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几次他和她讲起记录司，说起那卑鄙的伪造工作。但这吓不倒她。即使想到谎言变成真理，她也感觉不到深渊就在她脚下打开。他告诉她琼斯、阿朗森和鲁瑟夫的事，还有那张在他手指中待过的意义重大的纸条。而这些都没给她留下什么印象。事实上，一开始，她还抓不住这些事的要点。
“他们是你的朋友吗？”她问。
“我从来都不认识他们。他们是内党党员，年纪也比我大得多。他们属于革命之前的时代。我只能认出他们的长相。”
“那么，还有什么可担心的？随时都有人被杀，不是吗？”
他试图让她明白。“这事非同一般，这不是什么人被杀的问题。你有没有意识到，从昨天往前推，过去实际上被消失了？就算有些东西幸存下来，也只存在于几个具体的物件上，还没有文字说明，就像那块玻璃。关于革命和革命之前的事，我们已经什么都不知道了。每条记录都遭到销毁、篡改，每本书都经过重写，每幅画都被人重画，每座雕像、每条街道、每个大楼都已改名换姓，连日期都被一一修改。且这种事日复一日，每分每秒都在发生。历史停止了。除了党是永远正确、永无终结的，其他任何东西都不复存在。我当然知道过去遭到了篡改。但我永远都不可能证明这点，即使是我亲手篡改的。因为事情完成后，不会留下丁点证据。唯一的证据还在我的意识里，但我不知道其他人是否有和我一样的记忆。我整个生命中，只有那么一次，我居然在事情发生了多年之后掌握了切实的证据。”
“那有什么用吗？”
“没什么用，因为几分钟后我就把它扔掉了。如果今天发生了同样的事，我应该将它留下。”
“好吧，我不会这样！”朱莉亚说，“我做好了冒险的准备，但只是为那些值得的事，而不是为了几张旧报纸。就算你把它留下来，你又能怎样呢？”
“或许不能做什么，但它毕竟是证据。假如我敢把它拿给别人看，就可能在这里或那里播下怀疑之种。我不认为我们这辈子能改变什么。但可以想象，某个地方出现一小簇反抗力量，一小批人自发地汇集到一起，他们的数量渐渐增多，甚至留下一些记录，以便让下一代继续我们中断了的工作。”
“我对下一代不感兴趣，亲爱的。我只对我们感兴趣。”
“你只有腰部以下是反叛的。”他对她说。
她觉得这句话说得很巧，便高兴地伸出手搂住他。
她对党的理论的衍生物毫无兴趣，每当他开始谈论英社的原则、双重思想、过去的易变性和对客观现实的否认，每当他开始使用新话单词，她就感到厌倦和困惑，说她从未注意过这些事情。大家都知道这些是胡说八道，为什么还要为它们担忧呢？她知道什么时候欢呼，什么时候发出嘘声，这就够了。若他坚持谈论这些，她就睡着了，这个习惯真让他无奈。她就是这种人，随时随地都能睡着。他发现和她讲话，不知正统为何又假装正统非常容易。从某种角度说，在灌输世界观上，对那些不能理解它含义的人，党做得最为成功。这些人能够接受公然违背现实的东西，因为他们从来意识不到针对自己的要求是蛮横无理的。他们对公众大事漠不关心，注意不到有事情发生。由于缺乏理解力，他们仍保持着头脑的清醒，对任何东西他们都能照单全收，由于什么都不会剩下，照单全收的东西也不能对他们产生危害， 好比一颗谷物未经消化地通过了小鸟的身体。
汉文十四
终于，事情发生了。他期待的消息来了，对他来说，他等这事已经等了一辈子。
当时他正走在部里长长的走廊上，在靠近朱莉亚给他纸条的那个地方，他发现身后跟着一个比他高大的人。那个人，不管是谁，轻轻地咳嗽了一下，显然是准备和他交谈。温斯顿猛地停了下来，转身一看。原来是奥布兰。
他们终于面对面了，而他似乎只有想要逃跑的冲动。他心跳剧烈，说不出话，奥布兰却仍以同样的速度走着，他友好地伸出手在温斯顿的手臂上搭了一会儿，这样他们就能并肩而行。和大多数内党党员不同，他开始用他那独特的彬彬有礼的方式说话。
“我一直希望有机会找您谈谈，”他说，“前几天我在《泰晤士报》上读到您关于新话的文章，我猜您对新话很有学术兴趣，是吧？”
温斯顿恢复了泰然自若的神情。“说不上学术兴趣，”他说，“仅仅是业余爱好，这不是我的专业。我也从来没有做过任何关于语言创作的实际工作。”
“但您的文章写得很精彩，”奥布兰说，“这不单是我个人的意见。最近刚刚和您的一位朋友聊过，他肯定是这方面的专家。一时半会儿想不起他叫什么。”
