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古籍曾文正公嘉言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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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6章 附 曾文正公国史本传译文(2)

文宗下诏说:“曾国藩原本为母亲守孝返回原籍,奉朕的旨意帮办团练。当叛贼大肆骚扰湖北、安徽的时候,能立即统领湖南的水师上阵杀敌。几年来,战功显赫,忠心耿耿,朝廷上下都清清楚楚。曾父麟书因为听说水师偶尔受挫,马上让儿子曾国华率领兵勇前来增援,不惧路途遥远,果真是满门忠义。朕内心深为赞许。现在曾侍郎国藩三个月的假期即将结束,又请求守满三年丧期,并援引去年贾桢奏请守满三年丧期获得允许的例子。朕看他言词恳切,难得他身为人子的一片孝心。只是现在江西战事还没有停息,曾侍郎所率领的楚军向来听从他的指挥,而当前剿贼任务紧急,因此假满后应当立即回营,报效国家。曾国藩身负统率大军的重任,不是贾桢所能相比的。命曾国藩依然遵照前面旨意,假满后立即前往江西督办军务,并代理兵部侍郎,以便于统率军队。等到九江收复,长江太平,朕必定会再赏给假期,让他回家乡去办理丧事,使他忠孝能得两全,不留遗憾。曾侍郎殚精竭虑辅佐君主,就是能够继承父亲教给他忠心报国的赤诚,应当得到天下后世所有人的体谅。”

曾国藩再次上奏说,江西各军营中跟往常一样安定,不必他亲自前去安抚驾驭,并竭力陈述他才能不足,不足以救国济民,心中惶恐不安。先秉承皇上旨意免去兵部侍郎的职务,暂时在家守孝,江西战事一旦紧急,便立即前往军营,领兵作战。

咸丰八年(1858)五月,奉命办理浙江军务,率领部队救援福建。福建太平军分路进犯江西,曾国藩派李元度在广丰、玉山两地将其击败,张运兰收复安仁。这时曾国藩驻扎在建昌,东、南、北三面都是太平军。曾国藩分析,东路连城太平军的势力已经衰弱,福建的战况不必担心;北路的景德镇才是整个战局的关键,比南路的信丰更为重要。于是派张运兰进攻景德镇,萧启江追剿信丰的太平军。咸丰九年(1859),萧启江在南康打败太平军,攻克了新城墟池江的太平军老巢;接着收复南安,解除了信丰的包围。太平军逃到湖南,眼看就要从广东、贵州进入四川境内。曾国藩立即命令萧启江紧急奔赴吉安,接应湖南。张运兰收复了景德镇、浮梁县,江西的太平军被清除干净,残部逃往安徽南部。曾国藩奉命防守四川,走到阳逻时,又接到文宗的圣谕,认为安徽省的局势日益紧张,决定让曾国藩率军从湖北分路围剿安徽的太平军。

曾国藩返回巴河驻守,整理器械粮食,然后上奏说:“自从洪秀全、杨秀清发生内讧,镇江收复,南京匪首的气焰早已衰弱。只剩下陈玉成在长江以北横行无阻,勾结捻匪,并在庐州、浦口、三河等地方多次打败我军水师,因而使安徽北部的战局每况愈下,江南贼军的粮饷一直源源不断。要想消灭各路贼军,必须先攻下南京。要想攻下南京,必须先在滁、和两州驻扎重兵,然后才能摧毁南京的屏障,切断芜湖的粮道。要想在滁、和两州驻兵,必须先围困安庆,攻破陈玉成的老巢,同时攻打庐州,因为这是陈玉成必须救援的地方。进兵必须分成四路。南路顺长江而下,一队从宿松、石牌攻取安庆,一队从太湖、潜山攻取桐城。北路沿山路前进,一队从英山、霍山攻打舒城,一队从商城、六安攻取庐州。南路军驻扎石牌,与杨岳斌在黄石矶的军队相呼应;北路军到达六安,与寿州的军队相呼应。”曾国藩请求自己亲自攻取安庆,让多隆阿、鲍超攻取桐城,胡林翼攻取舒城,李续宜攻取庐州。奏折呈上后,文宗批准了。

