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萧红的婚恋及其创作
邓辅玉
一
萧红出生在一个封建地主的家里，家庭的生活状况是比较优越的，可是在童年的记忆中，家却是一个充满冰冷与憎恶的世界。母亲是冷漠的，并且在萧红九岁时便过早地去世。父亲的专制残暴像一块巨石，在萧红的心灵中成为永难摆脱的沉重压抑，正如她在自传中所说：“父亲打了我的时候，我就在祖父的房里，一直面向着窗子，从黄昏到深夜。”盼望孙子传接香火的祖母对萧红更是切齿痛恨，她甚至把小针放在纸窗外，以刺破爱捅纸窗的萧红的小手。在这缺少父母之爱的家里，只有慈祥的祖父带给萧红一点慈爱和温暖。她成名之后，曾经在散文《永久的憧憬和追求》里这样写道：“从祖父那里，知道了人生除掉了冰冷和憎恨而外，还有温暖和爱。”“所以我就向这‘爱’和‘温暖’的方面，怀着永久的憧憬与追求。”1927年，萧红在祖父的支持下进入哈尔滨的一家中学读书，在新文化思潮的影响下开始接受现代理性的洗礼，开始为争取自己的人格自由和尊严而战斗。同其他现代知识女性一样，萧红对旧家庭、旧社会的反抗也是从反对包办婚姻开始的，她仿效娜拉的出走，愤然逃离了故乡。从此，她像一只断了线的风筝在风云变幻的天空中飘飘荡荡，开始去寻找属于自己的所在——完美的理想的婚姻生活。
在萧红阴冷的童年记忆中，祖父对她的爱，成为萧红刻骨铭心的回忆。所以在以后的流浪生活中，萧红一直在依恋这种爱，追怀这种爱，她于潜意识中想找一个能够代替祖父的人。继续给她温暖、给她爱护，使她永远像小鸟一样在慈爱的翅膀下快乐地生活。然而，一次次的憧憬与追求，换来的却是心灵上一次次难以愈合的伤痛。身无分文的萧红，流浪在冰冷的哈尔滨街头，她感到透骨的寂寞与无助。表兄陆振舜的到来唤起了她对爱的希冀，在陆振舜的资助下，萧红前往北京就读于女师大附属中学，享受了一段欢乐的读书时光。此时，陆振舜鼓起勇气向萧红表露了自己的心迹，萧红举足无措，她拒绝了。不久，迫于家庭的压力，软弱的陆振舜不得不与萧红含泪告别。刚刚品尝到幸福滋味的萧红，面对表兄的离去，无所适从，无可依傍，她急切地渴望有一处无风的港湾可以安顿她这块漂泊的舢板，她期待无尽的甘霖来浸泡那久旱的心田。在万般无奈下，萧红向逃婚对象汪殿甲的纠缠欺骗妥协了，向这只在她遭受孤寂窘困后伸出来的“黑手”交出了自己。生存的欲望，爱的希冀模糊了萧红眩晕而朦胧的双眼。果然，萧红怀胎七月时，汪殿甲不声不响弃她而去。萧红作为人质被困在旅馆里，险些被卖进妓院抵债。“去年的五月／正是我在北平吃青杏的时节，／今年的五月，／我生活的痛苦，／真有如青杏般的滋味！”这首质朴的小诗便真实地传达出萧红当时寂寞凄凉的处境。
在被称作“一个伟大的见面”之后，侠肝义胆的萧军拯救了旅馆中的萧红，两个不甘做奴隶的灵魂融合在一起。他们像春天的燕子一般，一嘴泥，一嘴草，在商市街筑成了一个自己的家，虽然时常伴随着寒冷和饥饿，但家的温暖抚慰了萧红心中些许伤痛，安稳住了她那颗忧郁的心，使萧红在被汪殿甲遗弃一个多月后终于找到了一个归宿。与萧军的相识相爱无疑是萧红生命的一大转机，使她走上了一条新的生活之路。正是在萧军的影响下，萧红开始了自己的文学创作。