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废止中医”争论的实质—自信的跌落—覆巢下的危卵—李约瑟的启示—科学的普适性—桃树非得结苹果吗—残缺的“难题”—发扬传统还是补课—《周易》阻碍科学吗—白箱与黑箱、灰箱
●刚刚过去的2006年，有一场颇为引人注目的争论，就是关于是否“废止中医”的问题。这场争论的实质是：中国古代有科学吗？因为中医是中国古代科学中最为典型的学科，直至今天，尽管自然科学我们已经是按照西方近代以来发展的学科进行分类的，但唯独医学依然有着中西之分。
〇您说的不错。我们现在虽然还讲“中国物理学”“中国生物学”等等，其实是讲“在中国的物理学”、“在中国的……”。然而我们所说的“中医”是讲“中国的医学”，区别于“西方的医学”。实际上，“废止中医”的争论并非第一次，这样的争论一再出现，是以中国近代尤其是“五四”以来关于中国古代有无科学的争论为背景的。中国古代有没有科学，对于我们讨论中国科技是个前提性的问题，所以我们就从“废止中医”谈起，来进入这个问题的讨论。
●好的。我这里有本马克思的名著，叫《机器、自然力和科学的应用》，其中有句传颂百年不衰的名言：
火药、指南针、印刷术——这是预告资产阶级社会到来的三大发明。火药把骑士阶层炸得粉碎，指南针打开了世界市场并建立了殖民地，而印刷术则变成新教的工具，总的来说变成科学复兴的手段，变成对精神发展创造必要前提的最强大的杠杆。
众所周知，火药、指南针、印刷术还有造纸，是中国古代的四大发明。马克思的这段话，是对中国古代辉煌的科技文明的最高礼赞。
可以说，火药、指南针、印刷术这中国最晚在宋代已经做出的技术发明，打开了西方资本主义的大门，也为人类迎来了近代文明的灿烂曙光。
毋庸置疑，中国的文明史，包括科学技术史，是值得世人更值得炎黄子孙自豪与荣耀的。请问，为什么近代以来，国人对自己的传统又是那样的妄自菲薄，至少是底气不足、虚弱无力呢？
〇这个问题提得好！
其实，早在马克思之前两百多年的17世纪初，西方近代科学的精神领袖——英国人弗朗西斯·培根，就曾满怀激情地放声讴歌：
印刷术、火药和指南针，这三项发明已经改变了整个世界的面貌和事物的状况。第一项发明关系到学习，第二项发明关系到战争，第三项发明关系到航海。这三个领域内的变化将引起其他领域内的无数新发现。不管什么帝国，什么宗教，什么星座或人类的任何影响都不会像发明这些东西来得巨大。
可见中国对人类近代文明的巨大影响。然而，鸦片战争以来的一百多年的中国近现代史，却是中华民族五千年文明史上最黑暗、最凄惨、最悲壮的一页，也是国人的心理状态从原先的妄自尊大逐步跌入后来的自卑虚无的节点。何以这样说呢？我这里举一个事例。
“天朝大国”的荒唐
1793年，发生了一件注定要载入史册的中西交往的大事件。英国正在工业革命开展得热火朝天的当口儿，国王派马嘎尔尼来华，要求通商和互派使节。孰料被清政府以“与天朝体制不合，断不可行”为由回绝。
更绝的是，清朝皇帝还说了一通足令后人跌破眼镜的“名言”。《乾隆敕谕》曰：
尔国王远慕声教，向化维殷，遣使恭赉表贡，航海祝厘。朕鉴尔国王恭顺之诚……赐尔国王文绮珍玩，用示怀柔……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原不藉外夷货物以通有无。特因天朝所产茶叶、磁器、丝巾，为西洋各国及尔国必需之物，是以加恩体恤，在澳门开设洋行，俾得日用有资，并沾余润。今尔国使臣于定例之外，多有陈乞，大乖仰体天朝加惠远人、抚育四夷之道。
可见，仅仅两个世纪之前中国人的自我感觉是多么的好。
岂止于此，早在南宋，朱熹就曾将世间万有划分为等级森严的五个等级：汉、蛮、畜、植、矿——也就是说，汉人即中国人是世间最尊贵的存在，其次才是未沾中华文明教化雨露的“蛮人”，再下来就是非人的畜牲了。
“中国”，“天朝大国”，“礼仪之邦”……这些称谓，无不反映出历史上作为中国人的豪情和傲气。
●竟有这么大的反差？
〇的确是这样。
记得美籍华人学者费正清曾说过这样一段话：
中国人的坚定信念是，天子的大智大德的神奇影响不仅恩泽海内，而且超越国界，进而惠及天下万民（天下万民被视做中华帝国体系的组成部分），给予他们秩序与和平，尽管这种施惠能力在日趋衰落。
可以说，尽管中国在历史上对人类文明做出过巨大而深远的贡献，但近代社会以来的盲目自大以至闭关锁国有点像鸵鸟在面对危险时的表现，使中华民族差点陷入一种万劫不复的悲惨沉沦的万丈深渊。
