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单位，我是处处负责。在第一个政府部门单位工作时，我的工作任务是67个单位（67个工资单位下面又有680个报账机构），9000人左右的每月工资审核，申请财政拨款，按照审核结果向67个工资单位拨付当月工资经费，部门本级财务核算，各种报表。以上工作每月一个循环。此外，对于680个业务单位的基本建设、设备设施增置、维修改造等申报项目，要亲自实地考察、写出意见，提交局务会议审核、审定以后，进行款项组织、拨付，以及项目实施的检查。还有每年大体两次大的内部学习会的后勤保障工作的组织。另外，每年辄有一段时间（1到2个月不等）被抽调出去，配合政府中心工作，下乡驻社驻村。这样算来，平均每月将近一半时间是骑着自行车奔波于下属单位或乡间。大约两年期间，一个局的计划财务科，实际就我一个人。实在忙不过来，部分下乡调查的事，有时就抽调下属材料站的同志以及相关单位帮忙。即便如此，加班也是自然而经常的事。当然，那时，单位同事也都经常自觉加班。闹地震的那年，一次周六回家，晚上快半夜的时候从村上通知中得知有可能地震的消息。我告诉妻子，我管着单位档案室，那里存放着几千名干部职工的个人档案和单位大量的文书资料，我不能再呆在家里了，于是骑自行车8公里，连夜赶回了单位。
我在单位大概是最负责任的人之一，但在家里，往往成了最不负责任的人。家中大事小事，全都留给了妻子。她要侍候瘫痪在床的母亲，照管年幼无知的孩子，还要工作，家庭收入又是入不敷出。尤其是母亲患病以后，治疗花费很大，致使家里经济上非常拮据。经常的情况是，如果我没发工资家里就没钱，发了工资先还账，家里差不多还是没钱。有一年学校开学，两个孩子上学的报名费共计3元5角钱没有凑够，妻子因为母亲生病四处求借，已经拖累了不少的亲朋好友，这次不想再麻烦别人。无计之下，她在家中搜寻可卖的废品破烂儿，连孩子枕头里的碎布头也拆出卖掉，总算凑够学费给两个孩子报了名。我工作的单位是学校的上级主管部门，但我的妻子从没给学校提过任何困难，那次学费不够实在难以解决，也不向学校提出。还有一次，那是女儿四岁多的那年，有一天，突然不知去了何处，四处寻找不见。后来姑姑提醒说孩子刚才说想吃蜜枣，她从身上摸出两分硬币给了她，莫非孩子去了商店。妻子赶紧沿着往商店的路去找，半道上碰见了回来的女儿，就对孩子说：“走，妈妈给你买蜜枣。”女儿说：“不用买了，我都吃了。”问她怎么吃的。她说在地上捡到一个吃了，手中还握着她的两分硬币。妻子心痛无比，默默地承受，她也不告诉我。后来，我偶尔知道这些情况，深感自己良心有愧，暗想以后要注意对家人负好责任。但是，后来又发生了同类失误。那是儿子上初中期间，学校给学生订制校服。他回家告诉妈妈，妈妈没钱，只好说不做。后来有一天，儿子戴了一顶看来像是与校服配套的帽子回家，妈妈审核，果是。家里没给钱怎么会有一顶帽子，妻子开始审查儿子买帽子钱的来路。审查的结果是，他偶尔发现供电局在街上装电线，放学以后，就等在电杆下，捡人家剪下不要的废电线头，拿到废品收购店卖后凑钱买的帽子。每天在家相见，但我却不知道儿子要钱订校服的事，也不知道孩子去捡废品。后来得知此事，我无比后悔，又非常感动。后悔的是一次次的教训，我还是没有仔细关心家人。感动的是儿子没有自卑，没有埋怨，不甘现状，自寻出路。但是，再后来，又发生了一件我心中明明白白的后悔事。1992年，我被政府抽调担任社教工作队队长在某乡工作期间，女儿准备结婚，时间定在一个星期日。我星期六下午从乡上回到家的时候，天已快黑。在楼下迎面撞见我原来工作的文教局已经退休的老局长，他带着老伴到我家里刚刚问了情况，从楼上下来。看我推着自行车归来，微笑着问：“怎么才回来？”虽然带着笑意，声音不大，语气平和，但我分明感到这位和善老人对我的体恤和嗔责。我无言以对，也只轻轻回答了一句：“噢，才回来。”然后，老人又把我女儿结婚应该准备的事情仔细叮咛了一遍。第二天，给女儿办完婚事以后，我的心里一直都在不停翻腾，很不好受。女儿小时捡吃蜜枣，上学工作我很少关心，准备婚事我又回来得晚，没钱给她准备应有的嫁妆……想着想着，我实在憋不住了，把房门关上倒锁，一个人在里面放开哭了一场，用眼泪和痛苦，忏悔我的没有尽责。这一次良心清算，对我自己来说是又一次重重的刺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