但必须指出的是，萧军、萧红的爱情一开始便处在不平衡的状态。在东兴顺旅馆，萧军眼中的萧红俨然一副落难逃困的孕妇形象，他对萧红只是充满了同情和怜悯。当萧军读到萧红创作的一首名为《春曲》的小诗时，他才爱上了这位才情四溢的女性。而在萧红的眼中，萧军如从天而降的保护神，是一个可以信赖和依托的男人，她感到从未有过的满足和快乐。由此可见，这座爱情的天平，一端承载着萧红对萧军的拳拳情意，另一端则是萧军对萧红深深的同情。这种不平等的感情基础注定要为二萧的爱情投下浓厚的阴影。后来，萧军、萧红从东北辗转青岛到达上海，在鲁迅先生的帮助下，他们出了书，成了名，但是感情却出现了严重危机。萧红锋芒毕露的才华使她拥有相对独立的社会地位，而一直以萧红的保护神自居的萧军现在似乎感到一种失落。他虽然承认萧红的创作才能，但认为萧红少不了他的帮助，甚至当着朋友们的面批评萧红的散文，敏感、矜持的萧红产生了一种不被人理解的愤怒，她与萧军之间渐渐生成了一种隔膜。不仅如此，萧军、萧红二人性格差异也加深了他们感情的裂痕。萧军是东北山野打磨出来的铮铮铁汉，有着蒸不熟、煮不烂的硬汉性格和大男子主义作风；萧红则是沙漠中荏弱的小树，冰天雪地羸弱的小鸟，感情身心受过严重的伤害，且患有疾病。试想，萧军这位极顽强、健康的人如何能体会一位病人的心情和心理呢？因此，他们的感情生活时常充斥着不和谐的音符。1936年，萧军移情别恋，“一场没有结果的恋爱”，深深刺伤了萧红，这意外而巨大的打击有如一根导火线，引燃了她心中积压多年的身世之悲；有如一把利剑，揭开了她心中的旧伤，使她在痛苦中忆往思昔，重温早年的旧梦，而这充满凄凄寒意的旧梦反过来加剧了她心灵的痛苦。萧红在组诗《苦杯》（十） 中写道：“近来时时想哭，／但没有一个适当的地方，／坐在床上哭，／ 怕是他看到，／跑到厨房去哭，怕是邻居看到，／在街头哭，／那些陌生人更会哗笑。／人间对我都是无情。”完全一种孤寂和忧伤的情绪。为了缓和夫妻矛盾，萧红只身东渡日本，想以离别来弥合两人感情上的缝隙。可是，异乡的孤独、寂寞很快侵蚀了萧红那颗脆弱的心。她吞咽着哀伤，努力忘却过去，忘却痛苦，怀着悲戚与孤寂，向萧军唱出了一支支深情得令人不解的恋歌，其间没有不满和怨意，只有憨态可掬的真情。萧红提前从日本回来，夫妻感情曾一度得以缓解，但未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萧红一颗破碎的心便沉浸在绝望与悲哀里。
当然，我们应当看到，萧红历尽艰辛寻找完美感情的同时，还有自尊自强的一面，作为一位现代知识女性，萧红清醒地意识到身为女人的可悲处境。面对男权社会的压力，便产生了强烈的反抗情绪。在夫妻生活中，她感到没有得到应有的理解和尊重，她不甘心扮演一个被丈夫保护的弱者的角色，而要从附庸的地位上站起来追求人格的自由和平等，支撑这种女权欲望的唯一精神力量便是她献身的文学。萧红将自己的切身体验和深刻思考融入她的创作中，传达出灵动热烈的女性心理，表现着无畏执著的女性情感。所以，当另一位东北籍作家当面称赞她的文学成就时，她由衷欣慰，感遇知音，因为这时真正体验到，作为一个女人丝毫不逊色于男人的价值和尊严。于是，萧红忍受着朋友们的疏远冷漠，与萧军分手，同端木开始了新的生活。