近代中国遭遇的不幸，特别是甲午之战，我泱泱中华大国竟然惨败给区区三岛之日本，这不能不令国人震惊并反思，同时也使国人的自信和自尊渐而在不知不觉的绵延苦难中从山顶跌至低谷。于是，崇洋媚外、民族虚无、自怨自艾乃至无可奈何等悲观情绪，就像瘟疫一样蔓延在我们民族灵魂的深处……对自己民族的传统也破罐子破摔，采取历史虚无主义的态度，怀疑、抵制甚至全盘否定，“打倒孔家店”“吃人的礼教”……不一而足。
在这种矫枉过正的心态下，思想难免会全盘西化，数典忘祖。有些人对老祖宗留下的一切都看不顺眼，意欲斩草除根而后快！以为只有这样，而且必须这样，才有可能与世界文明大潮合流。
沸沸扬扬“废中医”
●您前面提到近代以来废止中医的声音不绝于耳，据我所知，这以民国期间的废除中医风潮最为突出，这次风潮汹涌而至是否与上述的民族心理的失落转换有关？
〇一点不错。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其实，废除中医之论，如今回望，掐指一算，百年有余。
1879年，章太炎、吴昌硕之师俞樾喊出了惊世骇俗的“废医论”，力主“废除中医”。由于俞樾大名鼎鼎的国学大师之身，其“废除中医”的呐喊不啻平地里的一声惊雷。接着，曾留学日本的浙江医师余云岫继之而起，扛起了废医的大旗，他在1916年出版的《灵素商兑》一书极力主张废止中医，流布甚广。同时，一批中国近代史上的风云人物，诸如孙中山、胡适、梁启超、严复、陈独秀、鲁迅、梁漱溟、傅斯年等人也卷入其中，“废医”的言辞更为激烈，虽事隔近百年，杀伤力犹存。
●那么，这些人力主“废止中医”的理由呢？
〇譬如，严复认为，中医缺乏实际观察和逻辑推理，将中医药归为风水、星相算命一类的方术。陈独秀则说，“中医既不解人身之构造，复不事药性之分析。……惟知附会五行生克寒热阴阳之说。”而在梁漱溟眼里，中医只是一门“手艺”，“没有客观的凭准”。傅斯年更激烈地说：“中国现在最可怕、最可恨、最可使人气短的事不是匪患，不是外患，而应是所谓西医中医之争。”“开了四十年学校，中医还成问题，受了新式教育还在那里听中医说五行六气的胡说。”“我是宁死不请教中医的，因为我觉得不如此，便对不住我受的教育。”
●这么激烈，甚至愤慨有加？
〇还有呢，鲁迅《呐喊·自序》里对中医中药的讽刺更是流传深远，“不过是一种有意的或无意的骗子”！甚至，就连深受中医惠泽的胡适反过头来也说：“回头想想我们家里的阴阳五行的‘国医学’，在这个科学的医学史上能够占一个什么地位。”由此，胡适干脆说中医根本就“毫无学理，不足为法”！
1925年，孙中山病发住进协和医院，手术后诊断为肝癌，为不治之症。当时有人建议看中医，孙中山在决定怎样治疗之前，就引起了争论，协和医院的态度极为强硬，要服中药就不能留在协和医院。放射治疗之后，病情加重，孙中山只好出院，改由中医治疗。
●这不就是说，中医在当时还有可取之处吗？
〇话虽如此说，但当时思想界对中医的态度，既受了医学革命的影响，也深得社会革命的浸淫。中医药学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一部分，在欧风美雨的思想浪潮冲击下，被当做旧传统、旧文化而一概否定，是那个时代的一种“时髦”。
1929年初，国民政府在南京召开卫生部会议，全面规划现代化的卫生工作。2月23日召开了第一届中央卫生委员会，主持人是时任卫生部副部长的刘瑞恒，此公之前是协和医院的院长。与会的14人中没有一个中医，且多数人之前都曾有废止中医的言论。就在这样的氛围中，会议通过了争论了十年之久的“废止中医案”。于是，一时间，中医成了“旧医”，成为“障碍”医药卫生事业发展的绊脚石、旧文化，并“规划”在50年内让中医消亡！这次“废医”，对中医的打击是致命的，因为它标志着“废医”作为一种运动已由民间进入到官方。这次提案的主要发起者余云岫，在建国后第一届全国卫生会议上还提出对中医“淘汰多数，保留少数，加以改造，变为医助”的“改造中医案”。不仅如此。此时已是政协委员的余云岫更出惊世之言，把中医和妓女、吸毒等问题相提并论。
●啊，中医……与黄赌毒等社会毒瘤，怎么能牵扯得上呢？有着数千年历史的中医，蒙此大辱，又是如何反应的呢？
〇中医在解放前的处境是很艰难的。不过，中医学界从来就没有停止过抗争。
1929年2月27日，也就是“废止中医案”在卫生委员会通过并见诸报端的第二天，上海的中医们以上海中医学会常务委员会为首，致电卫生部表示抗议。之后，中医学界便开始了屡战屡败的为争取生存权利斗争的悲壮历程，从抗辩、请愿甚至到绝食，一次比一次激烈。由于社会舆论一片哗然，从中医界到社会大众，强烈抵制的声浪一阵高过一阵，“废医”论也就不了了之。不过，中医的地位逐渐处于一种不死不活的边缘化状态。直到新中国成立后，情况才算有了好转，特别是******同志“中国对世界有大贡献的，我看中医是一项”，“中国中医药学是一个伟大的宝库，应当努力发掘，加以提高”等号召，才算给中医药学正了名、稳了阵。