温斯顿的心再一次痛苦地抽搐起来。他在说赛姆，无法想象不是这样。然而赛姆不只死了，还被消失了，成了一个“非人”。任何有认同他之嫌的东西都有可能带来致命危险。显然，奥布兰打算发出一个信号，一个暗号。一起犯下微小的思想罪好让两个人变成同谋。他们继续在走廊中闲逛，奥布兰突然停下脚步，推了推架在鼻梁上的眼镜，很奇怪，这个姿势让人产生一种亲近感。他继续道：
“我真正想说的是，在您的文章中，我注意到您使用了两个已废弃不用的词。不过，它们是最近才被弃用的。您有没有看第十版的新话词典？”
“没，”温斯顿答，“我想它还没有发行。我们在记录司使用的仍然是第九版。”
“第十版用不了几个月就会问世。不过，少部分先行版已经开始流通了。我自己就有一本。也许您有兴趣看看？”
“非常有兴趣。”温斯顿说，他立即领会了其中的意图。
“部分新发展很有独创性。动词的数目被削减。我想这点很吸引您。让我考虑一下，要不要派人将词典给您送去？可这样的事情我总是想不起来。也许，您能抽空到我住的地方来拿，您看合适吗？等等，我把地址告诉您。”
他们刚好站在电屏跟前。奥布兰多少有些心不在焉，他摸了摸他的两个口袋，掏出一个皮面小本和一支金色的墨水笔。考虑到他的位置，电屏那端的人可以清楚看到他写的是什么，他将地址写好，撕下来，交给温斯顿。
“通常，我晚上都待在家里。”他说，“如果没有，我的服务人员会将词典带给您。”
他走了，留下温斯顿一个人站在那里，手里拿着那张纸。这次，他不需要将它藏起来，但他还是小心地记住上面的内容，几个小时后，将它和其他一大堆纸一起扔到记忆洞里。
两个人最多交谈了几分钟。整件事可能只有一个含义，即通过这种设计让温斯顿知道奥布兰的地址。这很有必要，因为除了直接询问，要知道某人住在哪里是不可能的，没有诸如通讯录之类的东西。“如果你想见我，可以到这里找我。”也许词典的某处藏着某个信息。不管怎样，有一件事可以确定。他所期待的阴谋是存在的，他已经碰触到它的边缘。
他知道，他早晚都要服从奥布兰的召唤。可能是明天，可能是很久之后——他不能确定。刚刚发生的事无非是多年之前就开始进行的事情的一个表现。第一步是秘密的、偶然萌生的念头。第二步是记日记，将思想变成文字。而现在又要将文字变成行动。至于最后一步则会发生在仁爱部中，他已然接受了这个结局，它就包含在开始之中。但这让人恐惧；或者确切地说，它就像预先品尝了死亡的味道，又少活了几天。即使在和奥布兰讲话的时候，当他完全领会了话中的含义，他仍感到一股寒意，不由得浑身颤抖，就好像踏入潮湿阴冷的坟墓。就算他明白坟墓一直等在那里，他也没有感觉好些。
汉文十五
温斯顿醒来时，眼里噙满了泪。朱莉亚睡意蒙眬地靠近他，喃喃地说着，好像在问：“怎么了？”
“我梦见——”他欲言又止。这个梦太复杂了，无法用语言描述。除了梦本身，还有与梦有关的记忆。它们在他醒来后的几秒钟里浮现在他的脑海中。
他重新躺下，缓缓地闭上双眼，沉浸在梦的氛围里。这是一个壮阔、明亮的梦。他的人生就像夏夜的雨后风景呈现在眼前。所有的一切都发生在玻璃镇纸中。玻璃的表面宛若苍穹，在它之下每样东西都覆着温柔清澈的光，一眼望去无边无涯。这场梦可以用他母亲的手臂姿势概括，事实上它正是由他母亲手臂的某个动作构成的。三十年后，他在一部新上映的电影中看到一个犹太女人为了保护自己的孩子不被子弹射到做出了这个动作，而这之后她们仍被直升机炸得粉碎。
“你知道吗？”他说，“直到现在，我都觉得我的母亲是被我害死的。”
“你为什么要杀自己的母亲？”朱莉亚问，她差不多还是睡着的。
“我没杀她，这不是肉体意义上的。”
在梦里，他回忆起他看母亲的最后一眼，几分钟后，他醒了，和这情境相关的细微小事一簇簇地涌了上来。正是这个记忆，多少年来，他一直有意识地将它从意识中抹去。他无法确定具体的日期，但当时他至少有十岁，可能是十二岁。
他的父亲很早就失踪了，到底是什么时候，他记不清了。但他记得当时的环境艰难而痛苦：周期性的空袭让人惊恐不已，人们到地铁站里寻求庇护，到处都是残砖烂瓦，街角处贴着他无法理解的公告。少年们成群结队，穿着同样颜色的衣服，面包房前摆起了长龙，不时会有机枪声从远处传来。最重要的是，人们永远都吃不饱。他还记得一到下午，他就会花很长时间和其他男孩子一起在垃圾桶和废品堆里寻找卷心菜帮和马铃薯皮，有时还能翻出陈面包块，他们会非常小心地将上面的炉灰擦掉；他们清楚卡车的行驶路线，知道上面装着喂牛的饲料。他们等卡车开来，在经过那些坑洼不平的路段时，偶尔会从车上掉下几块油糕。
