那么厚，又毫无名气。这种情况外国也有——后来，稿子退回，连复信也没有，而那页稿子仍倒着。我就知道并没有看我的稿子，这时我就生气了。因为当时大家都知道《作家》是鲁迅支持的刊物，还有这样不合理的情况。于是我就写信给鲁迅。他知道这种情况后，写信说：“你再有稿拿来给我，但是给我，他们也不一定就肯登。你就寄给我吧。”这时我把《爷爷为什么不吃高粱米粥》寄给鲁迅，后来发表在《作家》上。本来《大地的海》是《作家》给退回的，现在鲁迅要我一个短篇，他不给别人，偏给《作家》，这就是鲁迅的作风了，他不说什么，看你登不登。那时《文学》已发表我的文章，《中流》也发表我的文章，他偏给《作家》，这就打了孟十还一个嘴巴。
有一天我正在屋里写稿（住花园村一个亭子间），就听见前头有人找姓曹的，我很奇怪，因为在上海我朋友很少，估计是孟十还那些人——因为鲁迅打了他们一个嘴巴，就来拉拢一下——后来我就从后门跑掉了，因为我不愿见这种人。这样一来，我是躲开了他们，但也因此失去了同鲁迅见面的机会。因为他一见到我，他定要把我拉到鲁迅那里和好如初。由于我对上海文坛一是不了解，二是过于天真，就失去了见到鲁迅的机会，当然我也没有想到鲁迅先生死去得那么快。
在这样的情况下，有一次我在法国公园——当时常去那儿散步——看见四个人的背影，他们越走越远，我估计是当时所谓的文化人。后来我到武汉，看到萧红，就回想起当年在法国公园看见穿红衣服的女人就是她。当时给我的印象是她身体非常坏、瘦弱。后来我推想这四个人是萧红、黄源，穿大衣的是萧军，再一个可能是孟十还。后来和萧红对证，她说是她，因为他们就住在公园对面。
见到孟十还是在我去瞻仰鲁迅遗容的时候。在万国殡仪馆见到孟十还，没和他说话。当时我和王统照在一起，当时对哪个是萧军还拿不准，萧红那时在日本。
萧红奔丧从日本回来，胡风想把这些人拉在一起搞一个刊物，就是《七月》的前身。当时刊物都停了，大家也有热情搞刊物写东西。胡风提议刊物叫《战火文艺》，萧红不喜欢这名。她对好多事物确实有她自己的看法，她说：这个名字太一般了，现在正“七七事变”，为什么不叫“七月”呢？用“七月”做抗战文艺活动的开始多好啊！我就很同意这个意见，这大概是我们头一次见面，而我们的看法就很容易接近。后来熟悉了，萧红就对胡风说：“唉，胡风，你也太不对了，你认识端木，为什么不跟我们说你认识端木呢？”胡风哑口无言，就装糊涂，萧红更生气了，说：“噢，你是单线领导，你是为了讨稿子到那儿去，为了讨稿子到我们那儿。”他也向艾青拉稿，艾青搞副刊，向我组稿，后来发现，胡风和艾青、我、两萧，还有曹白等人分别见面，但却不说，不发生横的关系。而最先发现这问题的是萧红。
我觉得萧红是对的，胡风这个人不坦率，拿我们做稿源和私产，胡风年龄比我们大，又与鲁迅关系密切，所以原没对他有什么怀疑。通过萧红，我发现胡风不坦率，当时也只是这印象而已。胡风说他有个朋友，在武汉，叫秦虎炎，此人可拿出纸张来。胡与秦通信后，秦愿拿钱办刊物，因此胡风希望我们都去武汉，找个出版社，他出刊物，我们出稿，办法可行，大家就分头准备去武汉，胡风先走，后两萧也到武汉。我先坐火车到浙江，在过镇江时碰坏脚，当时风湿病也犯了，就在浙江蒿坝住下养腿，并给武汉写信，怕他们等我。萧军就写信催我快到武汉，好把刊物发行起来。他写的是文言文，还有一首诗，已记不起。胡风也来信催，我腿稍好，到武汉《七月》就出刊了。
我到武汉，肖毅新住在萧军家里，两萧住小金龙巷，是蒋锡金的房子。蒋的房子都住满了，当晚，我住萧军东面，那里都是作家，逸群也在，大家在一起很高兴，所以我也不愿单独住，从这以后便与他们熟悉了。
和萧红在上海时，在胡风家里讨论《七月》见了几面。到武汉也是开始讨论《七月》，我们俩意见经常一致，从《七月》座谈会的记录就可以看出这点。当时，我们要出去散步、吃饭，萧红呢，经常和我一起，这也许没什么奇怪，很自然的，但有时她念出这样的诗：“君知妾有夫，赠我双明珠，感君明珠双泪垂，恨不相逢未嫁时。”她常念这诗， 我也很奇怪，也没放心上。因为我也没“常惜玉”，也没赠她“双明珠”，这种诗谁都可以念，只是她常念给我听。我们谈文艺，谈《七月》，观点都很接近，谁也没有事先商量过，当时萧军、胡风也没什么成见。