●总算应了中医“天有好生之德”的口头禅。
〇不过，事情还没有完。最近，网上又出现了“废止中医”的签名活动，更将中医存废与否、中医是否科学等问题推到了公众视野的最醒目处。
●真是“树欲静而风不止”。
〇这并不奇怪。以“五四”运动为标志的新文化运动，已经把“德先生”（Democracy，民主）和“赛先生”（Science，科学）从西方正式请到了中国，科学已然成为判别是非曲直的标准，科学代表着正确、真理、进步和文明。现代科学支撑起的西医，自然是公共医事的理论和行为的指针。相形之下，中医就被逼到求生存、讨生活的唯一死角。
●这么说，“废医”背后有着深层的历史反省和文化冲突的楔子？
〇不错！“废医”，这在今天听起来仍觉刺耳的极端之论，正是诞生于“天朝大国”行将崩溃时的强烈危机感，是衰落沉沦的中国近代社会的思想折光。
中国要摆脱愚昧落后，摆脱任人宰割惨状，就必须“脱胎换骨”，兴西学、弃旧学。于是，五千年的传统文化遭到毁灭性的批判，不仅殃及中医，而且“科玄大战”也是这场批判不可绕过的过场。
西学东渐，大致是循着器物、制度以至精神这三个阶段而深入展开的。“废医”“科玄之争”，正是西学东渐已经升华到精神层面的必然反映。就在意图建设“新世界”而断然弃绝旧文化的声浪中，基于文化自信的民族自信也悄然失落。这样，植根于传统文化土壤的中医，也就成为无根之木，无源之水。
“废医”正是这种自信失落的必然结局。
●是否可以说，“废止中医”不是因为中医本身的“过错”，根子其实在于基于传统文化的民族自信的失落，是近代中国面对以坚船利炮开路、汹涌而入的西方文明的一种矫枉过正的过激反应，和中国人救亡图存、推陈出新理想在思想文化的一种自然表现？
孙中山“世界大势，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以振聋发聩的气势所呐喊出来的，恐怕就有上述的精神气质？
〇是这个意思。古人云：“覆巢之下，安有完卵？”
●“废医”的矛头，直指我们的传统文化。我们是否可以这样发问，“中医是科学吗？”“中国古代有科学吗？”
〇应该说，这些问题具有内在的关联，或者说是一个整体。其实，直到今天，关于“中国古代有没有科学”，或者更直白地说，“中国古代有没有西方近代意义上的科学”，还是聚讼纷纭，人人言殊。
学术界有个著名的“李约瑟难题”，也是针对这一问题的。
李约瑟难题
●李约瑟难题？听起来蛮有趣的。您能解释一下吗？
〇可以。不过，让我先从马可·波罗说起吧。
马可·波罗以其著名的游记，打开了西方人尘封已久的关于东方的地理特别是心灵视野。当时，教会的东方“观念”，不是认为东方空无人烟，就是说住在那里的都是野兽和妖魔。然而，马可·波罗却带回了完全不同的说法。
马可·波罗17岁就离开出生地——威尼斯，后在蒙古帝国统治的东方游历25年，最后带着一大堆财富和东方的故事回去。他告诉他的乡亲，蒙古可汗政权的根基地——中国拥有远在欧洲之上的辉煌文明。他的“东方博览会”，向人们展示了从中国带回来的象牙、玉器、瓷器、丝绸还有纸币等。这场博览会很快就引起了前所未有的轰动。这样，马可·波罗骄傲地告诉威尼斯人：“任何人，只要愿意付出代价及冒险到遥远的东方，便可从黄金、珠宝、丝绸和香料贸易中，获得丰厚利润。”
这还是次要的，在马可·波罗的游记中，当时的东方尤其是中国又是那样的文明。譬如，南宋都城杭州，有10个庞大市集、房屋160万栋、工场14.4万家。城内仅石桥就有1.2万多座，桥下都可通大船。相形之下，水乡威尼斯则是小巫见大巫了。
《马可·波罗游记》在西方掀起了对东方特别是中国的空前狂热，煽起了欧洲人此后几个世纪的东方情结。就像不识字的船夫佩拉林说的，这故事听到他心痒：“如果我还是十几岁的小伙子，我一定到东方去碰碰运气！”所以，在某种意义上说，地理大发现就是在《马可·波罗游记》的刺激之下发动的！可不是吗？美洲大陆的发现纯粹是个大意外，因为游记的忠实读者哥伦布，他原本的目的地是富庶的中国。当时欧洲人都相信，他们西面那片望不到边的大洋的彼岸就是中国。可以说，是马可·波罗启动的东西方的“精神对话”，给人类带来了近代文明。西方由此生成了一句谚语：“哥伦布改变地理，马可·波罗改变历史。”
●那么，李约瑟与马可·波罗又有什么关系呢？
