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斯克是弗洛伊德的门徒，但他们之间的关系有很大的悲剧性。陶斯克力所能及要澄清的问题，正好是弗洛伊德已经处理过的问题。这并不是偶然的发生。不过，从一开始我就被陶斯克从斗争中表现出来的东西所打动，这是关乎人类创造力的斗争。另外，在哲学领域，我和陶斯克都对斯宾诺沙怀有浑厚的兴趣。
那时候，陶斯克一方面面临着博士学位口试，另一方面又要养家糊口。他有两个儿子。我们是要好的朋友，学习之余，我们会带着他的两个儿子一起到电影院去看电影。那时还是无声电影，但这已经开启了科技应用的新篇章。有时候为看半个小时的电影，两个人偷偷地旷课，我甚至找到了小学时逃课的感觉，连自己想起来都禁住好笑。
有一天，记得是弗洛伊德做《小盒子选择的动机》这个讲座，起因是《威尼斯商人》中的一个自由人在三个姑娘之间的选择。这是一次很好的讲座，可惜那天我发高烧，躺在床上，无法起身。弗洛伊德给我写了一张亲切的慰问短信，而陶斯克则在那天下午带着两个孩子们来看我。整个下午，他们三个人在我的住处闹成一片，这对我来说，观察他们的这种家庭生活，是种极大的快乐。后来，我们还谈到了对孩子的“禁止”的危害性和必要性。
陶斯克头脑倔强的人，当过律师和记者，富有才气，也有着自己独立的主见。如果观察他的目光，你会发现他的镇定、智慧和坚强。因此，陶斯克和弗洛伊德之间一旦产生分歧，就不会轻易消除。3月的一天，弗洛伊德邀请我去他家吃晚饭，和我在聊天中提到了陶斯克，提到了陶斯克的这种挑战。不过，弗洛伊德的语气很轻，也说得很委婉。那天，我在弗洛伊德那里呆到很晚，在凌晨一点的时候，他还为我朗读了他刚为《科学》杂志撰写的论文，并与我展开了讨论。夜里三点半，弗洛伊德送我回家。
到了4月，是我准备结束学习的日子。从上一年的10月底开始，我在这里听了《潜意识、情结、本能》、《梦的象征》、《性与自我》、《厌恶感与性》、《梦与童话》、《儿童谎言》等十多个专题讲座。其中，我参加了更多的讨论场次，讨论过话题有：神经官能症的本质、自恋、巫术与宗教、性爱的周期性、自慰、快感等。这些讨论或讲座多数由弗洛伊德主持，也有一部分是陶斯克等人讲的。另外，有一部分时间就花上拜访弗洛伊德，与他直接进行交流上。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星期三心理学会”，它更是让人向往。每周星期三的下午，一些精神分析专家在弗洛伊德的家中聚会，大家探讨着人类的奥秘。大家一边争论着，一边品尝着女主人做的糕点，男人们还喝着啤酒，空气中弥漫着烟草的味道，这个讨论的结果会在稍后见报。这种形式，已经形成了惯例，十多年来，一直延续着。
应该说，除了先前的分歧外，大家在这个圈子里感觉很舒服。不论是弗洛伊德的领导，还是那种能够容纳一切的潜在精神，都在为这里工作而创造了一个良好的氛围。这在其他的大人物中间几乎是不可能的。大家愿意邀请重要人物来参加，每一个受邀的人也都非常感激能够到这个讲台上来。
4月2日是我最后一次参加讨论会，也是我和大家告别。讨论结束后，我和弗洛伊德一起下楼，他还邀请我星期天再到他们家去。他一边走，一边与跟在后面的人说：“我们要不要尽快给莎乐美小姐安排一次小小的告别活动？”
我谢谢他的好意，也要感谢这个小团体的人。
我要感谢精神分析，因为它要求的不是书斋内的关门造车，而是它在向我发出呼唤：“到这里来”。精神分析之所以会产生如此生动的影响力，原因在于它不是科学与邪教的一种暧昧的组合。只要人们坚守诚实的原则同，那么在边观看男人们的斗争也不失为一件快事，至少对于女人是这样的。我要感谢在这里的每一个夜晚，在这个小圈子里，我像是一个被融进了一个团体，其成员仿佛都是为了同一个目标。尽管我们各不相同，但却像是出自同一个父母，大家像是兄弟姐妹一样。
4月6日是星期天，我如约来到弗洛伊德的家，这是我在这次学习中最后一次登门拜访弗洛伊德。在喝茶时，我们谈起了变态和神经症的区别，谈起了倒错是如何难以消除，人们不得不甘受他的存在。后来，我们又谈到了治疗与研究的冲突。
这个孜孜不倦的劳作者，每天除了正常的工作之外，还要从事近十个小时的精神分析实践。他的工作之所以能取得如此了不起的业绩，或许因为它们大多是针对其它人的，只有一小部分是为了他自己。还有就是他的家庭给了他很大的支持。