后来，萧红拿一幅西洋名画，内容是一个贵妇人在罗马废墟上会见她情人的一幅画，作者名字我忘了，但是世界名画，可以找到。还有，她跟我谈起鲁迅常拿起一幅小画来，即大风中一个女人披散头发向前走。别人都不曾谈起这幅画，许广平也未谈到。我想她为什么提到此画呢？因为别人没有她那么细致、观察敏锐，当时我也没有想到她有其他想法。但时间久了，萧军就常常这么说：“乞巧不承受，君子防未然，瓜前不纳履，李下不整冠。”我还是头一次听这样的话，他念念有词地这样说，还经常这样说，我就奇怪了，因为我和萧红之间根本没有什么。当时她比我大，女性有一种当姐姐的感情，我又没有结婚，她照顾照顾又是很自然的事。萧红给自己钉个扣子，也是不愿钉的，但给我钉扣子，这很自然嘛，这也谈不上叔嫂无亲授，我觉得奇怪。他还常说：“人不忽患，情义是蛋。”这些话，我都从来没听过，而且出自他的口。我非常惊讶，若出自三家村一个教书先生，那就不奇怪了，出自这样一个作家的口里，就奇怪了。
因此两人形成鲜明对比。我觉得萧红的见解、情感和我还接近，与萧军就越来越远，好像语言也不相通。他还卖弄他在哈尔滨当过宪兵，我还是从他那里知道宪兵队的徽章是粉色的，因为那宪兵队叫烟粉队，是查妓院的。他不以为耻，反以此为骄傲，我当时只觉得他很庸俗，没其他想法。他从那种环境跳出来，写了一些好作品，应该鼓励、高兴嘛，所以没什么其他想法。
另外，他说写旧体诗，我也写旧体诗，但那时我没有写。他把他写的旧体诗向大家读：“倒持青梅竹马棒，堪堪还作画眉人。……”我觉得庸俗不堪，这是什么感情啊，也没什么内容，这诗还向别人朗诵。但就这样，我也对他没什么。
萧红和我到桥边看月亮，那是水陆码头，又是月下，水泛着光亮。她文思敏捷，想象比我快，景致说得比我形象。她是从来不作旧体诗的，一次站在桥上向河里看月亮时，她说：我作两句诗给你听。我说好啊，我以为她作新诗呢。她说：“桥头载明月，同观桥下水。”我感到还是有诗意的，而且从没有听说过她作过旧体诗。当时，我也想到，她是不是留下两句让我来作？我当时没有作，我作就改观了，这两句我再作就画蛇添足了。当时武汉的情况就这样。
后来，我有一个同学叫臧运远，请我到临汾民族革命大学去教书。 因为我一个人去太孤单了，就问萧军、萧红、艾青、聂绀弩愿不愿去，同时他也需要一批人到那儿，好组成文学系。因为去那个大学的李公朴、何干之都早撤回来了，搞文学的人很少。徐懋庸在那儿，当时学生都反对他，所以需要有一批新人去教书。我跟他们商量，他们愿意去，这样一起去了。邀我们的是我左联时的好朋友臧运远。
我们到的那天晚上，学生正抓托派张梦桃。在那儿不久，临汾就失陷了，当时国民党撤退很快。失陷时，萧军和学生到洛川，我和萧红、 聂绀弩、塞克和田间加入丁玲的服务团，做团员往西安撤。丁玲说，你跟我们一起走吧，萧红当然要跟她一起走了。
丁玲主张编一个剧本到西安演，于是大家在车上嘴里说，有人记录，然后塞克整理编成剧本。到西安就上演了。当时西安没有戏演，这又是新剧本，有这么多人编，又是西北战线的服务团，剧又有票房价值，所以上演所得卖票钱，丁玲买了照相机，当时照相机还是比较稀奇的。
在临汾，萧红和我们都是第一次同丁玲见面，当时大家都很高兴和兴奋。尤其在战争开始后见面，每天谈得很晚。丁玲把她的皮靴和军大衣送给萧红，大家关系比较融洽，接触非常密切。谈得很深，还谈到丁玲被捕。我们和她写了剧本之后，就急于要回武汉，丁玲也几次回延安，因此后来就接触少了。萧红在那时照了一批相，是我寄给香港《大路》画报。找到那个刊物，可以找到萧红的照片。蒋锡金说他那儿有一本《大路》。
萧军从那边走时，本来萧红说，端木最好同萧军走，因为洛川那边情况他不了解。另外萧军性格非常暴躁，怕路上出什么问题。我也说：我们一起到洛川，然后再到西安会师。萧军说：嗬，我一个人走，我用不着什么人陪伴我。那我就和丁玲他们一起走了。
到西安，丁玲住在八路军办事处，我们住在民族革命大学在西安的招待所。后来觉得没什么意思，就搬到办事处七贤庄，好多人写回忆录的七贤庄。虽然西安的招待所住、吃都好，但我们愿和战士一起住、吃，那段生活还是很有意思的，很有战斗情趣，不同于往常，当时我们还演戏。