〇如果说，马可·波罗纠正了西方对东方特别是中国的无知，激发了西方对东方的好奇、热情与奋起直追，从而叩开了世界近代文明的大门，那么，李约瑟堪称“现代的马可·波罗”，他在马可·波罗之后七百年又一次纠正了西方对东方尤其是中国的印象，而李约瑟所引发的新一轮思想革命才刚刚开始，也可说是方兴未艾，其深远的意义现在还难以估量。
●您方才说，马可·波罗纠正了西方的东方观，激发起西方对东方特别是我们中国前所未有的好奇和热情，那为什么时隔七百年之后的李约瑟又要向西方做类似的工作呢？难道西方就这么“健忘”？
〇是的，历史常常会惊人相似地重演。所以，马可·波罗之后，需要有人对西方进行一次关于东方的“再启蒙”。
正是《马可·波罗游记》掀起的对东方特别是中国的好奇和热情，以及火药、指南针和印刷术的传入和广泛应用，两者以精神和物质的相辅相成，并在发扬自身文化传统——名之曰“文艺复兴”的基础上，西方发动了知耻后勇、奋起直追并最终引领了世界近代化的伟大历程。无论从哪个角度来说，东方——中国都是世界叩开近代文明的敲门砖。
然而，不幸的是，西方在获得巨大成功——这其中还包括反过来对世界以及东方特别是中国的掠夺——之后，自信和野心急剧膨胀，进而开始以傲慢的心态俯视世界，并把整个世界当做盘中餐、口边肉，渐而忘却了东方尤其是中国的恩惠，反而恩将仇报！在西方人的普遍心目中，只有发轫于古希腊、罗马的西方才是文明的，除此之外都是不值一提的蛮荒之地。这就是弥漫于近现代西方的“欧洲中心主义”或“西方中心主义”思潮。
●是否可以这样说，近现代西方的东方——中国观与马可·波罗之前的见解，其实恰好形成了某种“否定之否定”的历史情境？因此，李约瑟的出现，比之马可·波罗，对西方人而言，就是“否定之否定”之后的另一次“东方启蒙”？
〇可以这么说。作为一位西方学者，李约瑟以其共计34分册的煌煌巨制——《中国科学技术史》系列，以浩瀚的史料、确凿的证据向世界宣示，“中国文明在科学技术史上曾起过从来没有被认识到的巨大作用”，“在现代科学技术登场前十多个世纪，中国在科技和知识方面的积累远胜于西方”。
李约瑟的鸿篇巨制，正开始冲击、动摇并扭转西方早已根深蒂固的文化优越感。所以，英国大史学家汤因比认为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是西方对中国在学术上的一种外交承认。
与《马可·波罗游记》一样，李约瑟的《中国科学技术史》顿时成为西方世界的畅销书，甚至还出现了很多盗版。毫不夸张地说，李约瑟是西方继马可·波罗之后架起东西方文化交流金桥的伟人。1995年李约瑟刚刚去世之后，他就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出版的名人传记誉为“20世纪的文艺复兴人”。
●这是一个非常高的评价。这不禁使人联想起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巨匠来，达·芬奇、米开朗基罗、拉斐尔……可以说，李约瑟是需要巨人并且产生了巨人的20世纪的文化巨人。
那么，您能再说说李约瑟怎样纠正并修复了西方的东方观以及他开启的对世界文化的新认识吗？
〇在李约瑟的脑海里，不同的古代文明都有可称之为“科学”的知识传统，它们对近代科学的形成就像百川归海一样不容忽视。
现在有一些鼓噪——中国古代没有科学，其实就是说科学仅仅是西方的独角戏，只不过偶尔有个把西方之外的人在某个不太重要的场合出来客串一下，给人的印象就是科学是西方文明的专场表演。
李约瑟的见解却完全不同，记得他专门撰文说：
中国有句古话，“朝宗于海”，的确，完全可以认为，不同文明的古老的科学细流，正像江河一样奔向近代科学的汪洋大海。近代科学实际上包纳了旧世界所有民族的成就，各民族的贡献源源不断地注入，或者来自古希腊、罗马，或者来自阿拉伯世界，或者来自中国和印度的文化。
所以，李约瑟工作的意义，在于他在考察人类文明的演进时，以中国为一博大精深的例证，阐述了非西方传统的伟大贡献，从文化多样性和科学普适性的高度对甚嚣尘上的西方文明优越论予以了有力的批评。
●科学普适性？
〇是的。李约瑟认为科学真理是客观存在的，不管什么民族、什么地区和国家，只要文明演化到一定程度，智慧就得到发展，那里的人们就一定会感悟到真理。换言之，科学是普适的，科学是世界的，是国际主义的。1955年，李约瑟在就任英中友好协会主席的演讲中，一开始就批判了欧洲人对非西方文明的傲慢与偏见，指出科学在本质上是一种对全人类普适的社会性事业，而不可能是欧洲人的种族科学。科学知识就如同老子《道德经》中所说的“天下神器”，不是任何人的私有财产，也不是任何民族的专擅。“一切人类，不论种族，不问性别，只要受到应有的教育，具备适当的条件，在自然的真理面前都是平等的。”