咸丰十年(1860)二月,太平军首领陈玉成进犯太湖,被曾国藩分兵击败。四月,朝廷赏曾国藩兵部尚书衔,代理两江总督。六月,正式任命为两江总督,以钦差大臣的身份督办江南军务。七月,下令将安徽南部的军务全归曾国藩督办。咸丰十一年(1861),曾国藩进驻祁门,促令杨岳斌、彭玉麟、曾国荃、鲍超等将领率领水军、陆军夹击太平军,实行逐层扫荡的计划。先后收复了黟县、都昌、彭泽、东流、建德、休宁、徽州、义宁。驻守安庆的精悍太平军约有几万人,久攻不下。曾国荃、多隆阿等将安庆包围起来。陈玉成前来救援,诸路官兵将其击退,然后攻下安庆城,城内的太平军没能逃走一个。接下来又收复了池州、铅山、无为、铜陵及泥汊、神塘河、运漕、东关各处要隘。朝廷赏曾国藩太子少保衔,命他督办江苏、安徽、江西、浙江四省军务,巡抚、提督、总兵及以下的官员都归他节制。

曾国藩极力推辞,穆宗(同治帝)不允许,下旨说:“先前命令曾国藩以钦差大臣的身份节制江浙等省的巡抚、提督、总兵,统一处理事务的职权。曾国藩上奏说自从他担任两江总督以来,对安徽没有功劳,对江苏有很多歉疚,并陈述用兵的关键,认为要注重人和,不崇尚权势;要注重实际,不追求虚名,恳请朝廷收回成命。朕内心对此很是赞许,现仍令曾国藩节制四省军务,以求获得实效。曾国藩再次上奏陈述自己的心意,说现在数路军队出征,领兵的将帅很多,如果将帅的权力太大,恐怕会开启后世军队争夺权势的风气,同时也需预防以后出现外重内轻的局面。从这些话中,足以看出他谦让恭顺、深谋远虑,有古代大臣的风范。在曾国藩来说,他有心远离权势,应当有这样的想法。但在国家来说,厚待依赖重臣,应该授予他大权,以前也有这样的先例。曾国藩通晓军事,忠心为国,朝廷内外尽人皆知,当前江浙军务紧急,百姓困苦,我两宫皇太后为国家安定终日操劳,每每想到江南的战事就忧虑不安,若不是曾国藩满腹忠诚,朝廷怎么可能轻易赋予他大权?因此,这四省所有的官员自巡抚、提督、总兵以下仍然归他节制。曾国藩务必以军事为重,全力攻剿叛匪,拯救万民于水火之中。不要再推辞。”

之前太平军围困杭州,曾国藩连续收到救援浙江的命令,发咨文令太常寺卿左宗棠率领军队前往浙江,下令张运兰、孙昌国等水陆各营军队都归左宗棠调度,以增强他的兵力,并拔给他钱粮税金以清还他所部长期以来的欠款。并上奏称左宗棠以前在湖南巡抚骆秉章的幕府中帮助其谋划军务,兼顾过好几个省的军事,他的才能确实可以独当一面。恳请皇上下旨,让左宗棠督办浙江全省的军务。

同治帝认为浙江巡抚王有龄和江苏巡抚薛焕都不能胜任其职位,命曾国藩详细考察之后备文上奏,并迅速保举胜任的人员,等待旨意简放。曾国藩上奏说:“江苏、浙江两省叛贼肆意横行,境内的胜败安危都取决于巡抚一人。王有龄长久以来被外来军队所挟制,很难有所作为,要选择接任的人,自然是左宗棠最适合。只是当前杭州被贼兵围困,必须让王有龄在城内坚守,左宗棠从城外救援。等到形势稍稍安定,才可以变动他们的职务。至于江苏巡抚,目前确实没有手握重兵的人能胜任这一职位。现在考察臣营中有统领淮扬水师的福建延邵道补缺道员李鸿章,正直自律,才大心细,如果承蒙圣上恩典,提拔李鸿章暂代江苏巡抚,臣再拨给他一些陆军,便可让他迅速奔赴长江下游,保护那里的平安。”