这期间丁玲去延安汇报还未回来。萧军也从那边转道延安也未回来。当时萧红最痛苦的是孩子问题，她非常厌恶这事，西安没有这个设备，也没有地方去打胎。
萧军回来当天就对萧红和我宣布：你们俩结婚吧，他要和丁玲结婚。不晓得谁跟他说的，那我就不知道了。当时屋里好像还有一架风琴，他按了风琴，好像想再说几句。他说：你们俩结婚吧，不用管我。当时萧红挺生气，我也挺生气。萧红说：你和谁结婚我管不着，我们俩要结婚，还需要你来下命令吗？我也奇怪，我说：我们结婚不结婚干你什么事！在这种情况下，萧红就非常生气，把他叫过去和他单独谈。本来跟我没什么事嘛，我也没想对萧红怎么的，这是突如其来的， 当然我就要考虑这个问题了：我是参与这个事，还是退出来？这已跟我发生这么密切的关系了。我想，萧红有独立人格的话，我也有独立人格的话，我们有我们自己的自由想法的话，还要你萧军来教我们吗？而且，萧红难道是一件东西？你甩给我，还是我端木找不着老婆，要你来成全这件事？这是对我们人格上的侮辱。至于我和萧红结不结婚，跟你完全不着边际，而且你这样一宣布，不等于你跟萧红分手了吗？萧红本来就有那些心理活动，当然就很气愤了。后来他们谈什么，我就不知道了。当然萧红不会说：端木，你跟我结婚，我就和萧军离婚。她当然不会这样，她要找任何人都可以找到，不一定非找我不可。
一天夜里，他们可能明确了离婚，要把东西分开，就在吵架。我住这个房间就听他们为信件吵。萧军把萧红给他的信件都分到他那边去了。萧红就说，信件是她的，她应该拿回来，现在已经没有那种关系了。但萧军力气大拿去了。萧红说，你把信件拿来，拿来，你拿去也没用，你公布于世也没用。这事就这样过去了。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当然要站在萧红这方面。实际上，我一直没有结过婚，萧红年龄还比我大，身体还那样坏，我当然也有考虑。但这种情况下，我必须与萧红结婚，要不然她会置于何地？这以后，我们就经常在一起了，关系也明确了。
开始萧军并不理会我们，到一定时候，他又要与萧红复婚，这就更让人生气了。萧红更不干了，你宣布离婚，像送东西一样给了端木，完了又要复婚，天下哪有这样的事？萧红就明确向我表示，这种人是市侩一样，绝对不能同他生活在一起。这时期，我们上街吃饭的时候，萧军就跟在我们后面，拎一根粗棒子，离我们100米的样子。我们走到哪儿， 他也跟到哪儿，这样更让人看不上。这时我们就看他的去向，他到延安，我们就去武汉，他去武汉，我们就去延安，这种生活一定要摆脱他。因为我们走到哪儿，一二百米总跟一个人，拎一大棒，这形象也实在不怎么样。
有一次，晚上我在屋里睡觉，他一脚踢开门闯进来说：端木你起来，我们去决斗！中国还没有“决斗”这个词呢！我看他找别扭，我说到哪儿决斗？他说到城外。决斗还要找见证人啊，他说不需要，就我们两个。我说走吧。他说话声音很大，萧红在她自己屋里听见了，过来说：萧军，你不能耍野蛮，这是八路军办事处所在地，不是其他地方，你这套还是收起来吧！我的性格你是知道的，你要把端木弄死，我也把你弄死，这点你该相信我。我说话你是知道的，是算数的，你最好忍耐些。这样就拉倒了。因为萧红在一般人眼里，认为她身体不好，但表现在性格上是非常坚强的。萧军了解这点，看到没有挽回的余地，他就上延安了。他去延安，我们就去武汉，因为上延安将来还有机会，何必赶这风波时去呢？后来才知他实际去了兰州。聂绀弩的文章提到一根棍，这是他最得意的一篇文章，实际是这样的：当时塞克喜欢做木制的鞭子，这样引起大家的兴趣，也跟着去做。萧红的学生送给她一根竹竿的马鞭，因为我当时穿一条马裤，就说，你从哪里弄来一条马鞭？我穿马裤、拿马鞭不正合适吗？可以送我吗？当时聂说应该送他，不应该送我。而聂穿长衫，拿个马鞭合适吗？而且老实说，我也并不是故意要那个马鞭，我穿马裤拿个马鞭像个什么呢？我只是为了好玩罢了，也不会因得一个马鞭就多情起来。但那个聂是非常认真的，萧红觉得奇怪：你穿长衫，拿个马鞭像什么？于是她说：这样吧，我把马鞭藏在屋里，你们谁找到就给谁。大家说好吧。然后萧红偷着告诉我马鞭藏在哪里，聂到现在也不知这场戏。我到屋里装着东找西找，其时早知藏哪儿了，当然聂找不到。可是他写文章，好像谁找到马鞭，萧红就属于谁的了，这我大吃一惊，当时根本就没想到这些，后来从萧军他们文章里知道，他们和聂交代，好像聂与萧红结合在一起，萧红才会得到理想的丈夫，这可见他们是这样一个计划。但当时我不知道，萧红也不知道，所以当时很奇怪，聂为什么追着要马鞭。萧红想了那个办法，是很好玩的，真不知那些人脑袋里怎么想的，令人啼笑皆非。