说到端木与萧红的结合，文坛已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其实，最初萧红离开萧军时已怀身孕，虽然当时与萧红接近的男作家不少，他们同情萧红，但与她聊天谈话可以，要娶她为妻，恐怕谁都没想过。只有端木，他不顾母亲和亲友们的反对，提出跟萧红结婚，而且要举办婚礼，给她一个正式的名分。试想，在那个年代，一个从未谈过恋爱的男人要娶一个曾与两个男人同居又先后分离的女人，谈何容易？在这件事上，端木算个真正的男子汉。但是，端木毕竟是在家娇生惯养的公子，他不但不能给萧红以男性的温暖，反而还时时处处需要萧红用带病的身体去照顾。值得一提的是，端木曾两次抛下萧红不管，去寻找自己的出路，这给萧红的身心造成严重的伤害。从端木身上，萧红发现了男人的品德和人格并不比女人强，甚至比女人更卑微，更胆怯，这种认识对萧红的创作产生了重要的影响。爱情的屡屡受挫，精神的抑郁，生活的漂泊不定，使萧红身体受到严重的摧残。“一二？八”战争爆发后的翌日，端木蕻良离开萧红，准备突围去新加坡，重病在身的萧红在骆宾基的陪伴下，受尽战争的惊恐、颠簸，病情加重，终于魂销浅水湾。而今，香港的浅水湾已是喧闹而优美的海滨浴场，曾经殓葬于此的萧红在长天碧水间似乎应感到欣慰，因为在她生命的最后44天里，骆宾基同生同死共患难地守护在她的身边，无微不至地照顾她，陪伴她走完人生的最后旅程。或许，经历了太多感情风雨的萧红此时正含着幸福的微笑。
二
萧红一生都在追寻完美幸福的归宿。但是残酷的现实使她在寻爱的道路上饱受男性的凌辱和欺骗，加上“体验了生死交界处的挣扎，体验了没有爱情的生育和没有意义的动物式的肉体苦难”，因而萧红创作起始就关注着女性的苦难人生，充满了对女性命运的思索和妇女自身生存境况的叙写，其作品弥漫着浓烈的女性悲剧色彩。
自古以来，女人生儿育女的担子，是沉重甚至可怕的，尤其是在过去没有卫生设施和缺乏医疗条件下的分娩，更让人心惊。在那种情况下妇女的分娩，就是受刑日子的到来。女人在愚昧中温驯而又凄惨地充当着生育的工具，她们麻木的怀孕，痛苦的生产，上演着一幕幕揪心的悲剧，我们来看《生死场》中的一个场景：
家中的婆婆把席下的柴草又都卷起来，土炕上扬起着灰尘。光着身子的女人，和一条鱼似的，她爬在那里。女人忽然苦痛得脸色灰白，脸色转黄，全家人不能安定。为好开始预备葬衣。（中略）
赤身的女人，她一点不能爬动，她不能为生死再挣扎最后一刻，天渐亮了。恐怖仿佛是僵尸，直伸在家里。（中略）
—个男人撞进来，看形象是一个酒疯子。他拿起身边的长烟袋投向那个死尸。母亲过来把他拖出去。每年都是这样，一看见妻子生产便反对。（中略）
这边孩子落产了，孩子当场就死去！用人拖着产妇站起来，立刻孩子掉在炕上，像投一块什么东西在炕上响着。女人横在血光中，用肉体来浸着血。
这样的分娩给女人巨大的苦痛，尤其是难产。然而她得不到亲人的—点安慰，反而婆婆由于迷信，丈夫因为厌恶，给她更多的痛。孩子本来应该是爱情的结晶，可在封建社会里，妇女们却成为生儿育女的工具，她们不但得不到丈夫的丝毫关心，反而遭受丈夫的憎恨和虐待，最终横在血光中，用肉体来浸着血，这血光昭示着女人所经受的是不可逃遁的生命浩劫，所得到的却是男性的蔑视和欺压。