最终杭州失守,曾国藩再次上奏陈述补救措施:一、令各部军队坚守衢州,与江西广信、皖南徽州形成犄角之势,先占据险要的地势,堵住贼军逆流上犯的路径。左宗棠暂时在徽州、衢州、广信这三府之间选择重要的地点驻扎,然后根据形势调动军队。总之,必须先稳固江西、皖南的边防,保护好没有被贼兵侵占的地区,再谋划剿贼的方略。二、请朝廷在浙江布政使和按察使的职位中,为广西按察使蒋益澧安排一个职位,以便让他带领所统领的五六千兵士赶赴浙江,跟随左宗棠一起筹办防务与进取事宜,这样左宗棠便有了一个得力的助手。三、浙江省内的军队,依靠宁波、绍兴一带作为粮饷的源地。但现在浙江全省饱受摧残,实在无处筹集粮饷。恳请皇上下令广东海关、福建海关按月协助拨发银两,交给左宗棠为军饷。奏折呈上,同治帝一一批准了他的请求。

同治元年(1862)正月,朝廷任命曾国藩为两江总督、协办大学士。曾国藩上奏称:“自去年秋天以来,臣连续蒙受浩荡皇恩,臣弟曾国荃又被任命为浙江按察使,曾氏一门在短短数月之内受到皇上特殊恩宠,并且与日俱增。臣在感激的同时,也深深感到惶恐。恳请皇上考虑到战事尚未安定,体谅臣的苦衷,在南京没有攻下之前,不要再加恩于曾家。另外,这之前臣多次得到圣旨,令我保举江苏、安徽两省巡抚,又向臣询问福建总督、巡抚的人选,令臣保举国家的大臣,并将保举的人选列出来,等待任命。封疆大吏的任免,是朝廷的大权,臣愚笨浅陋,怎么敢干预。以后有合适的人才,臣会随时上奏,希望能够满足圣上广求人才的心意。但是,广泛地推荐人才,作为朝廷备选是可以的;明确指出谁适合某个职位,直接请求朝廷任命却是绝对不可以的。现在国家多灾多难,封疆大吏既然已有征伐的权力,就不应再有任免官员的权力。这种风气一旦开了头,后来的弊病就会非常严重,不能不提前预防。”

不久,曾国藩派部将击退徽州、荻港的太平军,收复了青阳、太平、泾县、石埭。曾国荃会同水师,收复了巢县、含山、和州,以及铜陵闸、雍家镇、裕溪口、西梁山四个关隘。曾国藩的弟弟曾贞干(曾国葆)收复了繁昌、南陵,在三山、鲁港打败太平军。

同治帝认为曾国藩的奏折言词恳切、感情真挚,一片忠诚之心,于是不再加封曾国荃、曾贞干等人。曾国藩驻扎安庆督战,上奏朝廷请求仍把安徽省的省会建于安庆,设立长江水师提督及以下各官,向各级将领传授作战的办法,从而次第收复安徽南北府县的各个城市。曾国荃率领军队围攻金陵。苏浙太平军的首领李秀成等分路前来救援,经过大小几十场战斗,击退李秀成等。同治二年(1863)五月,曾国荃收复江浦、浦口,攻克九洑洲,长江上的太平军被清除干净。因为淮南的运输通道已经畅通,曾国藩筹划恢复盐务,改为民运。上奏朝廷陈述广开销路、降低成本、保障价格、杜绝私盐的办法。同治三年(1864)正月,官军攻下钟山,将南京层层包围。六月,收复南京。

同治帝下诏说:“曾国藩自咸丰四年在湖南最先发起办理团练以来,创建水师,与塔齐布、罗泽南等屡立战功,保全了湖南各郡县,收复了武汉等城池,肃清了江西省内的叛贼。东征以来,曾国藩从宿松攻克潜山、太湖,进驻祁门,接连收复了徽州的各郡县,最终攻下省城安庆,作为剿贼的大本营。他分派水陆两军将士,谋划收复了长江下游的州郡,最终大功告成,诛灭叛贼首领,这全由该大臣的筹划周密,智勇兼备,知人善任,调遣得当。因此,对曾国藩加以赏赐,加封太子太保衔,赐封一等侯,世袭罔替,并赏戴双眼花翎。浙江巡抚曾国荃,加封太子少保衔,赐封一等伯,并赏戴双眼花翎。其余将士各按功劳加以封赏。”