这时，池田幸子也来信叫萧红来武汉，她们从上海分手后就没有见过面。池田说，我在这儿可成了明星了。因为当时她的任务就是同被中国俘虏的日本人进行一些讲话、照相、录像。她说：我的朋友太少了，你赶快来，要不我简直寂寞死了。这样我们就回武汉。在武汉和萧红正式结婚。当时池田还送萧红一套衣料，这衣料还有段来历：池田到上海时生活很苦，和鹿地亘还不认识，所以她做业余舞女跳舞。她的 posture（姿态）比较吸引人，尤其又是日本女人，当时日本女人不多，所以被孙科看中了。孙科想接触她，送了她很多东西，这衣料就是孙科送的。池田说，我不想穿孙科这种人送我的衣服，就转送给你吧，你在新婚之中，一下子也来不及去买。我们考虑，东西是要接受的，但我们也不愿穿孙科送来的东西。这时我的一个嫂子，连夜给萧红缝了一件礼服。当时参加我们婚礼的人很少，因为很多朋友到重庆去了。我们完婚后，找找有什么朋友在武汉，结果找到蒋锡金，他说他的房子空了（原来我们就住他的房子），还是到那儿去住吧，我们就去了。刚搬到那里，蒋锡金就问萧红：你的孩子是谁的？因为他很熟悉了，所以很不礼貌地问。当时萧红很生气，她就说是萧军的。她说：蒋锡金，你给找找大夫，我要去打胎。蒋锡金当然就理解这个问题了，在萧红与萧军决裂后，她就不想要这个孩子了。蒋锡金找个大夫，由于怀孕久了，大夫不同意打胎，后又找几个大夫，都不同意。你从那个照片的现象来看，也不宜打胎。打胎对母亲生命有危险，就没有打胎。和蒋锡金住了一段时间，这时情况他了解。
这时武汉撤退已紧张。当时，我们俩稿费和版税足以维持生活，但当时是抗日高潮，因此我想到《大公报》王芸生那儿做一名战地记者，反映前线的情况。本来《大公报》已答应我做本报随军记者，但国民党撤退很快，没有去成，就决定去重庆。
本来是准备与罗烽、白朗、萧红我们一起走的。但罗烽去买票没有买到那么多票，白朗和罗烽的母亲先到了重庆的江津。罗烽后来又买到两张票，萧红就说，她和罗烽一起走不合适，票又是罗烽买的，因此要我和罗烽一起走。当时白朗已走，萧红肚子又大，她和罗烽一起走是不合适，万一路上出点儿差错不好办。我去托田汉的爱人安娥，她说她有办法，萧红和她一起走。这样安娥是女的，我就放心了。
我和罗烽到重庆，我就等萧红。但我走后，安娥并没有弄到票，因为当时非常紧张，好像《卡萨布兰卡》那个电影一样，买票非常紧张。萧红来信说：安娥没有弄到票，但我是有办法的，因为大家都走武汉，不会把她扔下。当时还有地下党、八路军办事处，大概董（必武）老还在那里。这时恰巧曹靖华到武汉。他来时，武汉已很紧张了。周恩来就安排他坐周的小汽车去重庆。周问当时与鲁迅有关系的人谁还没有走，曹靖华刚到武汉，不了解情况，就问胡风。胡风说没有人了，像端木他们都走了。其实胡风明明知道萧红没走，文艺界人都知道，他更应知道，萧红当时在汉口的文协住。结果，萧红就没有坐上这车去重庆。曹靖华一人从武汉到了重庆。这件事是曹靖华到重庆后告诉我的。
我们感到胡风这个人不应该这样，在那样情况下，他对待一个妇女太不厚道了。当时矛盾没有像后来那样激化嘛，就是出于礼貌，怜悯心，也应该告诉萧红，那样萧红就可以和曹靖华一起安全到重庆。这时冯乃超的夫人李声韵知道这个情况，就和萧红一起坐船走，条件还是很好的，安全到了重庆。
当时我在复旦大学工作，由于没有房子，住在大学《文摘》编辑部一个门市部，那是单身住所。我就把萧红安排到我的朋友范士荣家（范已死，他夫人还在天津）。