父亲失踪时，母亲并没有表现出强烈的惊讶或悲痛，不过，她就像变了一个人，看上去宛若行尸走肉。就连温斯顿也发现她在等一件她知道注定要发生的事。她烧饭、洗衣、缝纫、铺床、扫地、清理壁炉台上的灰尘，每件需要她做的事她都做了，但却做得很慢，也没有多余的动作，好比一架自动行走的艺术家的人体模型。她高挑匀称的身体似乎能自行静止，在床边一坐就是好几个小时，几乎一动不动地照顾他的妹妹，他的妹妹只有二三岁，弱小、多病、非常安静，脸瘦得像只猴子。偶尔，她会将温斯顿紧紧地搂在怀里，很久很久不发一言。尽管他很小，很自私，但他依然觉察到这和即将发生却从未被提起的事有关。
他还记得他们住的那间屋子，它阴暗、封闭，一张铺着白床单的床就差不多占了一半的空间。围炉中放着煤气灶和食品架，屋外的台阶上有个公用的棕色的陶瓷池子。他记得母亲在煤气灶前弯着雕塑般的身子搅动着锅里的东西。让他印象最深的是，他总觉得很饿，吃起饭来就像打仗一样。他死死地缠着母亲，一遍又一遍地问为什么没有更多的食物，他还经常对她大吼大叫（他甚至还记得自己当时的声音，由于过早进入变声期，有时竟洪亮得出奇）。为了能多分到些吃的，他尝试着发出可怜巴巴地啜泣，而母亲也愿意多分给他，认为“男孩”理应得到最多的一份。但不管分给他多少，他仍坚持更多。因此每到吃饭的时候，母亲总会央求他不要自私，不要忘了妹妹有病，需要食物，但这没有用。她一停止盛东西，他就愤怒地大声喊叫，还试图把她手里的锅和勺夺过来，或者从妹妹的盘子里抢过来一些。他知道他让她们挨了饿，但他无可奈何，他甚至觉得他有权这样做。他饿得咕咕叫的肚子就好像在为他的行为进行辩护。在两顿饭的间隔，若母亲不注意，他还经常会从架子上偷东西吃，尽管那里的食物少得可怜。
一天，定量供应的巧克力发了下来。过去的几个星期、几个月都没有发。他记得非常清楚，那是一小片巧克力，很珍贵。两盎司（那时仍使用盎司）一片，三个人分。按理，应该平均地分成三份。但突然，就好像受到了什么人的指示，温斯顿听到自己像打雷那样大喊要求将整块巧克力都分给自己。母亲要他别贪心。他们争执了很久，叫喊、哀诉、哭泣、抗议、乞求。他瘦小的妹妹用双手抱住母亲，像极了小猴子。她坐着，从母亲的肩膀处望过来，眼睛大而忧伤。最后，母亲将巧克力掰开，四分之三分给温斯顿，剩下的四分之一分给他的妹妹。小女孩拿着它发呆，也许不知道它是什么。温斯顿看了她一会儿，之后，他突然迅速地跳了起来，一把抢走妹妹手中的巧克力，冲向门外。
“温斯顿，温斯顿！”母亲在后面叫他，“快回来！把巧克力还给妹妹！”
他停下来，却没回去。母亲看着他的脸，目光里充满忧虑。即使现在他仍惦记着那件事，但就算它马上发生，他也不知道最后发生的究竟是什么。他的妹妹意识到东西被抢走，无力地哭了几下。母亲紧紧地抱住她，把她的脸贴在自己的胸口。这个姿势里有什么东西让温斯顿觉得妹妹就要死了。他转身跑下楼梯，手里的巧克力变得黏糊糊的。
他再也没看到他的母亲。在吞掉巧克力后，他有些惭愧。他在街上游荡了几个小时，直到饥饿驱使他回了家。当他回到家时，母亲已经失踪了。在当时这已经是正常现象。房间里什么都没丢，除了母亲和妹妹。他们没将衣服带走，没带走母亲的外套。今天他仍不敢确定母亲已经死了，很有可能她只是被送进劳改营。至于妹妹，也许像他一样，被送到收留无家可归的儿童的地方（他们称它为感化院），那里因内战而壮大。还有可能她和母亲一起被送进了劳改营，或者被丢到哪里，或者就那么死了。
这个梦在他的脑海里鲜活生动，尤其是用手臂围住什么的保护性的姿势，它似乎将整个梦的含义都容纳其中。他的思绪又回到两个月前的另一场梦上。那次母亲坐在一艘沉船中，看上去和坐在肮脏的铺着白色床单的床边一样，怀里的孩子紧紧贴着她的胸口，她在他下面很远的地方，每一分钟都在下沉，但她仍然透过越来越暗的海水望向他。
他将母亲失踪的事告诉朱莉亚。她闭着眼翻了个身，好让自己睡得更舒服。
“我猜那时的你就是头残忍的猪，”她嘟嘟囔囔地说，“所有的小孩都是猪。”
“没错，但这并不是这件事的真正含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