当时捻匪已经猖獗很长时间,僧格林沁在曹州战死,贼军的气焰日益嚣张。同治四年(1865)四月,朝廷命令曾国藩赶赴山东一带剿捻。山东、河南、直隶三省的八旗军队、绿营及地方上的文武官员,均归曾国藩节制。曾国藩在赴徐州督师前,招募新军,扩充并加练骑兵。传令调集刘松山、刘铭传、周盛波、潘鼎新带领各路军队一起剿贼。五月,捻军流窜到雉河集,曾国藩驻守临淮关,派兵将捻军击退。曾国藩先后上奏称,捻军已经成为流寇,行踪不定,应该在各地操练固定的军队,这样才能制伏到处流窜的贼兵。我从安徽临淮进军,将来安徽就以临淮为大本营,再加上江苏的徐州、山东的济宁、河南的周家口,这四路各驻重兵作为军事重镇。一省的军情告急,其他三省前往支援。援军的粮食医药由受援的地方供给。这样,或许能让官军往来迅速,相互呼应。

当时,捻军首领张总愚、任柱、牛落红和太平军残部首领赖汶光纠集十多万军队,时分时合,变化不定。八月,曾国藩派刘铭传在颖州击败捻军,捻军往东向曹州逃窜。曾国藩命潘鼎新死守运河,再派军队紧急赶赴山东帮助剿贼。捻军无法渡过运河,只能向南逃往徐州,占据丰县、沛县、铜山境内。九月,曾国藩派李昭庆、潘鼎新击败占据徐州的捻军。徐州丰县的捻军又逃窜到山东。十月,周盛波、刘铭传击败山东捻军。宁陵、扶沟的捻军流窜到湖北黄阪,并将其攻陷。同治五年(1866)正月,曾国藩派刘铭传大败黄阪捻军,收复黄阪城。捻军头领任柱逃回沈丘,想要夺回蒙城、亳州老巢。曾国藩派刘铭传、周盛波前往追剿。捻军首领张总愚率部分路进入郓城。三月,刘铭传、张树珊在颍州、周口击败张总愚部。捻军各部联合占据了濮阳、范县、郓城、巨野之间的地区,曾国藩派诸路军队合力将他们击败。张总愚逃往单县,任柱逃往灵璧。曾国藩驻守徐州,修理疏通运河,以加固东路的防守。同治五年(1866)五月,曾国藩派遣诸领在洋河、王家林打败张总愚部,在永城、徐州打败任柱部。当时,捻军从二月开始往北逃窜,一心想渡过运河,在曹州、徐州、淮河、泗水一带徘徊了两个多月,一直未能得逞。于是张总愚部进入河南,任柱部进入安徽。曾国藩派周盛波在陈州大败牛落红部,在乌江河打败任柱、赖汶光部。张树珊在周口打败张总愚部。牛落红、张总愚渡过沙河向南逃窜,任柱、赖汶光也逃窜渡过贾鲁河。曾国藩认为之前防守运河已经初见成效,可仿照这种方法在沙河设防,使得捻军骑兵受到阻拦,战况或许逐渐明朗。经过商讨,曾国藩决定从周家口向下至槐店死守住沙河,往上至朱仙镇死守住贾鲁河。他上奏朝廷说:“河长七百多里,因地段太长,不敢说防务已经完成,百无一失。但我必定始终坚持这一决定,不因为形势艰难而改变主意,不因为流言蜚短而中途变更,只希望这样对战况有利。自古以来剿灭流寇就没有好办法,只有注意防范,使他们不能四处流窜,不失为得一寸是一寸的方法。等河防完成,可以让河防的士兵和野战的士兵轮流换防,从而使他们保持充沛的战斗力。”六月,曾国藩派遣刘松山、张诗日在上蔡、西华大破捻军。捻军从河南巡抚派军驻防的河段突破,向东逃窜,河防失败。七月,曾国藩派刘松山、宋庆在南阳、新野大破捻军。九月,刘铭传、潘鼎新在郓城击败捻军,运河防务幸而得以安然无恙。曾国藩向朝廷陈述自己的病情。七月,同治帝命曾国藩仍回到两江总督任上,让李鸿章代他办理剿捻事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