在重庆风景区歌乐山最高峰灵庙，当时有个叫乡村建设的招待所，背景不清楚，它就是要钱，我们租了房安顿下来，萧红开始写文章。我在搞《文摘》副刊，总要从歌乐山到沙坪坝，距离相当远，交通也不便利，坐船易出危险，坐汽车不好买票，我们觉得这样下去，非长久之计，就与复旦商量。复旦大学就在一个苗圃找到两间房子，叫我们去住。这时，萧红要临产了，我对这个没有经验，沙坪坝离城里远，找大夫不易。刚到重庆，人地生疏，语言也不很通，所以她想到白朗那里去生。因为白朗她们都熟，罗烽母亲也在那里，罗烽又是要好的朋友。她生孩子后，罗烽就写信告诉我，说萧红还衰弱，她不愿谈起此事。孩子生下来就离世了。罗烽用文言文写： “产一子已殆。”萧红从江津回来后，我们去了秉庄，在那里她身体恢复了。我们就开始各自的创作，生活安定。
在香港的戴望舒，我们并不认识，他写信给我，邀我写长篇在他报上连载，我即写《大江》。萧红从歌乐山起，就写了一些短篇，像《山下》、《小小》，都是拿歌乐山儿童保育院的孩子作内容，我的《新都花絮》也是这样。
在重庆，我们很忙，我写《大江》和《新都花絮》，一个在《星岛日报》连载，一个在杨刚编的《大公报》连载。萧红也写东西。我们从来没有互抄过稿子，因为我们抄稿子时都随抄随改。靳以说萧红给我抄稿子，根本无此事。老实说，他住楼上，我们住楼下，根本不往来。虽然我们是南开同学，又是同事，但无往来。在上海，他们属一个，我们属一个。在重庆，我编《文摘》副刊，靳以要我和他合编，他比我大，我还叫他老大哥，于是一起合编。其实合编也只是把稿子集在一起，交给文摘社。杂志社比较大，大家彼此接触很少，既然互不往来，我们私生活他并不了解，因此他那篇文章是不正确的。
在《大江》连载期间，一次我病了，停了笔，眼看不能连载下去，《星岛日报》来信说千万别停，这样萧红给我写了一段。我们俩风格不一样，那一段一看，就是《呼兰河传》的风格，而不是我的风格。我为纪念我们俩的共同劳动，在出书时仍保持了这一段体现萧红风格的文字。另外，在报上连载的《大江》二字也是萧红的字，她说墨笔字没我写得好，但为了留个纪念，她就为我题了刊头，其实我认为她的字很好的。
重庆被日军飞机轰炸越来越频繁，尤其北碚，据说那里有个军火库，日本人总炸那里，萧红受不了。另外又出一个隧道大惨案，这样我想萧红在这儿要活不长了，因此决定离开重庆。我的原意要到桂林，那里已有不少朋友在，如艾青他们都在，而香港朋友少，海外情况又不了解。但萧红说，到桂林，然后再轰炸，我也受不了，这样就准备到香港。事先我跟华岗谈过，当时他还是《新华日报》副总编。他跟《文摘》的人谈过，其他人就没有通知，因怕一传开国民党不让走。飞机票是托中央银行职员袁东衣买的，他现在是天津政协委员。
到香港后，后来艾青告诉我，我们去香港，胡风就给艾青写信，说随着汪精卫去香港，端木也去了香港了。后来胡风发表的信中，说端木在香港安下一个“香窝”，这是何居心？当时作家的生活是疲于奔命，我们在香港还能建立一个“香窝”？所以后来就和胡风完全不来往了。到香港，我们的工作量就大起来了。萧红对创作有一种宗教感情，她认为一切要服从创作，既然到了香港，环境安定了，避开了轰炸，免去了负担，我们都年轻，希望拼命写东西。但是，香港的气候并不利于肺病，开始我们并不知道肺病应该在干燥气候下。在西安，那是高原地带，她的病就减轻了，而香港不适合养肺病，这个我们开始没有估计到，但也不能再回重庆，因此肺病加重了。
当时并没有注意这些，因为肺病不像别的病，没有太多症状。萧红身体本来就虚弱，原来还喜欢喝酒抽烟，和我结婚后，不喝酒抽烟了身体比较恢复过来。在香港，创作紧，我在写《大公报》长篇，又写了很多稿子，供《大公报》、《星岛日报》，萧红也写东西，我又编《时代文学》，那时编刊物很费力。在香港，为纪念鲁迅先生诞辰60周年，杨刚要萧红和我写一个剧本，让萧红写，我来演鲁迅。我没演过戏，萧红没写过剧本，我们就说考虑。后来我说萧红：你还是写，怎么演再说。我给她出个主意写个哑剧，因为我们在南开演过这种剧。实际上那个哑剧是我给她写的，叫《民族魂》。因为鲁迅先生遗体上盖的旗帜就是“民族魂”，所以不需加“鲁迅”二字。我写原稿，她改，要不然她就不想写，因为她写鲁迅，这是严肃认真的，不能歪曲鲁迅形象。我写后，她觉得还可以。让我演鲁迅，我坚决不同意，这不严肃嘛，如果我是个演员，那人物可以创造出来——鲁迅的形象、精神状况，但我没这个把握。萧红不愿写也就是考虑这点。后来觉得还可以，把剧本给人看，大家认为可以，就上演了。
