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胆子本来很小，幼时常听见邻舍的老太太们谈鬼说狐狸精的故事，往往吓得躲进母亲的怀抱。八九岁后，又看了一些神怪的小说，胆子更小了，不敢一个人睡在一间屋里。对我来说，这次的“惊险”，不亚于上了一次真刀真枪的战场。几小时，比过一年还长。但是，人是有理智、有弹性的，往往事情到了极限，反弹的力量反而更强。面对着那个死人的铺位，听到埋棺材时的人声，想起刚刚发生的一切，一幕幕惊骇可怕的场面，在脑子里“过电影”。越想越害怕，用“毛骨悚然”来形容，是远远不够的。看看表，那个来接班的人不会很快就来的。走出去么？一片漆黑，离那个新坟不过半里地，看见了更会害怕。怎么办？一转念，蓦地想起王阳明贬谪途中的情景：他和两个仆人走到驿站那天，一人患瘟疫很快死了。另一个年轻人，埋葬好那个死人，回到驿站也死了，只剩下王阳明一人守着那间破驿站。屋里没灯火，一片漆黑，他正面临着瘟神死亡的威迫。突然间，听到不远处传来一声老虎的吼叫。驿站的门窗早已破烂，东倒西歪，如果被老虎发现，必死无疑。这时，他害怕，无法摆脱困境，都是肯定的。但他却想到：圣人到此，将何以处之？王阳明是一位想学圣人的理学家，平时对“居夷处困，动心忍性”、“动察静存”、“不动心”的修养，有过很深的功夫。他静静地想着这个问题，一动不动，居然度过险境。我想：古人能对待那样的处境，我面前的一点心理上的恐惧，又算得什么？这样，理智占了上风，心里也就坦然了，终于渡过了几小时的难关。
就在接二连三死人之际，队里交了一项新任务给我，要我到离连队本部几里外，翻过堤坝，距湖地工棚约半里、一片荒凉的瓜地上，看守瓜园。晚上就睡在临时搭起的半人高的棚子里，床铺、蚊帐都已安排好。瓜地不过一两亩，种了一些香瓜，长得不好，没人照看也不会有人去偷的。任务派下来，自然要去。这倒没有什么，但晚上去的中途情景，却令人担惊受怕。上文说的接二连三死人的那段时间，迷信色彩很浓厚的猫头鹰（鸱枭）也趁机凑热闹，每晚就在离宿舍不远马路南侧的丛林中，放开嗓门，此呼彼应，大声叫唤不止。那种声音就像大力摇一个破铃铛一样，“格格”不停，让人听了毛骨悚然。传统迷信说法，它叫唤是死人的预兆，听见这种声音的人，也会遇上厄运。听到的，决不是我一人，难道都会走厄运吗？我倒不相信迷信的说法，但那种阴森可怕的气氛，听了也不好受。叫声在空阔的旷野里来回激荡不已，一直把我送过大堤，才慢慢听不见了。巧得很，正在“格格”高潮过程中，我独自一人，一手提一只半明半暗的马灯，一手扛一把铁锹（为了防狼或蛇的侵袭），从连队出发，走过漫长的田埂和两排几十口渔塘间的小路，一步一滑（路上经常是一坑水、一坑泥），稍一疏忽，便有“一失足成千古恨”掉进渔塘的可能。我不会水，距连部已远，四处无人，渔塘很深，掉进去必死无疑。这还不要紧，最让人惊吓的是：手中马灯一摇一晃，惊动了成百上千的水鸟，轰的一声，天崩海啸一般，从所有渔塘里猛然飞起，呼啸而过，一霎间让人丧魂失魄。那份凄惶的情景有谁知道？知道了，又有谁同情？这时，得到的唯一安慰，是一只跟我去的黄犬。它平时睡在我的房门外拐弯处、我给它铺的草窝里。吃食时，我给东西吃。每天下工回队时，它总是摇头摆尾老远跑来欢迎我，很有感情。这时，它看见群鸟骤起，不但不怕，反而兴趣很高狂奔地去追逐。我看了，不觉大笑，惊恐的情绪顿时安定下来。因而想到：“人”几乎都将被迫变成“鬼”的这个世界，到哪儿找真正“人”的朋友？人，远不如一条忠实可靠的狗。又想起两个古人的故事：张俭，到处逃躲宦官制造的“党锢”之祸，无人敢收留他。杜根，他宁肯为人作佣保、打零工去逃难。不知道当时他们是否也有一只黄犬跟着？这时，心潮起伏，很难述说。于是，结合自己和古人的情况，写下在干校的第一首诗，题为《望门》。
望门无处投张俭，
舂保何人识杜根？
漫野枭鸣声格格，
独携黄犬守瓜园。
