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城外】
一
我去采访朱老，是去冬的一个晚上。众所周知，他既是我国著名的文物专家、历史学家，又是享誉京城的京剧“武生宗师”杨（小楼）派传人。赶巧，我进门就听说，他刚从湖广会馆主演两出戏《鸣凤记》和《天官赐福》回来，才卸过妆，眼角眉梢上的胭脂还未洗净，尚依稀可辨哩！
那天，朱老的女儿传栘和传荣正好都在家，她俩得知我是来自鄂南的“老乡”，便你一言我一语，不时地为“主讲人”父亲“帮腔”，使我得以了解他们全家下放向阳湖的详情。
“文革”之初，朱老在故宫就受到批斗，后来“解放”不久，便带着夫人赵仲巽和小女儿传荣下到干校。儿子传棠和大女儿传栘也远走他乡插队。那时，朱老虽早已年过半百，还得去咸宁火车站卸煤，去嘉鱼潘家湾运砖，偶尔还要推着板车，来回走几十里路，去县城拖盛咸莱的大缸。平常日子在连里，一天要给厨房挑二十多担水，打满十二个水缸，但他任劳任怨，毫无惧色。他总是竭力去适应新的环境，而不是排斥、抗拒它，倒也过得坦然。
我插话道，我曾去采访故宫徐邦达老先生，他提起这段干校生活就恼火。朱老马上笑起来：“各人的感受不一样，其实我倒觉得没什么可抱怨的。我这么说并不是卖膏药，说大话，因为一方面我的体力还能够承受；另一方面我也坚信这种劳动不可能是无休止的。”传栘听了补充道：“徐先生为什么感到苦，因为体力吃不消，又不会干农活，就被人抓住把柄，批斗会随之而来。不像我爸，适应能力强，‘大丈夫能屈能伸’，此之谓也”。接着，朱老叙述说，后来大队部听说他会唱京戏，便派了一个很光荣的任务，帮助文艺宣传队排练《红灯记》。朱老每天早上五点起床，自己先练习，再教学生排演。他和历史博物馆的许青松都扮演过李玉和，不仅在干校和附近生产队频频“亮相”，也去咸宁、温泉巡回演出。1971年夏，朱老转到了均县，还扮演过《沙家浜》里的郭建光……
自然，在干校仅仅这点“精神生活”是远远不够的。朱先生便偷偷进行童话创作。最初写的是《一只皮箱的自述》，他带到干校的皮箱是他父亲去英国牛津大学念书时带回的，随他经历了国与家的巨大变迁，因此，写皮箱就是写他自己。另一篇讲的是小黑驴的故事，在均县，拉石头的驴长得特别好看，圆圆的脸，双眼皮，身上的皮都磨破了，还继续干活。一天，小黑驴的妈妈被石头砸折了腿，不能干活了，就得坐以待毙，可怜小黑驴从此结束了童年生活，重复妈妈的命运，而它还问人家：“我的妈妈哪里去了？”此外，还有一篇写小狗，说的是在向阳湖，有只被人遗弃的小犬，朱老拣了回来，朝夕相处。但他调丹江之前，狗显得特别烦躁，在房里来回走动。他猜想，狗一定觉得人靠不住，到时候便把它扔掉了，一点友情也不讲。时隔二十六年，传栘生动地“辩解”道：“其实，那年头我们自己的命运如何，都不知道，舍不得它也没办法。而且我爸怕招惹是非，这几篇童话也没敢公布于众。”朱先生点点头，接过话题说：“在咸宁，我还养过猪，人们常说‘蠢猪’，其实不然，猪可聪明极了。比如竹板圈起的猪圈，哪个地方最薄弱，它一定会视为进攻重点；干校后期，西瓜多了，猪也知道择食，不再光啃皮吃；再者，猪也顶会享受生活的，你要是伺候得它舒服，它就主动找你亲热。”
然而，和人的感情交流最密切的，还是莫过于狗。杨绛先生《干校六记》里有篇《“小趋”记情》，便是明证。无独有偶，朱老在向阳湖养的小狗人情味更浓。有次他不留神被镰刀划破了手，去干校医院治疗，狗紧跟着进了包扎室，当看见主人痛得厉害，它就摆出一副呲牙咧嘴的样子，把医生护士吓得手直哆嗦。要是碰上连里开会，有人来通知朱老，如果态度好，它就不声不响；如果是造反派气势汹汹地喊：“朱家溍，开会去！”它就会“嗖”地一下猛扑过去，把来人吓一大跳，躲得老远，连声说：“请你快点去，我就不过来了！”
