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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6章 军服史话(1)

军服的产生

军服到底是哪个年代产生的,目前各国还没有统一的认识。据《军事百科全书》记载:在远古的年代,有些国家就出现了军服的雏型。在欧洲的一些国家里,军服最初是为了识别敌我,所以颜色上有所区别,制式并不统一。

中国,是举世闻名的文明古国,有着五千多年的灿烂文化,也曾被称为“衣冠王国”。自夏商两代起,中国开始出现冠服制度,衣冠服饰成了统治阶级“严内外、辨亲疏”的工具和标志。中国早期的军服,就诞生于冠服制度基本完善的西周。当中华民族的祖先披甲戴胄、南征北战的时候,世界上不少人还赤身裸体,过着茹毛饮血的原始生活。据我国《汉代服装资料》记载:早在春秋之前,我国就出现了军服的雏型。在当时的战争中,为了不使对方的矢石矛剑击中自己,需要掩护身体的防御装备,人们开始制造甲胄。

甲——甲衣,是古代将士穿在身上的防护装具,它可以保护身体的重要部位免受伤害。先秦时期人们把皮革、藤条等物做的防护装具叫做“甲”,后来有了铜片、铁片制的甲便改称“铠”。胄——头盔,是一种用来防护头、颈的装具。因甲和胄是配套使用的,所以“甲胄”一词便成了中国古代军服的概称。又因胄后来又称做“盔”,“盔甲”一词便成了甲胄的同义词。所以,最早的军服主要是甲胄,战土穿军服,也就是披甲戴胄。但当时的军服制式很不统一,颜色也很混乱,多是各取所好。

从考古发掘的实物来看,商、周两代的军服,主要是坚厚的兽皮——牛皮、犀牛皮、鲨鱼皮等制作的皮甲和青铜制作的铠甲。那时的甲,只是整块皮革做成的甲片,坚硬如板,兵士穿在身上,持枪操刀搏杀时,十分不便。后来改用小片的皮革联缀。可按护体部位的不同,将皮革切成大小不同、形状各异的革片,每片穿有小孔,用细绳联缀起来。为了增强甲片的牢固性,还用双层或多层皮革缝制,表面涂漆,美观实用。自青铜器出现以后,人们用青铜铸成兽面护饰,装在甲衣胸、背部。这种带青铜片的甲衣,其防护效能比皮甲又增进一步。

军服自产生到现在,大约已有二千多年的历史,其间绝大部分时期是盔甲时代。各朝各代的盔甲不尽相同,但总的来看,直到近代以前,这一时期的军服发展比较缓慢,变化不是很大。

军服服饰的起源

军服服饰的历史,可以说和军服本身几乎是一样长的。最早的军服上多人们就用羽毛、贝壳、兽牙等作为饰物。以后,在漫长的古代社会,服饰成为将士们军服上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任何一个国家、民族或部落的军队,军服上都有一定的服饰。狮子、老虎、鹰和其他一些动物的牙齿、爪子、羽毛以及人和动物的头盖骨,一直是大部分武士的象征和装饰品。

最初的军服服饰纯粹是一种装饰物,起到装点军容、体现军威的作用。到了奴隶社会晚期,已出现较严格的等级制度,并有区别官员等级的各种标志。在我国的《周礼·典命》中就记载着这种规定:“宫室、车旗、衣服、礼仪,各视其命之数”。这里的“命”,是周朝用以区别卿士等级的标志。春秋以前还没有出现常备军,文武官员的界限不很明显,所以那时官职不分文武。周朝卿士的等级分为九命,数大为尊,相当于现在的军衔。不同等级的卿土,不仅俸禄不同,而且官邸、车马、服饰、礼仪上都有区别。

到了封建社会,等级制度更加森严,冠服佩饰成为封建特权的象征和标记,反映官员地位尊卑,要比现在标志军人地位的肩章、领章√袖章等军衔符号复杂、繁琐得多。那时,除了冠服上的标记以外,车轿、宫室、仪仗、印章等方面也都有严格而详尽的规定。史书中的《舆服志》就是专门记载这类制度的。那时官员的等级标志,几乎遍及衣、用、住、行各个领域。以后,随着封建社会的发展。这种标志愈来愈加森严、复杂。在各类等级标志中最显著的要算是穿戴方面了。各朝各代对官服的服饰都有严格的规定。可见,古代军服的服饰,不仅仅是装饰物,还有严格的等级区分。