●这就是说，中国古代有科学，是在与西方不同的文化背景中成长起来的科学，对吗？
〇是的。依据李约瑟的科学文化观，可以说中国古代不仅有科学，而且只要具备合适的条件如资本主义萌芽、生产的发展等等，也一样可以发展出类似于西方的近代科学。
其实，认为中国古代有科学的西方学者远不止李约瑟一人，譬如，美国科学史家尤里达也评述道：
现今的科学大厦不是西方的独有成果和财富，也不仅是亚里士多德、欧几里德、哥白尼和牛顿的财产——其中也有老子、邹衍、沈括和朱熹的功劳。我们不能说中国本土的科学倘若独立发展下来将会演化成什么样子。但是，我们可以说，当今科学发展的某些方面所显露出来的统一整体的世界观的特征并非同中国传统无关。完整地理解宇宙有机体的统一性、自然性、有序性、和谐性和相关性是中国自然哲学和科学千年探索的目标。
不过，即使承认中国古代有科学，而关于“中国或者其他古代文明的科学是否会发展出西方近代意义上的科学”这一问题，也还是存在着不少的争论。
李约瑟难题，是中国科技史很难绕过的一道坎。
●那么，什么是李约瑟难题呢？其中的意义又何在呢？
〇关于李约瑟难题，通常有两种表述形式：
第一，为什么在公元前1世纪到公元16世纪之间，在将人类的自然知识应用于实用目的方面，中国人较之西方更为有效？也就是说，古代中国人在科学和技术方面曾经有过辉煌，其发达的程度远远超过同时期的欧洲，原因是什么？
第二，这问题的另一种提法是一种why not（为什么不）式的，就是为什么近代科学或者说科学革命没有产生在中国，而是产生在17世纪的西方，特别是文艺复兴之后的欧洲？
这是李约瑟难题一正一反两方面的表述形式。
●那么，李约瑟难题有解吗？
〇李约瑟难题其实在李约瑟本人之前很久就有过讨论，李约瑟本人也给出了一些解释，近二十多年来国内外更是争论得不亦乐乎。有人甚至认为李约瑟难题纯粹是个“伪问题”——尽管承认“伪问题也有启发意义”。意思大致是，中西本属两种不同质的文化，就像两株不同的树——一株桃树、一株苹果树，或是方向不同的路人——一个向东、一个则向西，请问“桃树上怎么能结出苹果来？”或者说，“不同向的人怎么谈前后与追赶？”
至少到现在，人们还没有给出李约瑟难题令人信服的“解”。可能，李约瑟难题根本就没有所谓的“解”！
●我想听听，您对李约瑟难题的看法。
〇李约瑟难题异常复杂，不仅牵乎科技史本身，而且涉及人类文明几乎所有的主题。可以说，“李约瑟难题”既是宏大的“至大无外”的系统问题，也是微妙的“至小无内”的语境话题。
不过，就我看来，李约瑟难题似乎只问对了一半，即技术——在经验领域或实用技术方面中国古代可能是领先于同时代的西方，但在科学——理论、思想和方法方面中国古代未必就超越于西方。因为技术的水平和应用具有一定的可比性，而科学由于发生的文化多样性就很难进行通约。
记得，爱因斯坦在评论中国古代的发明时，曾有一段发人深省的名言：
西方科学的发展是以两个伟大的成就为基础的，那就是：希腊哲学家所发明的形式逻辑体系（在欧几里德几何学中），以及发现通过系统的实验可能找出因果关系（在文艺复兴时期）。在我看来，中国的贤哲没有走上这两步，那是不用惊奇的。令人惊奇的倒是这些发现（在中国）全都做出来了。
爱因斯坦的以上言论说在李约瑟难题提出之前，简明扼要，不失洞见。
●那么，这段话与李约瑟难题在科学方面的不太成立有关系吗？
〇当然有！我曾多次向一些大学生、研究生甚至博士生问过一个问题：“回想一下，中学所学的课程中，哪一门对你的思维方式转变最大？”可惜，能答上来的寥寥。
●我想应该是几何？
〇是的，是几何，初中的平面几何和高中的立体几何。
你想想，从看似废话——或者说不言自明的5条公理、5条公设以及23个定义出发，竟然能够推导出467条定理，从而筑起整个几何的雄伟大厦，这是多么神奇的逻辑力量！
●看似废话？……
〇是的。与一个量相等的所有的量都相等，等量加等量其和也相等，等量减等量其差也相等，能够完全重合的图形是相等的，整体大于部分，过两点能作且只能作一直线，线段可以无限地延长，以任意一点为圆心、任意长为半径作一圆是可能的，凡是直角都相等……这些话，如果说给一个没有受过教育的人听，他一定会认为是吃饱了撑的“废话”。
