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神的诞生是自然界最伟大的奇迹，也是最不可思议的奇迹。我们能够听、看，还能思考和理解别人，我们拥有怜悯、尊重或者怨恨的情感……这究竟是怎么回事，人甚至不知道他为什么这么聪明。法国哲学家笛卡尔认为物质而精神是完全不同的两类实体，物质实体是通过感官的感觉而确认其存在的，而精神实体只能通过恩材能确认其存在，这就是那句著名的格言“我思故我在”的主要意义。但随着近代医学的发展，随着对脑研究的深入，人们越来越不相倍物质和精神的截然不同，法国的唯物主义者拉·梅特里干脆写了一本书，名叫《人是机器》，宣称人和普通的机械装置只是复杂程度不同。没有质的飞跃。但是，看来这个阿题并不那么容易下结论，因为在20世纪它又以另一种形式出现了。
旅居英国剑桥的奥地利哲学家维特根斯坦在影响巨大的著作《哲学研究》中分析了语言的意义和语言的物质载体之间的关系，认为二者之间没有绝对确定的关系。换言之，即使我们了解了一个人所有的身体分子的运动状态，我们还是无法绝对确切地知道他心中想什么，因为我们在验证我们的实验结果时，最终还要取决于被实验者的诚实回答，而这就为我们的实验带来了不可消除的主观屏障。所以，探索精神活动的分子解释是一件徒劳无功而又浪费时间的努力。
应该说，维特根斯坦对生命机械论的打击是致命的，医学专家当然可以对脑区进行功能定位，甚至能控制病人的情绪，但却不可能通过研究病人的脑而获知病人正在想什么，无论未来的科技发展到什么程度，这个结论可能难以推翻。
但是，很多科学家提出了相反的意见。因为显而易见，我们思考的时候，除了借助于大脑外，不会凭借任何外物。大脑是精神活动的唯一的物质形态。既然如此，精神活动除了是大脑的分子运动外，也不可能是任何其他的东西。我们关于脑的知识在任何时候都是有限的，但是，精神活动就是大脑内的分子运动却永远也不会错。
从逻辑上看，两方面的观点都是正确的，但是谁也无法说服另一方，谁也无法驳倒另一方，因此这个问题就成了哲学界和科学界悬而未决的最大难题之一。而且，由这个问题还引出了下面这个更令人困扰但也更令人感兴趣的问题。
美国哲学家，哈佛大学哲学系主任希拉里·普特南曾经设计了一个著名的思想实验。有一个人被一个邪恶的科学家作了一次手术，把他的大脑从身体上截下来并放入营养钵中，使之存活并把其神经末梢与一台超级计算机相连。这台计算机使这个大脑的主人具有一切正常的意识活动，能看见人群，物体，天空，虽然这些都不过是计算机给他造成的幻觉。他还消除了手术的痕迹，使受害人觉得自己一直是正常的。现在提出两个问题，第一，这个钵中之脑究竟算不算人？第二，我们如何确证我们现在不是钵中之脑这个故事听上去像天方夜谭，但它毕竟在科学上是可以想象的。
在计算机发明之初，就有人想象用电脉冲输入神经末梢来代替我们日常繁重的学习和记忆任务，但关于其可能性却引发了激烈的争论。科学主义者坚信这在未来是可能的，只要我们掌握足够多的关于脑的知识，就完全可以做到，甚至不一定要用计算机，用一种人工设计的病毒也可以达到目的。但许多哲学家，包括一些著名的生理学家却提出了质疑，他们指出人脑的大致结构是相似的，有一定规律，也是可以认识的。但是涉及到知识和经验在大脑中的存在形式，则每个人都由于其生长经历的不同而有所不同，所以不可能找到为大脑输入知识所必备的统一的密码，而为每个人设计一套密码又同样是不现实的。所以人类在明天的学习任务不会减轻，而只会更加繁重。看来，这样一个争议了几百年的问题还将以新的形式继续争议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