柳亚子给我们介绍了几个大夫，一个叫李国基，很有名，但肺病不是几副药就能好的。另一个黄大维，也有名，也吃过他的药。他们都说主要是休息。中国人都是拖着病来干活，外国人眼光就不同了。史沫特莱来后，说：哎呀，你都这样了，还不到医院去赶快治？她觉得我们住房条件、环境条件都很不相称，因此把萧红接到地哨号玫瑰园。萧红和她在一起，精神也比较愉快，有时我也去看看。但是，史沫特莱是在香港等船，她说二次大战要爆发，劝我们也离开香港，一是回重庆，二是到南洋。我们愿到南洋，史沫特莱给南洋朋友写了信，还介绍一位女士来过我们家，名字记不得了。对史沫特莱的安排，我们也同意，但我们不知道战争会在珍珠港爆发。
史沫特莱在玫瑰园就要萧红去玛丽医院治病，那是香港最大的医院。医院当时对治肺病是打一种空气针，萧红对此非常不耐烦，一是对这种方法没有信心，二是对医疗方法很不喜欢。玛丽医院靠海，有一个大平台，上放着病床，病人为吸新鲜空气，就等于露宿了。这时医疗费由周鲸文支付，他的负担由于毅夫来负。萧红几次说要回家来住，她这观念和外国人不一样，家里条件虽然不好，但仍愿意回家来住。我就跟朋友商量，认为要照顾病人情绪，于是就接回来了。但不久病情发展，仍要住院，于是又回到玛丽医院。
一天夜里，玛丽医院打电话说萧红病危。那天正是12级台风，夜里就我一个人过海，这时的心情是可以理解的。我当时奇怪，怎么会病危？前几天我还过海看过她。结果到医院，萧红在睡觉。她说：这么晚，你怎么来了？外面还刮台风呀。我找护土，护土说打错了电话，当时我很生气，医院对这个问题还搞错了？同时我也感到是一种不祥预兆。萧红看见我很高兴。史沫特莱来港，她带来了新四军里的材料。有欢送她的诗歌和壁报、歌曲等等，她准备带回美国作为写书的资料。我问过她在美国的通讯地址，她说她在美国的家族已分散，就一个姐姐是洗衣服的，多年不见了，还要回美国后联系。另外，当时好多报纸、杂志都不登她的文章，好像只有一家德国报纸《法兰克福报》登她的东西。因此她走时留下十篇短篇小说，都是打字稿，我在《时代文学》发表了几篇。
史沫特莱回国不久，太平洋战争爆发，香港很快失陷，我们都无认真的思想准备，这时更感到史沫特莱有远见。南洋当然去不成了，跟史氏也断了联系。
史沫特莱把萧红的小说带给斯诺夫人，就是发表了的那篇。还带给《石太因》的作者辛克莱，他寄来一本书。他是搞和平运动的，那本书有他亲笔题名。我当时还未来得及细看，那封面是丝绒的，还有一个袋，他是在佛罗里达州竞选州长。那本书好像不是小说。斯诺夫人为《亚细亚》给我们来信约稿，还给萧红邮来200元港币稿费，未取出来呢，香港就失陷了。战争一爆发，我和萧红就想趁日本人还未到香港，从九龙到深圳回内陆。当时《时代文学》有我一个助理编辑叫袁大顿（他现仍在香港，前不久来过北京），他家在东莞，我们计划出九龙到东莞，万一出不去，可住他那儿。可是当时他已回家结婚，原以为他会很快回来，所以也没留下地址。我们不会说广东话，脸形、习惯也不像广东人，若去找他，万一找不到，就暴露在外，这是很危险的。另外，日本人行动很快，没等我们动身，东莞已失陷。我们就困在九龙，涧上水乐道18号，现在是恺悦大酒店，已能看到日本人的铁丝网。日本人步步逼近，我们就回到香港。先住在思豪大酒店，那是张学良弟弟张学明在那儿开的长期房间。当时空着，我们就住在那儿。不久，思豪大酒店中弹，人家都跑到地下防空洞，但萧红走不动，整个楼里只有我们两人，这样又得搬家。搬到告罗士打大酒店，但日本人一上岸，就把它接管了。这样，我们又搬了几次，等到25号圣诞节，港英政府投降与日本人签订占领和约，我就上街找医院，但都不营业。当时香港的港币、美金都不能用了，只有日本的叫军票，我们哪有军票？当时大街上到处都是兑军票的，1块钱最通用，10块钱就不行，香港叫税值。我找到养和医院，这是私营里最好的医院，玛丽医院是公家最好的医院。医院最好的大夫叫李树魁，只有他还在开业。我接触的是他弟弟李树培，现在大概不在了。这个人我估计他就是要骗钱。因为当时最需要军票，因此他说，我可以给你介绍一个房间，但不要美金、港币，只要军票。当时我哪有军票？即使找朋友能借到金子，银行也冻结了，我连斯诺夫人邮来的稿费都取不出来。另外，骆宾基写文章连点常识也没有。他不知道，在香港，你得先付医院手续费和一星期住院费，还需要付一星期的特别护理费，骆说100块钱就怎么了，他一点儿常识都不知道。造谣也该有点常识。我得把这些钱都准备好，人家才允许萧红住院。特别的护士费，是一天，昼夜，一个夜班要加25块钱。养和医院多半是外国护士，看护萧红的可能是波兰人。