而从这些看似“废话”的前提出发的演绎推理，却成为人类所有学问包括科学的“脚手架”——按英国汤因比《历史研究》的划分，人类历史上共出现过二三十种文明，古希腊是西方文明的源头。如果把对世界的认知比做进森林去砍树的话，希腊之外的所有古代文明包括中国文明都是“跟着感觉走”的那种，是随手掂起一块石头或一根木棒就冲进去的“莽汉”；唯有奇特的希腊人，却没有慌着冲进去，或是一探头就马上缩回来，思考着怎样砍才能有效，于是，磨练出几何式或公理化的演绎推理这根认知世界的“魔棒”，也就是洞穿世界奥妙的“芝麻开门”的口诀。
●真是“磨刀不误砍柴工”啊！
〇是的，中国古人云“事半功倍”，也是这个道理。
其实，中国古代也曾有过《墨经》和《周髀算经》为代表的公理化思想方法的萌芽，可惜的是，这些有益的探索很快就“胎死腹中”。以至于到了明末，徐光启对意大利来华传教士利玛窦介绍的《几何原本》竟生出一种“此曲天上”般恍如隔世的艳羡之情。
且看徐光启《几何原本杂议》：
此书有四不必，不必疑，不必揣，不必试，不必改；有四不可得，欲脱之不可得，欲驳之不可得，欲减之不可得，欲前后更置之不可得；有三至三能，似至晦，实至明，故能以其明明他物之至晦。似至繁，实至简，故能以其简简他物之至繁。似至难，实至易，故能以其易易他物之至难。易生于简，简生于明，综其妙在明而已。
此书为益，能令学理者祛其浮气，练其精心，学事者资其定法，发其巧思，故举世无一人不当学。
徐光启的感慨不可谓不深。由此可见，公理化演绎思维对中国人是陌生的。美国学者欣蒂加曾说：“古希腊之引入公理方法和数学理论的演绎性构造，乃是古代思想最伟大的成就之一。”
这样看来，阙失公理化演绎思维的中国古代科学，就很难说比西方特别是既有着亚里士多德关于科学理论的体系性构想，又有欧几里德几何公理化伟大实践的古希腊进步了。
●为什么其他文明，譬如中国文明，就很难发展或延续这种公理化的演绎思维？
〇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一点，就是这种思维，包括不囿于感觉而诉诸理性的证明习惯，需要长期、专门甚至是痛苦的训练方能形成，远非跟着感觉走即能立竿见影的。我们每个人，只要想一想在初中和高中阶段，那段学习几何时的痛苦与欢乐交织的漫长岁月，就不难明了了。
●尽管您不太同意李约瑟难题在科学上的提法，但中西方这种思维方式上的差异，是否也说明李约瑟关于文化多样性与科学普适性的论断？
〇是的。中国古代有科学，但却是特质与西方包括古希腊不同的科学。
●您能具体谈谈吗？
〇好的。既然中国古代对自然的认知是“跟着感觉走”，那么，直观、形象、整体、联系是其一大特征，也就是李约瑟说的“有机自然观”。中国古代自然观，将世界看做是一个联系、发展和鲜活的整体，而不是西方那种分析、静态和机械的模式。
所以，中国传统思维重关系、轻本体，而西方则轻关系、重本体。
譬如，西方的分析传统、公理系统、构词方法乃至法律制度等等，无不烙着浓重的“构造”的痕迹，哲学上第一性的本体论，原子论者的“原子”是本体，欧氏几何的公理、公设是“本体”，生成词义的前缀、词根还有后缀是“本体”，“天赋人权”的个人是社会的“本体”——可不，个人奋斗是西方的人生信条，《拯救大兵瑞恩》其实是在拯救西方的价值“本体”……
而中国文化时刻在提醒着人们“关系”的重要。哲学上的“天人感应”论，阴阳、五行、元气靠“关系”生成世界，所谓“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取类比象，是科学认知中“关系”的运用；以“关系”表意的方块字，一“木”为树，二“木”为林，三“木”为森，可谁能告诉我们究竟几棵树是树、林和森的界限？“人情练达即文章”，是中国人的最高处世境界。“仁者，爱人。”重关系，重家庭，重亲情，甚至连“国骂”都不忘“问候”别人的女性亲属，以图在伦理上压倒对方。于是，“枪打出头鸟”“人怕出名猪怕壮”等俗语应运出炉……
●您这么一说，让我想起杨振宁的一句话，“中国古代的哲学家想把世界上所有的问题一下子都解决了。”这是不是中国传统科学重关系思维方式的一种表现呢？
〇你说得很好。中国传统的有机自然观试图从联系的整体上去把握异常复杂的世界，于是，中国传统的科学理论似乎把什么问题都说明了，而事实上什么问题都不能解决。说到底，就是理论与经验之间缺乏“上传下达”的逻辑通道，理论只是自说自话的“坐而论道”，深奥无边，所谓“只可意会，不可言传”。而同时呢，技术也只在经验层面自行其是地“摸着石头过河”。——这与古希腊为源头的西方以公理化演绎体系在理论和经验之间架起一座逻辑桥梁截然不同。
