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斯顿用纸夹轻轻擦了下鼻子，在他对面，狄洛森仍在对着语音记录器说话，他抬起头，眼镜上又出现一道敌意的光。温斯顿不知道狄洛森的工作是不是和自己的一样，这样麻烦的工作不可能完全交给一个人，但另一方面，若把这事交给一个委员会去做就等于公开承认了伪造。因此，很有可能，修改老大哥讲话的工作由十几个人共同负责，他们要将各自的修改版上交，由内党的智囊首领选出一个加以编辑、核对。待一切进行完毕，这份被选中的谎言就会被载入档案，成为真理。温斯顿不清楚威瑟斯失宠的原因，也许因为腐败，也许因为失职，也许因为老大哥要铲除过于受人爱戴的下属，也许因为他和某个异议人士走得太近。也许——最有可能的理由是——清洗和蒸发都已是政府机制的必要组成。
指示里提到“不存在的人”，这是和威瑟斯下落有关的唯一一条线索，它说明威瑟斯已经死了。不是所有人被逮捕都可以这样推测，有时人们会被释放，享受一两年的自由，然后才被处死。还有时，你认为已经死了的人会像鬼魂一样突然出现在公审大会上，他做的供词还会牵连数百个人，然后他才永远地销声匿迹。但这次不同，威瑟斯是“不存在的人”，这意味着他从未存在过。这让温斯顿觉得单单修改老大哥所讲话语的倾向性远远不够，最好是将它改成和原有话题毫无关联的事。
他可以将讲话改成常见的对叛徒和思想犯的斥责，但这太明显了。而如果他杜撰一场胜仗，抑或是第九个三年计划的超额完成，又过于复杂。最好的办法是完完全全凭空虚构。忽然，他的脑子里出现了奥吉维尔同志的形象，他刚刚在战场上牺牲，是个现成的例子。老大哥不时就会表扬低级别的普通党员，让他们的生死成为他人效仿的对象。今天老大哥应该纪念下奥吉维尔同志。实际上并不存在什么奥吉维尔，但这不要紧，只要印几行字，放上几张伪造的照片，他就“存在”了。
温斯顿思考片刻，将语音记录器拉出来，模仿起老大哥的讲话腔调，这腔调包含着军人和学者两种截然不同的风格，同时还有自己的套路——自问自答。（同志们，我们从这件事上得到了怎样的教训？教训，这是英社的基本原则，这……等等，等等）这很容易模仿。
奥吉维尔同志在三岁时除了鼓、轻机枪、直升机模型外，什么玩具都不要。六岁时就参加了侦察队，到九岁便当上队长，十一岁时他就将偷听到的他叔叔所讲的有犯罪倾向的话报告给思想警察。十七岁时他成为少年反性同盟的区域组织者。十九岁时，他设计的手榴弹被和平部采用，第一次试验便炸死了三十一个欧亚国俘虏。他二十三岁时在战场上牺牲。当时他正带着重要文件飞行在印度洋上空，敌人的喷气式飞机发现了他，紧追不舍。他将机枪捆在身上，跳出飞机，带着文件没入大海。老大哥认为这样的结局令人羡慕。老大哥还就奥吉维尔同志这纯洁无瑕又忠诚可鉴的一生发表了感慨。他不抽烟，不喝酒，除了每天在健身房里锻炼的一个小时外，没有任何娱乐。他发誓要孤独一生，因为在他看来，婚姻和家庭会让人无法将一天二十四小时全部投入到工作中。除了英社的原则，他从不谈论其他话题，除了打击抓捕间谍、破坏分子、思想犯和叛国贼，他的生活没有其他目标。
温斯顿想了很久，要不要授予奥吉维尔同志卓越勋章，最后还是决定不授予，这样就少了很多核查工作。
他又看了看他对面隔间里的竞争对手，好像有什么东西告诉他，狄洛森正在做着和他一样的事情。他不知道最后会采纳谁的工作成果，但他觉得一定会是自己的。一个小时前还不存在什么奥吉维尔同志，现在他却成了事实。他有种奇妙的感觉，他造得出死人，却造不出活人。在现实中从未存在过的奥吉维尔同志，现在却存在于过去，当伪造之事被遗忘，他就会像查理大帝或恺撒大帝那样成为真实的存在，且有证据可以证明。
