命运给了他一个意外。他因为滞留在印度一段时间，赶到考察团的时候，工作已经开始进行。他在印度进行了很多有价值的探索和发现，但却和此次出行的目的大相径庭。考察团领导得知情况后大为生气，勒令他返回。安德烈亚斯认为自己被误会，被污辱了，就给考察团领导写了一封措辞严厉的回复，离开了考察团。后来，他在没有政府经费支持的情况下，固执地留在波斯继续研究，这一呆就是6年。大部分时间都是在贫困中度过。
由于长期在烈日下辨认古老残缺的碑文，安德烈亚斯落下了眼疾。最后，他不得不返回德国。最初，他在一个富人家给几个孩子当家庭教师聊以糊口，直到柏林的东方研究所成立，他才在其中谋得一个职位。然而好景不长，他因为不会奉承别人，又丢了这个职位。研究所里有些人密谋整治他，说他没有很好地履行他的教学职责。他们要求他训练外交人员和商务人员的语言水平，而不是让他来培养年轻的学者。实际上，这是不公平的。安德烈亚斯本身就是一个学者，他班上的学生全是搞研究的，这个工作由他来做，再适合不过。
安德烈亚斯的生存危机事出有因，除了局外人的误解外，也是安德烈亚斯自己内心矛盾的结果。他即便能如愿以偿地追求学问，也会碰到难题。在他看来，理性的验证之路是无穷无尽的，这是内在的规律——一个人永远不可能完成他的旅行。与直觉相比，调查对象所提供给他的才是真凭实据。正是因为他是如此热衷于完全彻底，他总是在最小的细节上刨根问底，这种作派会让有些人不高兴。
有个曾经怨恨安德烈亚斯的人很准确地对我说：“在东方，你可以把你的丈夫看成一个智者，但是，这里不是东方。”安德烈亚斯却没有把自己当作一个在帐篷里给信徒传达智慧的人。相反，他只是把自己当作一个科学考察的探险者，追随着西方研究的成果，把自己牢牢锁在一个科学的目标上。每一种倾向都需要他付出全部的精力。即便后来经过艰苦的岁月，这种趋势依然未变。哪怕是在哥廷根大学拿到了波斯语和西亚语言的教席，他还是不愿意出版自己的研究成果。他的成果还只是一些工作笔记，依然在不断地完善过程之中。严格地说，追求完美几乎是难以达到的，即便出版了也是这样。研究成果总是在不断地推进，如果这个人愿意倾其毕生经历来从事某一方面的研究的话。
安德里亚斯具有学术研究的优势。他既有凭借直觉洞察所有相关事物的天赋，又有对终极完美的理解和追求。但这种优势从未被承认过。他出于实际考虑，拒绝出版自己的作品，这让他的名声无法彰显。因此，他直觉的想象中最有价值的那一部分也就深藏不露，变成一种纯粹的个人经验。虽然他的工作中最细微的细节、他的经验中最细小的论点，都能说明整体。
至少在一个领域，他的两种对立的思维方式得到了有效的结合，即他的幻想和学术奇怪地混合在一起。他的学生们在学术训练中吸收了他超越学术的想象力。事实上，安德烈亚斯曾把15年的最好年华放在教学上，比如在柏林给土耳其人上语言课，却没有发现一个最称心的学生能继承他的衣钵。这简直是让他受罪。后来在哥廷根，他才在前来听讲座的学生中发现了极具天赋的追随者，体验到了那种意气相投的快乐——一个追随者不仅把他看成是良师，也当作益友。他以独有的精确和完美，把学生当作滋长知识的土地。有一位年轻时就认识安德烈亚斯的人，对我说：“无论是谁参加他的讲座，他都会把他们紧紧地抓在手中——他们对他一直很真诚！就像他对他们的真诚奉献一样。”
安德烈亚斯死后，他生前的学生们常来看我，和我谈他过去的事。从他们的惋惜和追忆中，让我感到，他仿佛还活着，还充满活力地出现在他的那些讲座上。似乎到了现在，他比以往对我来说更为真实。
他有个得意的门生，在军队中服完兵役回来后，曾对我说起远离学术生涯的感受。因为不再有学术研究的动力，所以他几乎忘了研究学问的方法。“我试图通过学习来重构我的内心世界，这似乎不太可能了。但我依然记得和安德里亚斯老师交流时的情景。他的思想通过言语像河水一样，滔滔不绝地流向我们，仿佛要用他那些知识将我们猛烈地浇灌，我这一辈子可能都无法全部理解他所教的内容。但是，每当我想起这些的时候，我会重新发现，我一直在寻找的东西，它们远远地超越书本知识，也无法用笔记录下来。因为安德烈亚斯始终在寻找着新的角度、探索着新的研究领域。这些经验至今都刻在我的心里，带着我走向未来。”
