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漱溟的书出版后，在海外引起了很大反响。日本学术界很快将其翻译成日文出版，著名学者景嘉在其序言里高度评价了这部书。他说：“我的看法是，这本书最重要的意义，诚为梁先生所说，吾书旨在有助于人类认识自己。认识自己这句话，是今天全人类最缺少的心情，所以说这本书的真目的，并不是专为中国一国而写的。再细读此书时，就可证实梁先生思想、看法，始终一贯，虽有细小的订正，并无前后的矛盾。此书可以说是梁先生平生著书以及思想的总结。”
1985年7月，《人心与人生》日文版出版。梁漱溟为该书写日文译本弁言：“拙著《人心与人生》一书如1975年‘书成自记’之所云，早在1926年即以此标题曾为一次公开讲演，兹于1984年乃始以积年底稿付印出书，求教于国人，盖慎之又慎焉。今复乘池田笃纪先生翻译成日文，景嘉先生审定之，将更得友邦人士之指教，曷胜心感，谨志衷心感谢之忱如右。”
1987年春天，景嘉逝世半年后其学生和崎博文致函梁漱溟，景嘉生前翻译的《梁漱溟》一书，日文本即将付印出书，景嘉和东京大学名誉教授宇野正一为《人心与人生》所作的序文已校订完毕，并将由和崎本人补写日译本后序。和崎在信中特别提到，遵照景嘉先生的遗嘱，日文版《人心与人生》一书所得的版税，将与几位日本学者资助的基金合在一起，建立“梁漱溟学术教育基金会”，定期奖励优秀的中国留日学生；并作为在日本翻译出版《梁漱溟先生全集》的部分费用，希望梁漱溟能同意这个意见。
梁漱溟阅信后非常高兴，当即复信和崎，全文如下：
和崎博文先生大鉴：
来函敬悉。拙著《人心与人生》一书日文译本，蒙宇野正一名誉教授与已故之景嘉先生撰写序文，现又由先生为写日译本后序，并即将付印出版，不胜感荷。《人心与人生》日译本之得以问世，全赖景嘉先生与台端之力，待先生来华把晤时，当面致谢忱。
先生建议将译本出版之收益，用做教育基金，以资助敝国留日学生，并作为今后翻译出版其他拙著费用，本人完全赞同，此乃有利于中日两国之文化交流与两国人民世代友好之事业也。
尚望先生早日来访问敝国。敬布复， 并祝撰安！
粱漱溟
一九八七年五月二十一日于北京
高瑞泉回忆：1984年末由沪赴京拜访梁漱溟，恰逢《人心与人生》初版成书，梁认真地题字盖印，对高说：“这书可以代表现在的我。”高瑞泉认真阅读了这部著作，除了该书的基本内容外，高引用梁漱溟的话作了论证：“中国文化有它的长处，一是伦理情谊，一是以是非观念代利害观念。西方人是个人本位；中国人是伦理本位，父慈子孝，替对方着想，互以对方为重，以礼让为上，而不像西方人遂遂于外的追求争夺……《人心与人生》所要论证的，就是上述人生态度和伦理标准的合理性。”认为梁研究人性的结构含有三个层次：第一层是带有动物性的本能，第二层是生活工具的理智；第三层是感情意志，或叫“理性”。第三层是最根本的，最能体现人的特征的，即梁漱溟误以为是一种人天赋的独立的善良意志，即伦理理性；并且理性作为心灵之本体，又是宇宙的本体，如梁语：“生命通乎宇宙万有而为一体也。”
高瑞泉认为：梁漱溟的新著还对其在《哲学》一书上强调人的直觉、本能冲动等观点做了修正，使用理性一词来表示意志本体的实现与外化，并对人的原始生命力、本能、无意识的冲动等给予了相当严厉的批评。高认为：“《人心与人生》一书清洗了五四时代的野性、洋气和鲜活，比《哲学》更为儒学化了。”
文末，高瑞泉充满敬佩地指出：“当然，梁漱溟先生是个独立不倚的思想家，比起那些在什么什么主义后面掺入儒学糟粕的人，更要真诚得多、坦荡得多，也执著得多。尽管我们看了《人心与人生》一书，免不了生出‘绣岭官前鹤发翁，犹唱开元太平曲’的叹息，我们仍然要感谢梁漱溟先生提醒我们发扬民族优秀传统的谆谆厚意，并且对他半个世纪以来坚持自己的选择，偶有修正也如日月之食般光明磊落的人格，表示深深的敬仰。”
