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斯顿停了下来，仔细回味这件事，他正在读书，舒适而安全。他独自一人，没有电屏，也没有隔墙之耳，他无需紧张兮兮地向后张望，也无需慌张地将书合上，夏季的清风扑面而来，远处隐约传来孩子们的叫喊，屋子里只有座钟滴答作响。他深深地坐在扶手椅中，把脚放在壁炉的挡板上。这真是一种享受，永远不变。突然，就好比有时会知道最终要将书里的每个字都一读再读，他随便翻到某一页，刚好是第三章。他接着读了下去。
§§§第三章战争即和平
20世纪中期之前，便可以预见世界会分成三个超级大国。由于俄国吞并了欧洲，美国吞并了大英帝国，现有的三个大国中，有两个在当时就已经是切实的存在，即欧亚国和大洋国。第三个是东亚国，其在经过十年的混战后出现。三国的边界有些乃任意划定，有些则随战争的胜负情况变化，但总体而言，它们按照地理的界线进行划分。欧亚国包括整个欧亚大陆的北部，从葡萄牙到白令海峡。大洋国包括美洲、大西洋诸岛、不列颠各岛、澳大利亚和非洲南部。东亚国相对较小，西部边界未明，包括中国和中国以南各个国家、日本各岛及满洲、蒙古、西藏等广阔却边界不明的地区。
这三个超级大国总是联合一个攻打另一个，总是处于交战状态。过去的二十五年里，一直如此。但战争已经不再像20世纪初期那样不顾一切，你死我活。交战双方的冲突目标是有限的，谁都没有能力将对方摧毁，同时既没有重要的开战原因，也没有意识形态上的分歧。只是这并不意味着战争的方式、态度已不那么血腥，也并不意味着它多了几分正义。相反，非理性的好战情绪在各国国内都是长期的、普遍的存在，诸如强奸、抢劫、屠杀儿童、奴役人民、报复，甚至烹煮、活埋战俘等，都被当做理所当然，不仅如此，如果这些事情是自己而不是敌人所为，还会被认为值得称颂。其实战争只将极少数人卷入其中，他们大多是受过高级训练的专家，因此战争所造成的伤亡相对较少。战争通常发生在界线模糊的边境地区，人们只能揣测它的情况，或者发生在扼守海道的水上堡垒附近。在城市中心，战争的意义仅仅是消费品长期短缺和偶尔落下的火箭弹造成数十人死亡。实际上战争的特点已经改变。具体说来，战争爆发原因在重要性次序上有了变化。在20世纪初的战争中居于次要地位的战争动机如今已跃升为主导地位，被有意识地认可并执行。
为了理解当下战争的性质——尽管战争中的敌友关系每隔几年就要发生变化，但战争本身依然是那场战争。首先人们必须明白，它不可能有一个确定的结局。三个超级大国的任何一个都不可能被彻底征服，甚至不可能被另外两国的联盟彻底征服，它们过于势均力敌，且彼此间的天然防线过于强大。欧亚国被辽阔的陆地所保护，大洋国依仗大西洋和太平洋，东亚国有勤劳而善于生产的民众。其次，已不存在让战争爆发的物质诱因。由于建立了自给自足的经济体制，消费和生产彼此配合。争夺市场已不再是战争的主要原因，争夺原材料也不再重要。无论如何，这三个大国的面积是如此辽阔，以至于它们都可以在本国国内找到差不多所有他们所需的原材料。如果说战争有什么直接的经济目的的话，那就是对劳动力的争夺。在三个大国中间有一块类似长方形的区域，以丹吉尔、布拉柴维尔、达尔文港和香港为四角，住着全世界约五分之一的人口，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将该区域长期据为己有。为了争夺这块人口稠密的地区以及覆盖着冰雪的北部地区，三个大国争斗不休。而其实从未有哪个大国有能力控制所有争议地区。一些地区不断易手，致使结盟关系不断变化，因为各国只有通过突然的背信弃义才有机会夺取某块地方。
所有争议地区都蕴藏着珍贵的矿藏，其中一些还出产重要的植物产品，如橡胶。在较为寒冷的地区只能通过费用高昂的人工手段合成出来。但最为重要的是取之不尽的廉价的劳动力储备。不管是谁，只要有能力控制赤道非洲，或者中东地区、南印度、印度尼西亚群岛，就相当于拥有了亿万个价格低廉、工作勤力的苦力。这些地区的居民已或多或少沦为奴隶，不断地从一个征服者手里转到另一个征服者手里，他们就像煤和石油等消费品，被用来生产更多的军备、占据更多的土地、控制更多的劳力，再生产更多的军备、占据更多的土地、控制更多的劳力，周而复始，永不停止。不过应该注意的是，战争从来没有超过争议地区的边界。欧亚国的边界在刚果河盆地和地中海北岸游移，印度洋和太平洋的岛屿时而被大洋国占领，时而被东亚国占领。