谈得开心，父女三人禁不住都笑出声来。传栘继续对我说：“真是逗人极了！你再想想，甭管向阳湖怎样艰难困苦，我爸却像从监牢里出来，回到了自然界，对身心是一种陶冶。虽然天天劳动，但毕竟还算是正常地生活，不像在北京，到处‘红海洋’，天天批斗会，人简直被弄得疲备不堪了！”
朱老一边对女儿的话表示同意，一边点起香烟，缓缓回忆道：“有次某连队发现了一只麂子，大家都赶去追，群起而攻之。我见了觉得很可笑，为何非这样做不可？我联想到排长单国强曾拣到一只幼麂，喂东西给它吃它不干，绝食！由此看来，大家如何不是天底下另一种麂子，倒不如把它放了！”
父亲的一番话，引发了传荣的兴趣。她向我提到，牛汉先生为此专门写了《麂子》记述这件事；诗人还写过一篇《车前草》，说人前进时，常常因为踏着它才稳住了身子，免于滑倒。两首诗于“四人帮”倒台不久在《诗刊》上首发，传荣一看就知道是写咸宁干校的事，所以记得特别清楚。
我早就采访过牛汉先生，对传荣的介绍“一拍即合”，忍不住低吟了诗中的两句。虽然和朱家姐妹是初次相识，但留下了深刻印象。在紫禁城出版社工作的妹妹含而不露（偶尔亦露“峥嵘”），供职于民革中央组织部的姐姐热情健谈。你听，姐姐传栘又说话了：“我对咸宁有种特殊的感情，可以说受惠于向阳湖，要没有你们那里的鱼，我大概早就不在人世了。”原来她在云南西双版纳当知青不久，染上了严重的肺病，发烧、吐血、月经不调，连油饼、鸡汤之类都是禁食，吃了就拉。转往咸宁后，她那性格刚强的母亲眼看到了这步田地，也没作过多的指望，便对她说：“你喜欢向阳湖哪个地方？将来就把你埋在那里。”没料想，在传栘“生命的最后日子”里，因为天天买一两毛钱一斤的小鲫鱼，用白开水蒸煮当饭吃，竟收到了意想不到的效果。一年之后，由于长时间吃了那么多精蛋白，她身上的肺结核钙化，痊愈了，咸宁的鱼无疑维系了她的“生命线”！也幸亏向阳湖的鱼多，如果在其他山区，不可能有此“口福”。
朱老见女儿谈得那么动情，脸上也显出快意，补充说道：“总之，在咸宁那段劳动生活，给了我很多美的享受。向阳湖的莲子和藕很多，十分可口。但我最难以忘怀的，还是荷花。它色泽异常红艳，花叶又高又大，我时常散步去荷塘，朝荷花道上走，逐渐深入，眼看红花翠盖，就像置身于荷林之中，实在太美了！如果赶上下大雨，冲天雷响声振耳，那种感受也是不去向阳湖难以体会到的。咸宁还有一个美丽之处，是桂花，丹桂树粗大无比，有时你还没看见桂花，就闻见了香味。此外，春天我们作秧池，下雨放水时，听到各种水鸟在头顶上‘喔，喔，喔’地叫个不停，高低音悦耳动听，就像交响乐似的。”
传栘听罢，又在一旁笑道：“爸，您现在长寿，也许多半是因为在向阳湖听过那些田园交响曲吧？”
二
眼看已近十点了，我连忙抓紧时间，向朱老请教第二个问题：“在您的干校‘同学’中，印象最深的是谁？”
朱老不假思索，深情地回答说：“故宫的老院长吴仲超，他是个难得的好人，可惜已于1984年去世。我为什么特别怀念他呢？1957年划右派，我有幸‘漏网’，很多人都感到奇怪。殊不知是因为吴院长关照，我才没有参加鸣放。在一次大会发言时，我发自内心说自己和共产党之间，一没有‘沟’二没有‘墙’。要是我碰见一个官僚主义的领导，是很容易被划为右派分子的，因为我从前加入过国民党，属于‘特嫌’，个别人的逻辑是：‘你怎么没去台湾呢？是不是潜伏下来说不清。’直到‘文革’中我和吴院长被关在一起，他还安慰我：‘你没什么问题，国共还是统一战线哩！’平时在故宫上班，吴院长特别平易近人，总是三天两头到下级的办公室，没事也呆上几分钟。如果你反映意见，他很快会有回音；只要他同意办的事，不管结果如何，他都会承担责任。在向阳湖期间，吴院长被分配看瓜秧，为防止不懂事的小朋友们干扰瓜园，他自备一些糖果，不时用来哄小孩，不料传开以后，周围的农村伢纷纷‘慕名’而来领糖吃。他当时一月工资360元，平均一天12元，不免自嘲道：‘等我看守的瓜长大以后，不是金瓜是什么？’”
