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82年11月，我和保尔在柏林定居。“三人同盟”变成两人搭伙，日子安稳了许多。尼采则又开始了浪迹天涯，像一个中国古代的诗人一样，过着行吟生活。最终，他选择了意大利的热那亚，在那里离群索居，过着忧郁的日子。
这期间，他曾写下了一首《忧郁之歌》：
从前我是如此沉沦，
沉沦在自己的真理般的幻想之中，
沉沦在白昼的渴望之中。
白昼让我倦怠，阳光让我憔悴。
我沉沦向下，向着黄昏和黑影，
一切都被一种唯一的真理
烧焦而枯槁。
你想起了吗？想起了吗？
我燃烧的心啊，
那时你是如何的焦渴。
尼采的离去，也让我冷静地思索着过去几个月的生活。我的结论是：即使尼采不离去，我们也不可能有结果。套用婚姻中的俗语就是“性格不合”、“门户不对”，即使结合在一起，也未必就能幸福。
我欣赏他的思想，为他的气质迷醉，现在重新产生的距离让我清醒过来。我从他那变化莫测的语言中，探寻着让人眼花缭乱的思想，他人生最大的特点就是痛苦、孤独和悲观，是从叔本华那里一脉相承下来的悲观主义。
他这种悲观、孤独、痛苦的人生观，对于一个年轻的女子来说，肯定难以接受。仅此一点，我们之间就不可能有任何结果。虽然钦佩他的思想，但是我不会为他的思想而活着。尼采的思想毕竟是尼采自己的，永远不可能变成我的思想。如同我嫁给了尼采，别人会叫我尼采夫人，也还是会打上尼采的烙印。
我曾经在一篇日记中反省自己：“我们真的很近吗？不，我们远未达到彼此靠得很近的程度。恰恰是几个星期前还让尼采感到高兴的那些想法，会造成我们之间的隔阂。我们在本质的深处，彼此间是有着天壤之别，尼采就像古堡中幽暗的地下室，在外面很难看清里面隐藏着什么？有一件事情非常奇怪，前一段时间，我突然产生了一个强烈的想法，我和尼采完全有可能成为敌人。”
这是一个不祥的预感。
尼采是一个极端思想的人。孤独让他绝望，让他的思想变形。在莱比锡分别后，尼采似乎被他自己所造的流言弄得不愉快起来。我是从斯坦因那儿知道这情况的，他是我们的一个亲密朋友，他曾去拜访过尼采。他试图说服尼采跟我们和解，消除相互的误解，不过，尼采摇头说：“我所做的这一切都是不可原谅的。”他刚刚康复的身体，再一次旧病复发。
到柏林不久，我收到了他写的信：
“一个孤独的人正可怕地怀疑着几个他所爱的人——特别是当怀疑他们讨厌他的整个人的时候。为什么我们的关系现在缺少一种明朗化？难道是我说话隐晦？我一旦产生了信任，你们就会看到，我也就拥有这个词。直到现在，我总是不得不沉默。”
他想挽回我们之间的关系，想让我们回到萨库蒙特山上畅谈时的那种状态。可是，当一个人对另一个人有了更多的了解时，也就不可能回到过去了。再说，我能接受的关系，并非尼采真正所要的关系。
同样，三十八岁的尼采在周围的人看来，尼采不只是要找一个传递衣钵的女学生、一个善于倾听的红粉知己，更需要找一个时时能够撞击他的灵感的情人、一个能够全心全意伺候他生活的老婆。这对我来说，几乎是不可能完成这样艰巨的任务。最主要的是，在与基洛特分手之后，我还没有将婚姻放上日程表。
我给尼采回了信，冷静而礼貌，这似乎惹恼了他。尼采以为我和跟保尔在一起，把他忘记了。他发疯似地给我写信，措词越来越不注意，神经质又发作了。在信中，他这样写的：
“我相信，对你身上的优点和缺点，没有一个人像我想得那么多。不要为你自己辩护，我已经为你辩护了，而且比你能够辩护的做得更好。像你这种人，只有那些具备崇高目标的人才受得了。”
“你在尊敬、感恩、虔诚、礼貌等方面是多么地贫乏，姑且不论其他更高的品性。你勇敢吗？你不会背叛吗？如果我这样问你，你会怎么回答呢？”
“难道你当时就没有感到，像我这样一个男子向你靠近时，你需要极大的自制力吗？你已经和所有男人中可能的最宽容者打交道，但是要请你记住，我憎恶狭獈的利己主义和可耻的软弱。没有一个人会像我一样，会轻易地被憎恶所征服。无论在哪一点上，我都不曾让自己受骗两次。”
“你要当心！我要是指出你的整个德性，那可不太好看。如果您对可怜的人，都还要由着您的性子，谁还能与您交往？您造成了伤害，您给别人带来了痛苦，这不仅仅是给我一个人，而是给所有所爱的人，这是一把悬在您头上的剑......”