安德烈亚斯作为个人和学者，身上有着种种矛盾之处，有些是不言而喻的，有些则需要更科学的论证。他给学生们的印象，用一个学生的话概括，就是——他是他们最权威的老师。安德烈亚斯毫不在意外界对他的攻击，躲在知识的象牙塔里自成一统，追求内心的自由，淡泊于名利。
安德烈亚斯授课的地方，通常是在家中的书房。他往往用纯个人的表达方式在讲课。学生们晚上来家里上课，夜很深了，也不急着要走。正像安德里亚斯自己，也很少在凌晨4点钟之前上床睡觉，白天和夜晚对他来说，没有严格的区分。讨论时他们的精神非常投入。根据当时正在讨论的话题，他们会在课间弄一些东西来提神。比如泡茶，安德烈亚斯会像东方人一样细心地泡茶——吃蛋糕、吃冷切肉、喝葡萄酒。
在他的学生身上发生的事情，无一例外地在他的身上发生过。他在哥廷根大学的前几年，曾经很努力地为他的一个学生加入波斯考察团而寻找资助。他做成这件事情后，回到家里，喜气洋洋。只有在那一刻，他为他自己那段不走运的考察经历所受到的痛苦一扫而光。
尽管安德烈亚斯对自己的学术圈子深感满意，但他在天性中的两面性却依然隐藏在意识极深处，如同潜在的悲剧性，时不时地会露出蛛丝马迹。他有一个学生非常有才气，有见解。他对这个学生钟爱有加，倾情培养，那个学生却表现得比老师更务实，更顺应潮流。安德烈亚斯本能地把自己对学术的心态转移到对学生工作的评判上来。比如某个题目是否已经充分论证，到底该不该出版？两个人的合作课题是否完全覆盖了课题的枝枝节节，该不该牺牲真实的认识去迎合时间的压力和个人的野心。安德烈亚斯力图去掩盖内心深处的矛盾，他很担心自己没有把知识完全传授给学生之前，就和他们有了隔膜。这令他很悲伤。他对那个有些功利的学生隐隐地有了厌恶，但他热情地教学依然没有受到影响。哪怕他内心斗争得很激烈，但他做出来的却是那么地理性。霍普特曼有一次十分准确地评价了我丈夫爱护别人的事实：“他是多么狂热，又是多么温柔。”
安德烈亚斯神经质的一面，很难让别人视而不见。有时，这也会成为他的负担，造成他内心的焦虑和不安，耗费了他的精力。他不是那种完成了工作，就去享受轻松的人，他甚至连星期天都不放过自己的研究或讲座。他本是一个身体健壮的人，我初次见到他时，他结实得像个军人。后来，他常是筋疲力尽、忧心忡忡的样子，我都不敢和他说事儿，怕增添他的烦恼。单调的教学，周而复始地看学生的作业，需要花费他大量的时间。安德烈亚斯更倾向于做研究，把时间花在探究学问上。鱼与熊掌不可得兼，这种神经质的心理更让他自己也感到苦恼，反过来对他的身体有害。
安德烈亚斯在教学的琐事中奋力挣扎，但似乎做得还不是得心应手。这些琐事直接影响着他的学术进展，这似乎是命运在故意跟他找岔子。他整个一生都苦于自己无法尽善尽美，他在德国老家所受到的不公平的对待，根源也可能源于此。我曾替一个很为他着想的人问过他：为什么不愿把自己的小传提供给百科全书呢？当时，他正站着沏茶，听后默不作声，晒黑了的脸变得苍白起来。他的眼睛盯着对面的墙，直楞楞的，有些犯傻的样子，好像是一个正在被提问而又不能流利地答出问题的学生。他很快放下手中的杯子，他的手在发抖，他的内心为何这样波动起伏呢？很惭愧，作为他的妻子，我说不清楚，因为我没能走进他的内心，打开他的心房。
他偶尔也会以极端的方式放纵一下自己。那通常都是因为某事神经紧张到了极致，无法控制自己的情绪，就宣泄一下。别人却几乎被吓坏了。对他来说，只不过是为自己找个恰当的借口，在平静的生活秩序中释放一下自己的情绪。