弗洛伊德是在学维也纳大学毕业之后遇上后来成为他夫人的玛莎，这是一位典型的贤妻良母，不论每周家里有多少来客，她都不会抱怨。她给弗洛伊德生了6个孩子，独自管理着家务和孩子们的成长，这让弗洛伊德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去从事自己的研究。正因为这样，弗洛伊德才能按自己的计划去工作和生活。作为男人，弗洛伊德是个很有魅力的人，即使到了晚年也是如此。但是，玛莎也给予了足够的信任，对弗洛伊德所从事的课题和所接触的人，从不加以干涉。弗洛伊德也有一个好习惯，就是只要不外出，每天中午都会和家人一起吃午饭，每个星期天的上午必定带着家人去看自己的母亲。
在离开弗洛伊德的家的时候，他给我送上了特意准备的玫瑰。这是一束象征友情的玫瑰。对于能在人生的路途上和弗洛伊德相遇，我感到了由衷的喜悦：这是我生命的转折点。
我感受到了对生命挑战的快乐。
这一年，唯一让我感到伤心的是，我的母亲在年初去世了。这一年，她九十岁。兄长们从圣彼得堡给我发来了电报。那些天里，一想到去世的妈妈，我的思想就有些心不在焉。不过，这里没有一个人认识他，所以没有必要谈论这件事。悲痛就留在自己的心底。我和母亲上一次见面时，还是一年多前。我记得告别时的那个早晨，我们紧紧地拥抱在一起，没有想到，我们是以这样的方式在提前告别。
1913年9月，第四届国际精神分析大会在德国慕尼黑举行。参与者主要是精神分析学会成员，也有其他各界人士参加。由于荣格在两年前的魏玛会议上被推选为精神分析学会主席，所以这次大会由他主持。
这年8月底，我先是抵达维也纳。陶斯克陪着我回到原来住的房子。在我原来住的28号房间的窗台上摆满了新鲜的花盆，甚至还受到人们的欢迎。一时，我对这个城市有种说不出的亲切感。我那个房间有一扇大大的窗户，对着外面的花园，早晨十分安静，只听得见鸟儿的鸣叫。几个月过去了，当我再次来到这里时，依然还是这样美丽。
9月6日，我从维也纳出发来到慕尼黑，投宿在巴伐利亚大饭店。这一次，里尔克与我同行。我们在没有遇到比埃尔博士之前，先碰上了弗洛伊德。比埃尔博士在两年前陪我参加了魏玛会议，他和里尔克在几年前就已相熟。
这一次，以荣格为首的来自瑞士苏黎世一派的团坐在自己的一张桌子周围，弗洛伊德的桌子在他们的对面。从现场看，仿佛不是荣格背叛了弗洛伊德，而是他不得不如此，似乎只有这样才能挽救弗洛伊德和弗洛伊德所从事的事业。由于弗洛伊德在会上宣告，瑞士新流派不是精神分析的合法继承和发展，当时很多人都把矛头转向了弗洛伊德，指责他太教条、太专断，容不下其他的科学似的。谁如果太教条主义，充满权欲，就会成为众矢之敌。
后来，在和费伦齐的谈话中，我明白了为什么热爱弗洛伊德的人，目前都希望他对分裂能够采取宽容的态度，这对于他的安宁和工作，以及间接地对于他自己的事情来说，都是最好的解决方式。通过这种方式，即使是他的背叛者最终也会不自觉地来帮助他开拓道路，也就是说，最后不得不回到他的身边——这就像“回到母亲的子宫”这句话所说的，一切都会回归到起点。当然，这对那些投奔他的人来说，如果对分裂者过于宽容，那么其内心将是相当地矛盾。费伦齐是荣格的支持者，但也有着自己的打算。
就在两年前，荣格在魏玛会议上被推选为精神分析协会主席时爽朗的笑声还震耳欲聋，现在他的脸上则严肃得只看到伤害、残酷和野心勃勃。
我从没有像今天这样靠近弗洛伊德，依着他而坐。这不仅因为他同心爱的“儿子”荣格决裂了，为了这个“儿子”，他把自己的事业传到了苏黎世。在外人看来，弗洛伊德同荣格分裂，是因为弗洛伊德的心胸狭隘。其实，弗洛伊德表现得和往往常一样，没有过多地纠缠在个人的恩怨上。这个时候，陶斯克也坐得离弗洛伊德很近，以表示出声援。但是弗洛伊德拒绝了他的友好表示。尽管弗洛伊德认为在新的形势下，陶斯克是继承自己事业的合适人选，但陶斯克也显示出了自己的野心。由于大会上的火药味较浓，第二天上午，荣格缩短了报告会的时间，然后就走了。比埃尔博士在大会的各个派别之间走来走去，并且有意叼着一根烟，好像是为了阻止自己发出笑声。
这次大会，弗洛伊德与荣格正式发生决裂。会后，荣格致信弗洛伊德，辞去《心理分析与心理病理研究年鉴》主编之职，几个月后，他又退出国际精神分析学会，并不再担任该会主席之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