“要是我来创造您，我就、会赐给您更多的健康，但我首先会给您一些比健康更重要的东西——比如更多一些友爱。您想想，这种自私使得人没有爱的能力，使得生活的感觉成为一片空白，这可是您所信奉的，而这正是人性中最令我厌恶的。再见吧，我亲爱的，我不会再见到您。保护您的灵魂，不要让它受到如此人为的伤害。”
这真是让人可怕。尼采的这些信，彻底摧毁了我们三个人之间关系。
在这段时间里，保尔出面保护了我，使我不至于出丑，他把这丑闻掩盖起来了——我是在几年之后才明白过来的。当时，尼采对我几乎陷入了谩骂。保尔为了不影响我的情绪，尼采给我写的有些信件并没有到达我的手里。尼采在那些信里诽谤我，我至今无法说明其中的原委。
不仅如此，保尔还对我隐瞒了这事在尼采家里所引发的震荡：他家人齐声反对我，甚至厌恨我，说我先是勾引了尼采，然后又抛弃了他。这种情绪在尼采母亲身上表现得尤为明显。伊丽莎白给我写了一封极不礼貌的信，将我数落得一无是处，声称我连巴黎的站街女都不如，这当然激怒了我，让我不得不与他们决裂。
从那以后，我听从了保尔的策略，远离所有这一切，拒绝听取与此有关的更多的东西，不理睬来自尼采一家的攻击。
但是，这并不妨碍我继续用另一种形式关注尼采。
尼采在热那亚住了一些日子之后，离开了这个城市，继续沿着海岸边漫游。说起离开热那亚，他在给朋友加斯特的信中说是：“寒冷、疾病，我深受其苦。”这年冬天，他来到了拉帕洛这个迷人而幽静的小海湾，住在海边的旅馆里，夜晚的海涛声让他难以成眠——每天早上，尼采都会沿着海边的一条山间小道攀行，这条小道在一片松林之间，俯瞰着整个大海。傍晚。尼采则会沿着海湾散步，看着渔民织网泛舟。在如诗如画的风景面前，尼采绝不会停下他的思考。
一天上午，尼采的朋友莱兹克来看他，尼采还躺在床上。莱兹克不安地问：“你这是怎么啦？”
“我病了。”尼采抬起头说：“我刚分娩了，我需要休息。”
莱兹克以为尼采是在说疯话。
原来，尼采刚刚写完《查拉斯图特拉如是说》的第四部分。
《查拉斯图特拉如是说》的确像是尼采的儿子，尼采前后大约“孕育”了10个星期，终于诞生了。
在最后的篇章中，尼采向我们展示了极为优美的语言、极为虔诚的思想：
“别让你们的道德远远飞离大地的一切，用你们的翅膀搏击永恒的墙壁吧！唉，总是有如此之多的道德走向迷途！”
“像我一样，把道德的迷途带回大地——是的，带给血肉，带给生命；如是，它可以赋予大地以意义，一种人的意义。”
在这本书中，尼采向外宣称，超人到来了。预言者一般。
这是一次痛苦的分娩。
这是一次人性的挣扎。
这是一本为大众而来，却很少有人读懂的书。
正当尼采的《查拉斯图特拉如是说》进入写作的尾声时，瓦格纳在威尼斯病逝的消息传来。尼采禁不住流下了泪水，忧伤地对朋友说：“与一个最敬爱的人对立了六年，这是一件多么不容易的事。我不得不反对的瓦格纳，最终还是衰老了，至于真正的瓦格纳，在某种程度上，我还会是他的衣钵的继承人。”