军服色彩史话

古今中外的军事家,对军服色彩的选择一向非常讲究,因为它与军队兵种和地理气候环境有着密切的联系,其中尤其要估计到军服色彩对人的视觉、错觉所产生的特殊作用。各国军服的颜色,都是根据本国所处的时代、气候、地理环境和传统习惯而定的。古代军服的颜色,当初主要是为了在战场上识别敌我。西欧中世纪时期,出现了属于贵族的私人性质的军队——骑土式骑兵。他们自备服装,没有统一的军服。作战时,常常敌我难辨,不利于战斗。直到15世纪末,西欧出现了雇佣军,才规定了各自军服的颜色和式样。路易十四期间,正式规定了用特殊式样的服装作为统一的军服。禁卫军穿白色军服,龙骑兵穿红色军服,步兵穿灰色军服。

我国古代军队在长期的战争实践中,也逐步认识到军服颜色的重要性,一般偏重于使用深颜色的军服。如宋代提出“古者戎服,上下一律,皆重赤。”就是说军队官兵一律穿深红色的服装。“上下一律”的用意:一是可以严肃军纪,军容整齐划一;二是有利于在战争中识别敌我;三是可以在战场上保护自己的指挥官,不致成为敌人的“众矢之的”。至于军服用红色,其好处是军服的颜色正好与黑红色的车轮和涂过牲畜血的战鼓等军中器物浑然一色。这样在战斗中即使有人受伤流血,也不容易被旁人看见,避免士兵产生恐惧心理;当然,各个朝代的军服颜色不一定相同,就是一个朝代也不一定都用同一种颜色。但不论颜色怎么变化,一般都是以深色为主。

战争的教训,使人们认识到军服的颜色在军事上的特殊功能,特别在某些特殊环境中,更有它的奇妙作用。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单色的橄榄绿色的保护色军服已被广泛采用。这种颜色因接近草地和泥土的色彩,所以作战时很容易隐蔽自己。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时,又出现了多色变形色块组成的伪装迷彩服,这种军服适合在多种山野草地中伪装。当时欧美等十多个国家曾在世界许多地区派驻远征军,在实战中用六种颜色组成的伪装迷彩服,替代了单色的橄榄绿军服。此后,他们又在六种颜色的染料里掺进了一些特殊的化学物,可以使这些颜色反射的红外光波与周围自然景物的反射能力大致相似,这样军服颜色就更接近大自然的色彩环境,以此迷惑敌人的视线。这种特殊的迷彩军服,在现代的野战军中已普遍应用。

绿色军服的由来

现在,世界上的军服大多是绿色的。军服的颜色,为什么不约而同地向绿色发展呢?

19世纪末,英帝国主义发动了对南非的侵略战争。当时,南非有一个叫“布尔”的倔强民族,他们不甘心自己的国土受到外来侵略者的蹂躏,组织起来进行武装反抗。布尔族参战的兵力少,与英军对比约为1:5。布尔人在战争初期失利。英军自恃人多势众,骄横冒进。布尔人通过一段时间的观察,发现英军有一个很大特点,就是都穿红色军服。在南非的森林和热带草原的绿色背景中,红色军服格外显眼,因而行动容易暴露。布尔人从这里得到启发,立即把自己的服装和枪炮涂成草绿色,以便利用丛林的绿色背景作掩护。这样一来,布尔人很容易发现英军,英军却不容易发现布尔人;布尔人常常神不知鬼不觉地接近英军,突然发起攻击,打得英军措手不及,而英军却找不到攻击目标。这场战争,英军死伤9万多人,以惨败告终。

从此,许多国家的军队都把军服的颜色改成了绿色(草绿、深绿或黄中偏绿)。当然,为了隐蔽伪装,军服颜色也不只是绿色,还有白色、蓝色、黄褐色等。

苏俄军服史话

“军服也是一种武器,它是军人威严的标志,穿上它,无论在严寒酷暑和风霜雨雪中,军人们都不会忘记肩负的使命。”这是苏联元帅朱可夫的一名话。

俄国军队第一套军服大约出现在16~17世纪伊万四世时期。当时,沙竽军队身着长长的红色粗呢大衣,饰白色肩带,头戴粗呢帽,脚蹬用毛皮镶边的靴子,手持马刀、火枪等兵器。

彼得一世创建了沙俄第一支常规部队。到1700年,全俄共有33个团,其中2个团是沙皇竽的近卫军。这支部队的军服式样为:长大衣(步兵为草绿色,骑兵为兰色),红坎肩、长袜、三角帽,军官胸前佩带识别标志。

以后各个时期的军服,有胸甲骑兵的胸甲护身制服、骠驹兵的短上衣、金属头盔、装饰精美的高筒军帽等等。19世纪,俄国军队出现了肩章,不同的兵种肩章各不相同。龙骑兵、胸甲骑兵、格列那结尔兵(帝俄的一种精兵)就是以不同颜色的肩章、头盔、钮扣及帽缨等作为识别标志的,甚至连坐骑都按毛色分开。制服一般为斜襟,衣领很高,下着灯笼裤,穿靴子。有趣的是,当时的靴子不分左右脚,据说是为了方便。