汉文五
食堂设在深深的地下，天花板很低，领午餐的队伍慢慢地挪动着。这里到处是人，吵闹嘈杂。炖菜的腾腾蒸气从餐台的铁栏处钻出，泛着金属的酸味，它没能将杜松子酒的气味压住。在食堂的另一端有个小酒吧，小到仿若开在墙上的洞，只要一角钱就能买到一大杯杜松子酒。
“正在找你！”温斯顿背后传来一个人的声音。
他转过身，原来是在研究司上班的朋友赛姆。也许在眼下这个世界称其为“朋友”并不妥当，如今人们没有朋友，只有同志。不过和一些同志交往会比和另外一些更愉快些。赛姆是语言学家、新话学家，是编纂新话词典的众多专家中的一个。他的身材很小，比温斯顿还小，他的头发是黑色的，眼睛大大地突起，神情既悲伤又有几分嘲讽。和人讲话时，他习惯盯着人的脸，那双大眼睛仿佛在人的脸上搜寻着什么。
“你有刀片吗？”他说。
“一片也没有了。”温斯顿有点心虚，“我找遍了，都用完了。”
每个人都跑过来管你要刀片。实际上，温斯顿攒了两个刀片。过去几个月刀片一直短缺。在任何时候都会有一些必需品是党的商店里供不应求的。有时是扣子，有时是线，有时是鞋带，现在是刀片。人们只能偷偷摸摸地去“自由”市场购买。
“我的刀片已经用了六个星期了。”他又加了句假话。
队伍向前挪动了一点，人们停下时，他回头看着赛姆。俩人都从堆放在餐台上的油乎乎的盘子中取出了一个。
“昨天看绞刑了吗？”赛姆问。
“有工作要做，”温斯顿淡淡地说，“我可以在电影上看。”
“那可差远了。”赛姆说。
他用充满嘲弄意味的目光打量着温斯顿。“我了解你。”那眼神好像在说：“我已经看穿了你，我知道你为什么不去看绞刑。”作为一个知识分子，赛姆又正统又恶毒。他会幸灾乐祸地谈论直升机如何袭击敌人的村庄，谈论思想犯如何被审讯，如何招供，如何在仁爱部的地下室里遭受处决。这让人非常不快。和他说话，总要想办法岔开话题，如果可能，最好将话题引到关于新话的技术性问题上，他是这方面的权威，且兴趣浓厚。温斯顿将头扭到一边以便躲开他黑色的大眼睛。
“那绞刑很棒，”赛姆回忆，“就是把他们的脚绑起来不大好。我喜欢看他们的脚在空中乱踢。最重要的是，最后，他们的舌头会伸出来，颜色非常青。这些细节特别吸引我。”
“下一个！”一个系着白围裙，拿着勺子的人喊道。
温斯顿和赛姆将他们的盘子放到餐台的铁栏下，食堂的工作人员立即为他们盛好午饭——一盒灰粉色的炖菜，一块面包，一块干酪，一杯不加奶的胜利咖啡和一片糖精。
“电屏下面有张空桌，”赛姆说，“我们顺便买点儿酒。”
他们拿着装有杜松子酒的马克杯穿过拥挤的人群，来到了空桌前，把盘子放在铁制的桌面上。不知什么人在桌子的一角弄洒了菜，就像吐出来的一样让人恶心。温斯顿拿起酒杯愣了一会儿，然后鼓足勇气，将这带着油味的东西吞了下去。当眼泪流出来时，他感觉到饥饿，便一勺一勺地吃起炖菜。菜炖得一塌糊涂，里面有些软塌塌的粉红色的东西，好像是肉。在把餐盒里的炖菜吃光前，他们谁也没有说话。而在温斯顿左边，一个声音又粗又哑的人像鸭子一样说个不停，在人声喧闹的餐厅里尤其刺耳。
“词典编得怎么样了？”温斯顿大声说，试图压过餐厅里的喧哗。
“很慢，”赛姆答，“我负责形容词，很有趣。”
说到新话，赛姆的精神就来了。他推开餐盒，用细长的手指拿起面包和干酪，因为不想大声喊话，他的身体向前倾斜。
