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丁伯根1903年4月12日出生于荷兰海牙一个知识分子家庭，父亲是一位得过博士学位的语言学家，执教于海牙一所中等学校。老丁伯根夫妇十分注意对孩子们的教育，他们为培养和发展孩子们对科学的兴趣提供了良好的环境。他们鼓励孩子们学习自然科学，用简洁的语言来阐述科学的理论。在他们的四个男孩子中，除了简和尼可拉斯是有名的大学教授外，最小的孩子伦克也是一位动物学教授，但不幸在40岁时便去世了。一家父子有四位先后获博士学位已属不易，而兄弟二人相继被授予诺贝尔奖金则更是难得。
丁伯根的家庭不仅有着浓厚的学术研究传统，而且对社会问题也有浓厚的兴趣。这对简·丁伯根的一生是有重要影响的。他在年轻时代便加入了荷兰社会主义青年协会，而后又成为荷兰社会民主工党的成员。
19岁（1922）时，丁伯根考入了荷兰莱顿大学，攻读物理学，23岁毕业后，经过三年的努力，于1929年获得物理学博士学位。但是，就在这时，他的志趣已经不在物理学方面，而转到经济学方面。促使丁伯根有这种转变的原因是他对数学有特殊爱好。即便是在专攻物理学时，他也着重于研究物理学中的数学问题。他的博士论文就是以“物理学和经济学中的最小值问题”为题的。数学是丁伯根由自然科学工作者转向经济学家的桥梁。尽管他的指导教师保罗·埃伦弗斯特鼓励了他作这种转变，但是，没有他本人具有的敢于独创和刻苦钻研的精神，他的天才也会像闪电一样转瞬即逝。
丁伯根一生都专心致力于使数理经济学同统计分析结合在一起，为创建资产阶级经济计量学而坚持不懈。这点，他同比他稍早一点开始研究的拉格纳·弗里希是不约而同地走到一起的。比较起来，弗里希所走的是一条学者、专家的道路，他在教学岗位上从事研究和探索，其研究成果仅仅为政府部门提供参考。简·丁伯根从年轻时候起便投身仕途，差不多有30年他一直在荷兰中央政府工作，后期当上了荷兰中央计划局局长。应该说，他在经济计量学的探索中比费里希有更好的条件。也许，正是由于这种缘故，他的创造更多地侧重在应用上。从这个意义上说，简·丁伯根的探索性工作比他同时代人更细致，更具体。他并非资产阶级的职业官僚，他具有专家、学者的风度，忠于自己师承的经济思想，注重实际，孜孜以求。在个人品德方面也是比较谦逊和不畏艰难的。例如，尽管简·丁伯根是公认的经济计量学创始人之一，曾被誉为“经济计量模式建造者之父”，但是，在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当他已颇有声名之后，他在自己的著作中仍然把这方面重要观点的提出，归功于弗里希和另一些瑞典经济学家。
刚离开莱顿大学的时候，简·丁伯根曾在荷兰鹿特丹监狱管理机关工作过一段时间，尔后才进入荷兰中央统计局，在那里工作到1945年，断断续续达15年之久。这是他一生研究工作中的奠基阶段。他年富力强，精力过人，一开始就担负着经济周期研究小组的领导工作，他信心百倍地在这个领域中创建经济计量学。
丁伯根不可能了解资本主义的经济周期运动的恶性循环是由于它自身的矛盾所引起的，是不可避免的。因而，他所研究的只是从量的角度考察资本主义经济周期运动，从中找出这些变动的量的关系，并据此设计出种种模式，来估量和预测周期波动的情况。开始，他着重研究需求方面的情况，即估量社会各个集团收入的变动、价格的变动对各种商品和劳务的需求情况、对进口和出口总额及总消费的影响。在这个基础上，他更为大胆地试图对一国的整个经济周期波动做出解释。1936年，简·丁伯根为荷兰的经济设计了一个由24个联立方程式构成的模式，这个模式成为荷兰经济模式的样板。接着，他又为美国、法国、英国和德国设计经济模式，以解释这些国家历史上的经济周期波动，并预测该国的经济发展趋势。其中，他为美国设计的模式竟包括有48个联立方程式。很明显，他在经济研究中对数学的应用比弗里希更进了一步。
这期间，丁伯根对资产阶级经济计量学的贡献，集中收录在他1939年出版的《经济周期理论的统计检验》两卷论文的汇编中。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由于资本主义国家恢复经济的迫切需要，简·丁伯根上述研究的价值日益被各国所公认。这时，他升为荷兰中央计划局局长，从此，他把自己的全部精力倾注于荷兰的经济重建工作上。他始终把他的研究工作同国家所面临的现实经济问题和社会问题密切地联系在一起。因此，随着战后情况的变化，他更加注重于经济政策的研究和制定，他的目标是要使政策数学化，即为各项政策找到最优的价值目标。简·丁伯根认为，为了达到经济政策上的量的目的，必须采取相应的定量的措施，而这种最佳的措施又必须通过分散和集中相结合的办法来制定。1952年出版的《经济政策论》、1954年出版的《经济政策的集中和分散》以及1956年出版的《经济政策：原理和设计》，是他在这个时期理论研究和实际工作的总结，后一本书是他的代表作。简·丁伯根的这些著述和实践，对促进战后荷兰经济的恢复起了较大的作用，并引起了其他资本主义国家政府的重视。