经检查，李树培说萧红气管里有瘤，要开刀，我知道有肺病的人开刀不易封口，我二哥他患脊椎结核，在协和医院开刀，结果在医院躺了八年，还是孟继懋开的刀。因此在这种情况下，我不同意开刀，但李树培说，你是听我的，还是听你的！我们当然也要听大夫的。萧红说我，你不要婆婆妈妈的，开刀有什么了不起。但我有这个经验，我二哥那时还未起来床呢。可是萧红性格很倔犟，她自己签了字。她一签字，医院就不理我了。手术很快做好，我看手术流血不多，手术还是很利落的， 就比较放心了，萧红被送进病房很快就恢复了，当时还很高兴，认为麻醉技术也高。但萧红对我说，她声音很低：我胸疼，是不是我的胸？我说：对……（语咽）这时，我又想起二哥的病，都是结核，但二哥还可以在北京协和的西山安静休养，可香港现在没有这个条件，大夫又……（哭泣）到最后，医院说，我们束手无策了。这时你跟他们交涉没有用，一没时间，二没精力，我又找到玛丽医院。因为已经熟了，他们答应收留萧红。香港这时交通已断绝，从玛丽医院到城里来回80里路，有汽车是很方便，可当时就靠我一个人走路，萧红怎么送过去？我想找辆汽车。那时汽车都被日本人征用，要找汽车只有找日本人去。日本人也分两种，一种是军阀武士道，一种可能还有人道主义思想，如记者，万一有肯帮助我们的。当时只想快把车解决了，是什么后果就难说了，因为这样我就要暴露我的身份。我看到两个日本记者在用英语交谈，我就上前用英语说我是端木蕻良，不想他们知道，了解我的要求后，他们说好，于是一位把我带到他的办公室。他戴记者臂章，记不清是什么社了（这次南下，杜宣说是朝日新闻社的），反正是随军记者。他找来车，把萧红送到玛丽医院。玛丽医院很快就被军管了，我又送萧红到法国医院，法国医院的大夫人非常好，我以前还记住他名字。后医院又被军管，法国大夫在圣士提反教会女校，设立个临时救护站。我问他：萧红还有希望吗？他说：在这个情况下，我很难说这个话，假使在正常的情况下，她是有希望的，我可以保证这点，现在这个情况，我一点儿办法也没有，只能维持现状。我尽量把现有的好药都拿出来，使出我最大本事。这样使萧红维持了一段时间。
这期间，那位日本记者表现很近，我就问他名字，叫小椋，在萧红最后的时间，他也去看过萧红。他也说，看萧红这样，希望不大了。我说都是养和医院开刀缩短了她的寿命。他说，不是开刀，也活不很长。我想至少能维持几年，他这么说无非是想减去战争的罪恶。但他本人还是帮了一些忙。萧红一死，我就把那个日本记者甩掉了。
萧红临死有这样的一个遗言：要葬在鲁迅墓旁。但当时情况做不到，我说只有将来办到了。她说那你把我埋在一个风景区，要面向大海。这样我选定了香港风景最好的浅水湾。骆宾基根本不了解这情形。当时日本人军管，死人很多，都是乱七八糟地埋在一个公墓，我当然不能让萧红埋在那里，将来根本无法辨认，成了万人坑了，日本人就搞这种万人坑嘛。我去找管理的人，他也是高级知识分子，懂英文，我用英文跟他说，他很高兴，他问葬在哪儿，我说葬在浅水湾，他也不知浅水湾是哪里，因为那里根本不能葬人，但他批准了。我当时没有用他的车子，要甩开他们，我是抱着骨灰瓶走去的。
我想立墓碑在当时没有条件，就找了一块木板，写了“萧红之墓”。当时连锹都没有，是用手或拿石块挖的，那是人家的一个花坛（在当时的丽都酒店前方），面向大海，路上一个人也没有。埋她，我心里很不放心，我知道香港是一定要收回的，但这个墓会不会保存呢？将来英国人是不会保存这个墓的，因为这不是埋人的地方。因此处理骨灰时，装了两个骨灰瓶。那时候，买不到骨灰盒，是敲开古玩店的门，买的古玩瓶，一个埋在浅水湾，一个后来埋在圣士提反女校中。浅水湾埋了萧红后，我住到香港大学文学系马季明家里。他对我很好，劝我在他那儿住，恢复一下。他家住半山，我把另一只骨灰瓶也带去了，在中国来讲，这是犯忌讳的。我想这个骨灰瓶要找一个不同于浅水湾的地方，这样毁了一个，还能保存一个，因此把它埋在圣士提反女校。