“第十一版是定稿。”他说，“我们要搞定语言的最终形态——也就是说，除了这种语言，人们不能再说其他形式的语言。等这工作一完，像你这样的人就要重新开始学。我敢说，你一定以为我们的工作是创造新词。不，完全不是。我们在消灭单词，几十几百地消灭，每天都是这样。我们让语言只剩下一副骨头。2050年前过时的词，十一版中一个都没有。”
他大口大口地吃着面包，然后带着学究式的热情又说了起来。他又黑又瘦的脸庞光彩焕发，那嘲弄的目光消失了，取而代之以梦呓般的神情。
“消灭单词真是妙不可言。动词和形容词有很多是多余的，名词也可以去掉好几百个，其中既有同义词也有反义词。总之，如果一个词表达的只是另一个词相反的意思，那它还有什么必要存在下去呢？就拿‘好’来说。有了这个字，为什么还需要‘坏’字？用‘不好’就可以了。这比用‘坏’要好，这正好表达了和‘好’相反的意思。再比如，你需要一个比‘好’语气要强一些的词，为什么要用诸如‘精彩’、‘出色’等意思含混又没有用处的词呢？‘加倍好’就可以了。当然，我们已经在使用这些词了，在新话的最终版里，不会再有其他的词。要表达好和坏的意思只要六个词就够了——实际上只有一个词。温斯顿，你不觉得这很妙吗？这原本是老大哥的意思。”
听到老大哥，温斯顿的脸上立即现出崇敬的神色，但赛姆还是发现他不够热情。
“温斯顿，你还没体会到新话的好处。”他有点失落，“就算你用新话写东西，你还是在用老话想问题。我在《泰晤士报》上读过你的文章，很不错，但它们只是翻译，你仍然喜欢老话，尽管它们词义含混，不实用，差别小。你不知道消灭词汇的好处。新话可是世界上唯一一种词汇越来越少的语言。”
温斯顿当然不能体会，但他还是露出赞同的笑脸。赛姆又咬了口面包，说：
“你不明白新话的目的就是缩小思考范围吗？让每个人都不会再犯思想罪，因为找不到可用来表达的词汇。每一个必要的概念都只能用一个词来表达，这样它的意义就受到限制，它的次要意义就会被消除，被遗忘。第十一版和这个目的相距不远。但在我们死后，这件事还会继续下去，词汇的数量每年都减少，意识的范围也跟着变小。当然，即便在现在，也没有理由去犯思想罪，这是自律和实际控制的事。但最终，没有这个必要。什么时候语言完善了，什么时候革命就完成了。新话就是英社，英社就是新话。”他用一种神秘又满足的语气说，“温斯顿，你想过吗，最晚到2050年，没有哪个活人能听懂我们现在的谈话。”
“除了……”温斯顿想说什么，又停住了。
他想说的是群众，他按捺住自己，不能确定这句话算不算异端，不过赛姆已经猜到他的心思。
“群众不是人。”他说得很轻率，“到2050年，也许更早，所有和老话相关的知识都会消失。过去的所有文学也都要被摧毁，乔叟、莎士比亚、弥尔顿、拜伦——他们的作品将只有新话版本，不但会被改成完全不同的东西，甚至会改成和他们所阐述的意义完全相反的东西。甚至党的书籍、口号都会被修改。自由的概念都消失了，又怎么会有‘自由即奴役’？到时候整个思想的氛围都会发生改变。事实上，不再有我们今天说的这种思想，关于思想，正统的含义是——不想、无意识。”
温斯顿突然觉得，总有一天赛姆会被蒸发。他太聪明，看得太透彻又说得太直白。党不会喜欢他。总有一天他会消失，这情形已经写在了他的脸上。