章德良回忆：1987年9月6日，章与学林出版社副总编辑柳肇瑞一起，在北京拜访了梁漱溟。梁漱溟热情接待章、柳两人，并谈了写作、出版《人心与人生》的过程和近况。两人见梁漱溟谈得很兴奋，怕影响梁的健康，便转了话题，谈到梁即将出版的另一本著作《中国文化要义》，两人问：“您将30年前的这本书，奉献给今天的广大读者，不知有何新的意义？”梁微笑着回答：“这个问题提得好。咱们国家正在实行对外开放，只有深入研究中国文化，才能与西方文化进行比较分析，从而吸收利用人家的长处……有人曾经害怕对外开放，开展中西文化交流，会离开了中国文化的固有精神，把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丢掉。其实，中国传统文化历来就吸收了不少外来的有益成分。近代西方文化中有许多进步的东西，如高速发展的自然科学技术，载人上天的航天飞机，围绕宇宙飞行的人造卫星等，我们都可以吸收利用来为中国的四化建设服务。唯有开放，才能适应世界的潮流。至于我们祖国传统中的一切优秀的东西，自会继承下来并且愈益丰富发展，不必担心丢失掉，用不着顾虑咱们中国会全盘西化的。”章德良认为：梁老的谈话，如同他的著作一样，有其独特的见解与风格，听了颇能发人深思。这不禁使人联想起，在漫长的学术生涯和人生旅途上，这位可敬的老人，始终有为人正直、表里如一、从不趋炎附势、随波逐流的高贵品质。20世纪50年代初，梁老受到了沉重的打击，但仍然毫不气馁，挥毫写下了这样一副对联：“隋可不言喻，文期后世知。”他相信总有一天，后世的人们会真正了解他的著述和为人的。到了漫天阴霾的十年内乱期间，“四人帮”一伙掀起了一场“批林批孔”运动，阴谋打倒周总理。身处逆境的梁老闻讯后竟拍案而起，他秉笔直书，写了一篇长达3万字的《我们今天应该如何评价孔子》，旗帜鲜明地提出：“目前批孔运动中一般流行意见，我多半不能同意。”他宁肯在自己文稿的结尾处写上：“1974年11月8日立冬撰写完成不发表”的字样，而绝不向黑暗势力屈服。
台湾学者韦政通引用美国学者艾恺的话：“我认为这本书仍然是在《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和《中国文化要义》的基础上发展出来的，基本原则都一样”，是梁漱溟晚年最重要的著作。
韦政通认为：《东西文化及其哲学》重点在探讨文化形态，《中国文化要义》探讨文化特征，《人心与人生》探讨人心与人性，也就是透过人类心性的探索，以加强认识人自己。
韦政通还认为《人心与人生》有两个要点：第一，梁先生肯定阶级性之外，还有普遍的人性，这是对“自1957年‘反右’运动以来，人无敢以人性为言者”的现象的抗议；同时他也借本书对人性与阶级性之争，在理论上求取一个解决，在这里的确可以证明他是“不随俗浅薄”的。
第二，是关于人类文化前途的论断。他说：“此书中论断：人类生活发展在最近的未来，无疑地要从资本主义阶段转入社会主义阶段；随着社会经济这一转变的到来，近代迄今盛极一时向着全世界的西洋文化即归没落，而为中国文化之复兴，并发展到世界上去。”这一段文字涉及的问题太复杂，书中虽时有涉及，但究竟怎样才能得到这个论断的过程并不清楚。
梁培恕除了从《人心与人生》的“绪论”和“书成自记”中回忆父亲的写作经历，还特别从“文如其人”的角度，回忆梁漱溟的这本书“集中了他想说的话”，梁漱溟以极大的热忱赞美永不休止的争取主动、争取灵活，认为那是生命本性；认为：“人类有一种最大的本领，一切其他本领都是从这里来的，那就是以外在事物摄人心中，通过思维构成观念，又得到语言文字的帮助，方便地加以联想运用，对事物一一预有其概念、概念，从而人的行动可以有计划性。”“吾以为人心之特征在其能静耳”！“自觉与心静是分不开的……但今点出自觉来，较徒言心静，其于知识计划之关系乃更显明。”
梁培恕认为：《人心与人生》“自觉”之义贯彻全书，人之所以区别于动物，就在于人是有理智（西方文化）和理性（中国文化）的，而中国文化的优长在理性，“道德是最深最永的趣味”，且：“社会必有一种相安共处的道路，为社会所公认和共信的观念、礼俗。凡是行事合乎这个的，社会便称奖之，否则便认为不道德而排斥之。因此（庸俗的、非真的）道德是因时间、地域不同而各异，但又相近。”书中最后一段话说：“人类将不是被动地随地球以俱尽者，人类将主动地自行化去，此在古印度人谓之还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