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春天，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民国史研究室白吉庵先生问我，是否愿意与他合作，将他于1997年年末出版的《物来顺应--梁漱溟传及访谈录》一书补充扩写，共同完成一部梁漱溟的传稿。
我当时有点犹豫，觉得自己的学术功力不够，对于梁漱溟先生的佛学、儒学思想所知甚少。白先生说这是梁漱溟先生家人的心愿，可他眼睛不好，不能较长时间看书或查阅资料，一个人难以完成扩写的工作。我考虑再三，还是同意了。
但是，当我大量地翻阅从图书馆借来的图书资料和白先生提供的书稿资料时，一方面，我被梁漱溟先生对国家、民族那种深厚的大爱；中国优秀知识分子孜孜不倦地对真理的探求；一生为追求佛学、儒学，致力于城市与乡村教育，为抵御外敌、国共合作奔走呼吁，为新中国建设积极献言，为完成其一生的写作计划不懈努力，一生始终敢讲真话的精神和品格所深深感动。另一方面，我觉得这个人物并不好写，如何准确地记述、评论其一生的思想脉络与变化、学术观点、生活态度，应该说很不容易。
在白先生的鼓励下，我翻阅梁漱溟先生的著作、文集，近年来出版的有关梁漱溟的各种传记、年谱、论文集、资料集等，开始了艰难的写作。近三年来，我边查阅资料边写作，查阅、选择资料的时间远远超过写作的时间，这也是人格与学术思想接受洗礼的一个过程，使我的心灵得到净化。尽管如此，当完成最后一章最后一个字的时候，我仍然感到很不满意，因为自己这枝拙笔实在不能高度地概括梁漱溟先生博大精深的学术思想、高尚品质与生活情操，只有留待读者提出宝贵的意见。
另外，我能够接受这个任务，不知深浅地写下去，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梁漱溟先生的人格魅力。诚如书中最后一章中提到借榨汁机的事，那时他已经病得很重，却仍然想着先照顾别人；梁漱溟先生和我父亲是同一天（1988年6月23日）在协和医院逝世；在另一个世界里也是比邻而居：在八宝山公墓东一室，两人的骨灰盒上下柜摆放。每逢清明节时，我去给父亲扫墓，也在梁漱溟先生的骨灰盒遗像前鞠上一躬，同样怀有十分崇敬的心情。在我心目中，梁漱溟先生是中国知识分子中最杰出的代表。正如千家驹先生所评论：“我最佩服的是梁先生那种‘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的高贵品质，是那种‘士可杀而不可辱’的高风亮节。这是中国知识分子的历史传统，优良美德，值得我们向他好好学习。……在当今中国，并世无第二人！这才是中国真正的儒家，中国真正的知识分子。”
感谢团结出版社张阳女士，她为本书的编辑出版付出了辛勤的劳动。感谢我的妻子谭秀英为本书初稿的修改、语言的润色及颇有见地的批评建议。
李仲明
2009年4月20日
梁漱溟是一位信奉佛教而又蜚声海内外的儒学大师，性格耿直，敢说敢为。他是毛泽东的挚友、净友，也是一位身份特殊的老朋友，在三十多年的交往中，有过彻夜友好的长谈，有过面红耳赤的争论，也有在大庭广众之下针锋相对的吵骂，这其中的恩恩怨怨，让人惊叹，也让人称道……
1949年10月1日，在天安门举行开国大典，梁漱溟远在四川未能参加，据说，当天周恩来在天安门城楼上曾感慨地说过：可惜今天的盛会有两个人不在场，一个是梁漱溟，一个是邵明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