譬如地震的元气解释。近三千年前的西周伯阳甫以“阳伏而不能出，阴迫而不能升，于是有地震。今三川实震，是阳失其所而填阴也”来解释地震，主导了中国地震理论两千多年，甚至到了明代，人们还是以此理论来解释地震。
此外，中医在理论解释方面也有类似的问题，五行相生相克、阴阳平衡互补等成为中医的理论基础，如心肝脾肺肾五脏的实体及其关系就是五行及其相生相克。我们常说的“肾虚”，在中医里既有实指的成分，但更多的是虚指，是气质、功能性的，是放到五脏相生相克的“关系”中去的。看，多么游移不定，多么难以把握！所以会给人一种神秘莫测的“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感觉。
——实际上，五行生克说不过是一种具有配伍性质的符号体系，要用到实际生活中，这中间并无内在的因果关联。相形之下，牛顿将其力学应用于实际，中间还有个经严格定义的“对应原则”呢。
●“只可意会，不可言传”，似乎什么都说了，其实什么也没说，这是不是中国传统科学理论的一大特质？
〇是的。由于是对世界的一种整体性的朴素把握，是跟着感觉走的直观反映，其笼统、模糊、随意、不确定以及意向性是很明显的。
看，“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既是一幅水彩画，又升华为一种哲理。
还有，“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空山不见人，但闻人语响”、“江流天地外，山色有无中”……真是“诗中有画，画中有诗”。
而且，中国画也讲求“空”“灵”“透”的意境；书法也是笔走游龙、金蛇狂舞，无形胜有形；还有音乐，“此时无声胜有声”。
●那么，反映到科学思想和方法上呢？
〇对此，清初黄宗羲之子黄百家就质疑过中国传统的思维特点：
天下有目前之物，俾嚣嚣者说之，直疑鬼疑神，不可穷诘者，莫如五行之生克。凡物之虚无形，若太极，若阴阳，若鬼神、道德、性命之类，可任人之诬捏，吾不敢致问，以无所证对也。五行则至显至实，如是不如是，第取诸当前试验之立决矣，何无人不受其惑也？
黄百家看得真切，中国传统理论——太极、阴阳、鬼神、道德和性命之类，具有“虚无形”的不确定性，难以诉诸实践检验，是“无所证对”的，因而“可任人之诬捏”。这可算是把中国传统科学理论的特质说透了，所以，三百年前的黄百家就大声疾呼，科学理论要诉诸“试验立决”，而且要经得起“穷诘”——逻辑检验。
●说得好。是不是杨振宁“《周易》阻碍了中国科学的发展”的判断，除了文化的因素之外，也有思维方式的影响？
〇我觉得应该有这方面的原因。
《周易》是中国传统文化思想的总源头和大本营，儒家“四书五经”奉《周易》为首经，道家以阴阳八卦为图腾，其他医家、农家、兵家、阴阳家……概莫能外。
自幼在清华园里深受传统思想浸淫的杨振宁，后来又取得了科学上的最辉煌成就，所以，他是有资格高屋建瓴式地反思中国传统文化的。
杨振宁认为，《周易》所代表的思维方式阻碍了中国近现代科学的启蒙。这实际上是他比较一贯的观点，也是一个有代表性的观点。这一观点，与他“中国古代的哲学家想把世界上所有的问题一下子都解决了”的说法是一致的。——由此，杨振宁说，中国古代贤哲不愿去做具体的事情。古希腊的哲学家中，也有人企图总体上解决所有的问题，“可是他们也有人从事非常具体的问题”。《周易》的核心——阴阳八卦，也具有那种似乎什么都说了、其实什么也没说的笼统、模棱两可、随意的不确定性和意向性，恰如黄百家早就指出的，因“无所证对”，从而“可任人之诬捏”。
所以，我个人认为，杨振宁的上述论断是有一定道理的。
●说不清的东西，既不能定性，更没法定量，也就无从传承，只好靠个人的“感悟”和“修行”了！难怪，两千年前的神医扁鹊、华佗，就如达·芬奇、贝多芬等艺术大师一样，成为旷古绝代“可遇而不可求”的奇迹了。
〇是这样的。岂止中国，世界上几乎所有民族都曾有过类似中国古代的朴素的认知方式，即试图对世界进行整体、全面的把握。这是一种可敬的勇气、伟大的尝试，是一种力争一劳永逸或“一揽子解决”的美好愿望。尽管其中绝不乏合理有效的思想营养，但却是朴素感性的，是一种超前的甚至可说是“心有余而力不足”的大胆探险。如果不经过分析理性——包括以古希腊为源头的西方公理化演绎思维——这次“否定”，要实现对世界的整体理解是不大可能的。
●那么，伪气功、神医伪科学、神功异能或人体特异功能之所以能在中国泛滥一时，是否与中国缺乏分析理性的启蒙传统有关？
〇是的。有人常说，西方科学已经在向东方思想寻求智慧了，那我们为何要妄自菲薄、自轻自贱，而不径直发扬优秀传统实现科学乃至整个文化的“跨越式”发展呢？