吴仲超先生如此幽默，令人体会出一种“含泪的微笑”；而朱老和老朋友王世襄之间的友情，亦使我深受感动。1972年除夕，王先生从向阳湖致信朱老，用诗的形式隐问他何时能从均县返回北国，朱老同样以诗作答：“京都景物想清嘉，洽洽年光入旧家。日炙未消墙角雪，盆梅犹放隔年花。氍毹被地熏炉暖，画烛当筵稚子哗。三载辛勤学老圃，今年依旧系匏瓜。”作者虽有“君问归期未有期”之憾，但并无半点消沉心态。以后，朱老得暇登临武当山，还顿生出“年年霜落后，楝叶满山红”的豪迈诗情。
现在面对着这位外表普通、穿着平常的文化名人，我不仅没有丝毫“距离”，反倒陡增几分亲近。于是，我诚恳地向朱老说：“今后我区开发向阳湖文化资源，还会不时请教您的。”老人爽快地点头：“只要我知道的，一定奉献！”传荣见状，也热情对我说：“我倒觉得你们开展这项工作，提高咸宁的知名度只是一个方面，同时也说明是可遇不可求的‘机遇’，撞上了！巴金先生提倡搞‘文革博物馆’，假如真的有一天建起来，向阳湖自然是其中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全国各地还必须到你们咸宁取经、学习！因此，城外，你从事这项工作很有意义，可以说已经开始从农村包围城市了！建议你们当地把故宫老专家建的房子保护起来，将来或许还能拍卖哩！”
我也打趣道：“欢迎你们全家抽空重返向阳湖看看，朱先生一到，记者们就会随之而来，我们咸宁会更引人注目。”
三
访谈气氛活跃，连朱老自己都说，“今天咱们聊得挺痛快！”对我而言，这正是多见多闻长见识的良机。我又打量一眼客厅墙上启功先生题写的匾额——“蜗居”，便站起身来，进一步“扩大视野”，将朱老家中的陈设仔细看了个究竟：房子还是老式的，家具全是陈旧的，书籍多是发黄的，而且家用电器已显得过时。冬夜生火用的是带有铝皮烟囱的煤炉，和普通人家毫无二致。看到眼前这一切，我心中感慨道：朱老幼承家学，早年毕业于辅仁大学国文系，举凡书画、图书、工艺美术、碑帖和明清历史及戏曲等，均有精深研究，可谓“不名一家，自成绝学。”他又是建国以来向国家捐献文物最多、质量最高的收藏大家，而谁能想到，他自己家里竟是这样的简陋，这样的“不入时”！
怀着由衷钦敬的心情，我大致询问了朱老几十年来三次为国无私作贡献的过程。遵照父母的遗嘱，1954年、1976年和1994年，朱老和兄弟们一共向故宫捐献文物706种（其中多数属国家一级文物，价值约3亿元），向社科院捐赠善本图书2万册，还将祖上传下的明清紫檀家具捐赠给承德避暑山庄，并向家乡浙江省博物馆捐赠了大批宋元字画。
朱先生聊起这些，十分平静，毫无惋惜或炫耀之意。见我想刨根问底，他又笑道：“我最后一次捐赠时，北京有几家大公司的老板无比惊讶：‘您有病吧！这可是价值几千万的东西，怎么不拿来拍一下呢？！’浙江省来的人竟然还问：‘您再想想，我们带去这些字画，可就再不回了！难道您不给子女们留下一点？’”
我问姐妹俩，她们对父亲的惊人之举有无“意见”？传栘的回答实实在在：“我们觉得这些东西都是他的，他愿意这么做，心里高兴，这才是最顺乎人心的事……”因为朱老觉得，这是父亲朱文钧凭借祖上的一点一点积攒和他卓越的眼力搜罗的珍品，要让它们永久留在祖国，决不能从自己手中再流落国外，否则，无非是换些钱或高档电器之类，那简直是对朱氏家风的亵渎！
话说回来，朱老一家也并不是不缺钱花。1992年冬，朱老的夫人病重住院，需立即交2万元钱，而当时家里存款才4000元，多亏故宫照顾，送去了一张空白支票。但一个多月后，当“家属”辛劳了一生的夫人终于去世，过不多久，朱老还是凭自己劳动所得还了欠公家的款。
读者们看到这里，也许会为朱老的高尚情操而动容吧？我个人体会，今天的“夜话”，不仅是一堂难得的“干校史”讲座，更是一堂人生“修身养性”的示范课！