在蒙古，欧亚国和东亚国的边界线一直没有固定下来。而在北极地区，尽管三国都宣称自己才是其广袤土地的拥有者，可实际上这里既无人烟，也没有经过勘测。总之，三国始终保持着力量上的平衡，其中心地带都没有遭遇过侵犯。此外，赤道地区被剥削的民众的劳动力对世界经济而言也并非必不可缺。他们不能为世界增添什么财富。不管他们生产了什么，都要被用于战争，而战争又总以“在发动另一场战争时居于更有利的地位”作为目的。凭借着这些被奴役人口的劳动力这场绵延不绝的战争的进行速度加快了。但，倘若他们不存在，全球社会的结构以及维持这种结构的形式也不会有本质的不同。
现代战争的主要目标（依照双重思想的原则，对这一目标，内党的智囊既承认又不承认）是消耗掉机器生产的产品而不提高总体的生活水平。从19世纪末开始，如何处理剩余消费品的问题就潜藏在工业社会内。现在，几乎没有人吃得饱饭，这个问题显然并不紧迫，就算不人为地销毁剩余消费品，该问题可能也不会迫切。今天的世界和1914年以前相比，贫乏、饥饿、破败，如果和那个时代的人所畅想的未来相比，则更是如此。20世纪早期，人们想象中的未来富足、安逸、有序、高效——那是一个由玻璃和洁白如雪的混凝土构建起的闪亮而清洁的世界——它是几乎每个有文化的人意识的一部分。当时，科技正迅猛发展，且看起来会一直这样发展下去。但这并未发生，一部分因为长时间的战争和革命造成了贫困，一部分因为科技的进步需要经验主义的思维习惯，这种习惯又无法在管制严格的社会中存在。总而言之，今天的世界比五十年前更加原始。一些落后的地区虽然有所发展，且一些设备——在某种程度上总和战争、警察的侦察活动有关——也有所进步，但大部分实验和发明都停止了。50年代核战造成的破坏从未恢复完全。机器蕴涵的危险仍然存在。从机器出现的那天起，所有有思考能力的人都以为，人类再不用做那些苦差事了，人与人之间的不平等也将在很大程度上消弭。如果当初有意识地站在这个立场上使用机器，那么饥饿、过劳、肮脏、文盲、疾病就可以在几代人之内消失。实际上，机器虽然没有以此为目的为人使用，但这种状况仍自然而然地发生了——由于有时机器生产的财富不得不被分配掉，在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的五十多年里，机器在客观上确实提高了人们总体的生活水平。
但同样明确的是，从某种意义上说，财富的全面增长的确会带来毁灭性的危险——对等级社会的毁灭。如果世界上每个人都只工作很短的时间就能填饱肚子，住上有浴室和冰箱的房子，拥有私人汽车甚至飞机，那么最显而易见也最重要的不平等形式可能就不复存在。若财富普及开来，就不会有财富的差别。可能，毫无疑问，可以设想这样一个社会，在私人财产和奢侈品方面，财富平均分配，而权力仍把持在少数享有特权的人手里。只是，在现实中这种社会不可能保持长期的稳定。因为如果每个人都能拥有安逸且有保障的生活，那么原先因贫困而蒙昧的大多数人就可以成为有文化且能够独立思考的人。而一旦他们做到这点，则早晚会意识到少数特权阶层毫无用途，进而会将其清除。就长远来看，等级社会只能建立在贫困和无知的基础上。20世纪初部分思想家梦想回到过去的农业社会，这不能解决实际的问题。它和机械化的大趋势相冲，而后者几乎成了这个世界的发展本能。更何况，任何一个国家若在工业上落后了，其军事便无所依靠，它将或直接或间接地受制于比它先进的竞争对手。
用限制商品生产的办法让民众一直处在贫困之中，并不是令人满意的解决之道。资本主义末期，即大约1920年到1940年间，曾大范围地使用这一办法。很多国家坐视经济停滞，土地荒芜，并拒绝增加资本设备。以至于相当多的人找不到工作，只能靠政府救济艰难度日。而这也造成了军事上的疲软无力。由于限制生产所造成的贫困毫无必要，则注定遭到人们的反对。问题就在这里：人们要如何既确保经济的轮子持续转动，又不让这个世界上的财富有所增加？必须生产商品，但商品不一定要分配出去。为此，切实可行的办法便是不停地进行战争。