再看《王阿嫂的死》中王阿嫂的悲惨情景：
等到村妇挤进王阿嫂屋门的时候，王阿嫂自己在炕上发出她最后沉重的号声，她的身子早被自己的血浸染着，同时在血泊里也有一个小的、新的动物在挣扎。
王阿嫂为履行生育天职就这样惨死了。萧红在此融入自己对生育苦难的体验，呈现出女性非人的生存。女性的生育本来是伟大的创造和痛苦的牺牲，可在萧红的小说世界里，这种创造常常降低到动物的自然繁殖一样盲目而又泛滥，生产和被生产是所有生命最基本最原初的苦难之一，而在萧红笔下，这种苦难总是与那社会女性的卑屈地位紧紧连在一起的。
萧红在《祖父死了的时候》里说到女人怕男人：“母亲也不是穷人，也不是老人，也不是孩子，怎么也怕起父亲来呢？我到邻家去看看，邻家的女人也是怕男人。我到舅家去，舅母也是怕舅父。”夫妻之间该有平等的地位和感情，但“男主女从”的社会现实使夫妻之间毫无平等可言，男人动辄打骂妻子，女人始终在精神和肉体的双重折磨中生活。因此，饱受男性凌辱的萧红以极大的同情心关注着女性的命运，从婚姻生活中窥视作为女人必然遭受的摧残。金枝是一个善良单纯的农村姑娘，她以情窦初开的少女柔情深深地爱着成业，并怀上了他的孩子，为此，她在极度恐惧中盼望着成业赶快托人说亲，当成业见到金枝时，他却不予以心理上安慰，只知道“用腕掳住病姑娘，把她压在右墙角的灰堆上，那样他不是想要接吻她，也不是想要热情地讲些情话，他只是被本能支使着想动作一切”。成业用粗暴的行为践踏了金枝真诚的爱，金枝从爱情中得到的是旁人的鄙视，男人的虐待，是失望和辛酸。成业的婶婶也同样如此，她做姑娘时被成业的叔叔拉到马房去做“坏事”，那时她并不害怕。结婚后，她却害怕男人。看见丈夫回来了，就假意收拾起柴栏来，丈夫走过之后，她才像小鼠一般抬起头来说话。她觉得男人和石头一样硬，叫她不敢触一触。作为妻子的悲惨遭遇远不止此。月英是村中最美丽温和的女子，患了瘫病后，丈夫不但不心疼，反而百般地痛骂虐待，月英病得下体腐烂生蛆，牙齿也变绿了，丈夫却狠心地将她靠身的被子拿走，只给她砖头依身。任凭那个受罪的女人一夜呼唤到天明，宛如一个人和一个鬼安放在一起，彼此不相关联。戚戚而生的月英最终悲惨地死去。
妻子，被丈夫剥夺了独立的人格，失去了人的尊严，成为丈夫的工具和奴隶。在这里，本来应该是平等的人与人关系被极大地扭曲了，男人对于女人成了上帝，而女人已经非人，变成像牛马一般的奴隶，她们的生命、痛苦、情感、尊严等等，几乎被整个世界完全遗忘。西蒙？德？波伏娃在《妇女与创造力》中指出：“这个世界是一个男人的世界，重要的决定、重要的职责及重要的行动都靠男人，妇女生活在这个世界的边缘，她们通过男人们以一种间接的而不是直接的方式和这个世界保持接触。”萧红就这样处在世界的边缘进行创作与思考。她以犀利的笔锋愤怒地揭露了封建社会中男人的非人性的兽行，给予众多为人妻的女性以深深的同情。