温斯顿吃完面包和干酪，侧了侧身子去喝咖啡。他左边的声音粗哑的人还在没完没了地说着。一个背对着温斯顿的年轻女人，大概是他的秘书，就坐在那里听他讲，看上去对他讲的东西颇为赞同。温斯顿间或听到她说：“你是对的，完全同意。”她的声音很年轻，也很蠢。但那人即使在她说话的时候，也不会停顿下来。温斯顿知道这男人，他在小说司里担任要职。他大概三十岁，口才了得。他的头微微后仰，由于角度关系，他的眼镜反着光，温斯顿只能看到两个眼镜片。而他喋喋不休地讲着，你却一个词都听不清楚。温斯顿只听清一句话：“完全地彻底地消灭高德斯坦因主义。”这话说得飞快，就像铸成一行的铅字，所有词浑然一体。至于其他的话，听上去就是一片叽叽呱呱的噪声。不过，你仍然可以了解大致的内容。他很可能是在叱责高德斯坦因，认为要对思想犯和破坏分子采取更严厉的惩治办法。他也可能是在谴责欧亚国军队，或者歌颂老大哥、马拉巴阡县的英雄。不管他说的是什么，可以肯定的是，他讲的每个字都绝对正统，绝对英社。
这张没有眼睛的脸和一张一合的嘴巴让温斯顿感觉微妙。他不像是真人，他是假人。他用喉头说话，不是大脑。他在无意识状态下说出这些话，不能算真正的话，就像鸭子嘎嘎的叫声。
赛姆安静了片刻，拿着汤勺在桌子上的那摊菜上画着什么。尽管餐厅里很吵，仍能听到隔壁桌的男人叽里呱啦的讲话声。
“新话里有个词，”赛姆说，“我不清楚你是否知道，叫鸭话，就是像鸭子那样嘎嘎地叫。这词很有趣，它有两个截然相反的意思。用在对手身上是骂人，用在自己人身上却是夸奖。”
赛姆一定会消失的，温斯顿想，他有点难过。虽然他知道赛姆看不起自己，不喜欢自己，且只要他认为有理，他就会揭发温斯顿是思想犯。赛姆身上隐约有些问题。他不够谨慎，也不够超脱，不知道隐藏自己的弱点。不能说他不正统。他真诚而热烈地坚信英社原则、敬仰老大哥、憎恶异端，这都是普通党员做不到的。但他却不是能让人放心依靠的人，他总是说些不该说的话。他读的书太多了，总是跑到艺术家聚集的栗树咖啡馆去。没有哪条法律禁止人们去栗树咖啡馆，但那个地方却很危险。一些被清洗的党的领导者之前也很喜欢到那里去，传说很多年前高德斯坦因也去过那里。赛姆的结局不难揣测。但一旦他发现了温斯顿那些秘密的念头，哪怕只有三秒钟，他也会立即向思想警察报告。当然别人也会这样，但赛姆尤其如此。仅有一腔热忱是不够的，正统思想就是无意识。
赛姆抬起头，说：“帕森斯来了。”
他的声音里似乎有这样一层意味：“他是个讨厌的傻瓜。”帕森斯是温斯顿在胜利大厦的邻居，他穿过大厅走了过来。他有些胖，身高中等，头发浅黄，有一张神似青蛙的脸。他不过三十五岁，脖子和腰上就堆着一团团脂肪，但他的动作却像小孩子一样敏捷，他看上去就好像发育得过猛的小男孩。他虽然穿着一般的制服，却仍让人觉得套在他身上的是侦察队的蓝短裤、灰衬衫、红领巾。每每想起他，眼前总会浮现出胖胖的膝盖和从卷起的袖管中露出的短粗手臂。事实上，帕森斯确实如此，只要是参加集体远足或其他什么体育运动，他就会穿上短裤。他兴高采烈地向温斯顿和赛姆打招呼：“你好！你好！”在他们的桌子旁坐下，一股浓烈的汗臭味立即弥漫开来。他粉红色的面庞上挂着汗珠，他出汗的能力令人震惊。在集体活动中心，只要看到湿乎乎的乒乓球拍，就知道他刚刚打完球。
赛姆拿出一张写有单词的纸，埋头研究。
“你看他吃饭时还在工作，”帕森斯推了推温斯顿，说，“真积极，哎？老伙计，你在看什么？这对我来说太高深了。史密斯，老伙计，我说说我为什么要找你，你忘记捐款了。”
“什么捐款？”温斯顿一边问一边掏钱。人们必须将工资的四分之一拿出来捐款，款项多得记不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