战争最基本的行为就是毁灭，不一定要毁灭人的生命，还要毁灭人的劳动产品。物质很可能会让人的生活过于安逸，从长远而言亦会让人过于聪明，而战争就是将物质撕碎，或升腾成烟，或倾入深海的一种途径。即便在战争中，武器没有被销毁，其生产仍不失为既消耗劳动力又不生产任何消费品的便捷方式。举个例子，建造一座水上堡垒所耗费的劳动力可以制造出数百艘货轮。而它最终会因废弃被拆成废料，不会给任何人带来任何物质利益。但这之后，还会用大量的劳动力建造另一个水上堡垒。原则上，战争总是努力计划将满足人们最低需求后可能产生的剩余物质消耗干净，现实中人们的需求又总被低估，导致有一半的生活必需品长期供不应求。但这却被认为是有益的，是经过审慎思考的政策，甚至一些利益团体也徘徊在困苦边缘，因为普遍的匮乏可以凸显小特权的重要性并扩大不同阶级的差别。用20世纪初的标准来衡量，即使是内党党员，其生活也称得上简朴，其工作也算得上繁重。然而，他却有为数不多的奢侈享受——设施完备又宽敞的住房、质地更好的衣服、质量更高的烟酒饮食、两三个仆人、私人汽车和直升机——这让他的生活和外党党员截然不同。与之类似，和被称作“群众”的大多数底层民众相比，外党党员又处在更有利的境地。社会就像一座封闭的城市，一块马肉就能体现出贫富之别，有即富，无则贫。同时，由于意识到正身处战争，人人自危，要想生存下去，就理所当然地要将所有权力都交给少部分人。
可以看出，战争摧毁了必须摧毁的东西，人们在心理上也能接受其所使用的方式。原则上，建庙宇、修金字塔，挖出一个坑再将它填上，或者将生产出的大量物品烧成灰烬，都可以消耗剩余劳力。但它只能为等级社会提供经济基础，提供不了感情基础。这里需要关心的不是群众的感情，只要群众不停止工作，他们的态度就无关紧要。真正需要关心的是党员的情绪。即便是地位最卑微的党员也被要求有能力、勤劳、在特定范围内头脑聪明，同时又必须具备轻信、盲从、狂热的特点，恐惧、仇恨、崇拜、狂喜应占据他情绪的主要部分。用另一种方式说，他的精神应该和战争两相呼应。战争是否真的发生了并不重要，考虑到不可能有决定性的胜利，战争进行得如何也没什么重要。重要的是在战争的氛围下，党员更容易做到党所要求的智力的分裂——这在现在已非常普遍，党员的地位越高，表现得就越明显。论起对战争的狂热和对敌人的仇恨，内党的态度最为强烈。作为管理者，一个内党党员必须知道这条或那条和战争有关的消息并不真实，他可能经常发现整场战争都是捏造的，要么现在没有发生，要么其目的完全不是宣称的那样。但是，在双重思想的作用下，他所了解的很容易被消除。没有一个内党党员不坚信战争真实存在，他们那神秘的信念从不曾动摇，他们相信大洋国一定能取得最终胜利，成为这个世界无可争议的主宰者。
所有内党党员都坚信他们即将征服世界。这种征服要么通过不断地占领土地、树立压倒性的力量来实现，要么通过研发所向披靡的新式武器来实现。研发新式武器的工作持续不断地进行着，这是有创造力又擅长思考的人所能找到的为数不多的能发挥才智的活动之一。在今天的大洋国，传统学科已不复存在，新话中没有“科学”一词。过去的科学成就建立在以经验主义为基础的思维方法上，和英社的根本原则相违背。技术的进步只能发生在其产品将以某种方式限制人类自由的情况下。所有实用技术不是裹足不前，就是出现倒退。耕田要靠马拉犁，书籍要用机器写。但在重要问题上——即战争和警察的侦察活动——仍鼓励，或者至少允许使用经验的方法。党有两个目标：征服世界和彻底消灭独立思考。因此，党需要解决两个大问题。一个是如何违背一个人的意愿，知道他到底在想什么。另一个是，如何在几秒钟之内不加警告地杀死数亿人。科学活动之所以仍在进行，就是为了这两个题目。因此今天只存在两种科学家，一种集心理学家和审讯者于一身，对人的表情、姿态、声调所包含的意义作细致入微的研究，他们考察药物、休克疗法、催眠、严刑拷打在促使人吐露实情上所起到的作用；另一种是化学家、物理学家和生物学家，他们只关心自己专业中和杀人有关的东西。他们不知疲倦地工作在和平部那巨大的实验室里，工作在巴西密林的深处、澳大利亚的沙漠，以及人迹罕至的南极小岛上隐藏的实验站里。他们有的专注于制定未来战争的后勤计划；有的则执迷于设计越来越大的火箭弹、越来越强的爆炸物和越来越厚的装甲板；有的在寻找更加致命的毒气，可以将地球上所有植物都杀死的、能够进行大规模生产的可溶性毒药，以及不惧任何抗生素的病菌；有的正致力于建造类似潜艇在水里行驶那样在地下穿梭的汽车和像帆船那样无需基地的飞机；还有的在研究遥不可及的东西，比如在数千公里外的太空中安置透镜，将太阳的光芒聚集起来，在地球中间开个孔人为地制造地震和海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