在干校的三年里，感受的也不完全是压抑和紧张，也偶有一点惬意之时，一二乐趣，那是在后期，会少、闲多的时候。有机会进城，和一位同事一道到温泉洗澡，休息够了，回到县城小饭馆里，喝上几杯，还买点菜带回去吃。来回几十里，边游边聊，颇有兴致。有时还到几里外的湖边渔舍，看他们网鱼，就买下大鱼，在他们大锅里煮食，其味无穷，遇上天朗气清，几位较熟的女同志叫我同她们一起，到不太远的山坡、村舍，采集灵芝、药物、野花，或在桂树下拣点桂花，那里一片桂花香，熏人欲醉。她们还折下茉莉花枝，教我如何放在瓶中让它发芽的方法。说说笑笑，半天的时光，就打发过去了。还有一个女孩子要我教她下围棋，教写毛笔字，或打乒乓球，生活倒也不寂寞。有时，也到临时的图书馆，借阅中华书局送去不全的“二十四史”。这些书，都是年轻时翻阅过的，老友重逢，别具一番情趣。这段生活，回想起来，令人难忘。
那时，队里有了几年的劳动积累，粮食、蔬菜、肉食，供应充分，伙食大大改善，每顿都有鱼肉或鸡鸭供餐。我每顿可吃半斤以上的主食和一大洋瓷碗菜，有荤，有素，白天也只象征性劳动几小时，也不开会，晚上睡一大觉，不忧天，不愁地，倒也乐得其所，悠闲自在。我有诗句云：“……泛泛波中凫，悠悠濠上鱼。静观天趣在，不厌向阳湖。”和刚到向阳湖的心理、情致，已大有差异。
我和舒芜同志，同在古编室和编译所工作多年，1957年又同成为“右派”，多了一层关系。这时，他的爱人在中学当教师，“文革”初期，可能受他的牵连，“右派家属”的身份，成为该校革命派的重点整治对象，惨遭毒手，被打死。他家里上有七八十岁的老母，下有三四个未成年的孩子，凭他早已降了几级的微薄工资，养活一大家人，心情可想而知。幸亏他开朗，还未忧劳成疾。同在干校劳动，对他很自然地有“同病相怜”之感。劳动之暇，如果晚上不开会，我们便常在一起天南地北长谈一气。我在1972年离开干校本部暂时到丹江口分校报到（仅住了两晚就回北京了，算是对干校生活的结束）时，写过一首留别的诗赠他，有句云：“……诗与人俱老，交随患转深。”这两句颇为确切：他的诗，比以前更老劲坚拔多了。人，不仅年龄增长，心情更是苍凉老到。其后多年，朋友们见面时谈及当年的事，还常常诵念这两句诗——似乎已成了名句。
他是安徽人，喜喝六安茶。晚上休息时，我常到他宿舍闲谈、喝茶。有时，天清月净，四面寂静无声，远处湖水澄碧如画，我们就坐在院中桐树下乘凉。各拿一把大蒲扇，坐在小竹椅上，一边闲聊，一边在我们自制的汽油炉上煮水沏茶，谈天说地，道古论今。回想起来，那种生活，也是人生难逢的。谈到人生的穷通荣悴，变化无常而有常，颇有感慨。因而白居易的名句：“松树千年终是朽，槿花一日自为荣。”这是白氏悟道之言，颇合庄子《齐物论》之意，值得我辈用来自解。我的干校杂咏诗中，有一首即咏此事，诗云：“漫道还乡未是家，夜凉桐露共烹茶。碧天澄水四山静，妙语清谈到槿花。”
上面谈的全是我在干校的事情，还未谈到对咸宁的感受。古时有位到处化缘的和尚，他有个戒律，在一地点不住三天。一次，在一个四无人烟，仅有一棵大空心桑树住下，觉得很好，颇有留连之意。他马上意识到：他对那里已有了“情”——“情”是佛家最忌的，于是赶紧走了。所以后来有“不留空桑”的说法。佛家说“缘”，不讲“情”，俗人则尤重“情”，按佛家的说法，我到咸宁是“缘”，而且住了三年，远远超过和尚的戒律。又是个大俗人，自然不免要由“缘‘生’情”了。我吃了三年咸宁土地上长出的粮食，对它怎能没有感情呢？
咸宁雨水多、潮湿，那是自然界的现象，怪不了咸宁。全国比它雨水多的地方不少，难道那里就没有生活？正因如此，可能比别的地方生活得更美好。试看广州、深圳，它们的发展，比哪儿都快、都好。因此，不能由于自己习惯了干燥气候，而产生偏见。雨水多，就使它能一年种两次水稻，使它的水产和其他农作物十分丰富。她，山清水秀，到处茂林修竹，桂花飘香，汩汩的温泉，洗涤净红尘的尘垢，等等，都是北国乡土所少有的。农民朴实善良，都是去过干校的人一致的看法。一位曾在干校呆过的老同志，隔了几年，他一个人又自费回到干校原地，在老乡家住了几天，到各村访问、慰劳，班荆道故，畅叙当年的情景，还写了好多首诗，记下那次不寻常的旅游。可见咸宁这块胜地，是让人永久不能忘怀的地方。改革开放以来的巨大变化，咸宁日新月异，更不用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