萧红对女性悲剧的观察无疑是深刻的，她把感情经历真诚地投影到创作中，用带血的声音控诉“男尊女卑”的封建男权社会，以震撼读者的心灵。同时，她又为女性遭遇的不公而呐喊，对所谓的“男子气概”加以攻击、嘲讽，大力为女性伸展人权。长篇小说《马伯乐》便是萧红这种女权思想的艺术表现。小说的主人公马伯乐是一个胆小、无能、卑微、畏缩的“男子汉”。他没有固定职业，十分无能，考大学考不上，开书店做生意亏了本。连自己日常生活花费也要靠父亲和太太供给。因此，他在家中就处于无钱、无权、无能的地位。父亲瞧不起他，太太也瞧不起他，就连家中车夫都不买他的账，他的儿子更是不怕他。这就是萧红笔下的男子汉形象，其挖苦、鄙视之意跃然纸上。相反，马伯乐的太太则是一个遇事有头脑，有主见，经济独立的女性，是萧红女权思想的化身。她不但不怕丈夫，还试图对其进行反控制。太太对于马伯乐的控制，首先体现在钱上，即控制着经济大权。马伯乐自己无能，赚不来钱，花钱得向太太要，自然要受着太太的控制。其次，马伯乐遇事无主见，只会忧伤悲哀，要不就是丢下老婆和孩子自顾自逃。不如太太遇事有办法，头脑沉着有经验。再次，马伯乐十分懒散，不会料理自己的生活，得靠太太“伺候”他，否则就弄得一塌糊涂。太太就是利用马伯乐的这些弱点来控制着他。
萧红在《大地的女儿》与《动乱时代》中曾说：“男权社会中的女子就是这样……女子连一点点东西都不能白得，哪管不是自己所要的，也得牺牲好话或眼泪。”很具讽刺意味的是在这部作品中，萧红要男子汉马伯乐也来试试看女人——太太的东西能不能白得。作品中多次写到马伯乐向太太要钱物时，都得说尽好话，想尽办法，甚至也让马伯乐痛苦一场，才能从太太那里得到东西。这实在是对堂堂男子汉的极大奚落、讽刺和报复。
三
前面我们谈到萧红一生追求完美的理想的爱情和温馨安宁的家庭。但是，生活的波折，感情的失落深深地困扰着萧红，她如一只折翅的小鸟已无力再振翅高飞，只能陷入无尽的失望和痛苦之中。“爱是幻想的产物，也是醒悟的根源。”正是一次次的痛苦和失望使萧红从爱的沉醉中逐渐苏醒过来，在寂寞忧郁的心情中，不禁怀念起故乡呼兰河。“回到家里去”成为她难以扼制的精神向往。故乡的影像，家的情感一直萦绕在萧红的脑际。她要回到属于自己的精神家园。
萧红的思乡情绪，自她到上海之后与萧军发生感情上的裂痕时就产生了。她希求借故乡的风俗人物来排遣心中的寂寞，满足她浓郁的思乡情愁。《感情的碎片》、《商市街》、《家族以外的人》、《王四的故事》、《永远的憧憬和追求》等大量忆家作品便是她思乡的直接流露。《感情的碎片》记述了萧红母亲病重时的情形，写了萧红在母亲病榻前的哭泣。这篇散文写于1936年春，此时萧红因萧军的移情别恋而陷入深深的痛苦之中，组诗《苦杯》道出了她当时的心境。萧红在痛苦之极而又无处诉说的时候，自然地想到了家，想到了并不十分爱她的母亲。萧红在散文中写她在镜中看到了自己热泪盈眶的眼睛，她“一看到这样的眼睛，又好像回到母亲死的时候”。萧红写这篇散文的目的正是由于眼前小家庭的不幸而希图从呼兰老家和母亲那里寻找感情的慰藉。《商市街》始创于1935年，是对萧红、萧军哈尔滨时期小家生活的回忆。萧红在组诗《苦杯》中写道：“我没有家，／我连家乡都没有，／更失去朋友，／只有一个他”“往日的爱人，／为我遮蔽暴风雨”。萧红在诗中向萧军表达了她对往昔美好生活的深情依恋。正是在这种情感动机下，萧红续写了《商市街》，并在作品中生动叙述了二萧在困境中相濡以沫、相依为命的真挚故事。