在战争前，我和萧红都不认识骆宾基，一天，忽然一个电话，说他是骆宾基要见我，我看过他的《边陲线上》，知道这个名字，就到旅馆看他。他说他在香港没着落，要我安排他。我就安排他到周鲸文的《时代批评》社里。有了吃住的地方，我又问他有无稿子，我给他发表，好拿稿费维持生活，他拿一本《人与土地》，这样他的生活解决了。战争中，他想回内地，我想此时找一个人照顾萧红很困难，水电交通都断绝了，旁边没有一个帮手，确实很困难，当时他住香港，我住九龙。他打电话与我告别，我就请他留下帮忙。这以前是我带他到我九龙的家，他才第一次见到萧红。萧红死后，我们一起回的澳门，而不是像他说的，我先走了，他后走了。我们坐的日本船“白银丸”号，我们买的票是去广州湾。但那儿已被日本人控制。澳门有画家黄新坡，我南开中学的老师田聪，我们在香港见过面，所以是从澳门下船，辗转回到内地。
后 记
又写了一本关于我的婶母萧红的传记，这并非出自我的本意。1998年，我完成了《跋涉生死场的女人萧红》之后，就把所有有关萧红的资料收了起来，包括我的叔父端木蕻良的。在动笔之前，曾有过设想，写完萧红后，接写一部端木蕻良的传记。然而，在写作中才发现，写他们是一个很痛苦的过程，常常把自己的心绪都搅乱了。所以，写完萧红传后，就告一个段落，不再想接触这方面的一切资料了。哪承想，这两年，又常有出版社邀我写萧红，我犹豫了。因为，不知何故，原先写的 《跋涉生死场的女人萧红》，到处有人来信反映买不到书。而得到此书的专家学者，还有一致的好评和鼓励。
我写此传的目的，就是想让广大的读者，从另一个视角走近萧红，去除许多加在她身上的讹传和不实之辞。那些东西严重矮化了萧红的形象，而且直接影响了对她许多重要作品的理解和评价。特别是看到不少学者，包括年轻的博士生、硕士生，颇费心血地写出一篇篇评论、一本本专著，由于依赖了完全错误或不实的资料，得出互相谬悖的结论，我真是为当代的作家评论而痛心。
印得不多，又少于发行，也就根本起不到广而传播、以正视听的目的，所以我接受了朋友的提意，又写了这本萧红传。这本传记是图文并茂的，为求通俗，限于体例的束缚，许多事实并没有标明出处，或因行文需要，不能展开，甚至还未提及。就是这样，我想，这本传记也应是说明了许多真相，还原了萧红历史的面目。这本传记在内容上的最大特点，是详述了萧红最后四年的生活经历和写作状况，也就是她和端木蕻良结为夫妻的四年真相。这个时期，是萧红最重要的时期，是她代表作产生的时期，是她走向文学之路的顶峰时期，也是她情感得到呵护的黄金时期！而这也是其他传记最薄弱的地方；也是被某些谬托知己的人搞得最混乱，造成世人诸多误解，从而不能准确评价萧红的关键之处。还是那句话，如果心地善良的读者，读了这本传记，能在他们的心目中树立起萧红真实的形象，我的心血也就没有白费。
书中的图片，有关萧红及她的家族、呼兰家乡的照片，多是萧红故居纪念馆业务馆长王连喜兄提供的，对他全力的支持，不是用感谢二字所能表达的；另有一些历史照片和哈尔滨时期照片，是哈尔滨牵牛坊后人冯羽兄和张秀珂之子张抗兄提供的。他们几位对摄影都很专业，许多老照片经他们的手，重又清晰起来，为本书增色不少。
端木夫人、我的婶母钟耀群，也在关心这本书。她沉疴在身，仍在整理叔父的遗稿。同时，为我联系武汉诸地亲戚朋友，寻找图片。她的大度、热情和善良早有口碑，在萧红之后，我的叔父能与她结为伴侣，实在是吉人天助。
再则，王本朝、长缨等亲戚朋友为我提供重庆、香港等地的照片，都颇费了周折，在此一并对他们表示感激之情。
最后，要特别感谢张明兄，他对出版事业投入的智慧和忠诚，令我感慨不已。正是他的激励，使我有信心完成此传记，也正是他提供了宝贵的出版机会。我深知责任编辑在把一部书稿变成一部图书的过程中所付出的脑力和体力，因此对文欢女士的工作表示深深的敬意。
婶母萧红她们一代的文字是灵动的，但愿我的拙笔不是“跳蚤”级的。等待读者的回音。
原载曹革成著《我的婶婶萧红》，时代文艺出版社，2005年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