其实，在瓦格纳去世之前几年，他已经原谅了尼采。当时，他听说尼采的健康状况恶化后，给玛尔维达写信说：“我能忘记他吗？这个以如此激烈的方式与我分手的朋友？我非常清楚，要求一个被如此激情折磨的灵魂合乎常情的思考是不恰当的。一个人必须对此沉默，并心怀同情。但是，我对他的生活和痛苦一无所知，这令我很苦恼，我能不能冒昧请你把我朋友的消息写信告诉我？”
后来，尼采写下了《偶像的黄昏》、《瓦格纳事件》、《反基督徒》、《强力意志》等数本卓有影响的书。
不幸发生在1889年。这年1月，尼采在都灵的阿尔贝尔托广场散步，看见一个马车夫一手拽着缰绳，一手用鞭子抽打着马背。可怜的马儿在车辕里苦苦地挣扎着。尼采从远处跑来，泪流满面地抱着马的脖子，结果摔倒在地，昏了过去。第二天，当尼采醒来时，他就出现了精神错乱。
玛尔维达夫妇接到消息后，赶到了都灵的旅店，这时只见尼采用手肘弹击着钢琴，高声唱着他的狄奥尼修斯颂歌。他的病情加重了，玛尔维达夫妇不得把他带来巴塞尔，并送进了精神病院，然后通知了尼采的母亲。
我不知道，这对他来说，是偶然，还是必然。尽管我们之间的关系出现了问题，但我还是不愿意看到他这种场景。
11年后，也就是1900年8月，尼采在魏玛病逝，他的妹妹伊丽莎白陪着他走完了生命全程。
尼采留给世间最后的话竟是：“上帝死了！”
遵照他生前的交代，朋友们没有请牧师给他做祷告，而是由加斯特做了一个简短的致词：让他的遗体安息吧！他的英名对一切来者都是神圣的。
加斯特应该是理解尼采的。因为尼采作品的价值更多的是在新世纪才显示出来。
保尔一度很后悔把尼采介绍给了我。当然，也不能这么看，尼采虽然让我难堪过，但他给我的启发远远甚于这些难堪。那是一个彗星般的人，在我的1882年闪过。
1894年，我所写的《尼采及其著作》一书出版。这时，尼采住在精神病院里，对外界已经失去了反应。这也算是我们在1882年相识一场的纪念。
在写作这本书时，唯一使我动了情绪的事实是：在他成名之后，众多年轻作家在没有理解的情况下信奉了他的思想。甚至我也只是在了解了他这个人之后，在仔细彻底地研读了他的作品之后，才完全地理解了他。我只是想了解在这些客观印象之上的尼采形象。因此，就让他在我心目中的形象永存吧。
尼采在活着的时候，曾经在写给玛尔维达夫妇的一封信中，信中是这样提到我的：“即便她性格中有不好的东西，我仍然思念她。正因为我们有许多不同的地方，所以每一次交谈，我们都能得出一些有益的东西。我从来没有遇见过一个人像她那样对我的问题没有丝毫的偏见，她总是那样真知灼见，有备而谈。从那以后，我就觉得再和其他人交往的时候，我仿佛注定要么保持沉默，要么就采用虚伪的方式......”