我们在结婚的头几年，发生过这样一件小事：我们买过一条很大的纽芬兰种的看门狗。一个夏天的夜晚，安德烈亚斯光着身子，快速地溜进花园，跑进客厅，想看看那只狗是怎样的反应——是把他当成主人，还是当成一个入室的小偷？狗根本不熟悉他当时光着膀子的样子，他就像移动着的一块肥肉。他专注地观察着狗的反应。这无法让我们说，这是对，还是错。很显然，他这不是单纯地在玩，而是表现出了他的双重意愿：有一个既爱他，又能保护他的玩伴。狗到底还是聪明的动物。这条狗在极度紧张之中，一下醒悟过来，奔向他，叫着，又后退着，后来又跳到他的肩上，给了他一个快乐的拥抱。我丈夫开心地笑着，为自己的举动和狗的反应而得意。
我丈夫平时给人的印象是少言寡语，言行节制。不管他对别人是不是投缘，他都是这样。很多人都欣赏他的这种内敛。他有个好朋友叫弗兰茨，是他在波斯考察团时的伙伴。弗兰茨谈起当年的话题，总是眉飞色舞，坐在一旁的安德烈亚斯总是一声不吭。他给人的印象是对这个话题并不感兴趣，之所以听着，仅仅因为这是些亲切的回忆罢了。有时即使参加讨论这个话题，他也是三言两语。其实，这个话题不只是揭开了他那段伤疤，也深深搅动了他对美好时光的眷恋。有时候，他也情不自禁地回忆起那些生活的片断：和总督共度的夜晚，仆人、马、猎狐小狗，还有他的蜥蜴，离开了这一切他挺伤心的。有一次，他的一个朋友曾谈论起这一样一个夜晚：“晨曦将至，我已经发困得做不成任何事情了，但讨论还没有结束，大家都还在闲聊。有一次，他给我们朗诵奥马尔.海亚姆的四行诗。那些诗读起来不像是在抽象地谈论波斯，而像是看到了波斯天空下的某处风景。诗篇中流露出东方的智慧，波斯人谈论着爱情和美酒，字里行间充满着喜悦的精神和他们特有的温柔。”
在我看来，东方精神被赋予了一种可感的形式。在安德烈亚斯那里，精神和肉体是难以分割的。他的学生都知道，他在上课之前十分关心学生们的卫生细节，好像那是研究课题的一部分一样。尽管他本人对自己的身体和健康并不在意，然而他对自己身体的洁净程度，却是十分看重。他在沐浴之后，常以东方的方式在身上涂上油膏，严谨得常让我发笑。别人可能会开玩笑地说，要是他的身体不能确切地体现出他的智力，那么他的身体就是一种神秘地存在。
我经常会想起玛蒂斯·克劳蒂斯写的一首诗，我丈夫也喜欢经常引用它，而且每回都很快乐地朗诵它。这首诗很短：
你看到头顶的明月了吗？
我们只见到一半
但它足够圆润美丽——
从青年到老年，安德烈亚斯的人生轨迹，都不像人们所想的那样清晰。他的一生既不连贯，也无明显的断层。我几乎不知道他第一次见到我时，是莽撞冲动，还是镇定自若地故意表现？他这种表现，也许只是他双面性格中的一部分，让我只见到了一半，但也足够“圆润美丽”。我想正是这一点，使得一些人，认为这就是他的魅力所在。确实如此，除了他有时表现出来的内心矛盾外，他的身上常常散发出一种不可否认的魅力。在他85岁生命行将终结时，他似乎根本没有死亡或靠近死亡的念头，就遁入了虚空，像个不谙世事的孩子。
在他很老的时候，我们呆在一起的时间更多了。我有时会想，他即使没有过上一种如愿以偿的生活，他已经表现得很超脱了。以他的性情，他可能会是一个怪物、罪犯或者贪得无厌者。他在这么多年里，保持着生命的完满，以善良而快乐的心情，展现出他生命中温柔的一面。在人们的眼里，他是受人爱戴，令人愉快的。
我在这里谈到他，比起那些对他充满善意的人们的回忆，是很少的。当我看到他生前住过的房间，我就意识到这一点。在那里，即便是最平常的事物，也都能无比生动地说明他的存在。他曾经真实地生活过，一想起来，就栩栩如生。
有时，我朝窗外的果园望去，好像看到他正在黄昏中散步。在夏日夜晚的一抹红霞中，他会躺下小憩，心中依然思考着那些缠绕的问题，让他忘却身边的任何事情。有时，他起身像动物一样地踱步，学着鸟儿的叫声，直到把它们惊醒。鸟儿们轻轻地回应着，人和鸟亲密地交谈着。就像鸡窝旁的一只雄鸡，在母鸡睡得正酣时，用叫声将它们叫醒。
说起模仿鸟叫、鸡叫的本领，安德烈亚斯无愧于是一个语言学的学者。在模仿动物的叫声时，学习过语言的经验对他来说，十分重要。在这一点上，仿佛他那些同行加起来也抵不上他一个人似的。
遗憾的是，他曾经这样的“叫”过我，却没有将我“叫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