这一部散文集产生于萧军感情发生迁移之时，萧红在失去依附的忧虑中，希求以此唤回萧军的爱，维护家的完整。萧红东渡扶桑以慰精神之苦闷。然而，独在异乡为异客的生活使萧红内心更加孤独寂寞，她开始思念起上海的小家，怀念起呼兰故乡。萧红在这种深切的思念中接连写下了《家庭以外的人》、《王四的故事》、《永久的憧憬与追求》等重要作品。萧红在作品中回忆起她所熟悉的童年生活，儿时同邻里小伙伴玩耍的欢乐，相处多年而留下深刻记忆的长工有二伯、雇工王四。这些老家的故事排遣了萧红漂泊海外所产生的孤寂，带给她许多由衷的欢乐。
同端木蕻良客居香港之后，个人的离乡之愁，感情的痛苦加重了萧红内心的苦闷。为了消除心中的孤寂，她躲进自己的精神家园寻求情感的寄托。在如此深广的寂寞里，萧红完成了《呼兰河传》、《后花园》、《小城三月》等作品，取得了她忆家题材创作的最大收获。萧红以优美传神的笔调描绘温暖的人情味。“私人底怀旧的抒情，被提到了第一意义。”因此，故乡的环境、故乡的人物都被诗化了。其中既有对呼兰河畔火烧云的动人描绘（《呼兰河传》），又有对阳春三月杨花漫舞的深情刻画（《小城三月》），也有对热闹闹的大花园的诗意描写（《后花园》）。而生活在这种环境下的人物虽然愚昧保守，但“原也自得其乐”，他们朴实忠厚，不虚伪，不自私，不会尔虞我诈，也不会勾心斗角。即使是那么残忍地迫害小团圆媳妇，其用意仍在“规矩出一个好人来”。呼兰河城中，人与人之间充满了温暖的亲情，唱野台子戏时，乡人们探亲访友，互赠礼品，促膝恳谈，“烛光灯光之下，一谈谈个半夜，真是非常地温暖而亲切”，即使主雇关系，冯二成子与东家也相处得非常和谐融洽，“过节是和东家同桌吃的饭”，不难发现，萧红这一时期的作品是有比较严格的选择。概言之，她注意更多地表现人物善良美好的一面。例如有二伯，在《家族以外的人》中，他是个可怜的“告密者”、小偷，性格尖酸刻薄，令人讨厌；而在《呼兰河传》中却是个令人同情的不幸者。
再如萧红一向无好感的母亲，在《小城三月》中也变成了一个体贴青年的开明母亲。可以说，萧红对她笔下人物和景物的美化，正是她感情得不到满足后家园意识的突出表现，故乡可爱的环境、可爱的人物便成为她充实自己心灵的精神寄托。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发现，萧红在上海时期忆家题材的创作中，她只是出于个人情感的抒发，较浅且直观，其目的是慰藉精神的苦闷；而在香港时期忆家题材的创作中，萧红强烈的情感与题材得到完全的熟习，故乡的一草一木、一人一物已不再是单纯的静观物，而是情感的载体。通过它，萧红终于回到自己的精神家园，将自己对温暖和爱的憧憬完全融化在这片菁菁家园里。
萧红，这位感情重于理智的女作家，一生都在寻爱的道路上艰难跋涉。然而，爱情婚姻的悲剧使她过多地沉溺于个人感情中而不能自拔，狭小的生活圈子束缚了萧红更广阔的视野。她的创造虽然有像《生死场》那样鞭笞男权社会的杰作，但更多的是对感情生活的吟哦。她虽在寂寞悲哀中未忘却时代的苦难，但个人的伤感过多地浸入作品之中，这对于“对人生充满理想”的萧红而言，不能不说是个遗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