西方向东方借鉴的综合、有机的整体观，与我们的传统看似一样，其实视角和高度已完全不同了。西方经过两千多年的分析理性的“否定”之后，现在正走向伟大的“否定之否定”。相形之下，中国传统恰好错了一个“螺旋式上升”的层次，慢了一个“波浪式前进”的节拍。
可我们不少国人，抱着虚幻的优越感，有意或无意地将西方今天后现代的走向，与形似而神不似的中国传统混为一谈，人云亦云，三人成虎。于是，中国传统的迷信、骗术等有了滋生的土壤，培育的温床。
●您的意思是，目前中国当务之急是“补课”，补上科学理性这一课，其次才是发扬传统优秀文化？
〇是的。其实“补课”，即新形势下的全民族科学启蒙，与发扬传统优秀文化并不矛盾，恰恰相反，是提供了一个科学的过滤器。******同志“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早就指明了对待传统文化的科学态度。科学理性，就是“取”与“去”的标准。
只有补上了科学理性这一课，即拥有了理性的态度、科学的精神以及批判的方法，我们才能与世界同步，从而更好地反思传统，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古为今用，构建21世纪的社会主义和谐新文化。
●您说得很好。但似乎……您在与西方分析理性作比较的时候，让我觉得仿佛中国古代的科学思维方式很原始、很朴素，用今天的眼光看，好像只有“糟粕”，如此，“废医”有理？
〇这个问题提得尖锐。就当下的国情而言，提倡科学理性可谓是当务之急。普及科学，远离迷信；崇尚理性，反对神秘。唯其如此，才能真正发扬优秀传统文化，迎来文明进步的美好明天。
但是，倡导科学理性与弘扬传统文化并不矛盾，恰好相反，二者还是相辅相成的，应当形成一种必要的张力。
辩证地看，事物都具有两面性，传统文化也不例外。中国古代科学，是传统文化之树上结出的硕果，是力求对世界进行整体把握的可贵努力。尽管从总体上说，中国古代科学在理论与实践之间没有掘出一条逻辑上有效的通道，但经过长期的经验积累，我们的祖先还是就世界的总体性关联有了相当的认识，也摸索出理论与现象之间一定的因果联系，百折不挠，迭经升华，终于形成体系自成、智慧独具的中国古代科学。
●您的意思是，石头还有捂热的时候，经验也有上升为理论的可能？
〇是的。如果把西方对自然的认识比做白箱的话，那么，中国传统科学就是黑箱甚至灰箱。——即使不清楚因果联系的中间过程，但输入和输出之间的因果关系，却可以通过大量的经验获得。如此，你能说黑箱或灰箱理论就不是科学吗？
●而且，在面对诸如人体、天气、地震等异常复杂的认知客体——研究对象时，黑箱或灰箱理论要显得更为有效，是这样吗？
〇是的。黑箱或灰箱式的认知模式本身也是一种科学方法，有时可能是一种权宜之选，但也可能是无法替代的唯一。
中国古代的科学思维，在某种程度上可以看做是黑箱或灰箱式的认知方法——当然其进步有赖于精致的分析，即弄清“箱内”的机理，或者说内在的因果性，所以是有一定效用的，也是富有启发性的。
具体地来看中医，就是一种复杂性的科学。中医对健康的定义是，躯体无异常变化，内部机能和谐，以及人与自然和谐。与此相应，中医的认知方式是，整体把握生命规律，辩证对待生命运动，以及从功能概括生命本质。这本身不就是特色鲜明的黑箱乃至灰箱理论吗？而且，中医历经数千年的实践，为我们民族繁衍生息和健康事业立下了不可磨灭的卓著功勋。甚至今天，仍是我们解除病痛、维护健康的重要选择。
谁能说中医不是科学？如果没有中医，我们民族能生生不息、繁荣昌盛到今天吗？不能忘记，在很长一段时期，中医远比西医高明和有效。
●您的见解，使我想起前些日子卫生部和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发言人的表态：
中医药既是我们的国粹，同时也是我国医药卫生领域中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是国家的优势和特色。
对此，您怎样看？
〇我很赞同这一发言，它与我上述的分析完全一致。同时，我也欣赏上海中医药大学王庆其教授的观点，即中医是科学，是复杂性的科学，是明天的科学。中医学要面对机遇和挑战，继承和创新，在继承基础上的创新。
王教授说得好：
当代人应当担负起历史的使命，坚持“自信、自尊、自强”，善于继承，勇于创新，让中华民族的瑰宝在新时代焕发光彩，以造福人类的健康事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