正是由于这种使经济政策数学化的尝试，丁伯根对“发展计划”这个课题日益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这时，他越发感到繁忙的经济行政工作成了重负，所以，1955年，他辞去了荷兰中央计划局局长的职务，以便有充裕的时间用来研究发展中国家的“经济计划”问题。此后，丁伯根回到大学专门从事教学与科研工作，在此之前，他只在30年代初兼任过大学的课程。他在哈佛大学当过一年的客座教授，接着被评选为荷兰经济学学院新设的发展计划讲座的专职教授，1965年以后，这个讲座又增添了“中央计划国家经济学”的内容。同时，在他的领导下，荷兰经济协会成立了发展中国家问题的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小组。直到20世纪70年代初，他都在为把经济计量学应用于“发展计划”而努力。可以说，在他的整个科学研究活动中，是一步也没有离开过数学的。
在研究发展中国家经济问题中，简·丁伯根作为一个比较严肃的经济学家，他看出了在世界不同国家中财富分配是极不平等的。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他一直从各个方面进行努力。他通过文章、著述和报告，通过会议和各种专家小组的工作，通过在国内外的讲演反复宣传应采取一项国际发展政策来解决这个问题。他还十分详尽地研究了发展中国家应该实施的中期计划，提出了“分段计划法”、“半投入—产出法”，为发展中国家确定“最优的”计划模式和方案。
为了实现他的这些愿望，他先后担任过印度、埃及、土耳其、苏里南、印度尼西亚、叙利亚、伊拉克和利比亚的政府顾问以及欧洲经济合作和发展组织、世界银行的顾问，1966年至1974年，他还担任过联合国发展计划委员会的主席。他对联合国《第二个十年（1971—1980）的国际发展战略》的形成，产生过巨大的影响。
丁伯根深为失望的是，当他愈益认识到世界财富分配的不公正，从而收入的分配也不公正，需要迅速改变时，他作为联合国有影响的顾问所提出的种种建议，却遭到了冷淡的对待，得到采纳的某些建议又被经过重大的修改，弄得面目全非了。他在1975年发表的《收入分配：分析和政策》、1979年发表的《重建国际秩序——向罗马俱乐部的报告》，都一再呼吁要采取适当的国际发展政策，解决收入分配的不公正状况。
为了表彰简·丁伯根50多年来在经济计量学方面的贡献，1969年，他获得了首届诺贝尔经济学奖。这之后，他还曾被推荐为诺贝尔和平奖金的候选人。
丁伯根的研究活动对西方经济学的贡献，大致可分为三大阶段。在每个阶段都有其独特的开创性的研究成果，开拓了经济理论及政策的新里程碑。
在第一个阶段——1929年至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他与其他经济及统计学者一起，共同努力使经济计量学成为一门科学。1930年，他与弗里希、费雪等著名经济学者在美国成立了经济计量学会，作为“促进与统计学、数学相联系的经济理论”的国际组织，并且从1933年开始定期出版《经济计量学》杂志来推动数量经济学的研究。丁伯根在数量经济学理论上有三个贡献：一是提出了现代动态经济分析和“蛛网理论”，这个理论试图对一些农产品和产量的波动方向和通常供求理论所说的方向相反的现象进行解释；二是根据历史统计资料，利用数学和数理统计方法，对各种商业循环理论进行统计检验，这是经济计量学给自己规定的主要任务；三是在《商业循环理论的统计检验》一书中，首次用48个方程式替美国建立了完整的宏观经济计量模型，把通行的统计方法用于宏观经济问题的研究，从而开创了一个全新的经济学分支，即经验宏观经济学。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到50年代中期，是丁伯根的学术活动和理论创造的第二个阶段。这一时期，他在现代经济政策理论上的新贡献，就是把他在荷兰中央计划局的经验和在经济政策的广阔领域内参加讨论的结果，提高为系统的经济政策理论，成为规划短期经济政策的基础。这些政策理论主要体现在《经济政策论》、《经济政策的集中和分散》和《经济政策：原理和设计》三本书中。
丁伯根的学术活动的第三个阶段是50年代以后。1955年，他从荷兰中央计划局退休后，仍在许多国际组织中任职或担任一些国家政府的顾问，因而能连续多年全力投身于长期发展计划的方法研究和实践。丁伯根关于发展计划的理论比较集中地反映在《发展计划》一书中，其主要内容是关于发展计划的一般经验总结。书中首先阐述长期计划、中期计划和年度（短期）计划的相互关系，其次是计划的准备工作，再次是编制计划步骤。丁伯根在这一时期的另一贡献是关于国际经济理论。他在《国际经济一体化》一书中系统地阐述独立国家之间的经济关系的实质，指出各国之间的经济交往主要包括产品转移和生产要素的转移两大类。
总之，丁伯根对西方经济学的贡献主要是创建或参与创建了现代动态经济学、经济计量学、经验宏观经济学、发展计划的理论以及国际经济合作和一体化的政策和理论。
由于他50多年来在经济计量学方面，特别是在“发展和应用动态模式经济过程分析”中的贡献，1969年，同弗里希一道荣获首届诺贝尔经济学奖。
丁伯根1967年获埃拉斯穆斯奖金，还曾获得20余个大学授予的荣誉学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