但愿，在他的心中，对我的形象如他所说的这般吧。
离开莱比锡后，保尔和我在柏林定居了下来，租了三间房子。我们原先准备移居巴黎的计划先是搁置，随后彻底放弃了，因为那时屠格涅夫病逝了，保尔不需要再到巴黎和他碰面。
告别了尼采，我开始了一种全新的生活，不需要再在三个人中间纠结。
那时，我们所梦想的生活已经实现，周围有一帮年轻的学者，有几个还是大学里的讲师。短短几年时间，我们的圈子迅速变大，人员也常常有变化。圈子里的人都把保尔叫作我的“荣誉女仆”，而我则被尊称为“阁下”。我的护照上就是这么写的，这个称谓是根据俄罗斯的惯例传承下来的，因为我是一个贵族的独生女。
夏天，我们离开柏林去避暑时，如果是在学校放假期间，有些朋友有时会与我们同行。有一回，在塞勒里那，我们跟磨房工人生活在一起。直到晚秋的第一场大雪降临，保尔和我才动身去南方旅行。那时，兰科特地区还没有通火车，我们乘坐的是一辆邮递马车，一路上缓慢前行，就像今天人们驾驶私家车出游似的，不管是白天还是晚上，任何时候想停就停下来。
至于我和保尔之间的关系，虽然同住一个屋檐下，但我们并没有朝婚姻直奔而去。直到1887年，我们分手，也没有成为真正的夫妻。这是上帝的安排，还是命运的使然？我真的说不清楚。就像另人用怀疑的目光打量着我们时，我也没法解释两个人的关系一下。
在柏林，我们没有固定收入，生活上实行的是AA制，一人出一半。我们旅行到过很多地方，但手中的钱似乎还有所盈余。每个月，我可以从我母亲的养老金中拿到250马克，保尔把他的钱定期放在我们共用的钱包里。手头拮据时，我们就学着储蓄和节约。
有一回，我们打算在维也纳过冬，我的三哥尤金当时在那儿攻读研究生课程。不过，这次没有达到目的，原因说来很可笑：维也纳的房东认为我们俩是在谈恋爱，只给我们一张床。于是，我们提前返回了柏林。
正是在这段时间里，我写了第一部书——《为上帝而战》。我之所以这么做，是我母亲要我回去。尼采的妹妹对我和她哥哥闹僵了很不开心，到处说我如何不检点，如何欺骗男人，像个交际花似的。她还给信给我母亲。我母亲是个要面子的人，本来她就不赞同我和保尔这么同居下去，怕我虚掷青春，所以借机要我回到俄罗斯。
我母亲说，如果我不尽快回去，她将不再按月给我邮寄250马克的生活费。因为经常要旅游，我们的生活本来就很清贫，如果再失去母亲的接济，那房租都会成为问题。
朋友们帮我出了一个主意，如果在这里写书的话，就有了继续留在德国的理由。于是，我决定用这个方法来说服母亲。没想到我的写作生涯一开始，就一发不可收拾。
尼采说，“悲剧是把个体痛苦的毁灭演给人看，却使人从人生的悲剧中获得审美快感。”尼采与我分手了，但他的悲剧思想却在我的心里留下深深的烙印，也浸润到我的作品中。
当时，尼采的那些思想有些深奥，我想用小说来表达这种思想，可能更能让人读得懂。这就有了《为上帝而战》的这本书。
事实上，我的目的还真达到了。不过，母亲不让我在书的署名中使用我的姓氏，因为她不无法评估这会对我的家族产生什么影响。因此，我用了一个假名——“亨利·露”，这其实是基洛特送给我的教名。
这本书于1885年出版。书中有与尼采相遇的影子，也有吉洛特牧师分手的情形，虽然算不上自传，但把我们不同的人生观、价值观和生活观都揉了进去。我也用这本书为自己二十四岁的生命画上句号。我又要开始新的生活历程了。正因为如此，这本书写得很顺利，几乎是一气呵成。
让我高兴的是，这本书虽说有些幼稚，但在当时的德国文学界得到了好评。外界评论称，“行文如行云流水。”这部小说更是触及了德国知识界颇为困惑的一个问题：人一旦失去了上帝的信仰怎么办？
在男性作家占统治地位的德国文坛，这篇小说像清风一样吹过。“莎乐美”这个名字很快就传开了，人们并没有去理会那个叫“亨利·露”的笔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