19世纪末,兵器的射击距离越来越远,准确性也大大提高了,这对革新军服式样提出了新的要求,首先要废除鲜艳的外衣和笨重的头盔,并考虑军服的伪装性能,防止重新出现亚历山大二世时的一则奇闻。那是在1862年,亚力山大二世下达了一道命令,要求统一着装参加会操。在土耳其炎热的沙漠地带穿上这种服装,舒适实用。然而在满州战役中,远东地区的士兵穿着这种浅色的衣服,在深色地形的反衬下,却成了敌人最好的靶子。为减少伤亡,军官们不得不下了一道可笑的命令,要求士兵少洗衣服,以尘土、汗渍作为军服的伪装色。

中国第一次军服改革

战国时期,中国军服史上出现了第一次大变革,这就是著名的“胡服骑射”。这次军服改革的倡导者是赵武灵王。

春秋战国时期,地处中原地区的赵国,经常受北方匈奴等少数民族的袭扰,赵国军队屡吃败仗。赵武灵王继位之后,立志改变这种被动挨打的局面。他认为,赵国屡吃败仗的原因,并不是国力薄弱,而是在战法及服装上落后于胡人(当时指北方的少数民族)乙胡人从将军到士兵,人人惯于骑马射箭,勇猛骠悍,机动灵活;而他们战时的服装则是窄袖短袍,长裤革靴,简便实用,既能御寒,又便于作战。可是,赵国的军队是以战车和步兵作战为主,盔甲与宽袍博带并穿,行动不便,战斗力难以发挥。

赵武灵王深受胡服的启发,认为要提高战斗力,必须进行军服改革,以适应作战需要。赵武灵王提出要全军上下着胡服、练骑射,这一主张立即遭到了群臣的反对。其中反对最凶的是赵武灵王的叔叔公子成。为了表示对胡服骑射决定的强烈不满,公子成称疾不朝。赵武灵王派人去说服他,他却叙述了一套墨守成规的大道理。在公子成看来,天下唯有中原地区最好,什么都是尽善尽美,根本不需要再改进,如果着胡服,则是对中原文化和礼仪的蔑视,是万万做不得的事情。

由于公子成的威望很高,又是国君的叔叔,他的态度对于推行胡服骑射,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于是,赵武灵王亲自登门去说服顽固的叔叔。赵武灵王问道:古今不同俗,何古之法?帝王不相袭,何礼之循?至于服装变了而志气丢了,更是无稽之谈,吴越等国的服装与中原不同,不是照样出了很多有识芝士吗?一番话,说得公子成心服口服。第二天,公子成亲自穿上胡服上朝,听赵武灵王发布穿胡服的命令。文武百官们一看国君的叔父都穿了胡服,也就没什么可说的了,纷纷改穿胡服。

秦汉军服

秦始皇嬴政于公元前221年统一了中国。陕西临潼秦始皇陵墓发掘出来的秦兵马俑,再现了二千多年前秦王“带甲百万、车千乘、骑万匹”的雄壮军威。这些披坚执锐的武士形象,是秦朝军队将士的真实写照,其磅礴气势,令中外学者无不叹为观止,被称之为“世界第八大奇观”。

秦兵俑共穿七种不同的甲衣,又可分为两种基本的类型:一种护甲由整片皮革或其它材料制成,上嵌金属片或犀牛甲片,四周留有阔边。这种甲为将领穿着。另一种由方形甲片编缀而成。穿时从上套下,并在里面衬以战袍,是普通士兵的装束。可以看出,秦朝军服已有明确的职务、等级之分。而将士服装的区别在当时对于作战的组织、指挥和实施具有重要意义。

到了西汉时期,随着炼铁业的发展,铁制的武器取代了青铜制的武器,盔和甲也用铁采制作了。铁制铠甲作为军队的主要服装而登上历史舞台,使皮甲黯然失色。我国考古工作者曾在多处汉代遗址上发掘出许多铁甲片。经专家考证,那个时代的铁甲正逐步从粗陋到精致,经历着一个更新变革的过程。汉代的铁甲,在古代又成“玄甲”,以与金甲、铜甲相区别。曹操的儿子、魏文帝曹丕有诗曰:“戈矛成山林,玄甲耀日光”,形容当时军容之盛。1968年,在河北满城西汉中山靖王刘胜的墓中,出土了一副铁铠,共由2859片铁甲片缀成,经修复后,是一领重达1685公斤的鱼鳞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